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方以智，主张做人要“道器不离”。道，是人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器，是人做事的方法、能力与本领。人生在世，既要有好的思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也要有处世的才能、干事的本领，二者缺一不可。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又主张，要教育学生“手脑并用”：“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这与“道器不离”的主张不谋而合。鲁迅临终嘱咐家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鲁迅是针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其实也是觉得做人要“道器不离”。
　　纵览历史，凡贤人能士，无一不是“道器不离”者。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不畏残酷迫害和种种阻挠，一心要回到祖国效力，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他最终回到了祖国。钱学森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据其子钱永刚回忆，在为国家搞科研项目时，钱学森那时“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那时候和现在是天壤之别，国家就那么点钱，又要做成那么大的事，只允许试一次，一次就得成功。这样他就累了，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得很周到。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两弹一星’ 的功臣？就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奉献拼出来的，不是试出来的。”毫无疑义，钱学森是个有好思想和崇高精神境界的人，是“道器不离”的楷模。
　　画家黄永玉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道器不离” 之人。他在八十多岁时，乘公交车还给孕妇和比他身体差些的老人让座。窥一斑而知全豹，无疑，他是一位有美德的人。黄永玉不仅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有美德者，还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有多种才能的人。他16岁时，友人介绍他到军队当了一名司书，他在抄写公文时，在上面“乱画”一通，尽管很好看，但还是被军方借口不严肃而辞退了;友人把他推荐到税务机关工作，他在工作之余，在办公室大搞木刻，桌子上堆满了木刻作品。两个月后他就被税务部门辞掉。后来，他当过小学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也做过电影编剧，还在报社当过编辑。他的工作岗位多次变动，但他从未放弃过艺术创作。正因为如此，所以黄永玉的工作能力极强。他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时，一天，副刊编辑告急，说“缺一整版稿子，排字房正等着发稿呢”。黄永玉二话不说，马上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连写带画，两个小时后，一块高质量的副刊版面就完成了。报社同仁为此欢天喜地。也正因为黄永玉的不懈努力，所以他不仅是画家，还是雕塑家、诗人和作家。他能做到这样，除了得到沈從文、聂绀弩等人的帮助外，也与他自己的异常勤奋分不开。
　　做一个“道器不离”的人，就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美德、有才干之人，就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祖国对人民十分有用、分外有益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