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内蒙古的一个村庄。上世纪70年代。我还很小。
　　我跟随当兵的父亲，千里跋涉，进入了一座村庄。父亲从军学医，部队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们正进入村庄时，村庄里的一户人家正被哀伤笼罩着，那是一个即将消逝的生命带给亲人的哀伤。父亲还一身风尘，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在属于我们的院落里落脚，就被村里的人带到了一个陌生的院子里。院中央已经摆放着一具棺材。年幼的我，不知道那大木匣子是干什么的。院里飘荡着哀伤的情绪，没有人放声痛哭。屋里炕上，躺着一个女人，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她久病不愈，已经濒临死亡。她才40多岁，比我的母亲大一点，她的几个孩子，比我大一些。
　　她得了什么病，我不知道。我懵懂地在旁边看热闹。父亲坐在女人旁边，号脉、查看舌苔，好像还动了针灸，用了自备的药物，之后又开了处方。
　　父亲是在救命。我隐约感觉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对这户人家有多么重要。因为很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屋里静得可怕。我懂了，这个女人和我的母亲一样，是家里温暖的港，她不该这么早死去。
　　一个小时，或者晚些时候，这个女人竟已经挣脱死亡，走在回归生命的路上。她睁开了眼，眼里有了些许光。这时，屋里有了动静，人们的情绪活了，男女老少不再哀伤，因为他们的妻子和母亲已经活了。之后，男女老少抬走了棺材，也抬走了隐晦与阴霾。
　　父亲微微地笑了。那时天还不黑，屋里的马灯还未点燃。父亲站起身时，女人的孩子们突然给父亲跪下了，女人的三个孩子都给父亲跪下了，他们的头与土地紧密地碰撞，发出了沉闷的声响。那一刻，我心里有了一种战栗。我相信那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和记忆，否则，快30年过去，我不会记得，就算很多可以记得的东西，也没这么清晰。
　　后来听父亲说，在那个年代非常偏远的村庄，找不到医生，就算是找到了，又无钱治病。所以，人们对疾病与死亡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父亲是一名医生。他遇到了病人。他救活了她。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始终是主动的，没有躲避，没有退缩。也没想到如果没救活，他这个医生的面子。他如果犹豫一下，那个女人一定活不过来。
　　我们在那个村落居留了两三年。那是我欢快的童年的一部分。那个女人的身体一直很好，她的几个孩子个个如小牛犊，我们成为最好的伙伴。
　　后来，我们走了。部队走到哪里，父亲就到哪里，父亲到哪里，我就跟随到哪里。越走越远。我们没有从那个村庄带走其他东西，带走的是一户又一户人家的思念。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在父亲早就从部队转业并且退休之后的某一天，他收到了来自内蒙古的信。信里，那个女人说，也不知道这信能不能寄到，这么多年，真的很想你们。我的身体很好。等等。
　　她应该有70岁了吧。这么多年没联系，她能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在这么大的中国，准确地找到一家人，不能不说是奇迹。
　　父亲回了信。一个月后，父亲收到了寄自内蒙古的邮包，邮包里装着木耳、蘑菇和猴头，都是那个村庄里的物产，看到它们，闻到它们的气味，觉得格外亲切。
　　70岁的女人这些年的日子一定是幸福的，人活着，才有幸福的可能。她还惦念着我们，我们也惦念着他们。真情从来都是骨子里的。
　　（杨子摘自《南国都市报》201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