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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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幸德秋水评述较多,然而没有统一的结论。我认为幸德秋水是日本社会主义先驱者,对推动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过启蒙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位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分析,给以科学的评价。一、自由民权主义者幸德秋水(一八七一——一九一一年)名传次郎,号秋水。他出生于高知县土佐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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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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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幸德秋水评述较多,然而没有统一的结论。我认为幸德秋水是日本社会主义先驱者,对推动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过启蒙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位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分析,给以科学的评价。一、自由民权主义者幸德秋水(一八七一——一九一一年)名传次郎,号秋水。他出生于高知县土佐
其他文献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关系中,曾有"火佃"这一名称。它属于佃田人户中的一种是没有疑问的。但为什么称做火佃,其身分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在租佃关系中采取何种形式等等,并不清楚。由于文献记载的不足,尚无人做较深入地探究。即使有人提及,大都语焉不详,对"火佃"的解释,也多有不恰当之处。例如日本学者周藤吉之先生,说火佃"就是耕种火田(畬田)的佃户";在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当中,有的认为是给地主"提供照明的佃户";更多的同志则以为火佃是庄仆的异称。我认为这些都是欠妥当的。兹据文献与档案记载,对火佃作些初步探讨
空印案是明太祖朱元璋惩治贪污、专杀立威的一个重大案件,它牵连很广,被杀者达数百人,受杖戍边者又数千人。但《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太祖纪》对此均无只字言及。它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后来的一些史学家说法不一。吴晗的《朱元璋传》主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说,孟森的《明清史讲义》及李光璧的《明朝史略》却持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说,哪一种说法正确呢? 洪武十五年说,本自《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言似有据。但《明史》卷一三九《郑士利传附方微传》又记方徵在怀庆知府任上曾上书为空印案诉冤
一、西洱河部族社会与唐朝设云南安抚司中国西南地区的族属和部族自古以来是复杂的,但由于各地居民在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友好合作,因而始终结成一个政区,而且不断地充实着。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应是以一个地区为中心而联系广阔的区域。西南地区从西汉在此设置郡县到南诏统治西洱河地区,经历约八百五十年,都是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因为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达较早,水平较高,形成都会,自然也就成为政治中心了。西汉益州郡治、西晋宁州治以及东晋以后?氏所凭借的都在这个地区,由此号令广远。
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佛教的交流,僧人的互访,占有突出的地位。隋唐两代,中日两国僧人互访史不绝书。这种交流活动,对奈良、平安时代的佛教及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宋元时期,中国僧人的东渡依然在传播佛教及文化上起了不少作用。本文仅就宋代中国禅宗僧人东渡日本及其影响作初步的探讨。
毛泽东同志论述中华民族的开化史,列举多项光辉灿烂的业绩,其中之一是"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古籍数量之多,是举世莫与伦比的。继承和清理这份从奴隶社会经历长期封建社会累积和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此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可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建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大力保护与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指引下,我国整理和出版了古籍约两千多种。最近,陈云同志又对古籍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把它提到对中华民族
近年来,有关洋务运动的讨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对于洋务企业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其中如外国资本在实业贷款的名义下所起的作用,讨论还不够充分。本文准备就这个方面提出一点粗浅的意见。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是在国家陷于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联系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历史的进程表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在产生的初期是以"官督商办"企业居于主要地位的。这一类型企业体现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殊结合。它们在创建和初步发展过程中曾获得清政府的某些优惠和
近年来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特征的讨论中,有一个中国的封建化是否完成的问题。封建化这个概念原本来自西欧封建史,如果对它了解不清楚,望文生义,或从教科书上摘取一、二旧说,反而增加了混乱。因此本文拟就"封建化"的概念淡一点个人的看法。我要说明的主旨是,流行于我国史学界的关于西欧封建化概念,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存在着矛盾,用它来说明西欧的情况,也难以成立。如果把它作为标准衡量其他国家,恐怕就更成问题了。所以对封建社会早期的发展规律,还须仔细研究,重新阐明。
目前,中外学者研究我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的风气日盛,需要更多地发掘、整理、出版有关史料,以使研究工作在更为扎实的基础上进行。官修正史、档案文书、地方志乘、文集笔记无疑是必须凭依的,大量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的工作有待继续,而各地历尽沧桑保存下来的众多碑碣,往往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向为学者所瞩目。近两年来,我国就连续有三种关于北京、上海和苏州的碑刻选集刊行问世,为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提供了异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实在是桩可喜的事,值得向广大史学工作者推荐。
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目前史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出现不是坏事,它促使人们去对洋务运动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历史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为了把这种讨论与研究推向前进,有必要回顾一下洋务运动研究的历史。我们知道,对洋务运动评价的分歧不自今日始,它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认真研究和总结过去这方面的讨论与研究,多半会给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启示。本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作的一次尝试。
在宋金对峙时期,双方不仅在战争年代里兵戎相见,爆发剧烈的军事冲突,而且在非战争年代的贸易过程中也曾展开铜币的争夺战。以研究中国经济史著称的加藤繁氏,在《中国和金国的贸易》、《宋金贸易中的茶、钱和绢》等文中,最先论及这一问题,但对它的演变过程,则缺乏论述。《中国货币史》的作者彭信威先生亦曾提到,"当时铜钱最大的去路,是北方的金人,金人似乎有计划地吸收江南的铜钱"。但如何有计划地吸收江南的铜钱,从而造成铜钱的北流,以及金亡以前的二十年间北方的铜钱为什么又向南流,都未曾涉及。因此,本文打算围绕这个问题,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