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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尽管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更多的是睿智冷静，而王小波的作品处处充满着激愤与怪异，但远在欧洲大陆的昆德拉与王小波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昆德拉与王小波作品及个人气质中共有的反讽与诗意兼具的风格是源于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都面临过价值的崩溃，都体验着怀疑、失望、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在小说也面临危机的时代，仍然葆有的作为人类美好体验的牧歌诗情也正是他们作品中主人公生存的最为强大的动力之一，也是小说想象力的动力之一。
关键词 反讽 诗意 王小波 米兰·昆德拉
作为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文坛异类，王小波以他的生花妙笔、奇思异想给喜爱他的读者带来许多乐趣。华年早逝的这位行吟诗人、浪漫骑士、自由思想家不愧为我们这个沉默者占大多数的时代里大智大勇之人，作为知识分子和小说家，他在自由主义思想立场与艺术想象力两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堪称卓著，给我们这个时代注入了难得的勇气和欢乐。
尽管王小波的作品处处充满着激愤与怪异，而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更多的是睿智冷静，但笔者认为王小波与远在欧洲大陆的昆德拉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骨子里反讽与诗意共存的气质。诗意是对美好的一切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向往，而随着这种色彩在残酷、荒谬现实的摧残下越来越淡，巨大的失望中或是仍不懈抗争(如哈维尔或介入社会的社会活动家等)i或彻底逃离(脆弱的人如海子)：或是无奈中认同(芸芸众生)：或是寄情于自己喜欢的某个领域或寄情于自然山水：或是与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观望的距离对其中的不理想加以反讽，从而给世人带来富有洞察力的启示。王小波和昆德拉就属于最后一种智者吧。
谁不想做纯洁可爱的天使?但随着岁月流逝，随着我们对世事人性认识的深入，我们内心深处魔鬼靡非斯特般否定的一面却越来越多。尤其那些遭遇了信仰崩溃打击的人们。了解了昆德拉的生平经历后，我相信昆德拉先生也是如此。在历经政治沧桑之后，他的对“大牧歌”(政治集体田园诗)以及人性中媚俗的一面的否定与反讽就是他魔鬼的一面。“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这就是昆德拉对历史和人生的荒谬性所作的极具幽默反讽色彩的阐释。
当然这种阐释是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社会迫害范畴的。昆德拉的大部分小说像《玩笑》、《好笑的爱》、《告别圆舞曲》、《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以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等初读后，笔者能发现他的作品有着这样的倾向：即对抒情形式的讽刺、质疑，对天真的彻底批判，他以撒旦式的具有毁灭性的目光嘲讽大多世人认可的价值标准，将人类的生命与思想藉以为本的基本谎言给以如此冷酷的深刻揭露。昆德拉经常通过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如《好笑的爱》中的哈威尔大夫与爱德华，《搭车游戏》中的女主人公，《玩笑》中的路德维克，《笑忘录》中的塔米娜，《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仆人等人物的生存与思考来彻底揭露这个世界的无足轻重和绝对可笑的一面，如小说《玩笑》中的路德维克因为一张写给女朋友的开玩笑但却是表达爱情的明信片被他的同志们判刑而后被驱逐、流放，最终陷入了由丧失意义的报复而带来的尴尬无比的境地，庄严的历史跟他所开的玩笑使他人生的结局具有充满悲剧的苦涩味道的喜剧性，或者就是一场闹剧，让人哭笑不得。昆德拉通过路德维克的命运以及路德维克对自己命运的思考表达了他对人类的生存所作的带有现象学和人类学意义的思考。这个荒谬的玩笑让笔者想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卜书中写到的“边界”一词：只需要那么一点，极少的一点，就到了边界的另一边，在那里任何东西都不再有意义，爱情、信念、信仰、历史。人类生命的全部神秘在于它发生在离这个边界很近甚至紧挨这个边界的地方，生命与它相隔并不是几公里，而是将近一毫米……，路德维克在明信片上写给女朋友的玩笑话不正是那“一毫米”吗?《生活在别处》中充满激情的投身新时代的雅罗米尔自以为无比崇高，可结果却扮演了一个出卖情人的卑鄙角色。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生活在别处”给了诗人雅罗米尔追求崇高的无限动力。而雅罗米尔最终也正是出于对崇高的狂热追求而不是出于对秩序和自身利益的维护成为了告密者、情人的迫害者。昆德拉对由这种盲目的追求、盲目的抒情所导致的错误作了深含不露的质疑、嘲讽，他不是仅仅去嘲讽悲剧人物雅罗米尔，而是意在谴责这种悲剧的根源——那个充满压制、迫害、黑白颠倒的“极限悖谬”的时代以及人类廉价的激情和愚昧的盲目。在小说《笑忘录》的开篇，昆德拉就是以一个不无黑色幽默色彩的讽刺性画面开始的：捷克原共产党员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从所有的照片中消失。于是当年在捷共建国大会上与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站在一起并且因为天冷还把自己的皮帽给哥特瓦尔德戴上的克莱门蒂斯在历史上就只留下了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而这引发了昆德拉通过米雷克所表达的关于强权与记忆的睿智、深邃的思考：人类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嘲讽目光的世界里，会有诗意展现的空间吗?为什么不会呢?的确，当“反讽”精神具体落实在美学境界的时候就表现为对一切现实性的否定，于是美学的人只生活在由想象力构筑的可能性世界里。“反讽”是他们与荒谬与虚无所玩的一种“精致的游戏”，它构成了美学人人生快乐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成了他们超升于现实世界的力量。但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指出：对于美学人而言，“反讽”就意味着“诗意化的生存”。“反讽”对“虚无”的反抗也是“诗意化的”。昆德拉与王小波作品及个人气质中反讽与诗意兼具的特点是可以作为上述这段话的例证的。昆德拉本人也说过：小说=反激情的诗。
而昆德拉作品中许多人物及细节都确实展现了富有诗意的牧歌景象或诗意的画面。在《慢》这部小说中，昆德拉不无酸苦地问道：“为什么缓慢的乐趣消失了呢?以前那些闲逛的人们到哪里去了?那些民谣小曲中所歌咏的漂泊的英雄，那此游荡于磨坊、风车之间，酣睡在星座之下的流浪者，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路、随着草原和林中隙地、随着大自然消失了吗?”他多么不愿意这一切的消失，因此他讲了一些关于慢的故事，耐心地、用一种他一惯所用的缓慢的口吻。他说凝望上帝窗口的人不无聊。他很幸福。比如我们在读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时都能感觉到其间浓郁的田园牧歌气息。像“牛在草地吃草。特蕾莎坐在一个树墩上，卡列宁头靠在它膝上躺在它身边”。“只要人生活在乡下，置身于大自然，身边簇拥着家畜，在四季交替的怀抱之中，那么，他就始终与幸福相伴，哪怕那仅仅是伊甸园般的田园景象的一束回光”等等。于是这部小说的最后 一部分尽管不无伤感，但在一条垂死的狗的微笑中变得明媚、温馨起来。而二十五岁之前一直从事音乐艺术并将自己的音乐素养极佳的融进小说创作的昆德拉本人也说“从我工作一开始，就知道最后一章应当是极轻的柔板(《卡列宁的微笑》平静、伤感的气氛，很少的事件)，而且我还知道在这之前应有另外一章，最强地，极快《伟大的进军》粗暴的、厚颜无耻的气氛，很多的事件)。”显然，《卡列宁的微笑》是昆德拉精心设计并维护的田园牧歌形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类似的诗意牧歌还有几例。
其一是《玩笑》中的路德维克被发配到军营后感觉自己已被历史、被生活抛弃，失去了所有希望。但恰恰相反，这被抛弃反而让他产生了幸福感。
我当时坚信，远离历史方向盘的生活就不算生活，而是行尸走肉，会六神无主!不啻是一种逃亡，简直如放逐在西伯利亚。而现在(在西伯利亚过了六个月之后)，我忽然看出来，离开历史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一种新的、原先未曾估计到的可能：原来在历史飞腾着的翅膀下，居然隐藏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日常生活的辽原，它就横卧在我的面前，草原中央站着一个可怜巴巴的女子但又是一个值得爱恋的女子在等着我：露茜。
露茜，她对这个历史的巨大一翼又怎么看待呢?即使它那悄然飞过的声音也曾掠过她的耳旁，她也难以觉察。她对历史一无所知：她生活在历史的底下：她对这个陌生的东西一无所求：她对哪些号称伟大的、时代性的思虑毫无概念，她只是为自己的那些琐碎的、无穷无尽的忧虑而生活。而我，忽的一下子。得到了解脱：似乎是特地来把我领到了她那个模模糊糊的天堂：刚才的那一步，原来我不敢跨出的那一步大约正是使我“跨出了历史”，这一步对我来说使我摆脱了桎梏，使我一举获得了幸福。在《玩笑》的结尾处，在波希米亚传统音乐已经过时。而路德维克也已经甘愿放弃强烈的自我意识(包括以前的顽固复仇意识)，加入波希米亚音乐小乐队时，他却惊奇的发现自己又仿佛又找回了从前失去了的那个世界。在经历过历史、命运及自己的复仇心理跟自己开的荒谬的玩笑后。疲惫的他重又爱上了波希米亚传统音乐，也突然重新热爱起这个世界。其实路德维克德这一顿悟不也可能就是饱经政治风波的昆德拉本人的顿悟吗?他曾经坚信的“非如此不可”有时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
看来，昆德拉确实是把小说当作反激情的诗来写的。正如他所说的小说是关于存在的诗意沉思。
王小波的作品及个人气质也是反讽与诗意兼具的。他曾写过一篇题为《文明与反讽》的杂文，文中说：“照我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而他确实以他的反讽、幽默、荒诞、妙趣横生的文字让一贯严肃拘谨的中国读者也有了解放思想捆绑的轻松、痛快，笔者在读他的杂文时就会不时忍俊不禁的爆发毫无禁忌的大笑。读他的作品能体会到真正阅读的乐趣和想象的解放。他的现代传奇《红拂夜奔》就是以他一贯的反讽机智风格开始了关于世称风尘三侠的李靖、红拂、虬髯公的故事。小说写道李靖老来装疯卖傻，他死后，红拂申请自杀指标，为盖满上下官府数不清的公章差点没跑断腿。作者对红拂主动否定生命却要经历无比烦琐的手续这一过程的渲染，其实表达了在某种绝对权力的控制下生存的极其荒谬的处境。
而“王小波对历史中的暴力与暴力历史的书写，与其说呈现了一幅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图景，不如说构造一幕幕狂欢场面：或许正是在古老的西方狂欢节精神的意义上，王小波的狂欢场景酷烈、残忍而酣畅淋漓。这间或实践着另一种颠覆文化秩序的狂欢。在其小说不断的颠覆、亵渎、戏仿与反讽中，类似正剧与悲剧的历史图景化为纷纷扬扬和碎片；在碎片飘落处，显现出的是被重重迭迭的‘合法’文字所遮没的边缘与语词之外的生存。”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红拂夜奔》等小说中充满了戏谑的反讽式表达。王小波与昆德拉在面对相似的历史的荒谬时，都没有作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而是以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反讽剖开真相。
王小波灿烂而沉重的戏谑笑容背后也有着一颗浪漫骑士的心灵。他曾写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他还写过：“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光辉，好象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们活在苦难之中，但总有人仰望星空。外表朴素、作品用语有时粗鄙的王小波有着一颗诗人的心。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说：“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活是这样写的‘作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比如他说：‘我和你就好象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形象的天真无邪和纯真诗意令我感动不已。”王小波不修边幅、朴素的外表下的确隐藏着童心和诗心。
昆德拉和王小波在世界观上虽然仍有诗心但是是反讽的、悲观的(面对生存的无奈与有限性)，而他们在艺术观上却是肯定的、乐观的、一直投入的(探索小说的可能与无限性)。其实，昆德拉与王小波作品及个人气质中共有的反讽与诗意兼具的风格是源于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都面临过价值的崩溃，都体验着怀疑、失望、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在小说也面临危机的时代，也都还具有充沛丰富的想象力。仍然葆有的作为人类美好体验的牧歌诗情也正是他们作品中主人公生存的最为强大的动力之一，也是小说想象力的动力之一。
关键词 反讽 诗意 王小波 米兰·昆德拉
作为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文坛异类，王小波以他的生花妙笔、奇思异想给喜爱他的读者带来许多乐趣。华年早逝的这位行吟诗人、浪漫骑士、自由思想家不愧为我们这个沉默者占大多数的时代里大智大勇之人，作为知识分子和小说家，他在自由主义思想立场与艺术想象力两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堪称卓著，给我们这个时代注入了难得的勇气和欢乐。
尽管王小波的作品处处充满着激愤与怪异，而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更多的是睿智冷静，但笔者认为王小波与远在欧洲大陆的昆德拉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骨子里反讽与诗意共存的气质。诗意是对美好的一切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向往，而随着这种色彩在残酷、荒谬现实的摧残下越来越淡，巨大的失望中或是仍不懈抗争(如哈维尔或介入社会的社会活动家等)i或彻底逃离(脆弱的人如海子)：或是无奈中认同(芸芸众生)：或是寄情于自己喜欢的某个领域或寄情于自然山水：或是与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观望的距离对其中的不理想加以反讽，从而给世人带来富有洞察力的启示。王小波和昆德拉就属于最后一种智者吧。
谁不想做纯洁可爱的天使?但随着岁月流逝，随着我们对世事人性认识的深入，我们内心深处魔鬼靡非斯特般否定的一面却越来越多。尤其那些遭遇了信仰崩溃打击的人们。了解了昆德拉的生平经历后，我相信昆德拉先生也是如此。在历经政治沧桑之后，他的对“大牧歌”(政治集体田园诗)以及人性中媚俗的一面的否定与反讽就是他魔鬼的一面。“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这就是昆德拉对历史和人生的荒谬性所作的极具幽默反讽色彩的阐释。
当然这种阐释是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社会迫害范畴的。昆德拉的大部分小说像《玩笑》、《好笑的爱》、《告别圆舞曲》、《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以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等初读后，笔者能发现他的作品有着这样的倾向：即对抒情形式的讽刺、质疑，对天真的彻底批判，他以撒旦式的具有毁灭性的目光嘲讽大多世人认可的价值标准，将人类的生命与思想藉以为本的基本谎言给以如此冷酷的深刻揭露。昆德拉经常通过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如《好笑的爱》中的哈威尔大夫与爱德华，《搭车游戏》中的女主人公，《玩笑》中的路德维克，《笑忘录》中的塔米娜，《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仆人等人物的生存与思考来彻底揭露这个世界的无足轻重和绝对可笑的一面，如小说《玩笑》中的路德维克因为一张写给女朋友的开玩笑但却是表达爱情的明信片被他的同志们判刑而后被驱逐、流放，最终陷入了由丧失意义的报复而带来的尴尬无比的境地，庄严的历史跟他所开的玩笑使他人生的结局具有充满悲剧的苦涩味道的喜剧性，或者就是一场闹剧，让人哭笑不得。昆德拉通过路德维克的命运以及路德维克对自己命运的思考表达了他对人类的生存所作的带有现象学和人类学意义的思考。这个荒谬的玩笑让笔者想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卜书中写到的“边界”一词：只需要那么一点，极少的一点，就到了边界的另一边，在那里任何东西都不再有意义，爱情、信念、信仰、历史。人类生命的全部神秘在于它发生在离这个边界很近甚至紧挨这个边界的地方，生命与它相隔并不是几公里，而是将近一毫米……，路德维克在明信片上写给女朋友的玩笑话不正是那“一毫米”吗?《生活在别处》中充满激情的投身新时代的雅罗米尔自以为无比崇高，可结果却扮演了一个出卖情人的卑鄙角色。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生活在别处”给了诗人雅罗米尔追求崇高的无限动力。而雅罗米尔最终也正是出于对崇高的狂热追求而不是出于对秩序和自身利益的维护成为了告密者、情人的迫害者。昆德拉对由这种盲目的追求、盲目的抒情所导致的错误作了深含不露的质疑、嘲讽，他不是仅仅去嘲讽悲剧人物雅罗米尔，而是意在谴责这种悲剧的根源——那个充满压制、迫害、黑白颠倒的“极限悖谬”的时代以及人类廉价的激情和愚昧的盲目。在小说《笑忘录》的开篇，昆德拉就是以一个不无黑色幽默色彩的讽刺性画面开始的：捷克原共产党员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从所有的照片中消失。于是当年在捷共建国大会上与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站在一起并且因为天冷还把自己的皮帽给哥特瓦尔德戴上的克莱门蒂斯在历史上就只留下了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而这引发了昆德拉通过米雷克所表达的关于强权与记忆的睿智、深邃的思考：人类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嘲讽目光的世界里，会有诗意展现的空间吗?为什么不会呢?的确，当“反讽”精神具体落实在美学境界的时候就表现为对一切现实性的否定，于是美学的人只生活在由想象力构筑的可能性世界里。“反讽”是他们与荒谬与虚无所玩的一种“精致的游戏”，它构成了美学人人生快乐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成了他们超升于现实世界的力量。但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指出：对于美学人而言，“反讽”就意味着“诗意化的生存”。“反讽”对“虚无”的反抗也是“诗意化的”。昆德拉与王小波作品及个人气质中反讽与诗意兼具的特点是可以作为上述这段话的例证的。昆德拉本人也说过：小说=反激情的诗。
而昆德拉作品中许多人物及细节都确实展现了富有诗意的牧歌景象或诗意的画面。在《慢》这部小说中，昆德拉不无酸苦地问道：“为什么缓慢的乐趣消失了呢?以前那些闲逛的人们到哪里去了?那些民谣小曲中所歌咏的漂泊的英雄，那此游荡于磨坊、风车之间，酣睡在星座之下的流浪者，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路、随着草原和林中隙地、随着大自然消失了吗?”他多么不愿意这一切的消失，因此他讲了一些关于慢的故事，耐心地、用一种他一惯所用的缓慢的口吻。他说凝望上帝窗口的人不无聊。他很幸福。比如我们在读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时都能感觉到其间浓郁的田园牧歌气息。像“牛在草地吃草。特蕾莎坐在一个树墩上，卡列宁头靠在它膝上躺在它身边”。“只要人生活在乡下，置身于大自然，身边簇拥着家畜，在四季交替的怀抱之中，那么，他就始终与幸福相伴，哪怕那仅仅是伊甸园般的田园景象的一束回光”等等。于是这部小说的最后 一部分尽管不无伤感，但在一条垂死的狗的微笑中变得明媚、温馨起来。而二十五岁之前一直从事音乐艺术并将自己的音乐素养极佳的融进小说创作的昆德拉本人也说“从我工作一开始，就知道最后一章应当是极轻的柔板(《卡列宁的微笑》平静、伤感的气氛，很少的事件)，而且我还知道在这之前应有另外一章，最强地，极快《伟大的进军》粗暴的、厚颜无耻的气氛，很多的事件)。”显然，《卡列宁的微笑》是昆德拉精心设计并维护的田园牧歌形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类似的诗意牧歌还有几例。
其一是《玩笑》中的路德维克被发配到军营后感觉自己已被历史、被生活抛弃，失去了所有希望。但恰恰相反，这被抛弃反而让他产生了幸福感。
我当时坚信，远离历史方向盘的生活就不算生活，而是行尸走肉，会六神无主!不啻是一种逃亡，简直如放逐在西伯利亚。而现在(在西伯利亚过了六个月之后)，我忽然看出来，离开历史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一种新的、原先未曾估计到的可能：原来在历史飞腾着的翅膀下，居然隐藏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日常生活的辽原，它就横卧在我的面前，草原中央站着一个可怜巴巴的女子但又是一个值得爱恋的女子在等着我：露茜。
露茜，她对这个历史的巨大一翼又怎么看待呢?即使它那悄然飞过的声音也曾掠过她的耳旁，她也难以觉察。她对历史一无所知：她生活在历史的底下：她对这个陌生的东西一无所求：她对哪些号称伟大的、时代性的思虑毫无概念，她只是为自己的那些琐碎的、无穷无尽的忧虑而生活。而我，忽的一下子。得到了解脱：似乎是特地来把我领到了她那个模模糊糊的天堂：刚才的那一步，原来我不敢跨出的那一步大约正是使我“跨出了历史”，这一步对我来说使我摆脱了桎梏，使我一举获得了幸福。在《玩笑》的结尾处，在波希米亚传统音乐已经过时。而路德维克也已经甘愿放弃强烈的自我意识(包括以前的顽固复仇意识)，加入波希米亚音乐小乐队时，他却惊奇的发现自己又仿佛又找回了从前失去了的那个世界。在经历过历史、命运及自己的复仇心理跟自己开的荒谬的玩笑后。疲惫的他重又爱上了波希米亚传统音乐，也突然重新热爱起这个世界。其实路德维克德这一顿悟不也可能就是饱经政治风波的昆德拉本人的顿悟吗?他曾经坚信的“非如此不可”有时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
看来，昆德拉确实是把小说当作反激情的诗来写的。正如他所说的小说是关于存在的诗意沉思。
王小波的作品及个人气质也是反讽与诗意兼具的。他曾写过一篇题为《文明与反讽》的杂文，文中说：“照我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而他确实以他的反讽、幽默、荒诞、妙趣横生的文字让一贯严肃拘谨的中国读者也有了解放思想捆绑的轻松、痛快，笔者在读他的杂文时就会不时忍俊不禁的爆发毫无禁忌的大笑。读他的作品能体会到真正阅读的乐趣和想象的解放。他的现代传奇《红拂夜奔》就是以他一贯的反讽机智风格开始了关于世称风尘三侠的李靖、红拂、虬髯公的故事。小说写道李靖老来装疯卖傻，他死后，红拂申请自杀指标，为盖满上下官府数不清的公章差点没跑断腿。作者对红拂主动否定生命却要经历无比烦琐的手续这一过程的渲染，其实表达了在某种绝对权力的控制下生存的极其荒谬的处境。
而“王小波对历史中的暴力与暴力历史的书写，与其说呈现了一幅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图景，不如说构造一幕幕狂欢场面：或许正是在古老的西方狂欢节精神的意义上，王小波的狂欢场景酷烈、残忍而酣畅淋漓。这间或实践着另一种颠覆文化秩序的狂欢。在其小说不断的颠覆、亵渎、戏仿与反讽中，类似正剧与悲剧的历史图景化为纷纷扬扬和碎片；在碎片飘落处，显现出的是被重重迭迭的‘合法’文字所遮没的边缘与语词之外的生存。”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红拂夜奔》等小说中充满了戏谑的反讽式表达。王小波与昆德拉在面对相似的历史的荒谬时，都没有作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而是以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反讽剖开真相。
王小波灿烂而沉重的戏谑笑容背后也有着一颗浪漫骑士的心灵。他曾写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他还写过：“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光辉，好象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们活在苦难之中，但总有人仰望星空。外表朴素、作品用语有时粗鄙的王小波有着一颗诗人的心。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说：“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活是这样写的‘作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比如他说：‘我和你就好象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形象的天真无邪和纯真诗意令我感动不已。”王小波不修边幅、朴素的外表下的确隐藏着童心和诗心。
昆德拉和王小波在世界观上虽然仍有诗心但是是反讽的、悲观的(面对生存的无奈与有限性)，而他们在艺术观上却是肯定的、乐观的、一直投入的(探索小说的可能与无限性)。其实，昆德拉与王小波作品及个人气质中共有的反讽与诗意兼具的风格是源于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都面临过价值的崩溃，都体验着怀疑、失望、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在小说也面临危机的时代，也都还具有充沛丰富的想象力。仍然葆有的作为人类美好体验的牧歌诗情也正是他们作品中主人公生存的最为强大的动力之一，也是小说想象力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