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波士顿市长马蒂·沃尔什一直以来都狂热支持波士顿申办2024年奥运会，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理由是申办会给波士顿的财政带来风险。东京将主办2020年奥运会，但也已放弃了建造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体育场。北京和索契也都分别因为2008年奥运会和2014年冬奥会的巨额开支而遭受批评。而在2014年世界杯之前，巴西数十万的民众也曾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花费巨资建设体育场馆。
　　那是不是主办大型的赛事都给主办城市带来了负担呢？不尽然。主办这些赛事可以帮助主办城市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很多城市主办赛事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伦敦主办2012年的奥运会使得曾经是伦敦最为破旧的社区之一的斯特拉福德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1992年的巴塞罗那也许可以被认为是通过奥运会复兴的最好例子。巴塞罗那借助奥运会的机会对整个城市进行了修缮。当我们研究之前历届奥运会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在1992年担任巴塞罗那市长的马拉加利给出的建议最有见地：“奥运会分两种，一种是城市服务于奥运会，另一种是奥运会服务于城市。”
　　我们认为里约必须选择后者。里约击败了东京、芝加哥和马德里获得了承办奥运的机会，不是因为它现有的基础设施，也不是因为它举办赛事的经验。相反，里约在城市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成了说服国际奥委会的一项资产，那就是：奥运会可以为里约市民留下更多更持久的遗产。
　　这个目标是举办这项赛事的主要宗旨，按我的想法是里约2016年奥运会的“第一戒条”。每花1美元在体育场馆上，就得投资5美元去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这样一来就转变成对公共交通设施进行大规模扩建、对城市破旧地区进行修缮、对垃圾管理和清洁工作进行改善以及建造最新的应急控制中心等等以便更好地做好城市的运营。这些投资跟运动员和奖牌基本毫无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相反，它直接造福于里约市的民众。我们在通过扩建地铁、新建城市轻轨和开通150公里的快速公交线路来促进城市的一体化。这意味着250万通勤族的交通时间将减半。如果再加上自行车道数量的翻倍，这些变化就相当于对里约市的交通网络进行了一场革命。奥运会同时也带来了整个城市的改善，包括里约市的一些最破旧的区域，比如具有历史意义的港口以及里约上班族所在的郊区核心地段马杜雷拉。
　　如果所有这一切要实现的话，奥运会必须首先启用新的资源利用的模式。奥运会将近60%左右的投资将来自于私人投资，减轻纳税者的负担，这是我们说的“第二戒条”。因为体育场馆主要是私人资助，所以公共投资才得以主要集中于教育和卫生领域。奥林匹克公园正在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来建造。奥运村和高尔夫球场也差不多使用这样的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成本80%依靠公共资金。最好的例子就是港口区的复兴，这一区域起初是城市最新发展起来的地方，而后被废弃了几十年。港口区正在进行修缮，启用新的交通体系，发展重点是行人和公共交通设施。耗资20亿美元的“美妙港口”工程一直都是依靠出售建筑上空的“空间所有权”来筹集资金的。钱必须投资在本地区的基础设施上。
　　我们在达到奥运会的质量标准的同时也一直追求简约。“第三戒条”就是避免奥运会结束以后出现所谓的“白色大象”现象。除了使用现有的场馆和注重可持续的设计之外，我们优先考虑精益建造方式和长期规划，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移动的建筑”的理念。里约较为贫穷的区域将把临时奥运场馆改建为公共设施。手球体育馆将在赛事结束以后改成四所公立的学校。水上运动中心将变成两个公共体育馆。
　　最后，奥运会还会带来无形的遗产。就像评级机构引导投资者一样，主办奥运会是一个能够给城市的品牌增加价值的机会，可以有助于改善服务和吸引全球的关注和游客。同时，这也是一个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质量和减少不平等来解决所面临的大问题的一个创造性的方式。里约奥运会将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的庆典，它也将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股东——广大市民——增加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