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到了1976年以后，特别是在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官方的政治舞台上的潮汐风云，与民间的觉醒汇在一起，共同把毛泽东渐渐从神还原成人。在那个时候，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的陈京生没有意识到，对人的真正解放，其实才刚刚开始。
1976年的时候，22岁的北京青年工人陈京生觉得，天塌了，地陷了，世界整个翻过去又翻了过来。
9月9日的下午4时，广播里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时间，她所在的工厂里，许多老工人痛哭失声，有的人甚至哭得当场晕倒。陈京生觉得心里很紧张：如果自己哭不出来，岂不是显得对毛主席不忠？她打心底里是忠于毛主席的，她真觉得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前途不堪设想，但就是哭不出来，心里万分惭愧。
工厂的食堂被布置成毛泽东的灵堂，有工人们轮流日夜守灵。家里的盆花，已经被父亲搬走，去布置他们单位的灵堂。不知道当时的北京究竟有多少个毛泽东的灵堂。对毛泽东的追悼，在9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达到了最高潮。陈京生记得，当主持大会的王洪文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一鞠躬”时，车间里所有看电视转播的工友们都顺着次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不想三鞠躬完，王洪文才说“二鞠躬”，那一天，所有的人都一共鞠了五个躬。但没有人敢笑，那种场合，人们的心都被巨大的悲伤和忧虑所压抑。
在那个时刻，毛泽东仍然是中国人心中的神——即使是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那些对抗“四人帮”的青年们，仍然会写下“主席教导永不忘，阶级斗争记心上”这样的诗句。
从思想到身体的统一
在文革中，林彪曾经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中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从思想到身体，都已经被高度统一，对毛泽东产生怀疑，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陈京生当时是北京一家汽车厂里的工人。这是当时中国人的身份之一。在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有了自己的固定身份。首先，会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陈京生一家都是有北京户口的城里人。这种户口，是五十年代初陈京生的父亲奉调到北京组建中国科学院时就获得的。
户口不光是身份的凭证，更是生存的前提条件。城市户口都是带粮油关系的。当时陈京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这里面包含有15斤半面票、5斤半的米票和7斤粗粮票。在当年的粮店里，凭粮票买粮，面票只能用来买面，米票只能拿来买米，粗粮票只能买粗粮。没有粮票，只有饿肚子。而如果你要到外地旅行，就需要事先把北京的粮票按比例拿到粮食部门，换成全国粮票。
除此之外，每个户口，每月还配有半斤油票，通常用来买花生油或豆油。另外一个与之配套的，是副食供应证，每月凭这张证，可以买半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和一两芝麻酱。
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了土地上，实际上，也把每个城市居民固定在了他们所在的城市。陈京生的哥哥下乡时曾经有一个东北女友，但后来吹了，重要原因是她无法把户口转到北京来。如果不是因为工作调动或毕业分配、军人转业，个人想实现户籍的调动可以说比登天还难。而拥有一本护照出国旅行，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当时的人们都希望自己的“海外关系”越少越好，不然每次调动工作或升职、入党填表，到“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栏时，都像是有前科般战战兢兢，又不敢不填——谁知道，“组织上”哪天“外调”，发现了你隐瞒的海外关系，会对你的前途产生怎样影响？
陈京生上学的时候，由学校来管，初中毕业后被分配进工厂，由工厂来管。在学校也好，工厂也好，她的政治前途取决于领导是不是赏识。如果表现不积极，领导不喜欢，就入不了团，入不了党，这样就不会被提拔，永远只能是被领导的小小“群众”。
陈京生进了那家汽车厂以后，在生产流水线一干就是七年。她没有想过调动工作，也没有那个本事去托关系走后门，换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在那个年头，换工作是很难也是很罕见的事。所以，进一个单位就干到退休的人，比比皆是。事实上，虽然只进工厂七年，陈京生也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退休之路——她现在是二级工，将来会一年一年地熬下去，渐渐熬成一个三级工，四级工……可能到不了最高的八级工，就该退休了。
许多老师傅干到退休，也才是四级工，每月工资五六十元。工厂里的老师傅都是这样干一辈子的。
也可以这样说，在70年代末的中国，每一个人，都被自己的身份固定在某一个城市或是乡村。然后，你还会具体固定于一个单位，在那里，你的前程幸福与否，都在你的领导的掌握之中。他掌握你的福利保障，你的岗位调动，你的提拔，甚至你的病假休息。几乎没有人没有单位。社会上也有寥寥的无职业者，被称为“社会人员”，他们多是被单位开除，或是病得不能干活的人，他们也有人管——归街道居委会管。
在这种“人盯人”的管制体制下，人人谨小慎微，唯恐乱说乱动，招来一生的麻烦。人们已经习惯于都说一样的套话，穿一样的“毛式”服装，看一样的样板戏。如果唱歌，就唱那几首钦定的革命歌曲和“语录歌”，如果看书，就只看《毛选》和《艳阳天》、《金光大道》。就算是谁的脑子里曾经有过“毛主席就不犯错误吗”这样的异类念头，也是轻易不敢与人说的。
第一批怀疑者
但是到了1976年以后，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在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人们对于毛泽东的疑问渐渐冒出了心头：首先，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她不是毛的夫人吗？毛怎么会娶这样的女人？他也会看错人吗？接着，毛发动的文革真的是“就是好”吗？那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到这种山穷水尽的崩溃边缘？
10月26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曾对宣传部门做指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经华国锋批准，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
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过去不容置疑的东西，这时都遭遇挑战。“两个凡是”不仅在民间被怀疑，在中共的高层也被抵制。邓小平首先站出来，于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他的信在5月3日被中共中央转发。5月24日，邓又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这一年的7月30日，邓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样的话在当时如石破天惊。它立刻被传开，成为北京市民们私下里的热门话题。议论政治，是当时整个北京城居民最热衷的事。陈京生记得，在1976年的时候，简直是家家户户都在压低声音议论中央政治局里的风波。每次议论完，父母都会叮嘱说，“千万不要到单位里讲啊！”陈京生当然心领神会。到1978年，家庭政治讨论会的热门话题之一，已是北京西单那面贴满议论国是大字报的“民主墙”。
补回被耽误的时间
1978年7月，陈京生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幸运地走入大学。当时，她兴奋地对刚从东北回来的知青哥哥说：我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给补回来！
事实上，这句话也是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而陈京生的哥哥听了这话却不以为然：你是说你是让“四人帮”给耽误的吗？现在你得到的这些，难道不是你本来应该得的吗？
作为一名有九年下乡经历的知青，陈京生的哥哥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文革的认识，要比陈京生深刻得多。他后来陆续道出他所经历过的狂热、幻灭和对前途的绝望，都深深震撼了陈京生。就是陈京生的父母，对这些也了解甚浅。陈京生的父亲曾经说，将来他退休了，就到东北去养老——因为两个儿子都在东北插队，陈京生的哥哥听罢哈哈大笑说：只怕你都到不了那里！因为当时的知青坐火车，比今天的农民工春运还要挤，人们都是从窗口出出进进，在不通长途车的地方，知青们还要去扒过路车，有如“铁道游击队”。
然而，也就是从这全国两千万的知青中，从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接触和个人挫折中，产生出对体制的第一批怀疑者。1978年8月11日，当年的知青，后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伤痕》，控诉文革中“血统论”于人的心灵的创伤，在全国激起巨大的共鸣，从此，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发端。
1978年的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第二天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全文转载，对“两个凡是”予以全面否定。后来的8月到11月，全国各省和各大军区领导人陆续表态，支持这篇文章。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大批冤假错案的被平反，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官方的政治舞台上的潮汐风云，与民间的觉醒汇在一起，共同把毛泽东渐渐从神坛上推下，还原成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陈京生和她的朋友们绝对想不到30年后中国会怎样变化，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人的真正解放，其实才刚刚开始。
1976年的时候，22岁的北京青年工人陈京生觉得，天塌了，地陷了，世界整个翻过去又翻了过来。
9月9日的下午4时，广播里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时间，她所在的工厂里，许多老工人痛哭失声，有的人甚至哭得当场晕倒。陈京生觉得心里很紧张：如果自己哭不出来，岂不是显得对毛主席不忠？她打心底里是忠于毛主席的，她真觉得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前途不堪设想，但就是哭不出来，心里万分惭愧。
工厂的食堂被布置成毛泽东的灵堂，有工人们轮流日夜守灵。家里的盆花，已经被父亲搬走，去布置他们单位的灵堂。不知道当时的北京究竟有多少个毛泽东的灵堂。对毛泽东的追悼，在9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达到了最高潮。陈京生记得，当主持大会的王洪文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一鞠躬”时，车间里所有看电视转播的工友们都顺着次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不想三鞠躬完，王洪文才说“二鞠躬”，那一天，所有的人都一共鞠了五个躬。但没有人敢笑，那种场合，人们的心都被巨大的悲伤和忧虑所压抑。
在那个时刻，毛泽东仍然是中国人心中的神——即使是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那些对抗“四人帮”的青年们，仍然会写下“主席教导永不忘，阶级斗争记心上”这样的诗句。
从思想到身体的统一
在文革中，林彪曾经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中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从思想到身体，都已经被高度统一，对毛泽东产生怀疑，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陈京生当时是北京一家汽车厂里的工人。这是当时中国人的身份之一。在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有了自己的固定身份。首先，会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陈京生一家都是有北京户口的城里人。这种户口，是五十年代初陈京生的父亲奉调到北京组建中国科学院时就获得的。
户口不光是身份的凭证，更是生存的前提条件。城市户口都是带粮油关系的。当时陈京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这里面包含有15斤半面票、5斤半的米票和7斤粗粮票。在当年的粮店里，凭粮票买粮，面票只能用来买面，米票只能拿来买米，粗粮票只能买粗粮。没有粮票，只有饿肚子。而如果你要到外地旅行，就需要事先把北京的粮票按比例拿到粮食部门，换成全国粮票。
除此之外，每个户口，每月还配有半斤油票，通常用来买花生油或豆油。另外一个与之配套的，是副食供应证，每月凭这张证，可以买半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和一两芝麻酱。
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了土地上，实际上，也把每个城市居民固定在了他们所在的城市。陈京生的哥哥下乡时曾经有一个东北女友，但后来吹了，重要原因是她无法把户口转到北京来。如果不是因为工作调动或毕业分配、军人转业，个人想实现户籍的调动可以说比登天还难。而拥有一本护照出国旅行，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当时的人们都希望自己的“海外关系”越少越好，不然每次调动工作或升职、入党填表，到“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栏时，都像是有前科般战战兢兢，又不敢不填——谁知道，“组织上”哪天“外调”，发现了你隐瞒的海外关系，会对你的前途产生怎样影响？
陈京生上学的时候，由学校来管，初中毕业后被分配进工厂，由工厂来管。在学校也好，工厂也好，她的政治前途取决于领导是不是赏识。如果表现不积极，领导不喜欢，就入不了团，入不了党，这样就不会被提拔，永远只能是被领导的小小“群众”。
陈京生进了那家汽车厂以后，在生产流水线一干就是七年。她没有想过调动工作，也没有那个本事去托关系走后门，换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在那个年头，换工作是很难也是很罕见的事。所以，进一个单位就干到退休的人，比比皆是。事实上，虽然只进工厂七年，陈京生也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退休之路——她现在是二级工，将来会一年一年地熬下去，渐渐熬成一个三级工，四级工……可能到不了最高的八级工，就该退休了。
许多老师傅干到退休，也才是四级工，每月工资五六十元。工厂里的老师傅都是这样干一辈子的。
也可以这样说，在70年代末的中国，每一个人，都被自己的身份固定在某一个城市或是乡村。然后，你还会具体固定于一个单位，在那里，你的前程幸福与否，都在你的领导的掌握之中。他掌握你的福利保障，你的岗位调动，你的提拔，甚至你的病假休息。几乎没有人没有单位。社会上也有寥寥的无职业者，被称为“社会人员”，他们多是被单位开除，或是病得不能干活的人，他们也有人管——归街道居委会管。
在这种“人盯人”的管制体制下，人人谨小慎微，唯恐乱说乱动，招来一生的麻烦。人们已经习惯于都说一样的套话，穿一样的“毛式”服装，看一样的样板戏。如果唱歌，就唱那几首钦定的革命歌曲和“语录歌”，如果看书，就只看《毛选》和《艳阳天》、《金光大道》。就算是谁的脑子里曾经有过“毛主席就不犯错误吗”这样的异类念头，也是轻易不敢与人说的。
第一批怀疑者
但是到了1976年以后，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在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人们对于毛泽东的疑问渐渐冒出了心头：首先，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她不是毛的夫人吗？毛怎么会娶这样的女人？他也会看错人吗？接着，毛发动的文革真的是“就是好”吗？那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到这种山穷水尽的崩溃边缘？
10月26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曾对宣传部门做指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经华国锋批准，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
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过去不容置疑的东西，这时都遭遇挑战。“两个凡是”不仅在民间被怀疑，在中共的高层也被抵制。邓小平首先站出来，于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他的信在5月3日被中共中央转发。5月24日，邓又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这一年的7月30日，邓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样的话在当时如石破天惊。它立刻被传开，成为北京市民们私下里的热门话题。议论政治，是当时整个北京城居民最热衷的事。陈京生记得，在1976年的时候，简直是家家户户都在压低声音议论中央政治局里的风波。每次议论完，父母都会叮嘱说，“千万不要到单位里讲啊！”陈京生当然心领神会。到1978年，家庭政治讨论会的热门话题之一，已是北京西单那面贴满议论国是大字报的“民主墙”。
补回被耽误的时间
1978年7月，陈京生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幸运地走入大学。当时，她兴奋地对刚从东北回来的知青哥哥说：我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给补回来！
事实上，这句话也是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而陈京生的哥哥听了这话却不以为然：你是说你是让“四人帮”给耽误的吗？现在你得到的这些，难道不是你本来应该得的吗？
作为一名有九年下乡经历的知青，陈京生的哥哥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文革的认识，要比陈京生深刻得多。他后来陆续道出他所经历过的狂热、幻灭和对前途的绝望，都深深震撼了陈京生。就是陈京生的父母，对这些也了解甚浅。陈京生的父亲曾经说，将来他退休了，就到东北去养老——因为两个儿子都在东北插队，陈京生的哥哥听罢哈哈大笑说：只怕你都到不了那里！因为当时的知青坐火车，比今天的农民工春运还要挤，人们都是从窗口出出进进，在不通长途车的地方，知青们还要去扒过路车，有如“铁道游击队”。
然而，也就是从这全国两千万的知青中，从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接触和个人挫折中，产生出对体制的第一批怀疑者。1978年8月11日，当年的知青，后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伤痕》，控诉文革中“血统论”于人的心灵的创伤，在全国激起巨大的共鸣，从此，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发端。
1978年的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第二天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全文转载，对“两个凡是”予以全面否定。后来的8月到11月，全国各省和各大军区领导人陆续表态，支持这篇文章。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大批冤假错案的被平反，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官方的政治舞台上的潮汐风云，与民间的觉醒汇在一起，共同把毛泽东渐渐从神坛上推下，还原成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陈京生和她的朋友们绝对想不到30年后中国会怎样变化，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人的真正解放，其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