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农业部统计，2010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较2009年底增长超过40%，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超过36万家，大体平均每月新增1万多家，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5万个以上，入社农户也超过2800万家，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曾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中国农村，将是合作经济组织大放异彩的世纪。”
这个真“差钱”
近日，农业部专业合作处刘景枢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扶持农民，就是扶持农业。在过去五年，特别是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从财政方面来看，近几年中央财政累计支持合作社大概13亿，2007-2009年，地方各级财政大概是16亿多。合作社的发展还“差钱”吗？
早在2004年，马宜场就积极号召和带领村民成立了山东姜庄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就有100多户农民入社。马宜场告诉记者，当时群众积极性普遍还是很高的，合作社不仅成立了以养殖协会为主的经营体系，还创建了自己的文化队，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达到共同发展。随着合作社的成长，问题也逐渐显露，而最关键的便是资金问题。
采访中，马宜场告诉记者，刚开始主要经营项目是养猪，然而十几万元的投入，换来的却是市场行情走低，2006年一头母猪一斤肉只卖2.5元，每斤饲料就得3.5元，光饲料就得3000多元，卖出去里外就得亏几百元。猪赔了，但合作社得搞下去。当时他以合作社名义找到了利率比较低的农业银行，可却没能贷到款，原因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合作社“小企业”，不符合有关条件。
随后，马宜场又找到利率较高的信用社，同样吃了闭门羹，理由是人家只针对大型公司和企业。无奈，马宜场只能以个人担保贷款方式贷了5万元。交谈中，马宜场对国家政策还是比较熟知的，当记者询问为何没有寻求国家政策支持，马宜场说，国家很多政策是好的，但是真正得到利益的却不是他们。原先每年对于国家的一些政策资金支持，他还是积极申请的，但在前年他已经不再递交申请了，至于，缘由马宜场和记者牢骚了一些，但却不同意记者发表。马宜场说，虽然2007年国家正式实施了，但是确没有配套的农民合作组织优惠政策，单以他们为社员制作工本费免费而言，国家政策为什么就不能给予优惠呢？
采访中，马宜场对没有得到政策优惠并没什么太大的怨言，相反对于当地一些相关部门却颇有微词，马宜场的合作社有一个农资服务中心，经营的主要是农资产品，让他头疼的是最近收到了有关部门让他不太清楚的罚款，由于自己外出参加培训，耽误了几天，法院已经下发了2万元的罚款通知书。
草根金融论坛秘书长谢勇模表示，我国现阶段推进合作发展的政策导向是从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专业合作组织开始的，而没有注意到应同时从资金等合作金融组织开始。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特點是分散和兼业化经营，这决定了其专业化程度低，农民很难通过专业化经营联合在一起；在专业化程度相对高的地方，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也难以联合。没有资金的联合体，很难产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真的假不了
随着国家正式实施《农村专业合作社法》，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同时，一些“伪合作社”也在悄然发展，并称之为“大鱼吃小鱼”的“翻牌”合作社。
广东省化州市的李亚峰于2008年底成立了“化州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李亚峰在作为该社常务理事的同时为了方便合作社发展成立了自己的兽药店，兽药店在对社员的经营时是让利销售的。而正是兽药店的个人法人性质，让外界对李亚峰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业内人士认为，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民缴纳入社费后，作为社员的同时享受经济利润的返还，为社员谋利。而李亚峰的合作社是在社员缴纳入社费后，成了持有“购物卡”来获得商店打折促销的产品。对此李亚峰用“我整个人都是合作社的了,更不要说店了”来解释，并绝不承认自己在挂羊头卖狗肉。
与此同时，原协会会员中垌镇的养猪大户谢亚福也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名为“化州市兴民养猪专业合作社”，谢亚福之所以成立合作社，是因为有一位农业局的亲戚告诉他，国家颁布了《农村专业合作社法》，成立合作社会给政策补贴，随后谢亚福便拉了18户养猪户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如果说在养猪这方面算专业的话，在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方面，谢亚福并不专业，且成立之后，补贴也迟迟没有来头，所以标牌也懒得做，合作社也没有进行过运作。
合作社如何更加有效、规范的运作？陕西省农业厅农经处张旭峰表示，一般人认为只有农民自己的才叫合作社，企业牵头的叫假合作社，我们理解是，合作社建设的关键在合作社的分配机制和利益关系。企业是为股东服务，合作社也要为自己的股东负责，挣得多，分得多，才是好的合作社。
曾经参与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任大鹏表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将会逐步趋于平稳状态，那些真正以农民需求、市场需求为根本的合作社才会得到发展，而那些所谓的“翻牌”合作社、一味等着政策、资金扶持而不靠发展“内生性”的合作社一定会在市场发展中被淘汰。
强强联合求共赢
有效规范运作的同时，如何提高组织化的程度，让合作社在面对如今风云变化的市场同时仍能站稳脚跟，为农户争取较大利益，合作社联合的形式逐渐形成。
2009年，卓延伟牵头操办的北京市昌平区昌农联农产品合作社成立。已经身兼北京市昌平十三陵果业协会秘书长和北京市卓越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两职的卓延伟，又被推选做了合作社联合社的理事长。谈到合作社的成立，卓延伟说：“我在延庆看到的是，一个小村子一下子成立了七个合作社。如果不鼓励吞并的话，这些弱势的合作社，根本无法在市场中和流通方叫板，更谈不上好的收成了。举个例子，一家合作社的樱桃，在社区摆一个星期就卖光了。消费者下次想吃，对不起，没了。单个合作社产能不足，无法持续供货，是我们在和市场打交道过程中遇到的麻烦事。而且，单个的专业合作社还满足不了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很多团购客户，点名要了柴鸡蛋之后，又点了蜂蜜、梨子、尜枣。”
2010年12月23日，潍坊市然中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山东省青州市宣告成立。这是一家由寿光、寒亭、安丘、青州4个县市区的16家专业合作社组成的联合社，以打造高端农产品销售平台为途径，以促进农民致富增收为目的。至此，潍坊市境内共有9个航母级合作联社浮出水面，涉及蔬菜、水果、粮油、养殖等多个领域。158个合作社加入了联合社，社员总数12650个，带动农户38726户。潍坊市在地级市范围内展开合作社大联合的试点在国内尚属首例。合作社的大联合，进一步增强了农民的话语权。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勇表示，合作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永恒的主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存在形态：合作和冲突。合作是常态，冲突是非常态。合作是农民自我的选择，是致富的手段。现阶段的农民合作已进入了跨地域的层次，是社会化的合作，是在市场化大背景下的合作。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十二五”规划突出强调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如何把这条路子走好，除了需要脚踏实地的践行，或许更加需要我们去积极探索发展。
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特点是分散和兼业化经营，这决定了其专业化程度低，农民很难通过专业化经营联合在一起；在专业化程度相对高的地方，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也难以联合。
这个真“差钱”
近日，农业部专业合作处刘景枢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扶持农民，就是扶持农业。在过去五年，特别是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从财政方面来看，近几年中央财政累计支持合作社大概13亿，2007-2009年，地方各级财政大概是16亿多。合作社的发展还“差钱”吗？
早在2004年，马宜场就积极号召和带领村民成立了山东姜庄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就有100多户农民入社。马宜场告诉记者，当时群众积极性普遍还是很高的，合作社不仅成立了以养殖协会为主的经营体系，还创建了自己的文化队，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达到共同发展。随着合作社的成长，问题也逐渐显露，而最关键的便是资金问题。
采访中，马宜场告诉记者，刚开始主要经营项目是养猪，然而十几万元的投入，换来的却是市场行情走低，2006年一头母猪一斤肉只卖2.5元，每斤饲料就得3.5元，光饲料就得3000多元，卖出去里外就得亏几百元。猪赔了，但合作社得搞下去。当时他以合作社名义找到了利率比较低的农业银行，可却没能贷到款，原因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合作社“小企业”，不符合有关条件。
随后，马宜场又找到利率较高的信用社，同样吃了闭门羹，理由是人家只针对大型公司和企业。无奈，马宜场只能以个人担保贷款方式贷了5万元。交谈中，马宜场对国家政策还是比较熟知的，当记者询问为何没有寻求国家政策支持，马宜场说，国家很多政策是好的，但是真正得到利益的却不是他们。原先每年对于国家的一些政策资金支持，他还是积极申请的，但在前年他已经不再递交申请了，至于，缘由马宜场和记者牢骚了一些，但却不同意记者发表。马宜场说，虽然2007年国家正式实施了，但是确没有配套的农民合作组织优惠政策，单以他们为社员制作工本费免费而言，国家政策为什么就不能给予优惠呢？
采访中，马宜场对没有得到政策优惠并没什么太大的怨言，相反对于当地一些相关部门却颇有微词，马宜场的合作社有一个农资服务中心，经营的主要是农资产品，让他头疼的是最近收到了有关部门让他不太清楚的罚款，由于自己外出参加培训，耽误了几天，法院已经下发了2万元的罚款通知书。
草根金融论坛秘书长谢勇模表示，我国现阶段推进合作发展的政策导向是从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专业合作组织开始的，而没有注意到应同时从资金等合作金融组织开始。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特點是分散和兼业化经营，这决定了其专业化程度低，农民很难通过专业化经营联合在一起；在专业化程度相对高的地方，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也难以联合。没有资金的联合体，很难产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真的假不了
随着国家正式实施《农村专业合作社法》，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同时，一些“伪合作社”也在悄然发展，并称之为“大鱼吃小鱼”的“翻牌”合作社。
广东省化州市的李亚峰于2008年底成立了“化州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李亚峰在作为该社常务理事的同时为了方便合作社发展成立了自己的兽药店，兽药店在对社员的经营时是让利销售的。而正是兽药店的个人法人性质，让外界对李亚峰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业内人士认为，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民缴纳入社费后，作为社员的同时享受经济利润的返还，为社员谋利。而李亚峰的合作社是在社员缴纳入社费后，成了持有“购物卡”来获得商店打折促销的产品。对此李亚峰用“我整个人都是合作社的了,更不要说店了”来解释，并绝不承认自己在挂羊头卖狗肉。
与此同时，原协会会员中垌镇的养猪大户谢亚福也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名为“化州市兴民养猪专业合作社”，谢亚福之所以成立合作社，是因为有一位农业局的亲戚告诉他，国家颁布了《农村专业合作社法》，成立合作社会给政策补贴，随后谢亚福便拉了18户养猪户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如果说在养猪这方面算专业的话，在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方面，谢亚福并不专业，且成立之后，补贴也迟迟没有来头，所以标牌也懒得做，合作社也没有进行过运作。
合作社如何更加有效、规范的运作？陕西省农业厅农经处张旭峰表示，一般人认为只有农民自己的才叫合作社，企业牵头的叫假合作社，我们理解是，合作社建设的关键在合作社的分配机制和利益关系。企业是为股东服务，合作社也要为自己的股东负责，挣得多，分得多，才是好的合作社。
曾经参与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任大鹏表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将会逐步趋于平稳状态，那些真正以农民需求、市场需求为根本的合作社才会得到发展，而那些所谓的“翻牌”合作社、一味等着政策、资金扶持而不靠发展“内生性”的合作社一定会在市场发展中被淘汰。
强强联合求共赢
有效规范运作的同时，如何提高组织化的程度，让合作社在面对如今风云变化的市场同时仍能站稳脚跟，为农户争取较大利益，合作社联合的形式逐渐形成。
2009年，卓延伟牵头操办的北京市昌平区昌农联农产品合作社成立。已经身兼北京市昌平十三陵果业协会秘书长和北京市卓越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两职的卓延伟，又被推选做了合作社联合社的理事长。谈到合作社的成立，卓延伟说：“我在延庆看到的是，一个小村子一下子成立了七个合作社。如果不鼓励吞并的话，这些弱势的合作社，根本无法在市场中和流通方叫板，更谈不上好的收成了。举个例子，一家合作社的樱桃，在社区摆一个星期就卖光了。消费者下次想吃，对不起，没了。单个合作社产能不足，无法持续供货，是我们在和市场打交道过程中遇到的麻烦事。而且，单个的专业合作社还满足不了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很多团购客户，点名要了柴鸡蛋之后，又点了蜂蜜、梨子、尜枣。”
2010年12月23日，潍坊市然中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山东省青州市宣告成立。这是一家由寿光、寒亭、安丘、青州4个县市区的16家专业合作社组成的联合社，以打造高端农产品销售平台为途径，以促进农民致富增收为目的。至此，潍坊市境内共有9个航母级合作联社浮出水面，涉及蔬菜、水果、粮油、养殖等多个领域。158个合作社加入了联合社，社员总数12650个，带动农户38726户。潍坊市在地级市范围内展开合作社大联合的试点在国内尚属首例。合作社的大联合，进一步增强了农民的话语权。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勇表示，合作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永恒的主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存在形态：合作和冲突。合作是常态，冲突是非常态。合作是农民自我的选择，是致富的手段。现阶段的农民合作已进入了跨地域的层次，是社会化的合作，是在市场化大背景下的合作。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十二五”规划突出强调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如何把这条路子走好，除了需要脚踏实地的践行，或许更加需要我们去积极探索发展。
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特点是分散和兼业化经营，这决定了其专业化程度低，农民很难通过专业化经营联合在一起；在专业化程度相对高的地方，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也难以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