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离开上海去了北京，我的理论是，我选择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个城市驻足，以使世界在我面前丰富起来的同时也使自己更加丰富。但思乡是一种绝症。对出生地的偏爱恐怕也是全人类根深蒂固的情结，挥之不去。
　　
　　奋斗了半辈子，终于上得了《上海采风》的封面，肯定不是个“终生成就奖”，却似有“安慰奖”之嫌。我不是说自己像慰安妇，事实上，我以为，像本杂志这样具有上海城市文化标志性的家乡媒体应该常常来安慰一下我们这些北漂游子才是。
　　当下客居北京的上海文化人并不多见，比较那成群结队、团结互助的四川棒棒军，湖南菜刀队，上海帮实在是势单力薄。比较出名一点儿的也就三男一女，人送番号曰“新四人帮”。其中，我的男性偶像陈丹青先生早已于去年捷足先登了四月号封面，另外两个么，我估计，请他们上他们都不要上，我这里说的是“女人必读”的周国平先生和“新左派”张广天同志。
　　
　　我同国平先生常常可以见面，因为他无所不在的著作，因为他无人不知的历史，因为一个叫“老六”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因为崔健，除了不是我的男性偶像，周先生大概是北京绝大部分文学女中年的偶像，故而有一年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要在岁末颁一个精彩女性奖，就把周先生当颁奖嘉宾之一请到了现场。这个奖是要从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地区各选出一名代表当地的获奖女性，然后由具有当地籍贯的男性文化名人为“女同乡”颁奖并作精彩点评。我记得当周先生在后台被告知该游戏规则后，坚持不愿为上海的获奖者颁奖，坚称自己离乡多年没啥好说的，最后主办者只得让自称对上海女性颇有心得的魏明伦去发“上海奖”，让周先生高高兴兴地去发魏先生的“四川奖”。这事给我巨深的印象，因为我在那台颁奖晚会上唱主题歌，歌名叫《啊，中国姐妹们》。
　　受中国姐妹们爱戴的周先生是以思想存世的大家，他那无所不包的角度里唯一从不涉及的内容是——上海，谈话也一样，至少我听到情况是如此，难道是因为当时有我这个上海人在场，可他又怎么会知道我也是个上海人呢？因为没有契机吧，所有在北京的上海人都秉持一个习惯：尽量不在公众场合谈论“上海”的话题，尽量不在生人面前暴露“上海人”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不讨巧，不叫座，甚至也许还会犯到众怒，何必呢。
　　北京这个地方说起来是容易让北上的南人极度爱上以至于忘忧忘乡的。某年，有位也姓周的先生北上省母，区区几日后即致函在上海的老婆说：“这里的空气是沉静的，和上海的烦扰险恶，大不相同，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刺激……”这个姓周的最终还是离开了世外桃源的北京回到了他所谓险象环生的上海，因为在骨子里他是一个需要刺激的人，他叫鲁迅。
　　说到鲁迅，想到《无常女吊》，广天同志的先锋话剧平均每个月在北京首演一部，总是一半卖得好，一半市场反应较为平淡。等卖到家乡上海，基本上是完全不能挣到钱，父老乡亲们不吃也吃不消他吸引北京文艺小青年的那一套。
　　我再次重申，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离开上海去了北京，我的理论是，我选择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个城市驻足，以使世界在我面前丰富起来的同时也使自己更加丰富。但思乡是一种绝症。对出生地的偏爱恐怕也是全人类根深蒂固的情结，挥之不去。不过，人类的伟大和灵活之处，或许就在于我们能够热爱并接受另一种形式的美，另一种方式的存在。
　　北京和上海，是两个注定要在我生命中沉浮的城市。读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体悟到北京的清凉，读张爱玲的《金锁记》体悟到上海的阴湿；读王朔的小说喜欢上了北京话的逗趣，读王安忆的小品享受着上海话的促狎；读周作人的只言片语开始留恋北京的恬淡，读孙甘露的白日梦呓最终还是怀念着上海式样的浪漫啊，因为这浪漫是我的上海基因。
　　尽管如今这座城市的浪漫基因已经被复活了的国际时尚削去大半了。加缪曾有一句描写北非某个城市的话用在今天的上海身上大概是再合适没有了，“这个欢快又务实的城市，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作家了，它在等待着游客。”而你我都是游客。
　　我依然保持着在两个月之间往返两地三到四次的生活，在精神上，我与故乡暂处于“分居”状态。我在新天地的老宅自然已经是灰飞烟灭了，有时候回来，走在附近相仿的弄堂里，中午的时候，走在一架一架“四菜一汤”的被单下面，黑洞洞的窗子里散发出灶披间里半甜半咸的霉味，如此熟悉有分明极端的疏冷，我知道我爱这个城市太久了，我已经对它束手无策了。
　　张广天原本是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的，自从几年前长宁区政府动迁办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把他家在娄山关路上的老宅拆了个精光，老张放话，“资产阶级拆了无产阶级的窟”，然后把一家子老头老太统统移民北京航天桥，发毒誓决不叶落归根。
　　说到这儿，竟有些泪意了。封面刊出后，我要去拿给那三个人看看，大家一起笑笑，说说上海话，说说以《上海采风》为先进表率的家乡人民是怎么在我以为自己已经被抛弃了的情况下，又及时地给了我一次做“上海人”的机会，不要太感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