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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学文言文教学中记体文占了重要地位，但文体的细分及其时代特征往往被忽略。唐代山水游记具有模山范水，长于“兴象”的特征；宋代山水游记则以说理为主，淡化自然山水的描摹；明清游记小品以袁宏道的“性灵说”为理论基础，形成尚真、尚俗、尚趣的文体特征。分析山水游记的时代性特征，可以指导我们更好地解读文本和课堂教学。
关键词： 记体文 山水游记 文言文教学
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涉及序、记、传、表、说、铭、辞、论、赋九种古文体，这些文体的文章构成了文言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纵观人教版中学教材中的古文体，我们会发现记体文篇目是最多的。《金石例》曰：“记者，记事之文也。”[1]传统的记体文以记事为主，长于叙事成了记体文的一大特征，但在文学史上，文体却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状况，陈师道曾说：“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2]打破了传统记体文的特点，记体文除了记叙外，或发议论、或抒怀抱。
记体文记叙内容十分丰富，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书记广大，衣被事体。”[3]记体文所记内容广泛，可记古今一切事物，褚斌杰根据所记内容，将其分为四类：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在记体文教学中某些老师只关注文学常识、作者生平、文章翻译等基础的语文知识，对所有的记体文都采取一个教学模式，而对于记体文的演变和根据内容的分类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古文体在文学史上都经历长足的发展，在各个时代都有独有的特征，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文体明辨序说·赋》曰：“古今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4]赋的发展经历了古赋、俳赋、文赋、律赋的发展过程。古赋兴盛于汉代，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辞藻华丽；俳赋和律赋则追求声韵和谐，对仗工整；文赋受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一反俳赋和律赋的特征，用韵自由，语言朴实。可见在文学史上，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文言文教学中我们既要从纵向把握文体的发展演变，又要从横向掌握文体根据内容的分类，而不是单单告诉学生“赋”或“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
山水游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文学史上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和演变，在各个朝代都有独特之处。山水游记在唐代崇尚模山范水，对山水的描写细腻逼真，且以诗化的语言重现山水之美，而感情抒发隐晦含蓄。柳宗元是这一时期山水游记创作的集大成者。魏晋南北朝玄学促进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柳宗元吸取了前人创作的经验，在被贬永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忧愤、落寞，常常不避幽远，伐竹取道，写下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一系列游记，其中《小石潭记》被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册六单元。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某些老师将教学重难点设定为：感受作者对景物细致的描写并学习其方法；体会作者由乐及悲的感情变化。毋庸置疑，对于每一篇山水游记似乎都可以从这两方面教学，但这样的教学丝毫没有体现出唐代山水游记的时代特征。唐诗注重“兴象”，“兴象”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常见术语，指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不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怀，但读者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作者的情怀。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具有“兴象”的特点，正如王立群所说：“文中虽无一笔一字写心情，读者却可以处处感受到他幽愤在胸的心情。”这是柳宗元山水游记常用的抒情方式融情于景。虽然文中两次用到“乐”字，但从这两处乐感受不到一点快乐、愉悦的心情，一是“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笔者认为此处的乐是一种惊奇、惊喜的发现，短暂易逝。一是“似与游者相乐”，从“似”字可见并非是作者之乐，而是游鱼之乐。“兴象”的特点还应是“潭我合一”的写照。水尤清冽的潭水仿佛是柳宗元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高尚情操的写照；“斗折蛇行，明灭可见……不可知其源”正如作者坎坷一生的政治生涯，曲折难行，不知贬谪何时才能结束，仿佛遥遥无期，没有尽头；“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是作者当下生活、心境的写照，永州远离京都，人烟稀少，“其境过清”；被贬后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当年身边志同道合之人都遭到迫害，“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模山范水是柳宗元山水游记写景的一大特点，为了穷尽山水的千姿百态，柳宗元常常连用比喻。在《小石潭记》中为了表现露出水面千奇百怪的石头，柳宗元连用四个比喻“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仿佛一闭上眼那形态各异的怪石就浮现在眼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小石潭记》既从正面“水尤清冽”，直接描写水的清，又从侧面游鱼影布石上，间接写水清。《小石潭记》作为一篇山水游记，其对景物细腻地描绘，入微地观察，固然应该作为一教学目标，但不能忽略柳宗元山水游记“兴象”的特点，这是唐代山水游记的时代特征。
与唐代的山水游记相比，宋代的山水游记淡化了山水景物的描写。宋人总是以哲人思辨的眼光审视大自然，写景、游踪、议论、说理巧妙蕴于山水游记中，形成以说理为主、理趣盎然的山水游记，呈现出耀眼的理性光芒。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既注重说理，又长于科学考察。在文章首段，王安石根据倒在路上的石碑，科学地辩证了“花山”的“花”实乃“华”字的误读。宋代的游记淡化了山水的描写，以说理为主，《游褒禅山记》关于山水景物的描写甚少，只草草介绍了前洞与后洞的概况，“其下平旷，有泉侧出”、“有穴窈然”，紧接着写作者在游览过程中与同游者一道出洞而未能尽享游览之乐的懊悔之情，王安石并不止于懊悔，他还从懊悔之中有所得，以古人为参照，抒发自己的心得与感慨：世间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常在艰险深远处，只有具有顽强意志、个人主见、充沛精力，并得到外界条件帮助的人才能到达。一二自然段记叙，三四自然段议论，记叙与议论高度融合，记叙为基础，议论是归旨。《古文观止》评论此文曰：“借游华山洞，发挥学道。或叙事，或诠解，或摹写，或道故，意之所至，笔亦随之。逸兴满眼，余音不绝，可谓极文章之乐。”[5]寥寥数语，评价中肯。苏轼的《赤壁赋》采用了以赋纪游的古老形式，虽然它具有赋的一些特征，如主客问答的形式、铺陈夸张的手法，但从内容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记叙的也是游览之事，所以教材将它归属为山水游记散文。山水游记最重要的是处理情与景之间的关系，景消则情长。《赤壁赋》只描绘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两处景物，在感情上却经历一个乐极生悲、悲极返乐的过程[6]，悲乐之间的转换便是通过主客问答的说理方式实现的。客望江怀古，感叹生命的渺小，人生的短暂。苏子则展开说理，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以变化之眼视之，则天地亦无永恒；以不变之眼视之，则物我皆可无尽。天地之物，各为主用，唯有江风山月，无归无属，遇之便是主人，只要将短暂的生命融入自然即可永恒。“客喜而笑”，可谓一波三折，一曲三叹。宋代的山水游记往往是借自然山水感悟人生，阐发哲理，其兴趣不在山水，而在于超然于山水之上的精神理念，因此这一时期的山水游记往往富于理趣。 到明清时期，山水游记称为游记小品。小品的原始意义为“短小篇章”，移用于散文之后，这一含义并无多大改变，但小品概念更重要的是在其内质方面，施蛰存先生提出选定小品文应“尽量以风趣为标准”，小品文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一种适情任性的风格”[7]。这一时期的游记小品以袁宏道的“性灵说”为理论基础，形成以尚真、尚俗、尚趣的文体特征。《满井游记》记叙作者与几个友人在早春结伴到京郊的满井游玩，描写初春的京郊美景。袁宏道在游记小品中追求真实的自然，再现自然的美丽。《满井游记》中湖水“清澈见底，波色乍明，鳞波层层”；山峦则“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田野上“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每一处景色都是天然雕饰而成，不加一点人工的迹象。袁宏道还追求真性情，即注重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由，“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满井游记》既有“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的沮丧和失落，又有“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的惊喜与轻快，袁宏道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由沮丧到惊喜，到后来知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再到文末感慨“夫不能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真诚地表达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勇敢地表达这种不合主流的生活理想。袁宏道游记小品的另一特点是善于表达世俗生活，在他的游记小品中不仅写山水美景，还写陶醉于其中的游人，“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描绘出一幅世俗的游乐图。袁宏道对自己所追求的“趣”做了一番解释：“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8]此趣主要是指一种生活态度，是“俗”与“真”的结合，一种近似童子的自然之趣。
柳宗元、王安石、苏轼、袁宏道分别是其所处朝代创作山水游记的集大成者。教材中也选取了他们的代表作：《小石潭记》、《游褒禅山记》、《赤壁赋》、《满井记》，但在教学中很少有老师注意到山水游记在各个历史阶段独特的文体特征，甚至忽略文体的分类，对于凡是以“记”命名的课文不加区分，统统告诉学生“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山水游记只是我国繁多的古代文体中的一类，在文学史中，各文体都是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每一文体都有时代特征。忽视山水游记的时代特征而对山水游记进行解读与教学，这种现象在文言文教学中不胜枚举，在中学课堂中不讲文体的时代特征，不对文体进行细分，必将导致教师教学的浅显和千篇一律，以及学生知识的封闭与狭隘。文言文教学是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是结合文体特征，寻求新的路径是当下中学文言文教学应当思考的严肃问题。
参考文献：
[1][2]文章辨体序说.吴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徐师曾.文体明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00.
[5]吴楚材.古文观止（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
[6][7][8]梅新林.中国游记文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67.265.
关键词： 记体文 山水游记 文言文教学
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涉及序、记、传、表、说、铭、辞、论、赋九种古文体，这些文体的文章构成了文言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纵观人教版中学教材中的古文体，我们会发现记体文篇目是最多的。《金石例》曰：“记者，记事之文也。”[1]传统的记体文以记事为主，长于叙事成了记体文的一大特征，但在文学史上，文体却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状况，陈师道曾说：“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2]打破了传统记体文的特点，记体文除了记叙外，或发议论、或抒怀抱。
记体文记叙内容十分丰富，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书记广大，衣被事体。”[3]记体文所记内容广泛，可记古今一切事物，褚斌杰根据所记内容，将其分为四类：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在记体文教学中某些老师只关注文学常识、作者生平、文章翻译等基础的语文知识，对所有的记体文都采取一个教学模式，而对于记体文的演变和根据内容的分类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古文体在文学史上都经历长足的发展，在各个时代都有独有的特征，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文体明辨序说·赋》曰：“古今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4]赋的发展经历了古赋、俳赋、文赋、律赋的发展过程。古赋兴盛于汉代，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辞藻华丽；俳赋和律赋则追求声韵和谐，对仗工整；文赋受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一反俳赋和律赋的特征，用韵自由，语言朴实。可见在文学史上，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文言文教学中我们既要从纵向把握文体的发展演变，又要从横向掌握文体根据内容的分类，而不是单单告诉学生“赋”或“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
山水游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文学史上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和演变，在各个朝代都有独特之处。山水游记在唐代崇尚模山范水，对山水的描写细腻逼真，且以诗化的语言重现山水之美，而感情抒发隐晦含蓄。柳宗元是这一时期山水游记创作的集大成者。魏晋南北朝玄学促进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柳宗元吸取了前人创作的经验，在被贬永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忧愤、落寞，常常不避幽远，伐竹取道，写下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一系列游记，其中《小石潭记》被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册六单元。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某些老师将教学重难点设定为：感受作者对景物细致的描写并学习其方法；体会作者由乐及悲的感情变化。毋庸置疑，对于每一篇山水游记似乎都可以从这两方面教学，但这样的教学丝毫没有体现出唐代山水游记的时代特征。唐诗注重“兴象”，“兴象”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常见术语，指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不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怀，但读者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作者的情怀。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具有“兴象”的特点，正如王立群所说：“文中虽无一笔一字写心情，读者却可以处处感受到他幽愤在胸的心情。”这是柳宗元山水游记常用的抒情方式融情于景。虽然文中两次用到“乐”字，但从这两处乐感受不到一点快乐、愉悦的心情，一是“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笔者认为此处的乐是一种惊奇、惊喜的发现，短暂易逝。一是“似与游者相乐”，从“似”字可见并非是作者之乐，而是游鱼之乐。“兴象”的特点还应是“潭我合一”的写照。水尤清冽的潭水仿佛是柳宗元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高尚情操的写照；“斗折蛇行，明灭可见……不可知其源”正如作者坎坷一生的政治生涯，曲折难行，不知贬谪何时才能结束，仿佛遥遥无期，没有尽头；“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是作者当下生活、心境的写照，永州远离京都，人烟稀少，“其境过清”；被贬后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当年身边志同道合之人都遭到迫害，“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模山范水是柳宗元山水游记写景的一大特点，为了穷尽山水的千姿百态，柳宗元常常连用比喻。在《小石潭记》中为了表现露出水面千奇百怪的石头，柳宗元连用四个比喻“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仿佛一闭上眼那形态各异的怪石就浮现在眼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小石潭记》既从正面“水尤清冽”，直接描写水的清，又从侧面游鱼影布石上，间接写水清。《小石潭记》作为一篇山水游记，其对景物细腻地描绘，入微地观察，固然应该作为一教学目标，但不能忽略柳宗元山水游记“兴象”的特点，这是唐代山水游记的时代特征。
与唐代的山水游记相比，宋代的山水游记淡化了山水景物的描写。宋人总是以哲人思辨的眼光审视大自然，写景、游踪、议论、说理巧妙蕴于山水游记中，形成以说理为主、理趣盎然的山水游记，呈现出耀眼的理性光芒。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既注重说理，又长于科学考察。在文章首段，王安石根据倒在路上的石碑，科学地辩证了“花山”的“花”实乃“华”字的误读。宋代的游记淡化了山水的描写，以说理为主，《游褒禅山记》关于山水景物的描写甚少，只草草介绍了前洞与后洞的概况，“其下平旷，有泉侧出”、“有穴窈然”，紧接着写作者在游览过程中与同游者一道出洞而未能尽享游览之乐的懊悔之情，王安石并不止于懊悔，他还从懊悔之中有所得，以古人为参照，抒发自己的心得与感慨：世间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常在艰险深远处，只有具有顽强意志、个人主见、充沛精力，并得到外界条件帮助的人才能到达。一二自然段记叙，三四自然段议论，记叙与议论高度融合，记叙为基础，议论是归旨。《古文观止》评论此文曰：“借游华山洞，发挥学道。或叙事，或诠解，或摹写，或道故，意之所至，笔亦随之。逸兴满眼，余音不绝，可谓极文章之乐。”[5]寥寥数语，评价中肯。苏轼的《赤壁赋》采用了以赋纪游的古老形式，虽然它具有赋的一些特征，如主客问答的形式、铺陈夸张的手法，但从内容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记叙的也是游览之事，所以教材将它归属为山水游记散文。山水游记最重要的是处理情与景之间的关系，景消则情长。《赤壁赋》只描绘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两处景物，在感情上却经历一个乐极生悲、悲极返乐的过程[6]，悲乐之间的转换便是通过主客问答的说理方式实现的。客望江怀古，感叹生命的渺小，人生的短暂。苏子则展开说理，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以变化之眼视之，则天地亦无永恒；以不变之眼视之，则物我皆可无尽。天地之物，各为主用，唯有江风山月，无归无属，遇之便是主人，只要将短暂的生命融入自然即可永恒。“客喜而笑”，可谓一波三折，一曲三叹。宋代的山水游记往往是借自然山水感悟人生，阐发哲理，其兴趣不在山水，而在于超然于山水之上的精神理念，因此这一时期的山水游记往往富于理趣。 到明清时期，山水游记称为游记小品。小品的原始意义为“短小篇章”，移用于散文之后，这一含义并无多大改变，但小品概念更重要的是在其内质方面，施蛰存先生提出选定小品文应“尽量以风趣为标准”，小品文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一种适情任性的风格”[7]。这一时期的游记小品以袁宏道的“性灵说”为理论基础，形成以尚真、尚俗、尚趣的文体特征。《满井游记》记叙作者与几个友人在早春结伴到京郊的满井游玩，描写初春的京郊美景。袁宏道在游记小品中追求真实的自然，再现自然的美丽。《满井游记》中湖水“清澈见底，波色乍明，鳞波层层”；山峦则“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田野上“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每一处景色都是天然雕饰而成，不加一点人工的迹象。袁宏道还追求真性情，即注重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由，“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满井游记》既有“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的沮丧和失落，又有“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的惊喜与轻快，袁宏道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由沮丧到惊喜，到后来知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再到文末感慨“夫不能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真诚地表达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勇敢地表达这种不合主流的生活理想。袁宏道游记小品的另一特点是善于表达世俗生活，在他的游记小品中不仅写山水美景，还写陶醉于其中的游人，“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描绘出一幅世俗的游乐图。袁宏道对自己所追求的“趣”做了一番解释：“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8]此趣主要是指一种生活态度，是“俗”与“真”的结合，一种近似童子的自然之趣。
柳宗元、王安石、苏轼、袁宏道分别是其所处朝代创作山水游记的集大成者。教材中也选取了他们的代表作：《小石潭记》、《游褒禅山记》、《赤壁赋》、《满井记》，但在教学中很少有老师注意到山水游记在各个历史阶段独特的文体特征，甚至忽略文体的分类，对于凡是以“记”命名的课文不加区分，统统告诉学生“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山水游记只是我国繁多的古代文体中的一类，在文学史中，各文体都是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每一文体都有时代特征。忽视山水游记的时代特征而对山水游记进行解读与教学，这种现象在文言文教学中不胜枚举，在中学课堂中不讲文体的时代特征，不对文体进行细分，必将导致教师教学的浅显和千篇一律，以及学生知识的封闭与狭隘。文言文教学是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是结合文体特征，寻求新的路径是当下中学文言文教学应当思考的严肃问题。
参考文献：
[1][2]文章辨体序说.吴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徐师曾.文体明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00.
[5]吴楚材.古文观止（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
[6][7][8]梅新林.中国游记文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67.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