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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声字是留学生汉字学习的一个重点。我国对于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形声字的研究较晚,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本文对学者们的众多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性的综述,特别对形旁表意的研究和对声旁表音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形声字 形旁表意 声旁表音
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是留学生习得汉字的重点部分。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对形声字的教学。从研究时间来看,对外汉语教学中形声字的教学研究比较晚,大致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研究的方向和取得的成果来看,它主要分为形旁表意研究和声旁表音研究,围绕这两个领域许多学者都取得了很多成果。当然这其中仍然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
一、对于形旁表意的研究
形声字的形旁到底能不能表意?康加深指出,虽然汉语古今词义的发展变化使形旁的表义功能有所弱化,但根据统计,现行汉字形旁的总体表义度还高达43.79%。若从形旁和意义相关的角度来分析,则85.92%的形声字与意义有一定的联系。
而施正宇也认为现代形声字形符的有效表意率为83%。所谓的“有效表意功能”即指“形符独立使用时的某一义项,与它所参构的形声字的某一义项存在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又能为现代人所理解”。之后,施正宇在《外国留学生形符书写偏误分析》中分析了以拼音文字记录母语的外国留学生的形符书写错误,认为造成形符书写错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不能准确把握形符表义的内涵,以致造成错误的形符改写,这其中形似形符的替代更能说明学生此时头脑中对字形的似与不似处于含混状态。二是混淆了汉语的字词关系。这表明,学生一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对汉字的形义关系也有了一个粗浅而模糊的认识,面对所记录的汉语词,他们可以由词义而词形、由词形而字形地推导演绎,显示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理能力。另一方面又混淆了作为语言单位的词与作为语言书写单位的汉字的界限,误将字所记录的词义甚至句义等同于形符的意义,并据以改写形符,将表示字义的形符当作汉语的表意单位。她还指出,形符书写错误同时也表明学生对形符的把握还处于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的中介状态,而对这种中介状态的描述与研究应成为今后汉字教学与科研的重要课题。
李蕊在《留学生形声字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中用实验考察了留学生形旁意识的发展过程。结果发现:①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具有一定的关于形旁表义的概念,但是还不能自动运用到阅读任务中去。面对陌生汉字时,还没有根据形旁猜测字义的意识。②留学生学习汉语7—10个月的时候,逐渐发展起比较自动化的形旁意识,对各种频率的目标字都能利用形旁线索进行意义相关的选择。③留学生学习汉语14—15个月后,形旁意识完全达到自动化程度,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运用形旁线索来猜测字义。④留学生形旁意识的发展有一个从“学习到的知识”发展为“习得的知识”的自动化过程,与二语习得的发展路径有某种类似之处。这个实验测试的对象是非汉字背景包括汉语初级水平(学习汉语6—7个月)、中级水平(学习汉语10—11个月)和高级水平(学习汉语14—15个月)的留学生。其中她指出,如果说第7—10个月是留学生的形旁意识逐步走向自动化的关键时期,那么第11—15个月就应该是他们形旁意识走向成熟的时期。根据所有的实验结果,她又提出了对教学的几点建议,认为初级阶段引入形旁的概念应该在相对较晚的阶段,大概在第一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比较合适。因为此时学习者已经接触到了一定数量的形声字,有了概括形旁义类的基础,这样的形旁教学才不会显得空泛。而留学生在学习汉语7—10个月的时候(即学习汉语的第二、第三个学期)又是进一步进行以形旁为主的汉字教学的最佳时机。因为这恰好是形旁意识开始自动化的阶段,此时的理性教学必定能促进形旁意识的发展速度,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潘先军提出,在教学实际中,虽然教师竭力利用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的特点辅以相关汉字学知识教授留学生掌握汉字,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留学生在对形声字的学习中仍出现大量偏误。首先,他指出了产生偏误的原因,认为这是形旁表意功能的负迁移。他引用了鲁健骥在《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中的观点,解释这是由于留学生“掌握目的语知识的不足,把他所学的不充分的、有限的目的语知识,套用在新的语言现象上,结果产生了偏误”。他进一步指出,留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形旁表意”的知识特点,在对形声字进行识别、书写的“再加工”时出现“想当然”的依据,因而造成了“过度泛化”。这是从留学生主观方面来说的,再从客观方面来说,他认为施正宇的“现代形声字形符的有效表意率为83%”的观点放在母语为非汉语的外国留学生身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列举和归纳了一些不能完全表意或完全不能表意的形声字,指出了形旁表意的局限性也是导致形旁表意功能负迁移的原因。之后,他又指出这种负迁移主要表现在构成留学生汉字能力的最基本的两项因素上:辨识和书写。在辨识方面,他认为留学生在对要辨识的文字没有完全掌握下,就需要跨越辨识障碍来理解内容,也就会自然地根据已有的语言文字知识去判断、推测而达到理解的目的,进而出现“想当然”的偏误。例如“亲切”,学生理解成了“亲自切”,就是“自己砍”的意思。而书写方面,主要体现在形旁错位、形旁替代和生造字三方面。他指出,形旁错位,就是书写时把形旁放错了位置,如:走 取(趣),这是留学生把左下形右上声按左形右声来处理了。形旁替代就是把表示同一意义的多个形旁混淆使用,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往往是使用频率高的形旁替代使用频率低的、容易书写的替代难书写的、表意明显的替代表意相对隐蔽的,例如泠(冷)、米 并(饼)。另外留学生的生造字现象也比较普遍,如米 食(粮)。最后,针对这种形旁表意功能负迁移现象,他也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完善《汉字大纲》,制订教学字表;二是在教学中要注意分寸,防止目的语知识的误导;三是机械记忆与理解记忆相互补偿。
李俊岩在其硕士毕业论文《留学生形声字意符表意意识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利用意符推断形声字的意义是一种习得汉字的比较科学的方法。其实验结果表明,透明度和熟悉度是影响被试成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意符透明的形声字更容易被识别;留学生对熟悉度不同的形声字采用了不同的加工方式:熟悉字趋向于从记忆中直接提取整字意义,生字则倾向于根据意符推断整字意义。同时,他还发现,一年级留学生已经发展了初步的意符表意意识,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意符表意意识也越来越强。汉字圈留学生和非汉字圈留学生意符表意意识在一年级有显著差别,在二、三年级差别不大。汉字圈留学生的意符意识发展比较平稳,而非汉字圈留学生意符意识发展较为迅速。
二、对于声旁表音的研究
相对形旁表意的研究来说,更多的学者把目光对准了声旁表音的研究。周有光在《现代汉字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上指出,汉语是一种非拼音文字,其字形结构与字音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规律。汉语的基本书写单位是汉字,而一个汉字在口语中对应的一般是一个音节,汉字与音节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于拼音文字系统来说更具任意性。但是汉语存在大量的形声字,虽然声旁可以为整字提供一定的语音线索,但是形声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仅为39%。
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是否应该重视和借助声旁表音呢?石定果、万业馨在《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中经过调查发现,留学生对字音的高度重视超乎我们的想象,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多强调形义关系,认为这是汉字的特殊性所在,也是难点重点,但是习惯于使用拼音文字的留学生很自然地对汉字也要“因声求义”。因此他们提出今后应在汉字字音教学上加大力度,并找出有关规律。但同时也指出留学生对声旁语音线索的利用非常有限。
江新在《外国学生形声字表音线索意识的实验研究》中以母语采用拼音文字系统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作为被试,探讨了他们在学习和掌握汉字读音过程中,对汉字形声结构中声符表音作用的意识及其发展,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①和汉语儿童相似,外国留学生对规则形声字的读音均好于不规则字,这表明外国留学生对汉字形声字的读音也明显受到声符表音规则性的影响;②三年级留学生的形声字读音规则性效应比二年级留学生大,表明外国留学生对形声字的读音规则性效应随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大;③三年级留学生比二年级留学生更多地使用声符类推策略(含同声符邻近字类推策略)去推测生字的读音。他指出这表明留学生对形声字声符表音作用的意识随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因此提倡在汉字教学中加强学生对汉字形声结构中声符表音作用的意识,重视教学生认识并利用形声字声符的表音作用,提出在具体教学中可采用下面三种方法:①声符带形声字;②形声字带形声字;③形声字带声符。另外他还指出,我们在教学生认识声符表音作用时,要使学生认识到声符表音作用的局限性。
陈慧、王魁京在《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课堂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培养留学生积极利用声旁提供的语音信息去学习和掌握汉字,并得出一些较为具体的对汉字教学的启示:①外国学生靠一定的汉语学习经验、母语的经验和成年人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较快意识到形声字的声旁的表音作用及局限性,但是他们对形声字精细加工的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在教学中我们有意识地教给学生关于形声字声旁、形旁的知识,学生对形声字的精细加工的能力将会更快地发展起来。②汉语词一般都是由一个、两个或多个相对独立的语素(或曰词素)组成,写出来就是一个个汉字。对汉字字义的理解自然有助于对汉语词义的理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了解到汉语词构造的理据。对于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由于受母语经验的影响,或受汉语教材里生词翻译的影响,或受其他工具书的影响,他们对学到的汉语词常常以整词的形式进行储存,而不是以字的形式进行储存。这种储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他们提出如果在教学中能加强单字的学习,在阅读中有效地提取单字(语素)及其意义,做到举一反三,就能灵活地应付变化的词语形式,从而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
江新的《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实验综合考察了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汉语初级阶段)的汉字加工策略,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字加工策略,受学生母语文字加工策略的影响。其中,实验结果具体显示,日本、韩国学生的汉字拼音成绩和意义成绩之间没有显著相关,而印尼、美国学生汉字拼音和意义成绩之间有显著相关,江新解释说,这表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学习汉字时对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的关系,随母语背景不同而变化,有表意文字背景的日韩学生记忆汉字的意义可能不依赖汉字的正确读音,而表音文字背景的印尼、美国学生记忆汉字的意义则可能依赖汉字的读音。他认为这个结果支持“母语的正字法影响第二语言的文字加工”的观点。
郝美玲和舒华在《声旁语音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作用》中考察了利用教学手段能否使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在短期内意识到汉语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功能并积极利用该功能来学习和记忆生字,发现了规则字的读音正确率显著高于韵母相同字的读音正确率,且二者都远远高于不知声旁字的读音正确率,从而提出教学中可以引导留学生发现声旁的表音功能并可积极加以利用。其中,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刚学了一学期汉语的留学生就可以意识到声旁的表音作用,同时还可以利用声旁提供的全部或部分语音信息来学习与记忆汉字,认为在听说优先的前提下,在课堂教学中,加强声旁意识的培养,既利于留学生的口语发展,又利于他们汉字识记能力的提高。另外,他们认为只有将汉字部件与其表音(声旁)表意(形旁)的功能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因此提议,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在教授笔画和常用的、组字频率很高的部件后,可以适当引入形旁和声旁的概念。具体到教一个形声字时,不仅可以教该字的读音,而且可以给学生出示该字声旁的读音,并提示声旁和整字的读音关系,并指出教师在教授了若干声旁相同的字以后,应该总结声旁和整字的读音关系,以指导学生有意识地运用声旁提供的语音线索。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形旁表意的研究,还是对声旁表音的研究,我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中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馈到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如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周有光.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J].中国语文,1978,(3).
[2]康加深.现代汉语形声字形符研究.陈原编.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3]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意义的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3).
[4]施正宇.外国留学生形符书写偏误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5]石定果,万业馨.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
[6]江新.外国学生形声字表音线索意识的实验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1,(2).
[7]江新.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6).
[8]陈慧,王魁京.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实验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1,(2).
[9]潘先军.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负迁移及对策[J].汉字文化,2002,(3).
[10]李俊岩.留学生形声字意符表意意识的实证研究[J].北京语言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4.
[11]李蕊.留学生形声字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4).
[12]郝美玲,舒华.声旁语音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作用[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4).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形声字 形旁表意 声旁表音
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是留学生习得汉字的重点部分。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对形声字的教学。从研究时间来看,对外汉语教学中形声字的教学研究比较晚,大致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研究的方向和取得的成果来看,它主要分为形旁表意研究和声旁表音研究,围绕这两个领域许多学者都取得了很多成果。当然这其中仍然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
一、对于形旁表意的研究
形声字的形旁到底能不能表意?康加深指出,虽然汉语古今词义的发展变化使形旁的表义功能有所弱化,但根据统计,现行汉字形旁的总体表义度还高达43.79%。若从形旁和意义相关的角度来分析,则85.92%的形声字与意义有一定的联系。
而施正宇也认为现代形声字形符的有效表意率为83%。所谓的“有效表意功能”即指“形符独立使用时的某一义项,与它所参构的形声字的某一义项存在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又能为现代人所理解”。之后,施正宇在《外国留学生形符书写偏误分析》中分析了以拼音文字记录母语的外国留学生的形符书写错误,认为造成形符书写错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不能准确把握形符表义的内涵,以致造成错误的形符改写,这其中形似形符的替代更能说明学生此时头脑中对字形的似与不似处于含混状态。二是混淆了汉语的字词关系。这表明,学生一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对汉字的形义关系也有了一个粗浅而模糊的认识,面对所记录的汉语词,他们可以由词义而词形、由词形而字形地推导演绎,显示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理能力。另一方面又混淆了作为语言单位的词与作为语言书写单位的汉字的界限,误将字所记录的词义甚至句义等同于形符的意义,并据以改写形符,将表示字义的形符当作汉语的表意单位。她还指出,形符书写错误同时也表明学生对形符的把握还处于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的中介状态,而对这种中介状态的描述与研究应成为今后汉字教学与科研的重要课题。
李蕊在《留学生形声字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中用实验考察了留学生形旁意识的发展过程。结果发现:①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具有一定的关于形旁表义的概念,但是还不能自动运用到阅读任务中去。面对陌生汉字时,还没有根据形旁猜测字义的意识。②留学生学习汉语7—10个月的时候,逐渐发展起比较自动化的形旁意识,对各种频率的目标字都能利用形旁线索进行意义相关的选择。③留学生学习汉语14—15个月后,形旁意识完全达到自动化程度,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运用形旁线索来猜测字义。④留学生形旁意识的发展有一个从“学习到的知识”发展为“习得的知识”的自动化过程,与二语习得的发展路径有某种类似之处。这个实验测试的对象是非汉字背景包括汉语初级水平(学习汉语6—7个月)、中级水平(学习汉语10—11个月)和高级水平(学习汉语14—15个月)的留学生。其中她指出,如果说第7—10个月是留学生的形旁意识逐步走向自动化的关键时期,那么第11—15个月就应该是他们形旁意识走向成熟的时期。根据所有的实验结果,她又提出了对教学的几点建议,认为初级阶段引入形旁的概念应该在相对较晚的阶段,大概在第一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比较合适。因为此时学习者已经接触到了一定数量的形声字,有了概括形旁义类的基础,这样的形旁教学才不会显得空泛。而留学生在学习汉语7—10个月的时候(即学习汉语的第二、第三个学期)又是进一步进行以形旁为主的汉字教学的最佳时机。因为这恰好是形旁意识开始自动化的阶段,此时的理性教学必定能促进形旁意识的发展速度,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潘先军提出,在教学实际中,虽然教师竭力利用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的特点辅以相关汉字学知识教授留学生掌握汉字,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留学生在对形声字的学习中仍出现大量偏误。首先,他指出了产生偏误的原因,认为这是形旁表意功能的负迁移。他引用了鲁健骥在《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中的观点,解释这是由于留学生“掌握目的语知识的不足,把他所学的不充分的、有限的目的语知识,套用在新的语言现象上,结果产生了偏误”。他进一步指出,留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形旁表意”的知识特点,在对形声字进行识别、书写的“再加工”时出现“想当然”的依据,因而造成了“过度泛化”。这是从留学生主观方面来说的,再从客观方面来说,他认为施正宇的“现代形声字形符的有效表意率为83%”的观点放在母语为非汉语的外国留学生身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列举和归纳了一些不能完全表意或完全不能表意的形声字,指出了形旁表意的局限性也是导致形旁表意功能负迁移的原因。之后,他又指出这种负迁移主要表现在构成留学生汉字能力的最基本的两项因素上:辨识和书写。在辨识方面,他认为留学生在对要辨识的文字没有完全掌握下,就需要跨越辨识障碍来理解内容,也就会自然地根据已有的语言文字知识去判断、推测而达到理解的目的,进而出现“想当然”的偏误。例如“亲切”,学生理解成了“亲自切”,就是“自己砍”的意思。而书写方面,主要体现在形旁错位、形旁替代和生造字三方面。他指出,形旁错位,就是书写时把形旁放错了位置,如:走 取(趣),这是留学生把左下形右上声按左形右声来处理了。形旁替代就是把表示同一意义的多个形旁混淆使用,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往往是使用频率高的形旁替代使用频率低的、容易书写的替代难书写的、表意明显的替代表意相对隐蔽的,例如泠(冷)、米 并(饼)。另外留学生的生造字现象也比较普遍,如米 食(粮)。最后,针对这种形旁表意功能负迁移现象,他也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完善《汉字大纲》,制订教学字表;二是在教学中要注意分寸,防止目的语知识的误导;三是机械记忆与理解记忆相互补偿。
李俊岩在其硕士毕业论文《留学生形声字意符表意意识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利用意符推断形声字的意义是一种习得汉字的比较科学的方法。其实验结果表明,透明度和熟悉度是影响被试成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意符透明的形声字更容易被识别;留学生对熟悉度不同的形声字采用了不同的加工方式:熟悉字趋向于从记忆中直接提取整字意义,生字则倾向于根据意符推断整字意义。同时,他还发现,一年级留学生已经发展了初步的意符表意意识,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意符表意意识也越来越强。汉字圈留学生和非汉字圈留学生意符表意意识在一年级有显著差别,在二、三年级差别不大。汉字圈留学生的意符意识发展比较平稳,而非汉字圈留学生意符意识发展较为迅速。
二、对于声旁表音的研究
相对形旁表意的研究来说,更多的学者把目光对准了声旁表音的研究。周有光在《现代汉字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上指出,汉语是一种非拼音文字,其字形结构与字音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规律。汉语的基本书写单位是汉字,而一个汉字在口语中对应的一般是一个音节,汉字与音节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于拼音文字系统来说更具任意性。但是汉语存在大量的形声字,虽然声旁可以为整字提供一定的语音线索,但是形声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仅为39%。
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是否应该重视和借助声旁表音呢?石定果、万业馨在《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中经过调查发现,留学生对字音的高度重视超乎我们的想象,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多强调形义关系,认为这是汉字的特殊性所在,也是难点重点,但是习惯于使用拼音文字的留学生很自然地对汉字也要“因声求义”。因此他们提出今后应在汉字字音教学上加大力度,并找出有关规律。但同时也指出留学生对声旁语音线索的利用非常有限。
江新在《外国学生形声字表音线索意识的实验研究》中以母语采用拼音文字系统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作为被试,探讨了他们在学习和掌握汉字读音过程中,对汉字形声结构中声符表音作用的意识及其发展,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①和汉语儿童相似,外国留学生对规则形声字的读音均好于不规则字,这表明外国留学生对汉字形声字的读音也明显受到声符表音规则性的影响;②三年级留学生的形声字读音规则性效应比二年级留学生大,表明外国留学生对形声字的读音规则性效应随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大;③三年级留学生比二年级留学生更多地使用声符类推策略(含同声符邻近字类推策略)去推测生字的读音。他指出这表明留学生对形声字声符表音作用的意识随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因此提倡在汉字教学中加强学生对汉字形声结构中声符表音作用的意识,重视教学生认识并利用形声字声符的表音作用,提出在具体教学中可采用下面三种方法:①声符带形声字;②形声字带形声字;③形声字带声符。另外他还指出,我们在教学生认识声符表音作用时,要使学生认识到声符表音作用的局限性。
陈慧、王魁京在《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课堂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培养留学生积极利用声旁提供的语音信息去学习和掌握汉字,并得出一些较为具体的对汉字教学的启示:①外国学生靠一定的汉语学习经验、母语的经验和成年人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较快意识到形声字的声旁的表音作用及局限性,但是他们对形声字精细加工的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在教学中我们有意识地教给学生关于形声字声旁、形旁的知识,学生对形声字的精细加工的能力将会更快地发展起来。②汉语词一般都是由一个、两个或多个相对独立的语素(或曰词素)组成,写出来就是一个个汉字。对汉字字义的理解自然有助于对汉语词义的理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了解到汉语词构造的理据。对于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由于受母语经验的影响,或受汉语教材里生词翻译的影响,或受其他工具书的影响,他们对学到的汉语词常常以整词的形式进行储存,而不是以字的形式进行储存。这种储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他们提出如果在教学中能加强单字的学习,在阅读中有效地提取单字(语素)及其意义,做到举一反三,就能灵活地应付变化的词语形式,从而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
江新的《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实验综合考察了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汉语初级阶段)的汉字加工策略,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字加工策略,受学生母语文字加工策略的影响。其中,实验结果具体显示,日本、韩国学生的汉字拼音成绩和意义成绩之间没有显著相关,而印尼、美国学生汉字拼音和意义成绩之间有显著相关,江新解释说,这表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学习汉字时对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的关系,随母语背景不同而变化,有表意文字背景的日韩学生记忆汉字的意义可能不依赖汉字的正确读音,而表音文字背景的印尼、美国学生记忆汉字的意义则可能依赖汉字的读音。他认为这个结果支持“母语的正字法影响第二语言的文字加工”的观点。
郝美玲和舒华在《声旁语音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作用》中考察了利用教学手段能否使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在短期内意识到汉语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功能并积极利用该功能来学习和记忆生字,发现了规则字的读音正确率显著高于韵母相同字的读音正确率,且二者都远远高于不知声旁字的读音正确率,从而提出教学中可以引导留学生发现声旁的表音功能并可积极加以利用。其中,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刚学了一学期汉语的留学生就可以意识到声旁的表音作用,同时还可以利用声旁提供的全部或部分语音信息来学习与记忆汉字,认为在听说优先的前提下,在课堂教学中,加强声旁意识的培养,既利于留学生的口语发展,又利于他们汉字识记能力的提高。另外,他们认为只有将汉字部件与其表音(声旁)表意(形旁)的功能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因此提议,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在教授笔画和常用的、组字频率很高的部件后,可以适当引入形旁和声旁的概念。具体到教一个形声字时,不仅可以教该字的读音,而且可以给学生出示该字声旁的读音,并提示声旁和整字的读音关系,并指出教师在教授了若干声旁相同的字以后,应该总结声旁和整字的读音关系,以指导学生有意识地运用声旁提供的语音线索。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形旁表意的研究,还是对声旁表音的研究,我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中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馈到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如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周有光.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J].中国语文,1978,(3).
[2]康加深.现代汉语形声字形符研究.陈原编.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3]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意义的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3).
[4]施正宇.外国留学生形符书写偏误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5]石定果,万业馨.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
[6]江新.外国学生形声字表音线索意识的实验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1,(2).
[7]江新.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6).
[8]陈慧,王魁京.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实验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1,(2).
[9]潘先军.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负迁移及对策[J].汉字文化,2002,(3).
[10]李俊岩.留学生形声字意符表意意识的实证研究[J].北京语言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4.
[11]李蕊.留学生形声字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4).
[12]郝美玲,舒华.声旁语音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作用[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