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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乐的圈子慢慢大起来之后，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现代派太难听了！”所谓的“难”听，自然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不好听，拗口晦涩；其二是难听懂，哪怕暂时觉得好听，也无法理解、赞同他们所使用的那些音乐语汇。一来二去，自然就不愿意再接触那些当代古典音乐作品了，甚至连听个开头的耐心也荡然无存。这样的想法，恐怕十个爱乐者中，一半以上都曾有过，不足为怪。
虽然我是一位非音乐专业出身的爱乐者，却对现代作曲家的音乐始终抱有一定的兴趣，既不盲目排斥，也不一味推崇。眼下，我觉得许多上佳的现当代作品被国内极大一部分的古典音乐受众群体结结实实地忽视掉了，实在是一件可惜可叹的事情。
2012年年末，我开始为北京的《音乐周报》写一些当代作曲家的短小介绍，分别向读者推介了阿沃·帕特（Arvo P?rt）、亨利·杜迪耶（Henri Dutilleux）、布里安·芬尼豪赫（Brian Ferneyhough）和约翰·塔文纳（John Tavener）这四位当代作曲家，反响竟然出奇的好，我也因此有了动力，愿意说说聆听现当代作曲家作品的一点爱乐心得，与大家探讨。
首当其冲的问题恐怕是：为什么越靠现代的古典音乐，听起来越不和谐？它们根本就没有悦耳的旋律啊！
先不搬上那些专业概念，有一点必须承认吧：莫扎特要远远比马勒听上去和谐。但这并不代表马勒就没有好听的旋律，事实上，马勒的一部分旋律甚至会比莫扎特更加好听，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隐晦一点，旋律线隐藏得深一点，或者交织得复杂一点罢了。旋律绝非以单纯悦耳为唯一目的，还应该有一个思想内容的层面——口水歌的旋律听起来的确既和谐，又悦耳，可是未必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比较。其实，肖斯塔科维奇、巴托克乃至施尼特凯、利盖蒂的音乐道理都是一样的，当代那些作曲家大多并非刻意“拗口”，设下人为的障碍，而只是想借助曲子中一部分的“拗口”表达一些与“悦耳”不同的思想或者结构感罢了。现代艺术的先驱人物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他的重要著作《艺术中的精神》（Spirits in Art）中就提到，勋伯格的四重奏有着一种“内在的和谐”：“音符固然可以任意组合，音程也可以任意推进，但对不和谐音的使用其实还是要接受某种特定法度的引导。”而传统理解中的“节奏”和“无节奏”，与“和谐”“冲突”一样，只是约定俗成，而非美丑的界定。
朋友问，那岂不是以丑为美了吗？
不是这样的。艺术中没有绝对的美，我们感觉得到的、所谓的美是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生理状况密切相关的；同样，自然亦没有绝对的丑。康定斯基指出，邓肯（Isadora Duncan）的现代舞有了本真的内在驱动，丑陋的动作转而悦目起来，而且散发出惊人的力量与生机。所谓的现代派很美，也大抵是这回事。而略微守旧的乐迷对此表示的不理解，其实就像听惯莫扎特的人一开始不理解马勒有多美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听惯摇滚的朋友，也许完全不会理解莫扎特有多美；同样，我听摇滚也领会不出他那么高的生理快感和肾上腺素分泌量。你能说谁对谁错吗？哪个丑哪个美吗？套用一句外国音乐理论家的话“不过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准备好罢了”。
如果耳朵没有准备好的话，恐怕再好听的旋律也是很难入耳的。而一旦耳朵准备好了，相当艰涩的旋律也会一下子让人接受。就像抽象派绘画、表现主义文学和荒诞派戏剧那样，刚出来的时候，骂声那个排山倒海，而现在冷静地看看，主要还是因为那时观众们的眼睛与耳朵“还没有准备好”，并不是谁的错。用佛教的话来说，在于因缘和合，就是机缘还没有成熟吧。
记得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曾在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里发牢骚，意思大约是，早上拉贝多芬小协，下午再拉，晚上还要拉，再好听的旋律也吃不消了。可见，纵然贝多芬伟大之极，假使你的耳朵厌倦了，他给你带来的“边际效用”已经微乎其微了，这并不是贝多芬的错，也不是你的错，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与之相似的是，勋伯格、韦伯恩等人的思想高度和作曲功力虽然可能比不上贝多芬，但是转到另一个情境里，他们那套对节奏、和声及对位法的全新理解、运用会有惊人高的“边际效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音乐也有不可睥睨价值的奥秘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让耳朵准备好呢？如果你不会读谱，不要紧，如果不愿意看那些讲述作品背景和艺术手法的专业书籍，也没事儿。我提出的办法是：找情境。何谓情境？说不准哪一天，你郁闷极了，愁肠百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开音响——哇，巴托克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你好想说的话！又说不定哪一天，你神志迷离，在月下晃悠了一圈，仿佛身在梦中，一开音响——哇哇，勋伯格简直是自己的知音！你千万别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多爱乐者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其实，较传统的音乐又何尝不需要情境呢？乐评家郑延益先生就回忆过他年轻时坐在沙丘顶端聆听小提琴小品《吉普赛女人》（La Gitana）时的情形，斯音斯情，一生难忘。但是这种情境可以强求吗？不行，要顺其自然，生活走到哪一步，就听到哪一步，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常常做个有心人，随时检查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准备好了”。
那么许多人就会说，我不可能准备好了，因为我对稍稍现代的音乐就心存抗拒，只有莫扎特和贝多芬才可以全盘接受。是的，“相信”两个字非常重要，任何曲目，在一个人心存抗拒的情况下，是没法被吸收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对现代曲目有感觉，如果不是今天的话没关系，必有一天，迟早的事情，要相信这一天很快会到来——就像当初，听惯莫扎特的你在一群朋友的劝说下，突然相信了自己会对马勒有感觉一样，事实也证明马勒挺好听。
还有，就是现场的作用了，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场音乐会几乎从来不愿意听旧曲目，而总是选择没有接触过的新曲目的原因。据我的经验，在音乐会的现场接触陌生乃至冷僻曲目，吸收速度是最快的，因为那里有“情境”，有好多人在和你一起投入地聆听，演奏家在投入地演奏，因为那儿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环境——这在家里就做不到，哪怕你的音箱百八千块，都不一定有交响乐团一个小小的、简陋的排练厅能留给你那么生动的第一印象。所以我说，现场是你正式卸下对生僻曲目所有抗拒、所有成见的最好办法。
最重要的是，请不要怀疑当代音乐与巴洛克、古典和浪漫时期音乐的一脉相承，它们的关系恰恰无比密切，从来都不能割裂视之。单看一种“二十四首前奏曲与赋格”的体裁，就被二十世纪的肖斯塔科维奇、谢德林（Rodion Shchedrin）、斯洛尼姆斯基（Sergei Mikhailovich Slonimsky）等许多人一再赋予了崭新的涵义。我可以推荐一本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徐孟东撰写的《二十世纪帕萨卡里亚研究》。该书借帕萨卡里亚这一古老舞曲体裁为载体，对一些杰出的二十世纪代表作品做了用心、精到且别致的阐述，让我相当着迷，常常将其作为一本典范参考书籍推荐给有一定音乐基础的爱乐朋友。
这里，我并不是在为包括当代音乐在内的那些现代艺术形式辩护，事实上，它们远远称不上完美无缺，与巴赫、歌德、达芬奇相比，它们的缺点更多。当作曲技法发展得愈来愈先进，“很多该说的话”几乎都被说完了，说尽了，甚至被前人说过几十遍了，于是这些作曲家有时会过分追求技巧与形式的标新立异，形式反而大于了内涵，最严重的情况是音乐变得空洞无物，这是公认的现实问题。然而，这不代表现代音乐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正如德国美术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在其教学笔记中提到的那样：“任何艺术都有其来龙去脉，都有背后的因素在起作用，战争等因素推动着艺术朝抽象的方向发展，这乃是艺术对于动乱现实不自主的躲避。”
逝者如斯的光阴再难重来，如果艺术愿意接纳充满缺点的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接纳有些缺点的艺术呢？于我而言，无论是五光十色的世界音乐，还是各种新鲜的地方剧种，都是这个世界不同棱面折射出的光彩，不会完美，也没有必要完美，因为这就是真实生活的体现。贝多芬完美吗？巴赫呢？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或许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虽然被人们那么形容过，可马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巴赫亦称不上全宇宙。这也是为什么一批批近现代作曲家竭尽自己的生命，去探索未知“声音组合”的动力和理由。音乐，本来就是一桩无始无终的事情，无法想象仅仅凭借一个人或者几位作曲家，就能够囊括世间万物的声响动静。所以，作为一位非专业的聆乐者，简单地享受每一种不同的声音吧！音乐的天空下，无所谓最好或更好，当你包容一切争奇斗妍的时候，美妙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虽然我是一位非音乐专业出身的爱乐者，却对现代作曲家的音乐始终抱有一定的兴趣，既不盲目排斥，也不一味推崇。眼下，我觉得许多上佳的现当代作品被国内极大一部分的古典音乐受众群体结结实实地忽视掉了，实在是一件可惜可叹的事情。
2012年年末，我开始为北京的《音乐周报》写一些当代作曲家的短小介绍，分别向读者推介了阿沃·帕特（Arvo P?rt）、亨利·杜迪耶（Henri Dutilleux）、布里安·芬尼豪赫（Brian Ferneyhough）和约翰·塔文纳（John Tavener）这四位当代作曲家，反响竟然出奇的好，我也因此有了动力，愿意说说聆听现当代作曲家作品的一点爱乐心得，与大家探讨。
首当其冲的问题恐怕是：为什么越靠现代的古典音乐，听起来越不和谐？它们根本就没有悦耳的旋律啊！
先不搬上那些专业概念，有一点必须承认吧：莫扎特要远远比马勒听上去和谐。但这并不代表马勒就没有好听的旋律，事实上，马勒的一部分旋律甚至会比莫扎特更加好听，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隐晦一点，旋律线隐藏得深一点，或者交织得复杂一点罢了。旋律绝非以单纯悦耳为唯一目的，还应该有一个思想内容的层面——口水歌的旋律听起来的确既和谐，又悦耳，可是未必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比较。其实，肖斯塔科维奇、巴托克乃至施尼特凯、利盖蒂的音乐道理都是一样的，当代那些作曲家大多并非刻意“拗口”，设下人为的障碍，而只是想借助曲子中一部分的“拗口”表达一些与“悦耳”不同的思想或者结构感罢了。现代艺术的先驱人物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他的重要著作《艺术中的精神》（Spirits in Art）中就提到，勋伯格的四重奏有着一种“内在的和谐”：“音符固然可以任意组合，音程也可以任意推进，但对不和谐音的使用其实还是要接受某种特定法度的引导。”而传统理解中的“节奏”和“无节奏”，与“和谐”“冲突”一样，只是约定俗成，而非美丑的界定。
朋友问，那岂不是以丑为美了吗？
不是这样的。艺术中没有绝对的美，我们感觉得到的、所谓的美是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生理状况密切相关的；同样，自然亦没有绝对的丑。康定斯基指出，邓肯（Isadora Duncan）的现代舞有了本真的内在驱动，丑陋的动作转而悦目起来，而且散发出惊人的力量与生机。所谓的现代派很美，也大抵是这回事。而略微守旧的乐迷对此表示的不理解，其实就像听惯莫扎特的人一开始不理解马勒有多美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听惯摇滚的朋友，也许完全不会理解莫扎特有多美；同样，我听摇滚也领会不出他那么高的生理快感和肾上腺素分泌量。你能说谁对谁错吗？哪个丑哪个美吗？套用一句外国音乐理论家的话“不过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准备好罢了”。
如果耳朵没有准备好的话，恐怕再好听的旋律也是很难入耳的。而一旦耳朵准备好了，相当艰涩的旋律也会一下子让人接受。就像抽象派绘画、表现主义文学和荒诞派戏剧那样，刚出来的时候，骂声那个排山倒海，而现在冷静地看看，主要还是因为那时观众们的眼睛与耳朵“还没有准备好”，并不是谁的错。用佛教的话来说，在于因缘和合，就是机缘还没有成熟吧。
记得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曾在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里发牢骚，意思大约是，早上拉贝多芬小协，下午再拉，晚上还要拉，再好听的旋律也吃不消了。可见，纵然贝多芬伟大之极，假使你的耳朵厌倦了，他给你带来的“边际效用”已经微乎其微了，这并不是贝多芬的错，也不是你的错，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与之相似的是，勋伯格、韦伯恩等人的思想高度和作曲功力虽然可能比不上贝多芬，但是转到另一个情境里，他们那套对节奏、和声及对位法的全新理解、运用会有惊人高的“边际效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音乐也有不可睥睨价值的奥秘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让耳朵准备好呢？如果你不会读谱，不要紧，如果不愿意看那些讲述作品背景和艺术手法的专业书籍，也没事儿。我提出的办法是：找情境。何谓情境？说不准哪一天，你郁闷极了，愁肠百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开音响——哇，巴托克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你好想说的话！又说不定哪一天，你神志迷离，在月下晃悠了一圈，仿佛身在梦中，一开音响——哇哇，勋伯格简直是自己的知音！你千万别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多爱乐者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其实，较传统的音乐又何尝不需要情境呢？乐评家郑延益先生就回忆过他年轻时坐在沙丘顶端聆听小提琴小品《吉普赛女人》（La Gitana）时的情形，斯音斯情，一生难忘。但是这种情境可以强求吗？不行，要顺其自然，生活走到哪一步，就听到哪一步，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常常做个有心人，随时检查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准备好了”。
那么许多人就会说，我不可能准备好了，因为我对稍稍现代的音乐就心存抗拒，只有莫扎特和贝多芬才可以全盘接受。是的，“相信”两个字非常重要，任何曲目，在一个人心存抗拒的情况下，是没法被吸收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对现代曲目有感觉，如果不是今天的话没关系，必有一天，迟早的事情，要相信这一天很快会到来——就像当初，听惯莫扎特的你在一群朋友的劝说下，突然相信了自己会对马勒有感觉一样，事实也证明马勒挺好听。
还有，就是现场的作用了，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场音乐会几乎从来不愿意听旧曲目，而总是选择没有接触过的新曲目的原因。据我的经验，在音乐会的现场接触陌生乃至冷僻曲目，吸收速度是最快的，因为那里有“情境”，有好多人在和你一起投入地聆听，演奏家在投入地演奏，因为那儿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环境——这在家里就做不到，哪怕你的音箱百八千块，都不一定有交响乐团一个小小的、简陋的排练厅能留给你那么生动的第一印象。所以我说，现场是你正式卸下对生僻曲目所有抗拒、所有成见的最好办法。
最重要的是，请不要怀疑当代音乐与巴洛克、古典和浪漫时期音乐的一脉相承，它们的关系恰恰无比密切，从来都不能割裂视之。单看一种“二十四首前奏曲与赋格”的体裁，就被二十世纪的肖斯塔科维奇、谢德林（Rodion Shchedrin）、斯洛尼姆斯基（Sergei Mikhailovich Slonimsky）等许多人一再赋予了崭新的涵义。我可以推荐一本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徐孟东撰写的《二十世纪帕萨卡里亚研究》。该书借帕萨卡里亚这一古老舞曲体裁为载体，对一些杰出的二十世纪代表作品做了用心、精到且别致的阐述，让我相当着迷，常常将其作为一本典范参考书籍推荐给有一定音乐基础的爱乐朋友。
这里，我并不是在为包括当代音乐在内的那些现代艺术形式辩护，事实上，它们远远称不上完美无缺，与巴赫、歌德、达芬奇相比，它们的缺点更多。当作曲技法发展得愈来愈先进，“很多该说的话”几乎都被说完了，说尽了，甚至被前人说过几十遍了，于是这些作曲家有时会过分追求技巧与形式的标新立异，形式反而大于了内涵，最严重的情况是音乐变得空洞无物，这是公认的现实问题。然而，这不代表现代音乐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正如德国美术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在其教学笔记中提到的那样：“任何艺术都有其来龙去脉，都有背后的因素在起作用，战争等因素推动着艺术朝抽象的方向发展，这乃是艺术对于动乱现实不自主的躲避。”
逝者如斯的光阴再难重来，如果艺术愿意接纳充满缺点的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接纳有些缺点的艺术呢？于我而言，无论是五光十色的世界音乐，还是各种新鲜的地方剧种，都是这个世界不同棱面折射出的光彩，不会完美，也没有必要完美，因为这就是真实生活的体现。贝多芬完美吗？巴赫呢？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或许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虽然被人们那么形容过，可马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巴赫亦称不上全宇宙。这也是为什么一批批近现代作曲家竭尽自己的生命，去探索未知“声音组合”的动力和理由。音乐，本来就是一桩无始无终的事情，无法想象仅仅凭借一个人或者几位作曲家，就能够囊括世间万物的声响动静。所以，作为一位非专业的聆乐者，简单地享受每一种不同的声音吧！音乐的天空下，无所谓最好或更好，当你包容一切争奇斗妍的时候，美妙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