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学的存在到底是为什么?大学的价值是否能用金钱来衡量?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怎样把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放在首位?校长和教师在大学道德建设中应如何发挥表率作用?2009年8月26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校长史蒂文·施瓦茨(Steven Schwartz)教授在其学校年度演讲中,结合自己多年担任大学领导人的实践经验,对上述引人深思且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做了独到的分析和回答。麦考瑞大学是澳大利亚一所国际知名的大学,与我国清华、复旦等高校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也是中国赴澳留学生十分青睐的学府之一。施瓦茨教授曾任澳大利亚梅铎大学校长、英国布内尔大学校长等职,自2006年2月起任现职,曾多次访问中国。文章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建民推荐、郝青青翻译、祝敏申审校,经施瓦茨校长授权在本刊发表。我们相信,施瓦茨校长的演讲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高等院校的道德建设和科学发展亦有重要启发意义。
　　
　　麦考瑞大学的校园很大,人们有时会迷路。因此,我们在校园里的重要地点都设立了指示地图,以方便学校的来访者。一天,我发现其中的一块指示地图被涂鸦给“美化”了一下,在写着“你在此处”的指示箭头下面,有人写下了“但是为什么?”的字样。正如他所问,我在此处到底为什么?
　　我们为何在此?更确切地说,大学到底是为何而存在?我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为确保不被误解,我想先表明一下自己的主要观点。大学曾经有明确的道德教化目的,但多年以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向。为了实现我们真正的目标,我要突出强调的观点是:大学需要道德重建。有鉴于此,我想谈谈自己那段已经有些模糊的童年时光,以此作为演讲的开始。
　　我五岁的时候,全家都生活在纽约。当时,我家隔壁的一个小女孩患了脊髓灰质炎,也即通常所称的“小儿麻痹症”。恐慌很快在邻里之间蔓延。孩子们都注射了丙种球蛋白,但这只能暂时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那时候虽然是夏天,但家长们都想尽办法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公园和公共游泳池,一些家长甚至不让孩子到户外玩耍。在那个夏天,我的父母把全家从城里搬到了乡下,因为他们认为乡下干净的空气可以提供保护、避免感染。在我全家离开纽约期间,隔壁的那个女孩渡过了几周依靠人工呼吸机的日子。当她回家时,她的大腿被装上了托架。她活了下来,虽然变成了残障人士。然而,其他患者却没有她那么幸运。
　　那一年,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小儿麻痹症,其中超过一半是儿童。这种悲剧每年夏天都会重演。虽然人们可以在小儿麻痹症不流行的秋天回到正常生活,但恐惧却年复一年。
　　两年后,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情发生了。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大学研究员,发明了小儿麻痹症疫苗。最初的实验结果看起来充满希望,但疫苗从实验到正式应用推广,还需要大规模的研究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此,孩子们被号召参加一个全国范围的双盲实验[1],我的父母毫不犹豫地为我报了名。我父母的行为不是个例,当时总计有两百万小学生挽起了袖子,作为“抗击小儿麻痹症先锋”而闻名于世[2]。我还记得接种疫苗时,学校大厅里长长的队伍和用来鼓励孩子们勇敢一些的红色棒棒糖。对我来说,棒棒糖可能就是为了不哭。整个实验是成功的,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这是好消息,而坏消息是,我当时在控制组,我接种的注射液中只有盐水,和那些实际上没有参加实验的孩子一样,我不得不重复所有过程。
　　毫无意外,索尔克因此而出名了。他是新移民的孩子,是家庭中第一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所以,千万别说给更多的人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有什么不好。没人知道有多少像索尔克这样的人被埋没着,等待被发现。
　　尽管索尔克出名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富有。因为索尔克和他所在的私立匹兹堡大学开放了疫苗资源,允许任何想要制造疫苗的厂商生产。道德的驱使令索尔克的工作变得简单。大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发现和传播知识并使之服务于社会。赚钱曾经不是它们的目标。
　　现在,让我们从那个年代快速推进到现在,看看今天的世界。今天,家长还会热心地让自己的孩子参加那样的实验吗?我希望如此,但我恐怕要伤心地说:“答案是否定的。”现在,许多家长拒绝让他们的孩子接种已被实验证明可靠的疫苗,更不要说是让孩子参加疫苗实验。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年我的父母天真。他们知道临床实验的风险,但仍相信大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相信科研人员告诉他们的实验利大于弊。这种信任,现在看来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家长强烈地质疑科学和科学家们,尤其不信任那些抱有商业目的的药品公司、研究员和大学。
　　让我们直面他们的意图。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澳洲媒体一直都在突出报导默克公司(Merck Sha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