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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现象,领导伦理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但许多人在谈论领导伦理时,往往只讲领导者个人道德,似乎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其实,领导伦理除了领导道德之外,还有制度、文化层面的涵义。德治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文化形态是伦理型政治文化。可见,伦理文化传统是我们拓展领导伦理研究思路的基础和前提。
一、领导者道德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有学者提出,领导伦理是把领导者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领导者的伦理规范。还有学者提出:“对于领导学来说,伦理与领导者做什么和谁是领导者有关。它关心的是领导行为的本质及其美德。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对环境的反应是受其伦理所制约的。”“对领导伦理可以在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审视:一是领导者的行为,一是领导者的人格。”
领导者的道德问题确实是领导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人们所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不同于一般的道德,一方面,领导者道德规范具有比一般道德规范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领导者道德规范具有超前性的特点。社会一般成员的道德行为,更多地体现为道德规范的现实性要求,而领导者的道德应具有体现道德发展较高要求的超前特征。领导者的道德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领导者道德具有五方面作用。一是导向功能。领导者的道德代表着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对公众道德具有极强的导向和示范功能。二是规范功能。领导者自觉地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有道德自我约束力的领导者往往是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三是激励与凝聚功能。一位领导者如果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形成良好的氛围。四是协调功能。冲突的解决不能仅靠制度,道德是协调矛盾的利器。五是净化功能。加强道德修养,以提高领导对不良思想的抵御能力,在利益诱惑面前一身正气。六是保证功能。领导者的道德素质水平越高,群众对组织的信任和接受程度就越高,组织运行的效率就高。
领导者道德虽然非常重要,但无论如何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领导伦理的内涵比领导者道德要丰富得多。自古以来,确实有人真正按照官员道德要求来做官,但其数量是有限的,官德沦丧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关于官德,古今中外有很多争论,官德要高于民德,但官场腐败令人唾弃。官德与民德之间存在着不同,要求官员永远做道德楷模是难以实现的,许多问题需要纳入伦理范畴去讨论,即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去理解。比如,当官的瞧不起文人,认为文人是“腐儒”;文人也瞧不起当官的,认为“只有坏了良心的人才能当官”。李宗吾的《厚黑学》提出,曹操心最黑,刘备脸皮最厚,孙权虽黑不如操,厚不如备,但兼而有之;曹操、刘备、孙权死后,司马氏父子集厚黑学之大成,终于一统天下。这种观点是说,当官的如果讲道德则必然败亡。因而,当官的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受道德的约束。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
官场有规则,这些规则既有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有法规、制度等可以让领导者必须遵守的东西,道德规范毕竟不同于法律规范,领导道德不应等同于一般道德,但如果仅用领导者道德的标准来与一般道德相区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领导道德之外,思考更深层次的领导伦理问题。
二、从传统文化视角思考领导伦理建设
《论语》中讲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当政者应该做到:尊道重德,诚信好礼,仁爱孝悌,精忠爱国,倡导德治,这是我国历来的文化传统。当然,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德”并非仅指“政治道德”,而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修养,即“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它要求为政者事君如父、爱民如子,具有清正廉明、尊贤敬教、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品德。伦理道德成为政治价值评价标准,完美的道德修养是从政者至关重要的条件。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把传统美德列为十大方面:一是仁爱孝悌,二是谦和好礼;三是诚信知报;四是精忠爱国;五是克己奉公;六是修己慎独;七是见利思义;八是勤俭廉正;九是笃实宽厚;十是勇毅力行。这些以仁爱为核心而衍生的德性规范,几千年来已成为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德性追求。这些美德规范的形成既是伦理思想家的精神创造,更是包括这些思想家在内的无数崇道贵德的志士仁人躬身践行的成果。
我国以血缘伦理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常常被称之为伦理社会,其明显的表征是所有社会存在,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自然的,都以血缘人伦关系为主导,以血缘伦理的自然性为依据,以文化、制度化为规约,通过血缘伦理社会化、社会伦理血缘化的双向同化,达到家国同构,君父同格的社会架构。“伦理本位”造成了传统社会的“伦理型”特征,从而对每个人的生活、思维方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运用达到了自然而娴熟的程度。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已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用人伦关系来理解一切,以人伦家庭关系来理解国家,视政治关系为伦理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清楚而具体地表现了中国式的思维推论,政治社会的组织只不过是人伦社会关系的逐步扩大,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向外推出去的结果,费孝通老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
传统社会中很少有脱离纲常伦理的智慧,伦理道德原则通常不是仅仅囿于人事范围,它总是被当作宇宙万物的本性,并被看成世界的本体,许多哲学、政治学观念的产生,都是以伦理思想为起点、为核心,向外作水波式的扩散。伦理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是宗法家长制统治,它所要求的是臣民对君主的效忠与服从,对君主个人的忠心是臣民获得生存保障的标准。在传统社会里,“德”具有与“天”同格的地位,德是政治性的,以德配天的观念本质上既是对于天命的畏惧,也是对人性的要求,德性作为与天相配的人性,既内在于人性,又超越于人性,成为一种具有内在制约和外在规范两重属性的“道德律令”。从早期的诸子百家到后来各朝各代的思想家大都对“德”给予极大的重视,赋予“德”丰富的含义,儒家把德性规定为仁、义、礼、智之性,而仁、义、礼、智既根于心,又源于“天”,天的道德属性就包含在人性之中,天的法则根源于人间道德,天德寓于人心,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
总之,传统社会的“伦理型”特征,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统伦理道德无论是在理性思维上,还是在实际运用中,均显得比较成熟,道德范畴和概念的内涵相对精确,边界也比较明晰,同时,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具有较强的实践功能,渗透于日常生活中,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必须合乎基本道德规范,时刻要以德律己。指责某某人缺德,是一种很严厉的谴责。说某人“宽容大度”、“宽宏大量”、“为人厚道”,是对其很高的评价。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天下第一等学问”。可见,伦理道德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伦理型社会既是我们思考领导伦理问题不容忽视的文化背景,也为我们建构领导伦理规范提供了不可或缺制度文明素材。因而,要基于我国传统的伦理来构建现代领导伦理规范。
三、在实践中全面加强领导伦理建设
我们在研究领导伦理的过程中,除了要重视领导者的道德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领导伦理规范的研究,有学者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比如,有人提出:“现行的领导理论只将伦理作为领导者素质的一部分加以研究,没有研究领导过程中的伦理性质,而管理伦理学也未将领导伦理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课题,从观念的层面探讨领导和伦理的内在相关性,可以论证领导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的领导性质,不仅领导者要具有伦理品德、领导过程也具有伦理性质,而伦理的领导性质则表现为非强制性影响力,领导与伦理结合的共同基础为价值取向。”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其道德建设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区别于另一个民族,其根本点就在于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道德体系作为文化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但道德要受文化价值体系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其最终面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确定的。不同文化中的道德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决定道德,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当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时,文化对道德同样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和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意义上揭示道德现象的基本规律。前者是以“道德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为出发点,而后者是以“道德是一种协调维护利益的上层建筑”为出发点。两者在各自的角度上都有助于我们解释道德现象。
在研究领导伦理过程中要注意三个原则。首先,要把领导伦理问题的研究放在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之下,要研究伦理道德背后的决定性因素,这样才能使领导伦理规范符合社会发展的大势。其次,要区分伦理道德的不同层面,领导者个人道德建设是我们已经突出强调的,此外还有整个社会领导伦理秩序的建立问题,这才是我们需要加大力度进行研究的问题。第三,不能脱离具体的国情,要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我国历史文化中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规范,并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以真正发挥领导伦理对领导者的规范作用。
具体来说,在领导实践中,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领导伦理建设。
1.领导活动的普遍伦理性
领导过程的普遍伦理性是指领导活动要遵从社会的普遍伦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领导活动总是体现一定的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同时也受到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制约;其次,人们总是要对领导行为做出伦理评判,使领导活动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领导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主体是人,对象也主要是人,离不开人的价值选择和道德选择,而这种价值和道德系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又随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地重构,这种价值和道德系统就是领导的普遍伦理性。
2.组织中的领导伦理
各类组织中的领导文化和领导伦理是使领导过程取得最优绩效的基本内在要素,对领导活动具有根本的作用。首先,从组织的内部看,组织依靠一定的制度和结构来进行管理,但仅有严格的制度是不够的,因为制度只能对人的行为起到基本的规范作用。还应该有符合人性的、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组织文化,以良好的伦理道德来激发组织成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充分发掘员工的内在潜力,这是领导活动在组织内部所蕴涵的伦理问题。其次,从组织外部环境看,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组织自身所追求的目标也必须满足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而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丰富的伦理内容。领导过程的组织伦理体现了领导活动在组织内外都具有伦理性质。
3.领导者的伦理
领导者的伦理素质是领导过程伦理性质的基础。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起着灵魂作用,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组织员工的伦理观念。由于领导者道德素质对卓越领导的重要性,近现代几乎所有的领导理论都特别重视领导者的伦理道德问题。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品德是本,技巧是末。试图通过玩弄技巧来赢得下属是最不可靠的,缺乏品德支撑的技巧,充其量只能蒙骗一时,而不能长久,一旦被识破,将彻底丧失领导力。同时,每个领导者面临的情景不同,没有普遍适用的技巧,盲目照搬别人的技巧,无异于东施效颦。其实,在风格迥异但同样成功的领导技巧背后,确实存在着一种共性的东西,那就是品德。西方曾有学者提出:惟有基本的品德能够为人际关系技巧赋予生命。品德的最好显现是行动,行动永远比言谈的效果来得深远。
如同前面多次所强调的,领导活动是一项领导者通过与他人互动来完成工作目标的活动,如何使人们能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是问题的关键,而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非权力影响力,在非权力影响力中,最不可缺失的是品德,因为领导者在其他方面的某些不足可以通过他人来弥补,如知识缺陷,可聘请顾问,成立智囊团。能力不强,可由管理层的其他人来弥补。而品德则不能由别人来弥补,品德具有不可替代性,品德比智慧、能力更加重要,处于更高一个层面。
责任编辑:周振国
一、领导者道德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有学者提出,领导伦理是把领导者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领导者的伦理规范。还有学者提出:“对于领导学来说,伦理与领导者做什么和谁是领导者有关。它关心的是领导行为的本质及其美德。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对环境的反应是受其伦理所制约的。”“对领导伦理可以在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审视:一是领导者的行为,一是领导者的人格。”
领导者的道德问题确实是领导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人们所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不同于一般的道德,一方面,领导者道德规范具有比一般道德规范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领导者道德规范具有超前性的特点。社会一般成员的道德行为,更多地体现为道德规范的现实性要求,而领导者的道德应具有体现道德发展较高要求的超前特征。领导者的道德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领导者道德具有五方面作用。一是导向功能。领导者的道德代表着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对公众道德具有极强的导向和示范功能。二是规范功能。领导者自觉地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有道德自我约束力的领导者往往是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三是激励与凝聚功能。一位领导者如果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形成良好的氛围。四是协调功能。冲突的解决不能仅靠制度,道德是协调矛盾的利器。五是净化功能。加强道德修养,以提高领导对不良思想的抵御能力,在利益诱惑面前一身正气。六是保证功能。领导者的道德素质水平越高,群众对组织的信任和接受程度就越高,组织运行的效率就高。
领导者道德虽然非常重要,但无论如何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领导伦理的内涵比领导者道德要丰富得多。自古以来,确实有人真正按照官员道德要求来做官,但其数量是有限的,官德沦丧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关于官德,古今中外有很多争论,官德要高于民德,但官场腐败令人唾弃。官德与民德之间存在着不同,要求官员永远做道德楷模是难以实现的,许多问题需要纳入伦理范畴去讨论,即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去理解。比如,当官的瞧不起文人,认为文人是“腐儒”;文人也瞧不起当官的,认为“只有坏了良心的人才能当官”。李宗吾的《厚黑学》提出,曹操心最黑,刘备脸皮最厚,孙权虽黑不如操,厚不如备,但兼而有之;曹操、刘备、孙权死后,司马氏父子集厚黑学之大成,终于一统天下。这种观点是说,当官的如果讲道德则必然败亡。因而,当官的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受道德的约束。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
官场有规则,这些规则既有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有法规、制度等可以让领导者必须遵守的东西,道德规范毕竟不同于法律规范,领导道德不应等同于一般道德,但如果仅用领导者道德的标准来与一般道德相区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领导道德之外,思考更深层次的领导伦理问题。
二、从传统文化视角思考领导伦理建设
《论语》中讲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当政者应该做到:尊道重德,诚信好礼,仁爱孝悌,精忠爱国,倡导德治,这是我国历来的文化传统。当然,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德”并非仅指“政治道德”,而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修养,即“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它要求为政者事君如父、爱民如子,具有清正廉明、尊贤敬教、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品德。伦理道德成为政治价值评价标准,完美的道德修养是从政者至关重要的条件。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把传统美德列为十大方面:一是仁爱孝悌,二是谦和好礼;三是诚信知报;四是精忠爱国;五是克己奉公;六是修己慎独;七是见利思义;八是勤俭廉正;九是笃实宽厚;十是勇毅力行。这些以仁爱为核心而衍生的德性规范,几千年来已成为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德性追求。这些美德规范的形成既是伦理思想家的精神创造,更是包括这些思想家在内的无数崇道贵德的志士仁人躬身践行的成果。
我国以血缘伦理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常常被称之为伦理社会,其明显的表征是所有社会存在,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自然的,都以血缘人伦关系为主导,以血缘伦理的自然性为依据,以文化、制度化为规约,通过血缘伦理社会化、社会伦理血缘化的双向同化,达到家国同构,君父同格的社会架构。“伦理本位”造成了传统社会的“伦理型”特征,从而对每个人的生活、思维方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运用达到了自然而娴熟的程度。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已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用人伦关系来理解一切,以人伦家庭关系来理解国家,视政治关系为伦理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清楚而具体地表现了中国式的思维推论,政治社会的组织只不过是人伦社会关系的逐步扩大,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向外推出去的结果,费孝通老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
传统社会中很少有脱离纲常伦理的智慧,伦理道德原则通常不是仅仅囿于人事范围,它总是被当作宇宙万物的本性,并被看成世界的本体,许多哲学、政治学观念的产生,都是以伦理思想为起点、为核心,向外作水波式的扩散。伦理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是宗法家长制统治,它所要求的是臣民对君主的效忠与服从,对君主个人的忠心是臣民获得生存保障的标准。在传统社会里,“德”具有与“天”同格的地位,德是政治性的,以德配天的观念本质上既是对于天命的畏惧,也是对人性的要求,德性作为与天相配的人性,既内在于人性,又超越于人性,成为一种具有内在制约和外在规范两重属性的“道德律令”。从早期的诸子百家到后来各朝各代的思想家大都对“德”给予极大的重视,赋予“德”丰富的含义,儒家把德性规定为仁、义、礼、智之性,而仁、义、礼、智既根于心,又源于“天”,天的道德属性就包含在人性之中,天的法则根源于人间道德,天德寓于人心,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
总之,传统社会的“伦理型”特征,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统伦理道德无论是在理性思维上,还是在实际运用中,均显得比较成熟,道德范畴和概念的内涵相对精确,边界也比较明晰,同时,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具有较强的实践功能,渗透于日常生活中,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必须合乎基本道德规范,时刻要以德律己。指责某某人缺德,是一种很严厉的谴责。说某人“宽容大度”、“宽宏大量”、“为人厚道”,是对其很高的评价。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天下第一等学问”。可见,伦理道德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伦理型社会既是我们思考领导伦理问题不容忽视的文化背景,也为我们建构领导伦理规范提供了不可或缺制度文明素材。因而,要基于我国传统的伦理来构建现代领导伦理规范。
三、在实践中全面加强领导伦理建设
我们在研究领导伦理的过程中,除了要重视领导者的道德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领导伦理规范的研究,有学者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比如,有人提出:“现行的领导理论只将伦理作为领导者素质的一部分加以研究,没有研究领导过程中的伦理性质,而管理伦理学也未将领导伦理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课题,从观念的层面探讨领导和伦理的内在相关性,可以论证领导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的领导性质,不仅领导者要具有伦理品德、领导过程也具有伦理性质,而伦理的领导性质则表现为非强制性影响力,领导与伦理结合的共同基础为价值取向。”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其道德建设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区别于另一个民族,其根本点就在于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道德体系作为文化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但道德要受文化价值体系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其最终面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确定的。不同文化中的道德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决定道德,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当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时,文化对道德同样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和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意义上揭示道德现象的基本规律。前者是以“道德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为出发点,而后者是以“道德是一种协调维护利益的上层建筑”为出发点。两者在各自的角度上都有助于我们解释道德现象。
在研究领导伦理过程中要注意三个原则。首先,要把领导伦理问题的研究放在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之下,要研究伦理道德背后的决定性因素,这样才能使领导伦理规范符合社会发展的大势。其次,要区分伦理道德的不同层面,领导者个人道德建设是我们已经突出强调的,此外还有整个社会领导伦理秩序的建立问题,这才是我们需要加大力度进行研究的问题。第三,不能脱离具体的国情,要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我国历史文化中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规范,并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以真正发挥领导伦理对领导者的规范作用。
具体来说,在领导实践中,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领导伦理建设。
1.领导活动的普遍伦理性
领导过程的普遍伦理性是指领导活动要遵从社会的普遍伦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领导活动总是体现一定的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同时也受到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制约;其次,人们总是要对领导行为做出伦理评判,使领导活动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领导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主体是人,对象也主要是人,离不开人的价值选择和道德选择,而这种价值和道德系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又随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地重构,这种价值和道德系统就是领导的普遍伦理性。
2.组织中的领导伦理
各类组织中的领导文化和领导伦理是使领导过程取得最优绩效的基本内在要素,对领导活动具有根本的作用。首先,从组织的内部看,组织依靠一定的制度和结构来进行管理,但仅有严格的制度是不够的,因为制度只能对人的行为起到基本的规范作用。还应该有符合人性的、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组织文化,以良好的伦理道德来激发组织成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充分发掘员工的内在潜力,这是领导活动在组织内部所蕴涵的伦理问题。其次,从组织外部环境看,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组织自身所追求的目标也必须满足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而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丰富的伦理内容。领导过程的组织伦理体现了领导活动在组织内外都具有伦理性质。
3.领导者的伦理
领导者的伦理素质是领导过程伦理性质的基础。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起着灵魂作用,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组织员工的伦理观念。由于领导者道德素质对卓越领导的重要性,近现代几乎所有的领导理论都特别重视领导者的伦理道德问题。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品德是本,技巧是末。试图通过玩弄技巧来赢得下属是最不可靠的,缺乏品德支撑的技巧,充其量只能蒙骗一时,而不能长久,一旦被识破,将彻底丧失领导力。同时,每个领导者面临的情景不同,没有普遍适用的技巧,盲目照搬别人的技巧,无异于东施效颦。其实,在风格迥异但同样成功的领导技巧背后,确实存在着一种共性的东西,那就是品德。西方曾有学者提出:惟有基本的品德能够为人际关系技巧赋予生命。品德的最好显现是行动,行动永远比言谈的效果来得深远。
如同前面多次所强调的,领导活动是一项领导者通过与他人互动来完成工作目标的活动,如何使人们能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是问题的关键,而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非权力影响力,在非权力影响力中,最不可缺失的是品德,因为领导者在其他方面的某些不足可以通过他人来弥补,如知识缺陷,可聘请顾问,成立智囊团。能力不强,可由管理层的其他人来弥补。而品德则不能由别人来弥补,品德具有不可替代性,品德比智慧、能力更加重要,处于更高一个层面。
责任编辑:周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