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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往往会想尽办法搜求自己感兴趣或治学所需的各种书籍，因为购书藏书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与益事。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藏书，非出于万不得已或不可抗力等因素，他们一般是不会轻易割爱的。
近代学者之中，陈寅恪爱读书、购书、藏书众所周知。陈氏早已明言，其所以“欲纵观所未见之书”，是要“释幽忧之思”，而竭力搜购最前沿书籍，正是要做到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为购书，陈寅恪往往不惜一掷万金，只求能够“大购、多购、全购”。终其一生，陈寅恪的中外文庋藏数量颇巨，世所赞叹。然而，造化弄人，在时势艰难之际，即便是陈寅恪这般的大学者、名教授，也不得不陷入出售珍贵藏书的窘境。
售书纾困
抗战胜利之初，由于长年战争的破坏及战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高校师生生活每况愈下已经成为常态。据说，因物价陡涨，到1947年5月，当时诸教授与助教实际领到的薪金，还不够买上几袋面粉。据当时燕京大学呈教育部的一份文件言：“陈教授……薪水低薄，无法维持生活，乃改就国立清华大学教授”（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P244）。连燕大的薪水都已经不够维持生活，陈寅恪自然只能寄望于熟悉而待遇可能更好一些的清华，只是没想到，重回清华的陈寅恪最终仍要卖书治生，这不免教人唏嘘。
清华北返之后，学校的一应条件都无法跟上，而陈寅恪当时由于“生活窘苦”，以至于连购煤取暖的钱都没有，不得不将自己的一部分外文庋藏卖与北大东语系，以解决燃眉之急。
陈寅恪售书一事，事发1947年初。此事曾长期湮没，不为世人所知。直到陈寅恪晚岁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才有对此事的简单介绍：“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
此说后为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录，蒋氏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是岁寒甚。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P141）
事实上，当时也有人为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鸣不平，据蒋氏所引资料，署名“天吁”者在报上言：“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该人还赋诗一首：“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裘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同上书，P142）
如果不是迫于无奈，想必陈寅恪也不会想到售书这一下策，因为按陈氏所言，这批书实在是自己“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敝帚尚且自珍，何况是藏书中的精品。这件事情给陈氏一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陈寅恪在晚年的交代稿中，仍要念念不忘，时隔多年以后，陈氏子女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也多有叙说。据陈氏子女介绍，卖书之后，陈家情况可能稍有缓解，这些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一家人终于能够过上一个尚算安定的春节，而这暂时安定的得来，不免代价高昂。陈氏子女写道：“丙戌年除夕（1947年1月21日），让美延很开心的是除夕团年饭吃了一顿白米饭！……这是抗战胜利后重返故园的第一个旧历年，对父母而言，心中忧多于喜，可是美延当时并不体会父母的心情。”（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2010年版，P218，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陈氏此时“忧多于喜”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含有对“万里烽烟惨淡天”之时局的忧虑，另一方面又着实为自身失明、家中经济困窘的情况而担忧。售书或能缓解一时的经费问题，然而长远而言，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对于陈家来说，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可能要到1947年9月，教育部续聘陈氏为部聘教授并核发部分薪俸及学术研究费之后，情况才真正有所改观。
与清华失之交臂
陈寅恪欲售书纾困，难道他任教多年的清华大学没有发现，没有意愿或实际行动来收购这批珍贵的藏书？
清华复员之后，不仅学校的一应设施遭受了严重破坏，清华大学的图书也遭受了巨大的流失，“旧有之仪器图书，被剽窃一空”。如何尽快恢复与扩充清华的图书馆藏，成为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潘光旦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于是，潘光旦动用了一切办法来积极搜罗图书，除了重新接收陷入敌手的图书之外，潘光旦也洽购了一些私人藏书，如刘半农的藏书、苏州金松岑藏书等。
可能是考虑到陈寅恪的实际情况，潘光旦当时也走访了陈寅恪。潘光旦与陈寅恪素有交往，且一直师礼事之，此次洽购陈氏藏书态度较为诚恳。潘氏的几番走访，给陈氏子女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后他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复员回来后，……时有熟人来家坐坐，……记得潘光旦伯父还拄着双拐来过。”（P211）
按潘光旦日记，潘氏第一次至新林院52号是在1947年1月13日，该日“午后走访寅恪先生，商谈少量私人藏书之转让，未值”。（《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30）潘光旦与陈寅恪进行了恳谈，但显然双方并未就转让事达成一致意见。为此，第二天潘光旦再次到了陈寅恪的寓所，据潘光旦记载，这次是“谈书籍让与学校事”，潘氏希望能够将这少量陈氏图书纳入清华校藏图书的范畴。凭借着陈氏与清华数十年的渊源，以及他与清华之间的感情，再加上其时生活上的实际情况，陈氏图书入藏清华其实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这次商谈仍然未果。
二人谈话的具体情形今天已经无从得知，倒是售书之外的话题，似乎更能引起他们的兴味，据潘光旦言，“闲话谱系人物、优伶血缘诸端，近晚始归”（同上书，P231）。这些话题其实正是潘光旦的研究旨趣所在，而学问博约精深的陈氏对这些话题也应不会陌生，于是研究性问题竟喧宾夺主成为主题了。
潘氏此后的记录中再未见与陈氏商谈的记载，清华最终与这批陈寅恪藏书失之交臂。不过，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关键并不在于价格问题。要论出价，最后入藏清华的刘半农藏书“中文书万余册作价二千万元，西书千余册美金千元”，价格显然也并不低。对陈寅恪知根知底的潘光旦自然清楚陈寅恪这批藏书的价值所在。如果真的就购买一事定案，潘氏当不会在价格上执着。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刘氏遗属希望将藏书售与清华以谋生计的心情更为迫切，而陈寅恪当时则已经定下了将这一部分藏书售与北大东语系。 花落北大
关于陈寅恪将藏书售与北大一事的细节，迄今为止记录最多的应是季羡林。季羡林时为北大东语系主任，亲自参与和见证了此事的全过程。在许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季羡林回忆了自己与陈寅恪的交往始末，也道出了此事的详情：
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2000美元。（载《季羡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70-71）
陈寅恪售书一事的细节，季羡林的记载当大致无误，因为陈氏子女对此事也加以了印证与肯定。（P217-218）至于陈寅恪的回忆中为何不见有关胡适的只语片言，则可考虑到陈氏作交代材料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在陈寅恪一方来说，虽然是需要用钱买煤，但以陈寅恪的个性而言，他显然也不会在价格上锱铢必较。胡适的出手，显然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据季羡林所述，胡适本想赠给陈寅恪一笔美元，陈寅恪自然明了胡适的帮助之心，但是一向持无功不受禄态度的陈寅恪显然不会平白接受这笔意外之财。很可能是在胡适出手相助之后，陈寅恪才改变了原本的将藏书售与清华的打算，转而报答胡适的这一番情意。而胡适确实对陈寅恪的这些藏书颇为珍视，不仅在第一时间确定了购买，且在运书的时候专门派出了自己的汽车来进行托运。
对于此事，季羡林认为是“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这是他在“独为神州惜大儒”。陈氏子女也认为这是胡适“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以美金支付更显出胡适的良苦用心，是要防止“拿到法币，瞬间贬值”。（P218）而对于陈寅恪来说，这次售书又带有半卖半送的性质，季羡林指出，2000美元的出价“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于是，季羡林认定“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回忆陈寅恪先生》，P71）显然，在季氏与陈氏子女的眼中，此事见证了胡、陈二人的学术情谊和双方的高贵品格。（卞僧慧亦云：“先生不取不义之财”，并转引了季羡林的材料，然将此事系于1948年，显误。《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P246）
为了后来的东方语言学者
不过，进一步考察，又可发现，售书一事不仅仅是一般的交易或者互相帮助。其中当寓含了胡、陈二人对中国学术传承与发展的深刻用意。对于陈寅恪来说，虽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史，然而他很早即在哈佛和德国研习了东方古文字，同时又加意搜罗了众多相关书籍，自然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后继有人。而胡适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很早即对东方语言文学有所关注，正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下，北大才能够在复员之初即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从学术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二人的想法当然不谋而合。
据陈氏子女回忆：“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而“父亲以前的一位学生，当时已可以自立门户，就把有关内容的书籍交付给他了。”这里所说的可以自立门户的学生，当指季羡林。季羡林当时从德国学成归来，正是陈寅恪将其推荐给了胡适等人。书籍转让给北大，陈寅恪其实是寄予了殷切希望的。面对一批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看，陈寅恪毅然放弃了将书籍转让给自己效力多年、感情深厚的清华大学，而是将其托付给初出茅庐的北大东语系，希望“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抵值”。（P218）
如果说，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的直接创建者和负责人，那么胡适则是毫无疑问的幕后英雄。正是在胡适的奖掖与提拔之下，季羡林才一跃成为正教授与系主任，而用美金购入陈寅恪这批价值珍贵的藏书，又表明了胡适精准的学术眼光。这批藏书，无疑为日后东语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陈寅恪售书事结束之后不久，1947年5月21日，胡适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信，说道：“……北大新设东方语言文学系，已成立的部门有梵文，藏文，阿剌伯文，下学年添设波斯文。今得尊处惠借藏文经藏，最近又可购得一批梵文与巴利文经典，此系大可有发展之望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1099-1100）在已有陈寅恪藏书的情况下，胡适又从商务印书馆借调有关经典，同时仍不遗余力地购入梵文与巴利文经典，其对东语系的厚望自是不言而喻了。
当年，为这批藏书的售与购，陈寅恪、潘光旦、季羡林、胡适等人都曾殚精竭虑，用力甚深，最终，这批藏书在陈、胡两位大学者的默契之下花落北大东语系，对学科与学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想必，这批藏书当时应是众多东语系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是他们研究治学的重要源泉之一。
迭经战火弥漫、政权更替、时代变化，60多年之后，这批外文藏书连同流入北大的其他陈寅恪藏书仍被完好地保存着，据研究者披露，如今北大有关方面已经将这些外文藏书整理并置以专柜，陈列于东语系资料室，以便于读者批阅参考。正如这位研究者所言，这些陈寅恪困窘之际卖掉的藏书，“在经历大半个世纪的‘赋闲’之后”，终于“又能通过新一代学子重新释放它们本来应该释放的能量”。（参见唐均《披阅陈寅恪先生的外文庋藏》，《读书》2004年第8期。唯唐均言此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误，应为40年代中后期。）这实在应当是这件“不幸”卖书事给人的最大慰藉了。
（本文编辑 宋文佳）
近代学者之中，陈寅恪爱读书、购书、藏书众所周知。陈氏早已明言，其所以“欲纵观所未见之书”，是要“释幽忧之思”，而竭力搜购最前沿书籍，正是要做到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为购书，陈寅恪往往不惜一掷万金，只求能够“大购、多购、全购”。终其一生，陈寅恪的中外文庋藏数量颇巨，世所赞叹。然而，造化弄人，在时势艰难之际，即便是陈寅恪这般的大学者、名教授，也不得不陷入出售珍贵藏书的窘境。
售书纾困
抗战胜利之初，由于长年战争的破坏及战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高校师生生活每况愈下已经成为常态。据说，因物价陡涨，到1947年5月，当时诸教授与助教实际领到的薪金，还不够买上几袋面粉。据当时燕京大学呈教育部的一份文件言：“陈教授……薪水低薄，无法维持生活，乃改就国立清华大学教授”（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P244）。连燕大的薪水都已经不够维持生活，陈寅恪自然只能寄望于熟悉而待遇可能更好一些的清华，只是没想到，重回清华的陈寅恪最终仍要卖书治生，这不免教人唏嘘。
清华北返之后，学校的一应条件都无法跟上，而陈寅恪当时由于“生活窘苦”，以至于连购煤取暖的钱都没有，不得不将自己的一部分外文庋藏卖与北大东语系，以解决燃眉之急。
陈寅恪售书一事，事发1947年初。此事曾长期湮没，不为世人所知。直到陈寅恪晚岁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才有对此事的简单介绍：“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
此说后为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录，蒋氏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是岁寒甚。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P141）
事实上，当时也有人为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鸣不平，据蒋氏所引资料，署名“天吁”者在报上言：“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该人还赋诗一首：“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裘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同上书，P142）
如果不是迫于无奈，想必陈寅恪也不会想到售书这一下策，因为按陈氏所言，这批书实在是自己“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敝帚尚且自珍，何况是藏书中的精品。这件事情给陈氏一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陈寅恪在晚年的交代稿中，仍要念念不忘，时隔多年以后，陈氏子女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也多有叙说。据陈氏子女介绍，卖书之后，陈家情况可能稍有缓解，这些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一家人终于能够过上一个尚算安定的春节，而这暂时安定的得来，不免代价高昂。陈氏子女写道：“丙戌年除夕（1947年1月21日），让美延很开心的是除夕团年饭吃了一顿白米饭！……这是抗战胜利后重返故园的第一个旧历年，对父母而言，心中忧多于喜，可是美延当时并不体会父母的心情。”（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2010年版，P218，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陈氏此时“忧多于喜”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含有对“万里烽烟惨淡天”之时局的忧虑，另一方面又着实为自身失明、家中经济困窘的情况而担忧。售书或能缓解一时的经费问题，然而长远而言，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对于陈家来说，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可能要到1947年9月，教育部续聘陈氏为部聘教授并核发部分薪俸及学术研究费之后，情况才真正有所改观。
与清华失之交臂
陈寅恪欲售书纾困，难道他任教多年的清华大学没有发现，没有意愿或实际行动来收购这批珍贵的藏书？
清华复员之后，不仅学校的一应设施遭受了严重破坏，清华大学的图书也遭受了巨大的流失，“旧有之仪器图书，被剽窃一空”。如何尽快恢复与扩充清华的图书馆藏，成为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潘光旦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于是，潘光旦动用了一切办法来积极搜罗图书，除了重新接收陷入敌手的图书之外，潘光旦也洽购了一些私人藏书，如刘半农的藏书、苏州金松岑藏书等。
可能是考虑到陈寅恪的实际情况，潘光旦当时也走访了陈寅恪。潘光旦与陈寅恪素有交往，且一直师礼事之，此次洽购陈氏藏书态度较为诚恳。潘氏的几番走访，给陈氏子女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后他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复员回来后，……时有熟人来家坐坐，……记得潘光旦伯父还拄着双拐来过。”（P211）
按潘光旦日记，潘氏第一次至新林院52号是在1947年1月13日，该日“午后走访寅恪先生，商谈少量私人藏书之转让，未值”。（《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30）潘光旦与陈寅恪进行了恳谈，但显然双方并未就转让事达成一致意见。为此，第二天潘光旦再次到了陈寅恪的寓所，据潘光旦记载，这次是“谈书籍让与学校事”，潘氏希望能够将这少量陈氏图书纳入清华校藏图书的范畴。凭借着陈氏与清华数十年的渊源，以及他与清华之间的感情，再加上其时生活上的实际情况，陈氏图书入藏清华其实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这次商谈仍然未果。
二人谈话的具体情形今天已经无从得知，倒是售书之外的话题，似乎更能引起他们的兴味，据潘光旦言，“闲话谱系人物、优伶血缘诸端，近晚始归”（同上书，P231）。这些话题其实正是潘光旦的研究旨趣所在，而学问博约精深的陈氏对这些话题也应不会陌生，于是研究性问题竟喧宾夺主成为主题了。
潘氏此后的记录中再未见与陈氏商谈的记载，清华最终与这批陈寅恪藏书失之交臂。不过，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关键并不在于价格问题。要论出价，最后入藏清华的刘半农藏书“中文书万余册作价二千万元，西书千余册美金千元”，价格显然也并不低。对陈寅恪知根知底的潘光旦自然清楚陈寅恪这批藏书的价值所在。如果真的就购买一事定案，潘氏当不会在价格上执着。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刘氏遗属希望将藏书售与清华以谋生计的心情更为迫切，而陈寅恪当时则已经定下了将这一部分藏书售与北大东语系。 花落北大
关于陈寅恪将藏书售与北大一事的细节，迄今为止记录最多的应是季羡林。季羡林时为北大东语系主任，亲自参与和见证了此事的全过程。在许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季羡林回忆了自己与陈寅恪的交往始末，也道出了此事的详情：
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2000美元。（载《季羡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70-71）
陈寅恪售书一事的细节，季羡林的记载当大致无误，因为陈氏子女对此事也加以了印证与肯定。（P217-218）至于陈寅恪的回忆中为何不见有关胡适的只语片言，则可考虑到陈氏作交代材料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在陈寅恪一方来说，虽然是需要用钱买煤，但以陈寅恪的个性而言，他显然也不会在价格上锱铢必较。胡适的出手，显然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据季羡林所述，胡适本想赠给陈寅恪一笔美元，陈寅恪自然明了胡适的帮助之心，但是一向持无功不受禄态度的陈寅恪显然不会平白接受这笔意外之财。很可能是在胡适出手相助之后，陈寅恪才改变了原本的将藏书售与清华的打算，转而报答胡适的这一番情意。而胡适确实对陈寅恪的这些藏书颇为珍视，不仅在第一时间确定了购买，且在运书的时候专门派出了自己的汽车来进行托运。
对于此事，季羡林认为是“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这是他在“独为神州惜大儒”。陈氏子女也认为这是胡适“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以美金支付更显出胡适的良苦用心，是要防止“拿到法币，瞬间贬值”。（P218）而对于陈寅恪来说，这次售书又带有半卖半送的性质，季羡林指出，2000美元的出价“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于是，季羡林认定“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回忆陈寅恪先生》，P71）显然，在季氏与陈氏子女的眼中，此事见证了胡、陈二人的学术情谊和双方的高贵品格。（卞僧慧亦云：“先生不取不义之财”，并转引了季羡林的材料，然将此事系于1948年，显误。《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P246）
为了后来的东方语言学者
不过，进一步考察，又可发现，售书一事不仅仅是一般的交易或者互相帮助。其中当寓含了胡、陈二人对中国学术传承与发展的深刻用意。对于陈寅恪来说，虽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史，然而他很早即在哈佛和德国研习了东方古文字，同时又加意搜罗了众多相关书籍，自然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后继有人。而胡适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很早即对东方语言文学有所关注，正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下，北大才能够在复员之初即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从学术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二人的想法当然不谋而合。
据陈氏子女回忆：“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而“父亲以前的一位学生，当时已可以自立门户，就把有关内容的书籍交付给他了。”这里所说的可以自立门户的学生，当指季羡林。季羡林当时从德国学成归来，正是陈寅恪将其推荐给了胡适等人。书籍转让给北大，陈寅恪其实是寄予了殷切希望的。面对一批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看，陈寅恪毅然放弃了将书籍转让给自己效力多年、感情深厚的清华大学，而是将其托付给初出茅庐的北大东语系，希望“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抵值”。（P218）
如果说，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的直接创建者和负责人，那么胡适则是毫无疑问的幕后英雄。正是在胡适的奖掖与提拔之下，季羡林才一跃成为正教授与系主任，而用美金购入陈寅恪这批价值珍贵的藏书，又表明了胡适精准的学术眼光。这批藏书，无疑为日后东语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陈寅恪售书事结束之后不久，1947年5月21日，胡适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信，说道：“……北大新设东方语言文学系，已成立的部门有梵文，藏文，阿剌伯文，下学年添设波斯文。今得尊处惠借藏文经藏，最近又可购得一批梵文与巴利文经典，此系大可有发展之望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1099-1100）在已有陈寅恪藏书的情况下，胡适又从商务印书馆借调有关经典，同时仍不遗余力地购入梵文与巴利文经典，其对东语系的厚望自是不言而喻了。
当年，为这批藏书的售与购，陈寅恪、潘光旦、季羡林、胡适等人都曾殚精竭虑，用力甚深，最终，这批藏书在陈、胡两位大学者的默契之下花落北大东语系，对学科与学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想必，这批藏书当时应是众多东语系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是他们研究治学的重要源泉之一。
迭经战火弥漫、政权更替、时代变化，60多年之后，这批外文藏书连同流入北大的其他陈寅恪藏书仍被完好地保存着，据研究者披露，如今北大有关方面已经将这些外文藏书整理并置以专柜，陈列于东语系资料室，以便于读者批阅参考。正如这位研究者所言，这些陈寅恪困窘之际卖掉的藏书，“在经历大半个世纪的‘赋闲’之后”，终于“又能通过新一代学子重新释放它们本来应该释放的能量”。（参见唐均《披阅陈寅恪先生的外文庋藏》，《读书》2004年第8期。唯唐均言此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误，应为40年代中后期。）这实在应当是这件“不幸”卖书事给人的最大慰藉了。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