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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著名海外记者斯蒂芬·金泽的新书《真正的旗帜：西奥多·罗斯福，马克·吐温以及美国帝国的诞生》延续了之前作品对于战争、国家以及民族塑形的主题关注，生动再现了世纪之交那场被人遗忘的政治辩论，这场辩论成为美国自20世纪开始实行对外干涉政策的基础。1861-1865年的内战使得美国无暇他顾，此后几十年，美国人忙于战后重建和西进运动。直到1890年宣布边疆正式关闭，一些美国人才开始想象国土之外的利益可能性。1898年，美国国内展开了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辩论——关于海外干涉问题。国内知名政界领袖和文坛领袖们各持己见，展开了仅次于美国建国时的关乎人类命运的热烈辩论。正如该书题目所示，金泽聚焦了1898年到1902年这一关键历史时段，讲述了以西奥多·罗斯福为首的扩张主义者和马克·吐温为代表的反帝国主义联盟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背景下，精彩分析了国内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之间的纵横捭阖。
金泽将政策形成与国家历史文化进程，乃至民众的意识形态变化相连接，既关注可读性也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这种特殊的讲述方式被《华盛顿邮报》评为“最出色的流行外交政策的故事讲述之一”。
··Ⅰ··
扩张主义的代表西奥多·罗斯福与他的政治伙伴亨利·凯伯特·洛奇具有相同的政治目标：美国要通过海外扩张建立其国际霸主地位。1898年美西战争成为他们期待已久的契机，美西战争的胜利让美国人在1898年夏天的五十多天时间，一举控制了五个遥远国家1100万人口——关岛、夏威夷、古巴、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这么迅速地跃升为海外帝国。对于反帝主义者来说，1898年夏天是场噩梦。美国政府之前保证海外干预只是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人，结果成为一场大骗局，从6月份的解放殖民地之战变为到8月份的收获殖民地之战。哈佛大学教授和社会改革家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篇重要的反帝演讲，指出如今的美国人未经战乱，不懂珍惜和平。美国如今是被迫走上一条黑暗和罪恶之路。
罗斯福凭借美西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一举成为当时美国征服的象征和国民英雄，也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扩张主义者。扩张主义者的逻辑可以由总统麦金利的演讲《责任决定命运》来阐释，总统坚信菲律宾人无法自治，美国人有责任教化他们，让他们更文明，尽我们所能使他们信教，毕竟，自由只属于那些能自我统治的人。为了安抚国内民众，同时占据道德制高点，总统将美国人民的善良本性作为对于美国所有行为的最高的也是唯一需要的解释，同时还阐明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美国绝不会到海外去寻求自身利益，它的目标是帮助不幸的人，即便受助者不能理解他们被救助了；美国的行为永远遵循高贵的理念。
菲律宾的战事升级，使得美国民众对菲律宾国内的解放武装同情支持，罗斯福号召美国人要像个男人一样有担当，教化菲律宾人，因为“菲律宾人完全不适合自治也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但是随之而来的战区报道，让民众了解到美军在菲律宾的暴行，反帝联盟趁此机会展开反击。正在反帝联盟为有利形势弹冠相庆时， 洛奇公开谴责反帝人士，声称一旦对外开战，全国团结是最重要的，质疑战争就是不爱国。洛奇的谴责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把反帝联盟的这种优势变成了陷阱。此时的辩论焦点已经上升到爱国主义，支持菲律宾独立运动就是不爱国。
美菲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的新殖民地适用什么法律呢？宪法与国旗同步吗？总统认为殖民地人民不享有美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反帝主义者出离愤怒了，他们上诉，案件称作“岛国案”。最高法院判决美国法律不是平等保护所有人。美国宪法在外国不适用，包括美国本土以外管辖的殖民地。判词表明美国宪法精神的神圣性已经死去。
而此时，菲律宾又起争端。回国的美军讲述了在菲律宾目睹的杀戮和酷刑。反帝人士以此为契机，要求展开调查，希望这可以作为他们抨击战争和唤醒国内公民意识的平台。参议院妥协了，同意调查，然而洛奇成为了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听证会只面向记者开放，洛奇拟定的证人名单基本都是坚定的扩张主义拥护者，这种安排注定了反帝联盟的失败。果然，调查结果只是承认个别军官犯下战争罪，但是坚称这属于例外而且会受到惩罚。这一结果非但没有实现反帝联盟的预期目的，反而激起爱国主义的反扑。共和党报纸和杂志都为这场战争和美军的荣誉辩护。《哈珀杂志》据理力争：“跟恶魔开战，有时要用到火；跟骗子开战，有时需要谎言；与半文明的人开战，有些情况下要用到半文明的方法。这本是无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士兵是人的情况下。” 反帝主义者失望至极，认为自己的失败标志着他们所爱的美国的终结。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写道：“美国已经失去了自己作为文明进步的潜在领袖的特殊地位，成为如今抢掠和自私的国家中的一个。” 美国控制了海外领土，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开始开放，由可以触及全球的陆军和海军护卫。这四年的辩论，美国人民被给与了一个明确的选择，最终他们也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纵观扩张主义者与反帝联盟的论战，反帝联盟的所有正义主张都未能实现，这种令人扼腕的持续性失败是有情可原的。首先，扩张主义者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对于事态发展的导向性把控是反帝主义者难以抗衡的。其次，扩张主义者多是政客，擅长以退为进，玩弄权术，引导了辩论主题的转变方向，反帝联盟的主张只能以驳斥对方观点的形式出现，难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立足点。第三，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到了转嫁国内压力的临界点，对于海外市场的寻求急需以扩张的方式盡快实现；第四，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了“天定命运”与爱国主义的糅合，美国大众已经沉浸在帝国扩张的热情和愿景中，反帝主义者已经无力逆势而动。
··Ⅱ··
金泽这本书的另一出彩之处是对于马克·吐温这一人物的处理。作者详细讲述了吐温1900年归国前后反帝立场的转变过程，并且将吐温创作晚期的多篇反帝杂文渗透进故事讲述中，通过与罗斯福的对比，赞扬了吐温为反帝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金泽选择罗斯福与吐温作为对立派别的代表人物展开讲述其实颇有深意。两者虽然政见相左，但也有共同点：都是狂热的爱国者，深信美国肩负神圣使命，只是两者对这一使命的定义不同。两人都是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小心经营自己公众形象的天生的表演者。他们热爱讲道，享受在媒体前曝光。尽管没有在公开场合互相诋毁，但两人在朋友圈里都表达出对对方的厌恶和鄙视。选择这两个在各自领域以及美国民众中颇有影响力的名人方便展开关于扩张主义的主流辩论。 美西战争开始时，吐温身在维也纳，与当时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他也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并且在给好友豪威尔斯的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欣赏一场战争，即便是历史书上的。因为这是就我所知，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战争。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是有价值的，但是为了他人的自由而战则更了不起。我想这是史无前例的。” 1898年《巴黎和约》的签订促使马克·吐温投身反帝事业，同时直接决定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也是最不为人知的阶段。吐温在《纽约先驱报》讲述了自己的转变，他之前认为美国去解放菲律宾是高尚之举，但是仔细研读《巴黎和约》条款，发现美国不是去救赎的，而是去征服的。他反对美国之鹰的利爪伸向其他国家。
接下来几周，吐温写了几篇批判扩张主义的文章，其中一篇是《19世纪对20世纪致敬》，发表在1900年12月29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日报》上。一个新英格兰的反帝主义者认为这篇文章可与葛底斯堡演讲相比。纽约反帝联盟邀请他任副主席，出于对反帝事业的同情，吐温答应了，并且担任这个职位直到去世。在此期间，吐温写下了最有力的全面反帝的文章《致坐在黑暗中的人》，文章发表在1901年2月的《北美评论》，反帝联盟把它印成小册子发出了125000份。吐温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反帝主义者。
依照金泽的分析，吐温成为反帝主义者就好像梭罗和爱默生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成为废奴主义者一样，正是其人生经历导致他对帝国主义如此厌恶。部分原因是他常年旅居海外，种族观比大部分美国人要开明。在归国初期，批判美国帝国主义成为他最热衷的活动主题，无论演讲，采访，书信，小册子，他都对美国的海外扩张行为极尽嘲讽之能事。
金泽还描写了吐温与罗斯福正面较量的场景。罗斯福出席了一个由吐温做主持人的晚宴，吐温抓住机会，进行了开场演讲。吐温说有人叫他叛国者，他说如果美国危在旦夕，他不会考虑美国对错，直接站在旗帜下，这可以称为爱国。但是，美国并没有陷入危机，国家因政治原因被分成两派，叛国者和爱国者，谁也无法分辨。吐温正是借此机会驳斥扩张主义者用爱国热情为民众洗脑的策略，强调对于美国立国之基的维护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行为。
吐温1900到1901年的讲话和作品使他成为反帝运动最高调的明星。他在这一阶段出版的杂文，开创了一种新文体——反帝国主义文学。不过这类文学作品良莠不齐，有些成为个人发泄或人身攻击的产物，因此并未得到学界过多关注，但是学界公认吐温的作品是少数流传下来具有文学价值的。
此外，金泽对于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占有和把控无比娴熟，将多篇著名演讲和文章穿插在关于扩张主义辩论的故事讲述中。这些少见的演讲，展现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影响力，一次精彩绝伦的演讲往往能扭转辩论颓势，实现绝地反攻。比如反对扩张的议员乔治·弗里斯比·霍尔的演讲，言之有物，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堪称新古典演讲术的典范。这篇演讲使得举国震动，霍尔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热议的人物。金泽还塑造了一群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将美西战争视为政治发展助力的西奥多·罗斯福；来自马塞诸塞州，极力主张推行“大政策”的议员亨利·凯伯特·洛奇；在美西战争中煽动国内民众情绪的报业大亨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深信天赋使命而追求扩张议程的美国总统麦金利；坚定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发起者和推行者威廉姆·詹宁斯·布赖恩三次竞选总统失利；极力支持反帝事业的美国首富安德鲁·卡耐基；在美国政界十分活跃的德国移民卡尔·舒尔茨在反帝运动中多次发表精彩演讲。金泽形象塑造了这些分列不同阵营的历史人物，作为辩论的参与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
总之，金泽的《真正的旗帜》精彩整合分析了1898-1902年这一美国帝国起步阶段的重要事件，人物和政策；对美国政治文化精英对于扩张理念的辩论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以此来解释当前国际背景下，美国人对于海外干涉的阶段性矛盾心理。美国无法將自己的理念或价值观移植到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所有对外干涉行动都反映了美国对待世界的方式——从未将世界局势看作一个需要了解的状况，而是将之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放弃理解而直接行动的冲动正是源自美国的民族优越感和使命感。正如书名所示，美国高举的旗帜不再是捍卫自由民主的象征，已经被帝国主义玷污了，真正的国旗应该飘扬在自由的国土和勇敢的家园，而不是在殖民地集合体和联合王国上。金泽的《真正的旗帜》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对外干涉政策的立论逻辑，对于当今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分析美国的外交动态提供了理论溯源，是一本出色的流行政策解读的历史读本。
（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讲师。）
金泽将政策形成与国家历史文化进程，乃至民众的意识形态变化相连接，既关注可读性也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这种特殊的讲述方式被《华盛顿邮报》评为“最出色的流行外交政策的故事讲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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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主义的代表西奥多·罗斯福与他的政治伙伴亨利·凯伯特·洛奇具有相同的政治目标：美国要通过海外扩张建立其国际霸主地位。1898年美西战争成为他们期待已久的契机，美西战争的胜利让美国人在1898年夏天的五十多天时间，一举控制了五个遥远国家1100万人口——关岛、夏威夷、古巴、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这么迅速地跃升为海外帝国。对于反帝主义者来说，1898年夏天是场噩梦。美国政府之前保证海外干预只是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人，结果成为一场大骗局，从6月份的解放殖民地之战变为到8月份的收获殖民地之战。哈佛大学教授和社会改革家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篇重要的反帝演讲，指出如今的美国人未经战乱，不懂珍惜和平。美国如今是被迫走上一条黑暗和罪恶之路。
罗斯福凭借美西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一举成为当时美国征服的象征和国民英雄，也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扩张主义者。扩张主义者的逻辑可以由总统麦金利的演讲《责任决定命运》来阐释，总统坚信菲律宾人无法自治，美国人有责任教化他们，让他们更文明，尽我们所能使他们信教，毕竟，自由只属于那些能自我统治的人。为了安抚国内民众，同时占据道德制高点，总统将美国人民的善良本性作为对于美国所有行为的最高的也是唯一需要的解释，同时还阐明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美国绝不会到海外去寻求自身利益，它的目标是帮助不幸的人，即便受助者不能理解他们被救助了；美国的行为永远遵循高贵的理念。
菲律宾的战事升级，使得美国民众对菲律宾国内的解放武装同情支持，罗斯福号召美国人要像个男人一样有担当，教化菲律宾人，因为“菲律宾人完全不适合自治也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但是随之而来的战区报道，让民众了解到美军在菲律宾的暴行，反帝联盟趁此机会展开反击。正在反帝联盟为有利形势弹冠相庆时， 洛奇公开谴责反帝人士，声称一旦对外开战，全国团结是最重要的，质疑战争就是不爱国。洛奇的谴责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把反帝联盟的这种优势变成了陷阱。此时的辩论焦点已经上升到爱国主义，支持菲律宾独立运动就是不爱国。
美菲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的新殖民地适用什么法律呢？宪法与国旗同步吗？总统认为殖民地人民不享有美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反帝主义者出离愤怒了，他们上诉，案件称作“岛国案”。最高法院判决美国法律不是平等保护所有人。美国宪法在外国不适用，包括美国本土以外管辖的殖民地。判词表明美国宪法精神的神圣性已经死去。
而此时，菲律宾又起争端。回国的美军讲述了在菲律宾目睹的杀戮和酷刑。反帝人士以此为契机，要求展开调查，希望这可以作为他们抨击战争和唤醒国内公民意识的平台。参议院妥协了，同意调查，然而洛奇成为了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听证会只面向记者开放，洛奇拟定的证人名单基本都是坚定的扩张主义拥护者，这种安排注定了反帝联盟的失败。果然，调查结果只是承认个别军官犯下战争罪，但是坚称这属于例外而且会受到惩罚。这一结果非但没有实现反帝联盟的预期目的，反而激起爱国主义的反扑。共和党报纸和杂志都为这场战争和美军的荣誉辩护。《哈珀杂志》据理力争：“跟恶魔开战，有时要用到火；跟骗子开战，有时需要谎言；与半文明的人开战，有些情况下要用到半文明的方法。这本是无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士兵是人的情况下。” 反帝主义者失望至极，认为自己的失败标志着他们所爱的美国的终结。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写道：“美国已经失去了自己作为文明进步的潜在领袖的特殊地位，成为如今抢掠和自私的国家中的一个。” 美国控制了海外领土，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开始开放，由可以触及全球的陆军和海军护卫。这四年的辩论，美国人民被给与了一个明确的选择，最终他们也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纵观扩张主义者与反帝联盟的论战，反帝联盟的所有正义主张都未能实现，这种令人扼腕的持续性失败是有情可原的。首先，扩张主义者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对于事态发展的导向性把控是反帝主义者难以抗衡的。其次，扩张主义者多是政客，擅长以退为进，玩弄权术，引导了辩论主题的转变方向，反帝联盟的主张只能以驳斥对方观点的形式出现，难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立足点。第三，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到了转嫁国内压力的临界点，对于海外市场的寻求急需以扩张的方式盡快实现；第四，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了“天定命运”与爱国主义的糅合，美国大众已经沉浸在帝国扩张的热情和愿景中，反帝主义者已经无力逆势而动。
··Ⅱ··
金泽这本书的另一出彩之处是对于马克·吐温这一人物的处理。作者详细讲述了吐温1900年归国前后反帝立场的转变过程，并且将吐温创作晚期的多篇反帝杂文渗透进故事讲述中，通过与罗斯福的对比，赞扬了吐温为反帝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金泽选择罗斯福与吐温作为对立派别的代表人物展开讲述其实颇有深意。两者虽然政见相左，但也有共同点：都是狂热的爱国者，深信美国肩负神圣使命，只是两者对这一使命的定义不同。两人都是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小心经营自己公众形象的天生的表演者。他们热爱讲道，享受在媒体前曝光。尽管没有在公开场合互相诋毁，但两人在朋友圈里都表达出对对方的厌恶和鄙视。选择这两个在各自领域以及美国民众中颇有影响力的名人方便展开关于扩张主义的主流辩论。 美西战争开始时，吐温身在维也纳，与当时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他也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并且在给好友豪威尔斯的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欣赏一场战争，即便是历史书上的。因为这是就我所知，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战争。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是有价值的，但是为了他人的自由而战则更了不起。我想这是史无前例的。” 1898年《巴黎和约》的签订促使马克·吐温投身反帝事业，同时直接决定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也是最不为人知的阶段。吐温在《纽约先驱报》讲述了自己的转变，他之前认为美国去解放菲律宾是高尚之举，但是仔细研读《巴黎和约》条款，发现美国不是去救赎的，而是去征服的。他反对美国之鹰的利爪伸向其他国家。
接下来几周，吐温写了几篇批判扩张主义的文章，其中一篇是《19世纪对20世纪致敬》，发表在1900年12月29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日报》上。一个新英格兰的反帝主义者认为这篇文章可与葛底斯堡演讲相比。纽约反帝联盟邀请他任副主席，出于对反帝事业的同情，吐温答应了，并且担任这个职位直到去世。在此期间，吐温写下了最有力的全面反帝的文章《致坐在黑暗中的人》，文章发表在1901年2月的《北美评论》，反帝联盟把它印成小册子发出了125000份。吐温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反帝主义者。
依照金泽的分析，吐温成为反帝主义者就好像梭罗和爱默生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成为废奴主义者一样，正是其人生经历导致他对帝国主义如此厌恶。部分原因是他常年旅居海外，种族观比大部分美国人要开明。在归国初期，批判美国帝国主义成为他最热衷的活动主题，无论演讲，采访，书信，小册子，他都对美国的海外扩张行为极尽嘲讽之能事。
金泽还描写了吐温与罗斯福正面较量的场景。罗斯福出席了一个由吐温做主持人的晚宴，吐温抓住机会，进行了开场演讲。吐温说有人叫他叛国者，他说如果美国危在旦夕，他不会考虑美国对错，直接站在旗帜下，这可以称为爱国。但是，美国并没有陷入危机，国家因政治原因被分成两派，叛国者和爱国者，谁也无法分辨。吐温正是借此机会驳斥扩张主义者用爱国热情为民众洗脑的策略，强调对于美国立国之基的维护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行为。
吐温1900到1901年的讲话和作品使他成为反帝运动最高调的明星。他在这一阶段出版的杂文，开创了一种新文体——反帝国主义文学。不过这类文学作品良莠不齐，有些成为个人发泄或人身攻击的产物，因此并未得到学界过多关注，但是学界公认吐温的作品是少数流传下来具有文学价值的。
此外，金泽对于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占有和把控无比娴熟，将多篇著名演讲和文章穿插在关于扩张主义辩论的故事讲述中。这些少见的演讲，展现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影响力，一次精彩绝伦的演讲往往能扭转辩论颓势，实现绝地反攻。比如反对扩张的议员乔治·弗里斯比·霍尔的演讲，言之有物，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堪称新古典演讲术的典范。这篇演讲使得举国震动，霍尔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热议的人物。金泽还塑造了一群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将美西战争视为政治发展助力的西奥多·罗斯福；来自马塞诸塞州，极力主张推行“大政策”的议员亨利·凯伯特·洛奇；在美西战争中煽动国内民众情绪的报业大亨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深信天赋使命而追求扩张议程的美国总统麦金利；坚定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发起者和推行者威廉姆·詹宁斯·布赖恩三次竞选总统失利；极力支持反帝事业的美国首富安德鲁·卡耐基；在美国政界十分活跃的德国移民卡尔·舒尔茨在反帝运动中多次发表精彩演讲。金泽形象塑造了这些分列不同阵营的历史人物，作为辩论的参与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
总之，金泽的《真正的旗帜》精彩整合分析了1898-1902年这一美国帝国起步阶段的重要事件，人物和政策；对美国政治文化精英对于扩张理念的辩论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以此来解释当前国际背景下，美国人对于海外干涉的阶段性矛盾心理。美国无法將自己的理念或价值观移植到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所有对外干涉行动都反映了美国对待世界的方式——从未将世界局势看作一个需要了解的状况，而是将之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放弃理解而直接行动的冲动正是源自美国的民族优越感和使命感。正如书名所示，美国高举的旗帜不再是捍卫自由民主的象征，已经被帝国主义玷污了，真正的国旗应该飘扬在自由的国土和勇敢的家园，而不是在殖民地集合体和联合王国上。金泽的《真正的旗帜》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对外干涉政策的立论逻辑，对于当今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分析美国的外交动态提供了理论溯源，是一本出色的流行政策解读的历史读本。
（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