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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语言的差异和史料的众多，中文系《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始终存在着对文本的陌生化，很多大学生对文本的解读能力非常低。只有通过文本细读，增强学生细读文本的功夫以及对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才是符合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融合的教学改革的指归。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教学文本细读审美素质培养
在中文系《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中，始终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矛盾：1语言差异所形成的文本误读：2浩如烟海的史料和作家作品使得学生对文本的陌生化。
尽管外国文学所涉及的作家作品都与异国语言相关，但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不仅使用中文教材，而且讲读的所有作品亦为中文译本。这样，外国文学教学实际上脱离了外文原著，完全与外文无涉。教师只能通过母语讲授外国文学，学生同样只能借助母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尽管使用中文外国文学教材不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外国文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但涉及作家作品分析时，若仅凭中文译本则不利于学生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教学中，虽然教师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讲解都力求准确、全面、深入，但因凭借的文本皆为中文译本，这些译本无不与原著存在一定的距离，因而对作品的解读总是难免存在隔靴搔痒之憾。外国文学的教学质量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加之文学作品翻译的良莠不齐，不但影响对作品的鉴赏，而且容易造成对作家、作品的误读。
第二个矛盾与文学史课时限制、本身性质等方面因素有关——文学史更关注总体和阶段性的文学现象．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则相对较少。这也使一批学生满足于跳过作品阅读，直接记忆别人的关于该作品的各种观点和结论。由于年龄、社会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大多数学生的阅历相对而言不是很丰富，这阻挡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我们必须看到，学生并不是真的不愿意或不想阅读文学作品，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进行阅读，如何去感受作品。目前大部分高校《外国文学史》教学方面也一样，文学思潮和史料知识占据了相关课程的主要内容，各种考核也以文学史知识为主。课堂上的文本分析则越来越走向简单化和程式化。因为教师(研究者)不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很难有对作品分析的独立见解，就只能以教材上的结论作为“定论”来规范，从而严重制约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和学习兴趣。
要如何才能克服这两个矛盾。让学生真正理解文学的艺术魅力并进而进行研究和解说呢?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外国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才可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钱理群先生主编《文学名著导读》，孙绍振教授的文本细读论坛，以及陈思和先生关注细读的研究论文和课程，对我们的文学文本细读起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是20世纪40年代英美新批评流派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通常是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文学阅读与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有时也被称作“充分阅读”(adequate reading)，同时与法国的“原文诠释”(explicationdetexte)传统也有着相近的所指。“文本细读”之“细读”，根本含义是立足于文本的阅读，也就是“充分阅读”，对文本所蕴涵的丰富的内涵进行充分的发掘。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通过细致的阅读和反复的阅读，注重细节的解读和结构的分析，对文本所蕴涵的深厚意蕴作出“丰沛的阐释”。
新批评奠基人之一瑞恰兹20世纪20年代在剑桥大学讲授诗歌，他给学生们分发一些去掉署名和题目的诗篇，要求他们进行评论。在完全不必考虑作者声誉、作品文学史地位的条件下，学生们根据文本，畅所欲言。这种“实用批评”引导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本身，进行语义与结构分析等内部研究，这成为后来新批评的细读法的起点。30年代，新批评主将柯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在美国一所著名的州立大学讲授文学课时发现“虽然学生中许多人智力颇佳，有相当的想象力。生活经历也很丰富，但是他们不懂得怎样去读短篇小说和戏剧，尤其不懂读诗”。于是二人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抛弃通行教材中作家生平、创作情况、盖棺定论的陈旧体例，注重精选作品．注重对每一首诗内部的语言、声音、意象、结构、版式诸多层面的详细分析。这本教材就是后来成为新批评重要著作的《理解诗歌》。雷内·韦勒克曾经这样论述过该教材的意义：“研究诗时不靠生平和传统的文学史，这在美国各大学和学院的文学课程中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革新。将注意力转向作品本身主要是靠柯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的《理解诗歌》的成功实现的。”
实现文本细读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精选意蕴丰富、具有广阔的解读与研讨空间的文本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以普及常识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是供学生自学用的，教师在课堂的任务不是重复或讲解教科书，而是如何引导学生在了解常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创新性思考，其结果往往是对教科书所宣讲的常识系统的挑战甚至质疑。培育学生的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应该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外国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选择的标准是文本的文学性与开放性。
二、在细读时，注意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与原著的有机结合
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经常会受到质疑．因为教师和学生其实阅读的都是中译本。在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上，注重文学审美教育，而很少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这一点在诗歌解读中尤为突出。如果进行文本细读的对象仅仅是翻译文本，而不参照原文，肯定有失严谨。但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没有能力去读所有文本的原文。而且也没有人能够读所有外国文学作品的原文，英国文学专家也许不懂法文，日本文学专家也许不懂德文，但这并没有阻碍大家接受世界文学的遗产。读过《好逑传》德译本之后，歌德便感慨“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这表明，翻译是推动不同语种文学之间交流的媒介而不是遏制性的力量。总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它们在经过翻译之后也不会失落，比如叙事、结构、寓言、象征，等等。中译本读者虽然很难从文体、语言等层面上去分析作品，但从小说诗学、神话、意识形态、艺术的整体风格等其它层面人手仍然大有可为。比如在分析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时，有李文俊从英文转移的译本和谢莹莹的直接译自德文的译本，开篇之处就有不同的翻译。比如格里高尔·萨姆沙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李译)还是“虫子”(谢译)，有的英译本是"verminousbug(害虫)”，德文原文则是“ungeziefer(吸血的甲虫，害虫)”，而这个德文词正是卡夫卡的父亲曾经用来斥责卡夫卡的，从这一互文关系中又可引出卡夫卡作品中反复被讨论过的“父子主题”。
三、强调文本与语境的辩证关系
尤其应注重分析比如作家创作时的生存状态，艺术取向。社会立场，亲友关系，情感经历，当时社会的政经格局，文本的构思、写作过程，出版与销售情况……这些讲述不同于教科书中的作家生平，而是一种实证式的传记梳理，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们对作家形成一个立体生动的认识．而且可以加深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既让学生认识到文本的文学史意义，又让学生感受到这种意义不是偶然与孤立的。这也是文学研究中应该具备的辩证史观。
四、在细读中结合适当的批评理论
正如柯林斯·布鲁克斯所说，无论是充分阅读还是细读，充分与细都是相对而言的。在何处细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采用什么批评方法有关。在解读《简·爱》的时候．引导学生特别注意对简·爱在罗彻斯特求婚以及失明之后的心理描写，注意简·爱如何描述罗彻斯特身边的其他女性，比如英格拉姆小姐，比如“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些细节的勘察有助于我们发现《简·爱》叙事中内在化的男权文化结构。显然，在此是引入了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在分析《呼啸山庄》的时候，引导学生着意其中的叙事者变化与转换，观察不同叙事者的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的差异。到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引导学生去发现并记录每一次叙事时间的跳跃与场景转换，体会这种对时间与历史的书写方式中所蕴含的作者的诗学与社会诉求。这些都颇多地借助了叙事学的理论。
总的来讲，《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对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为学生制造一个进行文学文本阅读的氛围、环境，增强学生细读文本的功夫及对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使其可以更快、更好地融入文学作品中去．从而接触经典、感受魅力。这也是培养“认知素质，审美素质，写作素质”，强调学生创新精神、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融合的教学改革的指归。诚如学者5E3Z平所说：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及写作能力。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象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教学文本细读审美素质培养
在中文系《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中，始终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矛盾：1语言差异所形成的文本误读：2浩如烟海的史料和作家作品使得学生对文本的陌生化。
尽管外国文学所涉及的作家作品都与异国语言相关，但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不仅使用中文教材，而且讲读的所有作品亦为中文译本。这样，外国文学教学实际上脱离了外文原著，完全与外文无涉。教师只能通过母语讲授外国文学，学生同样只能借助母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尽管使用中文外国文学教材不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外国文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但涉及作家作品分析时，若仅凭中文译本则不利于学生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教学中，虽然教师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讲解都力求准确、全面、深入，但因凭借的文本皆为中文译本，这些译本无不与原著存在一定的距离，因而对作品的解读总是难免存在隔靴搔痒之憾。外国文学的教学质量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加之文学作品翻译的良莠不齐，不但影响对作品的鉴赏，而且容易造成对作家、作品的误读。
第二个矛盾与文学史课时限制、本身性质等方面因素有关——文学史更关注总体和阶段性的文学现象．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则相对较少。这也使一批学生满足于跳过作品阅读，直接记忆别人的关于该作品的各种观点和结论。由于年龄、社会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大多数学生的阅历相对而言不是很丰富，这阻挡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我们必须看到，学生并不是真的不愿意或不想阅读文学作品，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进行阅读，如何去感受作品。目前大部分高校《外国文学史》教学方面也一样，文学思潮和史料知识占据了相关课程的主要内容，各种考核也以文学史知识为主。课堂上的文本分析则越来越走向简单化和程式化。因为教师(研究者)不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很难有对作品分析的独立见解，就只能以教材上的结论作为“定论”来规范，从而严重制约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和学习兴趣。
要如何才能克服这两个矛盾。让学生真正理解文学的艺术魅力并进而进行研究和解说呢?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外国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才可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钱理群先生主编《文学名著导读》，孙绍振教授的文本细读论坛，以及陈思和先生关注细读的研究论文和课程，对我们的文学文本细读起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是20世纪40年代英美新批评流派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通常是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文学阅读与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有时也被称作“充分阅读”(adequate reading)，同时与法国的“原文诠释”(explicationdetexte)传统也有着相近的所指。“文本细读”之“细读”，根本含义是立足于文本的阅读，也就是“充分阅读”，对文本所蕴涵的丰富的内涵进行充分的发掘。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通过细致的阅读和反复的阅读，注重细节的解读和结构的分析，对文本所蕴涵的深厚意蕴作出“丰沛的阐释”。
新批评奠基人之一瑞恰兹20世纪20年代在剑桥大学讲授诗歌，他给学生们分发一些去掉署名和题目的诗篇，要求他们进行评论。在完全不必考虑作者声誉、作品文学史地位的条件下，学生们根据文本，畅所欲言。这种“实用批评”引导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本身，进行语义与结构分析等内部研究，这成为后来新批评的细读法的起点。30年代，新批评主将柯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在美国一所著名的州立大学讲授文学课时发现“虽然学生中许多人智力颇佳，有相当的想象力。生活经历也很丰富，但是他们不懂得怎样去读短篇小说和戏剧，尤其不懂读诗”。于是二人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抛弃通行教材中作家生平、创作情况、盖棺定论的陈旧体例，注重精选作品．注重对每一首诗内部的语言、声音、意象、结构、版式诸多层面的详细分析。这本教材就是后来成为新批评重要著作的《理解诗歌》。雷内·韦勒克曾经这样论述过该教材的意义：“研究诗时不靠生平和传统的文学史，这在美国各大学和学院的文学课程中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革新。将注意力转向作品本身主要是靠柯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的《理解诗歌》的成功实现的。”
实现文本细读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精选意蕴丰富、具有广阔的解读与研讨空间的文本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以普及常识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是供学生自学用的，教师在课堂的任务不是重复或讲解教科书，而是如何引导学生在了解常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创新性思考，其结果往往是对教科书所宣讲的常识系统的挑战甚至质疑。培育学生的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应该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外国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选择的标准是文本的文学性与开放性。
二、在细读时，注意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与原著的有机结合
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经常会受到质疑．因为教师和学生其实阅读的都是中译本。在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上，注重文学审美教育，而很少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这一点在诗歌解读中尤为突出。如果进行文本细读的对象仅仅是翻译文本，而不参照原文，肯定有失严谨。但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没有能力去读所有文本的原文。而且也没有人能够读所有外国文学作品的原文，英国文学专家也许不懂法文，日本文学专家也许不懂德文，但这并没有阻碍大家接受世界文学的遗产。读过《好逑传》德译本之后，歌德便感慨“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这表明，翻译是推动不同语种文学之间交流的媒介而不是遏制性的力量。总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它们在经过翻译之后也不会失落，比如叙事、结构、寓言、象征，等等。中译本读者虽然很难从文体、语言等层面上去分析作品，但从小说诗学、神话、意识形态、艺术的整体风格等其它层面人手仍然大有可为。比如在分析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时，有李文俊从英文转移的译本和谢莹莹的直接译自德文的译本，开篇之处就有不同的翻译。比如格里高尔·萨姆沙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李译)还是“虫子”(谢译)，有的英译本是"verminousbug(害虫)”，德文原文则是“ungeziefer(吸血的甲虫，害虫)”，而这个德文词正是卡夫卡的父亲曾经用来斥责卡夫卡的，从这一互文关系中又可引出卡夫卡作品中反复被讨论过的“父子主题”。
三、强调文本与语境的辩证关系
尤其应注重分析比如作家创作时的生存状态，艺术取向。社会立场，亲友关系，情感经历，当时社会的政经格局，文本的构思、写作过程，出版与销售情况……这些讲述不同于教科书中的作家生平，而是一种实证式的传记梳理，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们对作家形成一个立体生动的认识．而且可以加深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既让学生认识到文本的文学史意义，又让学生感受到这种意义不是偶然与孤立的。这也是文学研究中应该具备的辩证史观。
四、在细读中结合适当的批评理论
正如柯林斯·布鲁克斯所说，无论是充分阅读还是细读，充分与细都是相对而言的。在何处细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采用什么批评方法有关。在解读《简·爱》的时候．引导学生特别注意对简·爱在罗彻斯特求婚以及失明之后的心理描写，注意简·爱如何描述罗彻斯特身边的其他女性，比如英格拉姆小姐，比如“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些细节的勘察有助于我们发现《简·爱》叙事中内在化的男权文化结构。显然，在此是引入了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在分析《呼啸山庄》的时候，引导学生着意其中的叙事者变化与转换，观察不同叙事者的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的差异。到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引导学生去发现并记录每一次叙事时间的跳跃与场景转换，体会这种对时间与历史的书写方式中所蕴含的作者的诗学与社会诉求。这些都颇多地借助了叙事学的理论。
总的来讲，《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对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为学生制造一个进行文学文本阅读的氛围、环境，增强学生细读文本的功夫及对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使其可以更快、更好地融入文学作品中去．从而接触经典、感受魅力。这也是培养“认知素质，审美素质，写作素质”，强调学生创新精神、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融合的教学改革的指归。诚如学者5E3Z平所说：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及写作能力。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象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