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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然而，他的体育思想和强身实践却被世人知之甚少。
一、孔子的体育实践观
先秦时期，一般情况下，对“士”的要求是文武双全，那时的士人也的确多是能文能武。孔子也不例外，孔子是一位身材高大、勇猛有力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古代的尺比现在的尺要短，周尺的一尺为现在公制19.91厘米，这样计算。孔子的身高约在1.80米以上。《左传》说：鲁襄公十五年，从诸侯之师攻入逼阳城，所悬城门突然放下，孔子举起城门，救出了诸侯之士。《吕氏春秋》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具有这样的体格和气力，这和他经常从事体育锻炼是分不开的。孔子喜好多种强身活动，射、御造诣尤深。《礼记·射义》谓“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他射技高明，因而吸引了如此多的观众。《论语·子罕》中有一段孔子自谦的话：“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我干什么呀?赶马车呢，还是当射箭手呢?我赶马车吧!)因此，他擅长御车也自不待言。除了射、御之外，孔子也爱好打猎和垂钓活动，曲阜孔庙刻画《圣迹图》中就有他参加猎郊的记叙：“孔子仕鲁，鲁人猎郊，孔子亦猎郊。”在《论语·述而篇》中也载有关于孔子垂钓、射鸟的轶事。孔子还常常和他的弟子们一起进行野游和登山活动，并在郊游和登山过程中，边讲学边议论，边观赏大自然的风光。《论语·颜渊》就有孔子和他的弟子樊迟“游于舞雩之下”的记载。《孟子》中也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记载。另外，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尽管如此，他仍享年七十二岁，这在当时，可谓高寿。因此，无论是他的体力还是寿命都足以表明孔子在各项健身活动中受益匪浅。孔子及其弟子的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新形象，这种儒者风范与后来儒家“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二、孔子体育教育观
孔子的体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教育史上，他是第一位提倡体育的教育家。他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因素。“君子以器”(《论语·为教》)，是讲孔子要求弟子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而不能只拥有一才一艺。《论语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论语中也曾记载：有一次子贡想询问一下孔予对他的看法，孔子说：“女，器也。”子贡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瑚琏”是寺庙盛黍稷之器，贵重而华美，但仍未达到不器。“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御”，也就是驾车。射、御是孔子“六艺”教育的重要伪容，是孔子全面发展教育的体育内容。“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这当中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体力活动及行为规范等。孔子以“六艺”、“四教”为教学内容。来实现他“君子不器”的教育思想。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当然，孔子教学生射、御，原则上不是主张武力战争，不是让学生学会打仗的本领。射和御有信礼的成分和内容，但就其活动的本质来说，它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目的是提高练习者的身体机能，具有了现代体育的雏形。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礼”作为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和射礼。学生在学礼的时候，不仅要闻其道，重要的是践其行。在习练各种礼仪活动中，“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王守仁《教约》)。特别是在习练射礼时，学生们要操弓射箭，这也含有习武的意义。正如《礼仪》中所说：“礼者也，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概括性地列举了四人各具所长，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成人”了。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是体育教育的内容。
三、孔子体育道德观
在孔子看来，培养人才要注意仁、知、勇三个方面。“仁”是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属于德育的范畴；“知”是文化方面的要求，属于智育的范畴；至于“勇”则基本上属于体育的范畴。“勇”主要是指勇敢的意思，但也包括了勇敢的行为和技能。在《论语》中有九处讲到“勇”。“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这里的“勇”主要是指“见义勇为”的勇敢精神。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健壮的身体，掌握当时所盛行的射、御等体育技能。从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人来看，子张、公良孺等都是精通武艺的勇士。儒家教育这种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际上是将社会的改良与国家的稳定依托于人素质的提高，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是等量齐观的，“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礼是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体育活动也不例外，无论是射是御，都必须中礼。其中射礼分为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等。御礼中对车的大小、马匹数量皆有规定。各等级之间不能互相逾礼，如果礼乱了，“艺”将有害于“仁”，有害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礼”在“艺”与“仁”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孔子将礼引人体育运动中，一方面，促进了体育在全民中发挥全面教育的作用。由于礼居于竞技比赛的主导地位，就改变了人们对竞技目的的认识。因为把竞技当做习礼的过程，从而竞技运动不再具有残酷的色彩，吸引着人们自觉投入到体 育运动中来。通过礼的引导，使一种少数人从事的竞技运动变成了多数人喜爱的体育运动。另一方面。使运动的参与者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点到为止，“礼”在“艺”先。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是可贵的体育道德观。此外，孔子对于一个国家要重视武力，在民众中提倡练习也有论述。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却戎矣”。充分肯定了有勇者在社会上能起重要作用，强调了武事教育的重要性，表明他对武勇的提倡和推崇。孔子教育中的“礼”，一方面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另一方面是指具体的礼仪。如：“君臣长幼之序”的礼射、“讲论才艺之礼”之投壶、“习兵之礼”的田猎等，都含有体育教育因素。
“文之以礼乐”是说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在<论语·八佾》中，就记述了孔子对射的德行和礼仪方面的要求：“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这是说，作为道德高尚的人，心境豁达，不为名利相争；如果有争，可以射箭比高低；就是比射也要讲究礼仪，相互尊重，赛后饮酒叙怀，不疾恶；又因为各人的力气不一样，不必强求一致，所以比射时箭也不一定要穿透靶心。这才是君子应具有的气质和风范。在《史记·射义》中也有孔子“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焉”的记述，其中亦有很多关于比射时“礼”的议论。
四、快乐体育观
孔子弟子七十二贤者之一的曾子(曾参)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明确表示修身既是治国、齐家的前提，又是治国、齐家的根本。也就是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把修、齐、治、平作为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来认识，这也正是诱发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宣扬“济世安邦”的同时，又总是潜心于养生文化研究和实践的原因所在。休逸养生，也是孔子正心养性的一种方式，即今之快乐体育。
《论语·述而篇》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六艺之中。《史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的“六艺”，就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至不能胜任学习而无法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孔子用《诗经》来激励志气，用礼作为行为规范的立足点，用音乐陶冶性情，以完成人格修养。这些都含有体育教育的因素。“六艺”中的“乐”，有两层含义，《史记·乐记》论述“乐舞”作用时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养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战国晚期的荀子，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礼乐教育。他认为礼乐教化具有“人人之深，化人也速”的巨大感染力，它可起到“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重大作用。
孔子明确指出“仁者寿”、“德润身”，认为只有讲道德的人，才能精神内守心宽体胖，得以高寿。也就是说，施善则神安，神安则延寿。反之，行恶则心恐，心恐则损寿。所以在儒家经世致用的处世哲学中，把修身这个含有体育教育因素的概念放在安身立命的首要位置。
孔子身为三千弟子的师表，不仅学识渊博，亦善休逸养生。孔子通过钓鱼打猎、射、御、登山活动，结合动、静的娱乐活动方式，以畅娱性情，活动肢体，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获取精神营养，以达到正心养性和益身延年之目的。孔子也非常重视“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他说“移风易俗，奠善于乐”。他本人对乐就达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总之，孔子和乐体育总目标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使之达到体育自立。具体目标则是根据孔子六艺结合现行教育方针提出的礼、乐、知、能、健、行的新六艺。
此外，孔子还注重卫生保健。《论语》中有不少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记载，他不吃不卫生的食物，吃饭讲究定时定量。肉虽多不食使胜食气。不时不食，不多食。食不语。他睡眠和休息时注意有益于健康的姿势，寝不尸(不仰卧)。
编校 杨彩霞
一、孔子的体育实践观
先秦时期，一般情况下，对“士”的要求是文武双全，那时的士人也的确多是能文能武。孔子也不例外，孔子是一位身材高大、勇猛有力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古代的尺比现在的尺要短，周尺的一尺为现在公制19.91厘米，这样计算。孔子的身高约在1.80米以上。《左传》说：鲁襄公十五年，从诸侯之师攻入逼阳城，所悬城门突然放下，孔子举起城门，救出了诸侯之士。《吕氏春秋》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具有这样的体格和气力，这和他经常从事体育锻炼是分不开的。孔子喜好多种强身活动，射、御造诣尤深。《礼记·射义》谓“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他射技高明，因而吸引了如此多的观众。《论语·子罕》中有一段孔子自谦的话：“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我干什么呀?赶马车呢，还是当射箭手呢?我赶马车吧!)因此，他擅长御车也自不待言。除了射、御之外，孔子也爱好打猎和垂钓活动，曲阜孔庙刻画《圣迹图》中就有他参加猎郊的记叙：“孔子仕鲁，鲁人猎郊，孔子亦猎郊。”在《论语·述而篇》中也载有关于孔子垂钓、射鸟的轶事。孔子还常常和他的弟子们一起进行野游和登山活动，并在郊游和登山过程中，边讲学边议论，边观赏大自然的风光。《论语·颜渊》就有孔子和他的弟子樊迟“游于舞雩之下”的记载。《孟子》中也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记载。另外，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尽管如此，他仍享年七十二岁，这在当时，可谓高寿。因此，无论是他的体力还是寿命都足以表明孔子在各项健身活动中受益匪浅。孔子及其弟子的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新形象，这种儒者风范与后来儒家“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二、孔子体育教育观
孔子的体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教育史上，他是第一位提倡体育的教育家。他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因素。“君子以器”(《论语·为教》)，是讲孔子要求弟子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而不能只拥有一才一艺。《论语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论语中也曾记载：有一次子贡想询问一下孔予对他的看法，孔子说：“女，器也。”子贡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瑚琏”是寺庙盛黍稷之器，贵重而华美，但仍未达到不器。“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御”，也就是驾车。射、御是孔子“六艺”教育的重要伪容，是孔子全面发展教育的体育内容。“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这当中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体力活动及行为规范等。孔子以“六艺”、“四教”为教学内容。来实现他“君子不器”的教育思想。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当然，孔子教学生射、御，原则上不是主张武力战争，不是让学生学会打仗的本领。射和御有信礼的成分和内容，但就其活动的本质来说，它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目的是提高练习者的身体机能，具有了现代体育的雏形。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礼”作为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和射礼。学生在学礼的时候，不仅要闻其道，重要的是践其行。在习练各种礼仪活动中，“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王守仁《教约》)。特别是在习练射礼时，学生们要操弓射箭，这也含有习武的意义。正如《礼仪》中所说：“礼者也，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概括性地列举了四人各具所长，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成人”了。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是体育教育的内容。
三、孔子体育道德观
在孔子看来，培养人才要注意仁、知、勇三个方面。“仁”是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属于德育的范畴；“知”是文化方面的要求，属于智育的范畴；至于“勇”则基本上属于体育的范畴。“勇”主要是指勇敢的意思，但也包括了勇敢的行为和技能。在《论语》中有九处讲到“勇”。“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这里的“勇”主要是指“见义勇为”的勇敢精神。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健壮的身体，掌握当时所盛行的射、御等体育技能。从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人来看，子张、公良孺等都是精通武艺的勇士。儒家教育这种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际上是将社会的改良与国家的稳定依托于人素质的提高，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是等量齐观的，“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礼是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体育活动也不例外，无论是射是御，都必须中礼。其中射礼分为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等。御礼中对车的大小、马匹数量皆有规定。各等级之间不能互相逾礼，如果礼乱了，“艺”将有害于“仁”，有害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礼”在“艺”与“仁”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孔子将礼引人体育运动中，一方面，促进了体育在全民中发挥全面教育的作用。由于礼居于竞技比赛的主导地位，就改变了人们对竞技目的的认识。因为把竞技当做习礼的过程，从而竞技运动不再具有残酷的色彩，吸引着人们自觉投入到体 育运动中来。通过礼的引导，使一种少数人从事的竞技运动变成了多数人喜爱的体育运动。另一方面。使运动的参与者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点到为止，“礼”在“艺”先。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是可贵的体育道德观。此外，孔子对于一个国家要重视武力，在民众中提倡练习也有论述。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却戎矣”。充分肯定了有勇者在社会上能起重要作用，强调了武事教育的重要性，表明他对武勇的提倡和推崇。孔子教育中的“礼”，一方面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另一方面是指具体的礼仪。如：“君臣长幼之序”的礼射、“讲论才艺之礼”之投壶、“习兵之礼”的田猎等，都含有体育教育因素。
“文之以礼乐”是说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在<论语·八佾》中，就记述了孔子对射的德行和礼仪方面的要求：“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这是说，作为道德高尚的人，心境豁达，不为名利相争；如果有争，可以射箭比高低；就是比射也要讲究礼仪，相互尊重，赛后饮酒叙怀，不疾恶；又因为各人的力气不一样，不必强求一致，所以比射时箭也不一定要穿透靶心。这才是君子应具有的气质和风范。在《史记·射义》中也有孔子“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焉”的记述，其中亦有很多关于比射时“礼”的议论。
四、快乐体育观
孔子弟子七十二贤者之一的曾子(曾参)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明确表示修身既是治国、齐家的前提，又是治国、齐家的根本。也就是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把修、齐、治、平作为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来认识，这也正是诱发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宣扬“济世安邦”的同时，又总是潜心于养生文化研究和实践的原因所在。休逸养生，也是孔子正心养性的一种方式，即今之快乐体育。
《论语·述而篇》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六艺之中。《史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的“六艺”，就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至不能胜任学习而无法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孔子用《诗经》来激励志气，用礼作为行为规范的立足点，用音乐陶冶性情，以完成人格修养。这些都含有体育教育的因素。“六艺”中的“乐”，有两层含义，《史记·乐记》论述“乐舞”作用时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养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战国晚期的荀子，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礼乐教育。他认为礼乐教化具有“人人之深，化人也速”的巨大感染力，它可起到“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重大作用。
孔子明确指出“仁者寿”、“德润身”，认为只有讲道德的人，才能精神内守心宽体胖，得以高寿。也就是说，施善则神安，神安则延寿。反之，行恶则心恐，心恐则损寿。所以在儒家经世致用的处世哲学中，把修身这个含有体育教育因素的概念放在安身立命的首要位置。
孔子身为三千弟子的师表，不仅学识渊博，亦善休逸养生。孔子通过钓鱼打猎、射、御、登山活动，结合动、静的娱乐活动方式，以畅娱性情，活动肢体，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获取精神营养，以达到正心养性和益身延年之目的。孔子也非常重视“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他说“移风易俗，奠善于乐”。他本人对乐就达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总之，孔子和乐体育总目标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使之达到体育自立。具体目标则是根据孔子六艺结合现行教育方针提出的礼、乐、知、能、健、行的新六艺。
此外，孔子还注重卫生保健。《论语》中有不少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记载，他不吃不卫生的食物，吃饭讲究定时定量。肉虽多不食使胜食气。不时不食，不多食。食不语。他睡眠和休息时注意有益于健康的姿势，寝不尸(不仰卧)。
编校 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