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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惇，号风斋、风来堂。1947年3月生于江苏太仓，祖籍扬州。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获“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艺术学）评议组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理事；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著名大学的兼职教授。
黄惇先生幼承庭训，受祖父黄胜白先生影响至深，从小即对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印产生浓厚的兴趣。然黄先生的艺术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家庭成分”的原因，1965年他高中毕业后并未能走上大学之路，而是做了八年小学教师，后进“五·七”干校进行伐木、养蚕等劳动锻炼，黄先生尝刻有“曾作桑农”一印就是对当年劳动生活的记录。黄先生还进过工厂当了两年机修钳工，后调到文化部门任美术干部，从事宣传、培训和创作工作，一干就是九年。1982年，黄先生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师从陈大羽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考入南艺读研，黄先生自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对于平素特别好学的他，进入南艺读书，只觉得是久旱的庄稼遇上了及时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渴骥奔泉”。没机会上学的年代，黄先生只能利用工作、劳动之余读书习字，考进南艺，他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于是读书学习任情肆意，如鱼得水。正因如此，读研期间，黄先生就不断取得创作成果和理论研究成果。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南艺工作30多年来，黄先生沉潜书艺，钩沉问学；桃李天下，泽被书坛，在创作、理论、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黄惇先生是新时期帖派书风的倡导者，是当代中国帖派创作的代表性书家，其行草书作品追求雅正清逸、遒媚率意的风格。篆刻创作以汉印为宗，精研明清流派印，尤其对青花瓷押的运用与摄取，是黄先生于印坛的独创，拓展了印风新领域。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先后获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一等奖、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韩国“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大奖和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黄先生的主要著作有《董其昌书法论注》《中国古代印论史》《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中国印论类编》等。主编《中国历代印风》《书法篆刻》《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等。他提出的“清理与超越”“笔法核心论”等重要书学主张，在书坛可谓振聋发聩，影响深远。
黄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禀赋外，主要得益于他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自我要求，始终奉行其师陈大羽先生“为学不作媚时语，闻道方悟勤为师”的嘱训。现在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但他仍然每天工作到深夜。黄先生尝刻“子夜刻印三更书”，真切地反映了他长期勤学苦练的状态。
前言
黄惇先生是当今书坛艺术创作、史论研究和书法教育三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从教四十多年，历经小学、文化馆到大学，育桃李，矫时弊，泽被后学，尤其在书法高等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成就。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他不断研究、完善，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备的书法教育思想体系。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书法教育大家，由于其创作、学术成就很高，几乎掩盖了他在教育上的成就，故关注他教育成就的人并不像关注他艺术成就的人那么多，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尝试对黄先生书法教育思想作一番梳理和初步的探讨。
黄先生是书法艺术家，对书法实践有亲身的经历。他数十年临池不辍，淬炼出精湛的书法技艺。他以振兴帖学为使命，以追求萧散、清雅之书风为审美理想，故他的作品“爽爽有一种风气”。他常常拿自己的实践去验证历史、验证理论。教学上，他把自己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想法直接传授给学生，教育思想直指人心；黄先生是书法史论家，他善于从书法史中总结规律，揭示书法真谛。通过研读米芾、赵孟頫、董其昌书论，使他洞晓书理，深谙笔法，提出了“笔法核心论”的著名论断，指出“帖学是中国书法的正脉”。通过读史使他以历史的眼光怀疑书坛上发生的种种现象，敢于质疑书法大家和学术权威。因此，他的思想比一般的书家站得要高，始终以历史的高度为自己的参照系；黄先生是书法教育家，他精通教育原理，具有高超的教学技艺。他的从教经历是从小学到大学一步步阶梯上升的过程，因此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对书法教育有全局的、整体的把握。以上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黄惇先生书法教育思想的特色。
书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本文特指本专科教育）、高级人才培养（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书法社会教育构成了黄先生书法教育思想的体系，本文侧重于他的书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书法基础教育思想
黄先生对中小学书法教育一直很关注，平时思考很多，曾担任中小学书法教材的主编，还经常呼吁国家加强中小学书法教育。通过研读黄先生的有关论著，笔者认为他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加强中小学生书法教育，必须找回书法教育的传统和汉字教育的传统
当下国人汉字书写水平日益下降是事实，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严重失却是现状，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黄先生总是显得忧心忡忡，他曾撰文深刻剖析其内在的原因以及将来的严重后果。他认为，中小学书法教育，并不是孤立地书写教育问题，要想把以前失却的书法教育传统找回来，就必须把失却这一传统的相关汉字教育传统也找回来。如今识字的方法只强调汉语拼音而不再使用传统的汉字部首教学，因而学生不知造字的六法，不知晓字源，这种只会读出字音而不识其字意的能力，属于文化的低水准，不识其字只依赖拼音，长此以往，汉字书写岌岌可危！为此，黄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近代受西学影响有激进的思想家曾预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今天，中国已崛起，汉字并未亡。然我要说：‘汉字书写若亡，中国文化必亡。’”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位书法教育家对中华文化兴衰充满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2.艺术熏陶在中小学书法教育中重要性
实用与艺术在书法中是相互统一的。中国书法本身具有的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质就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书法教育中，黄先生并不主张把实用书写与书法艺术刻意区分开来。他指出中小学生学习书法虽然是基于学习汉字，把字写端正，写得规范，写得美观，但又不完全是识字教育，同时也是艺术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让学生多接触一点古代碑帖、多了解一些书法历史常识是有益处的。所以教学中应有书法艺术知识的渗透，在习字过程中受到艺术的熏陶，让学生热爱汉字之美，热爱书法，进而热爱中国的其他艺术。黄先生强调：“艺术熏陶在中小学书法教育中十分重要。” 3.消除“颜柳的障碍”
中小学生学习书法向以楷书为主，并往往从颜柳入手。黄先生认为，自古以来楷书的学习有多种方法，这些方法中有优秀的传统也有糟粕，这有待于教师们在实践中研究取舍。但好的教学法一定具备三个要素：简明、易学、得法，而不是烦琐、不得要领。优秀的教学法从来都是让学生上手快和产生兴趣，同时深入浅出地把技法中深奥的知识贯穿其中。然而现在全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书法起手就学颜柳，颜柳写好了却很难朝行书上过渡。面对这种情况，黄先生多次讲过这是“颜柳的障碍”造成的结果。他解释说楷书作为书法学习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所谓将楷书写好后就可以去写行书，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古代书法家学书过程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米芾，初学书法写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再写晋人……尤以褚遂良为多。可米芾得出一个结论，“颜柳挑踢乃丑怪恶札之祖”，米芾揭示了颜柳的有些点画很难看，并且破坏了书法的传统笔法。“颜柳挑踢”就是指在用笔上强化起笔、落笔的顿挫动作，在写横、竖画的两端和点、钩画的起收笔时要逆锋起，回锋收，有描头画角之感，这在书法上叫“华饰”现象。这种“华饰”现象正是中小学生学习书法的障碍。要想突破这个障碍，黄先生指出书写时要尽量消减那些“华饰”的动作，恢复自然书写。至于楷书学习的路径，黄先生认为还可以从初唐楷书如褚遂良、虞世南或南朝智永等晋楷一系入手，那样，待楷书练到一定份上，就能自然过渡到行书的练习。
4.注重教师的感染力，尤其是语文教师
中小学书法教育关键在教师。黄先生认为，教师的感染力十分重要，自己写不好字，如何去要求学生？教师自己不懂得书法艺术，如何能把习字与书法统一起来？正因为如此，要想在中小学普及书法教育，绝不是配备几位书法教师就能解决的，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必须把字写好、过好书法关。
黄先生指出，在落实中小学书法教育的进程中，对于教师的培养，师范院校任重道远。既然汉字书写首先与教师相关，又特别是与语文教师相关，所以中小学书法教育就必然与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相关。如果说书法教育要进入中小学，那第一步即要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教育部门在这一文化战略中，应站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高度，认真思考落实书法教育发展的许多可行细节，如教师、教材、课程等。可见黄先生的思考是全面而深远的。
5.应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繁体字、异体字问题
学生学习古代经典法帖，无论欧、颜、柳、赵，无论楷、行、篆、隶都会遇到繁体字和异体字，黄惇先生认为应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一情况，而不应一棍子打死。他说通过临帖，使学生汉字知识更加丰富，比如让学生认识汉字中一字多形的变化，让学生认识一些繁体字，了解简化字的来源等等，应该是有益的。而语委会规定，凡不写简化字就不规范，统统算错字。于是小学生写“钟山风雨”的“钟”字不算错字，写作“锺”反而算错字，让人啼笑皆非。繁体、简体本一母所生，何以在中小学生那里有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与此相反，近三十年来，书法展览十分繁荣，而在所有的书法展中，简化字作品基本上是进不去的，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不写简化字，且以写简化字为耻。这样的反差，应该引起教育部门的关注。
对于现代教育提倡中小学生无纸化作业，黄先生也是反对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免于书写的“无纸化”作业给学生所带来的危害很多，如，书写汉字对于中小学生在训练手脑配合上的重要性的失却、因长期不写汉字带来传统文化内涵上的失却都是不可估量的。
二、书法高等教育思想
黄惇先生长期工作在高校，其书法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他的专著《清理与超越——书法课堂讲录》则是其书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对书法观念的阐述，对书法规律的揭示，对书法伪功力的论辩，对选帖、读帖和临帖方法的指导，对书法教学法的研究等，无不体现出黄先生深邃的教育思想，明晰的教育思路。黄先生还有很多书法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访谈、讲学、学术研讨会、书法招生和论文答辩的讲话中。通过分析与综合，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1.共性第一位，个性第二位
书法教学中，黄先生认为掌握共性的东西十分重要，应把共性放在第一位，个性放在第二位，共性包括个性，只有把握共性，才能找到规律。有了规律则可旁通，就有了以一当十的能力，为学生以后更好地发展个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书法作为一门新兴艺术学科，书法家的教学观念各个不同，形形色色，鱼龙混杂。黄先生认为，要对社会上各种书法教学观念作一清理，哪些教学是好的，哪些教学是错误的。先共性后个性，这是作为一个教学者本身必须具有的非常清楚的理念。可有些书法家，把特殊性当作一般规律用于教学，学生还没有懂得书法基本规则就追求所谓的个性，这显然对未来的发展不利，这是不正确的。他常常说：“我于书法，主张先通共性，后求个性，规律在手，何求不得变。反之，不通规律，又何来变之手段，更是奢谈个性。”如在“选帖”教学环节中，黄先生认为古代法帖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共性强个性弱的，另一类属个性强共性弱的。共性是指一般规律，共性强的属通用型；个性是指特殊规律，个性强的属专用型。初始阶段应以共性强的通用型为参照对象，即先求共性。当驾驭笔的能力强了，再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个性强的经典作品学习，即后求个性。“临帖”也一样，不能将己意强加于古人，要学其“共性”，不能过早发挥自己的“个性”，必须深刻领会古人精彩的书作，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寻找与古人对话的契合点。
2.学书要确定好自己的参照系
学书要站得高，要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书法，以被千百年来多次筛选过的精品作为自己学书的范本，这是黄先生书法教学的一个基本点。如米芾以晋人书风作为追求的目标，董其昌以宋代米芾与晋人的二王体系书风作为学习的范本，王铎有“书法何之为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坡而已”之论。因为他们眼光高，起点高，所以，不被时风所染，又能独辟门径，成为时代的骄子，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黄山归来不看岳”。正因为此，黄先生强调学习古代经典作品，与古为徒。他指出学经典的好处就是能“取法乎上”，古人讲“眼不可穷，腹不可穷”也就是说眼界要高，腹中要有墨水。他说中国书法史上大约真正成功的书家，无不跳开近人的影响，而直追本源的。只有短视的学书者才“师法近人”或被近代的某些书家所笼罩。当今书坛最大的问题不是“泥古不化”，而是“泥今不化”。有的人总把眼光盯在当地某位名家身上，这就有可能发生方向上的错误，参照对象如果水平不高，亏就吃大了。因此，重经典，绝近人，不随俗是黄先生对学生的严要求。黄先生本人的书法座右铭就是“不随俗”。 3.破除迷信，识破书法伪功力
黄先生是书法史论家，对照历史，他发现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书法的认识有迷信色彩，很多方面是受清代以来书法观念的影响。书法教学中他常常指出要破除迷信，识破书法伪功力现象。如当他看到国展上有人用六尺净皮写小楷作品，别人纷纷惊讶其功力了不得，黄先生却说这不过是在控制宣纸的水分，与书法功力无关，并揭示这是一种伪功力。再如，黄先生听说有人写篆书一根线拉了六十年，功力全在一笔中，他认为这是欺人之谈。他说：“南艺书法班上的同学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篆书解决了，一周时间写《石鼓文》跟吴昌硕临石鼓文的技法没有本质差别。至于积六十年功夫写一根线，是迷信透顶了，都是徒劳。”黄先生还强调：“那种迷信一本帖要写上十年、八年的陈旧观念，把时间视为功力的全部，显然是没有价值的。”他还对民国以来流传下来的“五指齐力说”“大笔写小字说”等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指出这些书法观念都是不正确的，误导了许多学书者。以上种种不正确的观念，黄先生都称之为书法“伪功力论”。
4.不求甚解之临百遍，不如用心解读之一遍
黄先生于书法教学重临帖，尤重读帖。他强调，临的同时一定要读，首读笔法，次读结字，读不懂自然就临不好。他常说：“我看一个学生，首先不是看他的作品好不好，而是看他会不会，也就是看他懂不懂书法的游戏规则。”他提倡将临摹当作品来写，求其笔法、结字、章法的高度统一性，反对那种以“练功”为单一目的的临摹。他认为，不求甚解之临百遍，不如用心解读、心摹手追之一遍。伴随临摹又必弄清所临对象的许多特征，如用什么性质的纸、用什么性能的笔、写字的速度、落笔的轻重、字的大小、行之距离、墨之浓淡燥润等都要尽力与所临的对象合，合则近，离则远。
5.重视文化素质 强调多读书
但凡在黄先生门下读研的学生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起初几次去见导师总会带着书法作品请先生指导，可黄先生会说：“书法（技法）不好怎么能考上研究生，以后就不要拿作品来看了。”然后，他会坐下来仔细询问你最近读了哪些书、是如何规划研究生学业生涯的、课题研究思路是什么等等。黄先生认为，在历史上，写字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文人书法家，一种是字匠。谁都希望自己是书法家而不是写字匠。书家应多读书，修养很重要。他举例说：“有些二十几岁的青年，艺术天赋很高，也很用功，却越写越差，而且跟时风，什么原因？胸无点墨嘛。过去常听老一辈的人告诫我们，你不能不读书啊，否则将来要成写字匠哦！”在南艺，书法艺术硕士（MFA）和书法普硕的学位论文要求学校是有区别的，如普硕论文不少于三万字，MFA则在八千字左右，可黄先生统一按普硕的标准要求他的学生，对艺术硕士（MFA）学位论文从未降低标准。即使研究生的文化选修课，有时他都亲自过问，帮助学生来选课，加强学生文化修养。记得以前的书法大专班，最后一学期黄先生总会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还要在课堂上举行答辩，当时大家非常重视，进阅览室，跑图书馆，创作之余埋头读书，学习写作。其实当时的论文写得怎么样，黄先生很清楚，也许他并不在乎论文的结果，他这样要求实际上是想逼着大家去读书。黄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书法史家，他最理解文化的重要性和读书的必要性。所以，让学生写论文是他的用心。现在，南艺书法系招生，他主张在专业考试通过的前提下，按高考文化分数的高低来录取，他认为这样对学生以后的发展更有好处。
6.集中式教学法
书法教学，如书体技法训练，黄先生主张集中教学法，即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某一书体，一种书体学完了，再集中时间学习另一种书体，这与一般的文化课教学不同。他说大部分教育学家认为分散式教学是有优点的，比如这个礼拜一上楷书，下个礼拜一再上楷书，如此反复，认为这个中间有消化过程。黄先生则认为技艺性教学要集中，比如乒乓球训练，正手抽球必须要有5000板才能有效果，倘若这个礼拜打50板，下个礼拜再打50板，那怎么行？体育上把这种集中训练叫作“技术定型”，书法技法训练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技艺训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要突破社会上的教学法，就必须把一些教学法作清理。
在本专科教学中，如果说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书法观念的转变，学书方法、路径的指导等方面，那么在书法高级人才培养上，黄先生更加注重思想方法的导引和学术训练，理论研究上他主张“史从论入，论从史出”。对待学术研究他既提倡求真务实，又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还认为做学问要有“猎人”的眼睛，要善于发现，有“新发现”就可能有“新突破”，等等。
黄惇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是他整个书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理与超越”是黄先生最为著名的书法观，也是他首要的书法观。他要把清代以来受碑学思想影响所带来的种种流弊进行清理；他要发扬和光大碑派发生前的书法传统。他认为，较之碑学，帖学在书法技法、文化内涵等方面远比碑学丰富，帖学是中国书法的正脉、主脉。故“清流弊，理正脉；张帖学，扬传统”是黄先生最主要的书法思想。正因为此，在南艺书法教学的课程计划中安排学习帖学的时间要比学习碑学的时间多，这是黄先生书法思想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黄先生很多书法思想都是他在课堂上生发并讲开的，尤其是“清理与超越”、“笔法核心论”等重要思想是贯穿了黄先生书法教育的始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是他整个书法思想的基本体现，而他的书法思想基本上是靠书法教育得以贯彻的，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总的来说，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在基础教育方面主要反映在重书法（汉字）教育的传统方式、重书法艺术熏陶、重书法师资培训以及重书法教法的研究上；高等教育则反映在重观念疏导、重规律揭示、重理路分析、重文化修养，在继承与创新上更强调继承、在临帖与读帖上更突出读帖、在勤奋与悟性上更看重悟性等方面。限于笔者的视域和水平，本文对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仅作局部的、初浅的探讨。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内涵十分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黄惇先生幼承庭训，受祖父黄胜白先生影响至深，从小即对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印产生浓厚的兴趣。然黄先生的艺术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家庭成分”的原因，1965年他高中毕业后并未能走上大学之路，而是做了八年小学教师，后进“五·七”干校进行伐木、养蚕等劳动锻炼，黄先生尝刻有“曾作桑农”一印就是对当年劳动生活的记录。黄先生还进过工厂当了两年机修钳工，后调到文化部门任美术干部，从事宣传、培训和创作工作，一干就是九年。1982年，黄先生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师从陈大羽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考入南艺读研，黄先生自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对于平素特别好学的他，进入南艺读书，只觉得是久旱的庄稼遇上了及时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渴骥奔泉”。没机会上学的年代，黄先生只能利用工作、劳动之余读书习字，考进南艺，他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于是读书学习任情肆意，如鱼得水。正因如此，读研期间，黄先生就不断取得创作成果和理论研究成果。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南艺工作30多年来，黄先生沉潜书艺，钩沉问学；桃李天下，泽被书坛，在创作、理论、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黄惇先生是新时期帖派书风的倡导者，是当代中国帖派创作的代表性书家，其行草书作品追求雅正清逸、遒媚率意的风格。篆刻创作以汉印为宗，精研明清流派印，尤其对青花瓷押的运用与摄取，是黄先生于印坛的独创，拓展了印风新领域。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先后获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一等奖、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韩国“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大奖和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黄先生的主要著作有《董其昌书法论注》《中国古代印论史》《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中国印论类编》等。主编《中国历代印风》《书法篆刻》《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等。他提出的“清理与超越”“笔法核心论”等重要书学主张，在书坛可谓振聋发聩，影响深远。
黄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禀赋外，主要得益于他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自我要求，始终奉行其师陈大羽先生“为学不作媚时语，闻道方悟勤为师”的嘱训。现在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但他仍然每天工作到深夜。黄先生尝刻“子夜刻印三更书”，真切地反映了他长期勤学苦练的状态。
前言
黄惇先生是当今书坛艺术创作、史论研究和书法教育三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从教四十多年，历经小学、文化馆到大学，育桃李，矫时弊，泽被后学，尤其在书法高等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成就。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他不断研究、完善，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备的书法教育思想体系。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书法教育大家，由于其创作、学术成就很高，几乎掩盖了他在教育上的成就，故关注他教育成就的人并不像关注他艺术成就的人那么多，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尝试对黄先生书法教育思想作一番梳理和初步的探讨。
黄先生是书法艺术家，对书法实践有亲身的经历。他数十年临池不辍，淬炼出精湛的书法技艺。他以振兴帖学为使命，以追求萧散、清雅之书风为审美理想，故他的作品“爽爽有一种风气”。他常常拿自己的实践去验证历史、验证理论。教学上，他把自己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想法直接传授给学生，教育思想直指人心；黄先生是书法史论家，他善于从书法史中总结规律，揭示书法真谛。通过研读米芾、赵孟頫、董其昌书论，使他洞晓书理，深谙笔法，提出了“笔法核心论”的著名论断，指出“帖学是中国书法的正脉”。通过读史使他以历史的眼光怀疑书坛上发生的种种现象，敢于质疑书法大家和学术权威。因此，他的思想比一般的书家站得要高，始终以历史的高度为自己的参照系；黄先生是书法教育家，他精通教育原理，具有高超的教学技艺。他的从教经历是从小学到大学一步步阶梯上升的过程，因此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对书法教育有全局的、整体的把握。以上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黄惇先生书法教育思想的特色。
书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本文特指本专科教育）、高级人才培养（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书法社会教育构成了黄先生书法教育思想的体系，本文侧重于他的书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书法基础教育思想
黄先生对中小学书法教育一直很关注，平时思考很多，曾担任中小学书法教材的主编，还经常呼吁国家加强中小学书法教育。通过研读黄先生的有关论著，笔者认为他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加强中小学生书法教育，必须找回书法教育的传统和汉字教育的传统
当下国人汉字书写水平日益下降是事实，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严重失却是现状，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黄先生总是显得忧心忡忡，他曾撰文深刻剖析其内在的原因以及将来的严重后果。他认为，中小学书法教育，并不是孤立地书写教育问题，要想把以前失却的书法教育传统找回来，就必须把失却这一传统的相关汉字教育传统也找回来。如今识字的方法只强调汉语拼音而不再使用传统的汉字部首教学，因而学生不知造字的六法，不知晓字源，这种只会读出字音而不识其字意的能力，属于文化的低水准，不识其字只依赖拼音，长此以往，汉字书写岌岌可危！为此，黄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近代受西学影响有激进的思想家曾预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今天，中国已崛起，汉字并未亡。然我要说：‘汉字书写若亡，中国文化必亡。’”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位书法教育家对中华文化兴衰充满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2.艺术熏陶在中小学书法教育中重要性
实用与艺术在书法中是相互统一的。中国书法本身具有的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质就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书法教育中，黄先生并不主张把实用书写与书法艺术刻意区分开来。他指出中小学生学习书法虽然是基于学习汉字，把字写端正，写得规范，写得美观，但又不完全是识字教育，同时也是艺术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让学生多接触一点古代碑帖、多了解一些书法历史常识是有益处的。所以教学中应有书法艺术知识的渗透，在习字过程中受到艺术的熏陶，让学生热爱汉字之美，热爱书法，进而热爱中国的其他艺术。黄先生强调：“艺术熏陶在中小学书法教育中十分重要。” 3.消除“颜柳的障碍”
中小学生学习书法向以楷书为主，并往往从颜柳入手。黄先生认为，自古以来楷书的学习有多种方法，这些方法中有优秀的传统也有糟粕，这有待于教师们在实践中研究取舍。但好的教学法一定具备三个要素：简明、易学、得法，而不是烦琐、不得要领。优秀的教学法从来都是让学生上手快和产生兴趣，同时深入浅出地把技法中深奥的知识贯穿其中。然而现在全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书法起手就学颜柳，颜柳写好了却很难朝行书上过渡。面对这种情况，黄先生多次讲过这是“颜柳的障碍”造成的结果。他解释说楷书作为书法学习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所谓将楷书写好后就可以去写行书，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古代书法家学书过程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米芾，初学书法写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再写晋人……尤以褚遂良为多。可米芾得出一个结论，“颜柳挑踢乃丑怪恶札之祖”，米芾揭示了颜柳的有些点画很难看，并且破坏了书法的传统笔法。“颜柳挑踢”就是指在用笔上强化起笔、落笔的顿挫动作，在写横、竖画的两端和点、钩画的起收笔时要逆锋起，回锋收，有描头画角之感，这在书法上叫“华饰”现象。这种“华饰”现象正是中小学生学习书法的障碍。要想突破这个障碍，黄先生指出书写时要尽量消减那些“华饰”的动作，恢复自然书写。至于楷书学习的路径，黄先生认为还可以从初唐楷书如褚遂良、虞世南或南朝智永等晋楷一系入手，那样，待楷书练到一定份上，就能自然过渡到行书的练习。
4.注重教师的感染力，尤其是语文教师
中小学书法教育关键在教师。黄先生认为，教师的感染力十分重要，自己写不好字，如何去要求学生？教师自己不懂得书法艺术，如何能把习字与书法统一起来？正因为如此，要想在中小学普及书法教育，绝不是配备几位书法教师就能解决的，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必须把字写好、过好书法关。
黄先生指出，在落实中小学书法教育的进程中，对于教师的培养，师范院校任重道远。既然汉字书写首先与教师相关，又特别是与语文教师相关，所以中小学书法教育就必然与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相关。如果说书法教育要进入中小学，那第一步即要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教育部门在这一文化战略中，应站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高度，认真思考落实书法教育发展的许多可行细节，如教师、教材、课程等。可见黄先生的思考是全面而深远的。
5.应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繁体字、异体字问题
学生学习古代经典法帖，无论欧、颜、柳、赵，无论楷、行、篆、隶都会遇到繁体字和异体字，黄惇先生认为应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一情况，而不应一棍子打死。他说通过临帖，使学生汉字知识更加丰富，比如让学生认识汉字中一字多形的变化，让学生认识一些繁体字，了解简化字的来源等等，应该是有益的。而语委会规定，凡不写简化字就不规范，统统算错字。于是小学生写“钟山风雨”的“钟”字不算错字，写作“锺”反而算错字，让人啼笑皆非。繁体、简体本一母所生，何以在中小学生那里有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与此相反，近三十年来，书法展览十分繁荣，而在所有的书法展中，简化字作品基本上是进不去的，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不写简化字，且以写简化字为耻。这样的反差，应该引起教育部门的关注。
对于现代教育提倡中小学生无纸化作业，黄先生也是反对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免于书写的“无纸化”作业给学生所带来的危害很多，如，书写汉字对于中小学生在训练手脑配合上的重要性的失却、因长期不写汉字带来传统文化内涵上的失却都是不可估量的。
二、书法高等教育思想
黄惇先生长期工作在高校，其书法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他的专著《清理与超越——书法课堂讲录》则是其书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对书法观念的阐述，对书法规律的揭示，对书法伪功力的论辩，对选帖、读帖和临帖方法的指导，对书法教学法的研究等，无不体现出黄先生深邃的教育思想，明晰的教育思路。黄先生还有很多书法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访谈、讲学、学术研讨会、书法招生和论文答辩的讲话中。通过分析与综合，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1.共性第一位，个性第二位
书法教学中，黄先生认为掌握共性的东西十分重要，应把共性放在第一位，个性放在第二位，共性包括个性，只有把握共性，才能找到规律。有了规律则可旁通，就有了以一当十的能力，为学生以后更好地发展个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书法作为一门新兴艺术学科，书法家的教学观念各个不同，形形色色，鱼龙混杂。黄先生认为，要对社会上各种书法教学观念作一清理，哪些教学是好的，哪些教学是错误的。先共性后个性，这是作为一个教学者本身必须具有的非常清楚的理念。可有些书法家，把特殊性当作一般规律用于教学，学生还没有懂得书法基本规则就追求所谓的个性，这显然对未来的发展不利，这是不正确的。他常常说：“我于书法，主张先通共性，后求个性，规律在手，何求不得变。反之，不通规律，又何来变之手段，更是奢谈个性。”如在“选帖”教学环节中，黄先生认为古代法帖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共性强个性弱的，另一类属个性强共性弱的。共性是指一般规律，共性强的属通用型；个性是指特殊规律，个性强的属专用型。初始阶段应以共性强的通用型为参照对象，即先求共性。当驾驭笔的能力强了，再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个性强的经典作品学习，即后求个性。“临帖”也一样，不能将己意强加于古人，要学其“共性”，不能过早发挥自己的“个性”，必须深刻领会古人精彩的书作，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寻找与古人对话的契合点。
2.学书要确定好自己的参照系
学书要站得高，要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书法，以被千百年来多次筛选过的精品作为自己学书的范本，这是黄先生书法教学的一个基本点。如米芾以晋人书风作为追求的目标，董其昌以宋代米芾与晋人的二王体系书风作为学习的范本，王铎有“书法何之为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坡而已”之论。因为他们眼光高，起点高，所以，不被时风所染，又能独辟门径，成为时代的骄子，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黄山归来不看岳”。正因为此，黄先生强调学习古代经典作品，与古为徒。他指出学经典的好处就是能“取法乎上”，古人讲“眼不可穷，腹不可穷”也就是说眼界要高，腹中要有墨水。他说中国书法史上大约真正成功的书家，无不跳开近人的影响，而直追本源的。只有短视的学书者才“师法近人”或被近代的某些书家所笼罩。当今书坛最大的问题不是“泥古不化”，而是“泥今不化”。有的人总把眼光盯在当地某位名家身上，这就有可能发生方向上的错误，参照对象如果水平不高，亏就吃大了。因此，重经典，绝近人，不随俗是黄先生对学生的严要求。黄先生本人的书法座右铭就是“不随俗”。 3.破除迷信，识破书法伪功力
黄先生是书法史论家，对照历史，他发现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书法的认识有迷信色彩，很多方面是受清代以来书法观念的影响。书法教学中他常常指出要破除迷信，识破书法伪功力现象。如当他看到国展上有人用六尺净皮写小楷作品，别人纷纷惊讶其功力了不得，黄先生却说这不过是在控制宣纸的水分，与书法功力无关，并揭示这是一种伪功力。再如，黄先生听说有人写篆书一根线拉了六十年，功力全在一笔中，他认为这是欺人之谈。他说：“南艺书法班上的同学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篆书解决了，一周时间写《石鼓文》跟吴昌硕临石鼓文的技法没有本质差别。至于积六十年功夫写一根线，是迷信透顶了，都是徒劳。”黄先生还强调：“那种迷信一本帖要写上十年、八年的陈旧观念，把时间视为功力的全部，显然是没有价值的。”他还对民国以来流传下来的“五指齐力说”“大笔写小字说”等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指出这些书法观念都是不正确的，误导了许多学书者。以上种种不正确的观念，黄先生都称之为书法“伪功力论”。
4.不求甚解之临百遍，不如用心解读之一遍
黄先生于书法教学重临帖，尤重读帖。他强调，临的同时一定要读，首读笔法，次读结字，读不懂自然就临不好。他常说：“我看一个学生，首先不是看他的作品好不好，而是看他会不会，也就是看他懂不懂书法的游戏规则。”他提倡将临摹当作品来写，求其笔法、结字、章法的高度统一性，反对那种以“练功”为单一目的的临摹。他认为，不求甚解之临百遍，不如用心解读、心摹手追之一遍。伴随临摹又必弄清所临对象的许多特征，如用什么性质的纸、用什么性能的笔、写字的速度、落笔的轻重、字的大小、行之距离、墨之浓淡燥润等都要尽力与所临的对象合，合则近，离则远。
5.重视文化素质 强调多读书
但凡在黄先生门下读研的学生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起初几次去见导师总会带着书法作品请先生指导，可黄先生会说：“书法（技法）不好怎么能考上研究生，以后就不要拿作品来看了。”然后，他会坐下来仔细询问你最近读了哪些书、是如何规划研究生学业生涯的、课题研究思路是什么等等。黄先生认为，在历史上，写字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文人书法家，一种是字匠。谁都希望自己是书法家而不是写字匠。书家应多读书，修养很重要。他举例说：“有些二十几岁的青年，艺术天赋很高，也很用功，却越写越差，而且跟时风，什么原因？胸无点墨嘛。过去常听老一辈的人告诫我们，你不能不读书啊，否则将来要成写字匠哦！”在南艺，书法艺术硕士（MFA）和书法普硕的学位论文要求学校是有区别的，如普硕论文不少于三万字，MFA则在八千字左右，可黄先生统一按普硕的标准要求他的学生，对艺术硕士（MFA）学位论文从未降低标准。即使研究生的文化选修课，有时他都亲自过问，帮助学生来选课，加强学生文化修养。记得以前的书法大专班，最后一学期黄先生总会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还要在课堂上举行答辩，当时大家非常重视，进阅览室，跑图书馆，创作之余埋头读书，学习写作。其实当时的论文写得怎么样，黄先生很清楚，也许他并不在乎论文的结果，他这样要求实际上是想逼着大家去读书。黄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书法史家，他最理解文化的重要性和读书的必要性。所以，让学生写论文是他的用心。现在，南艺书法系招生，他主张在专业考试通过的前提下，按高考文化分数的高低来录取，他认为这样对学生以后的发展更有好处。
6.集中式教学法
书法教学，如书体技法训练，黄先生主张集中教学法，即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某一书体，一种书体学完了，再集中时间学习另一种书体，这与一般的文化课教学不同。他说大部分教育学家认为分散式教学是有优点的，比如这个礼拜一上楷书，下个礼拜一再上楷书，如此反复，认为这个中间有消化过程。黄先生则认为技艺性教学要集中，比如乒乓球训练，正手抽球必须要有5000板才能有效果，倘若这个礼拜打50板，下个礼拜再打50板，那怎么行？体育上把这种集中训练叫作“技术定型”，书法技法训练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技艺训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要突破社会上的教学法，就必须把一些教学法作清理。
在本专科教学中，如果说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书法观念的转变，学书方法、路径的指导等方面，那么在书法高级人才培养上，黄先生更加注重思想方法的导引和学术训练，理论研究上他主张“史从论入，论从史出”。对待学术研究他既提倡求真务实，又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还认为做学问要有“猎人”的眼睛，要善于发现，有“新发现”就可能有“新突破”，等等。
黄惇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是他整个书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理与超越”是黄先生最为著名的书法观，也是他首要的书法观。他要把清代以来受碑学思想影响所带来的种种流弊进行清理；他要发扬和光大碑派发生前的书法传统。他认为，较之碑学，帖学在书法技法、文化内涵等方面远比碑学丰富，帖学是中国书法的正脉、主脉。故“清流弊，理正脉；张帖学，扬传统”是黄先生最主要的书法思想。正因为此，在南艺书法教学的课程计划中安排学习帖学的时间要比学习碑学的时间多，这是黄先生书法思想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黄先生很多书法思想都是他在课堂上生发并讲开的，尤其是“清理与超越”、“笔法核心论”等重要思想是贯穿了黄先生书法教育的始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是他整个书法思想的基本体现，而他的书法思想基本上是靠书法教育得以贯彻的，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总的来说，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在基础教育方面主要反映在重书法（汉字）教育的传统方式、重书法艺术熏陶、重书法师资培训以及重书法教法的研究上；高等教育则反映在重观念疏导、重规律揭示、重理路分析、重文化修养，在继承与创新上更强调继承、在临帖与读帖上更突出读帖、在勤奋与悟性上更看重悟性等方面。限于笔者的视域和水平，本文对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仅作局部的、初浅的探讨。黄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内涵十分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