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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救国十人团组织，它迅速地与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相结合，并成为学生的行动单位，随后发展为群众的自发组织。虽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带有不可避免的空想性和非现实性;但它对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对五四运动及其后的群众运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五四运动;反帝爱国;组织动员;救国十人团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5-0084-09
救国十人团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在中国工人、店员和市民中间产生的一种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形式。它以十为单位发展人数，一传十、十传百，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充分体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学生中也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作为动员民众的行动单位。它不仅在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中产生了广泛而有效的作用，并且在五四运动结束后仍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皖系军阀斗争的组织形式，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等人在湖南、广东等地开展工人运动时，也都曾采用过十人团这一组织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五四运动的各类论著中，对诞生于五四运动中的救国十人团的研究尚显不足①。
本文以救国十人团活动为考察中心，阐述其成立过程、分布地域、组织形式以及参加人员、活动情况等，进而对它的积极成果、失败缘由和历史地位作出评价。这不仅有助于研究五四时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动员，而且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也具有重要价值。
一、学生的行动组织：救国十人团的发起
五四运动爆发后，至迟在1919年5月7日或8日，北京就已出现成立救国十人团的号召。因为5月9日，北京《益世报》以《救国十人团 民主的国 须民来救 民若不救 更待谁来》为标题介绍了一份传单，并加写了前言：“……要救这个国，非我们国民自家起来作主张不可。前些天就有国民自决会出现。前日又接到一种传单，是声叙救国十人团的办法，颇简单易行，特为转录于下。”②次日，天津《益世报》以《救国十人团发现》为题，刊载了这份传单的后半部，即救国十人团章程，并加了如下说明：“本报昨接一函，署名为救国十人团，其方法颇为简单易行，果能仿办未必无小补也。兹特转录于下，爱国诸君其亦闻风与起乎。”①11日，上海《民国日报》也转载了这份传单，除标题开头是“大家注意救国十人团”②之外，其说明与北京《益世报》的报道完全一样。6月5日，重庆《国民公报》以《救国十人团在重庆成立》为题刊印了一份于5月29日发现的救国十人团印刷品。尽管错排和漏排的字很多，但仍可确定为这是同一份传单。
根据以上经过大致可以看清，这一传单首先是在北京出现，然后逐渐在全国传播的。北京是救国十人团运动的发祥地，那么究竟谁是这项运动的发起者呢？据张国焘回忆，“‘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百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③“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行动。我们的演讲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的组织。这个新兴的组织对于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④因为当时张国焘既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生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的主要成员，也在五四运动时负责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所以，他的证言是值得重视的。另一份回忆也可证明救国十人团是由北京大学有关人士发起的这一事实。据当时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五四运动初期曾积极支持济南学生运动的张公制回忆：“十人团的组织方法出自北京大学，缘当五四运动开始时，张公制、王鸿一适在北京，二人相约同去访问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出草拟油印的十人团章程一纸相示，对两人说：‘可以试试看’。遂由两人带回济南，交给学生。学生再将章则加以补充改进，十人团的组织遂在济南风行起来。”⑤因为据有关文献记载，5月9日，蔡元培“晨五时三十分，偕段君子均（北大总务处职员）行。到天津，寓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发快信于仲玉”⑥。因此，蔡元培是5月9日才离开北京，二人对其访问必定在5月8日或之前。
无论首倡者是谁，印刷传单、街头散发、向各地寄送等项工作，不是一人能独自承担的，并且赞同这一宗旨、出钱协助的人有很多。这项计划并不是他们在5月4日冲突爆发后才突然想到要这样做，其实是在为5月7日预定召开的北京市民大会作准备。但由于当时事态的急剧发展，迫使学生们提前举行了5月4日的集会和游行，救国十人团的活动也在秘密条件下隐蔽发展，并且这一活动的号召与5月4日斗争的冲击互相配合所引发的社会反响，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设想。因为在一两个月之内，几乎全国大中城市都出现了十人团组织，或者发生了模仿这种组织的团体。十人团的传单，按照其中所附要求在全国各地被翻印，在报纸上被登载，逐渐扩大其影响范围，可见其威力不是一般。
自五四运动开始，学生们曾号召组织了各种各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排斥日货的组织，国民自决会就是其中之一。但它们大都只是空喊口号，无实际的组织办法;或者始终只是局部性的组织，影响范围有限。而救国十人团的号召不只是一般地提到救国的任务，还具体提出实现这一任务的组织和方法。它用民众较为熟悉的组织形式，把自己变成了自下而上层层垒积起来的民主组织，先用共同的大义把大家团结起来，一面互相鼓劲，一面用前进的连带责任代替了过去为统治者保证剥削和治安的连坐制。除此以外，它在明确当前的具体行动目标（消极的责任）的同时，也提出了通过储蓄达到国民经济自立这样的长期展望（积极的责任）。例如，天津《益世报》1919年5月10日刊发的救国十人团章程规定： （乙）消极的责任：
1.提倡国货，宁死不买仇人的货物，自己的住屋不许仇人贴广告。
2.有款存在仇人的银行，应立刻提出，并不得使用仇人的银行纸币。
3.各人均代表其家庭负责（以同居为限）。
4.由十人互相监督，以人格或生命为担保（一人背约，九人得自由处分之）。
5.消极的责任，至我国国权、土地完全恢复时为止。
（丙）积极的责任：
1.提倡储蓄，以为培养国力的基础。
2.团友每人每月须储蓄国币二角以上（愈多愈好），积至一元，即送银行存储（不得存入仇人银行）。
3.国内外千代表达百人以上时，即开一救国团代表大会，商办左列各事：
（子）组织国民储蓄银行。
（丑）组织国民实业总公司，某省某地某种原料出产最富，即于某省某地设制造相宜某种物品之工厂，各工厂均受成于国民实业总公司。
（寅）所有储蓄金，均改为国民实业总公司股金。①
但是，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办法也贯穿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在当时还是作为进步的、未来的纲领而被接受——根据彻底的自发性，重视自己管理的“小组织大联合”原则。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突破过去的家长制组织形态，成功地起到使民众的力量凝聚起来并喷发出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 从作为学生行动单位的“北京型”到以市民为主导的“上海型”，救国十人团运动以多种形态在全国各地发展。
二、群众的自发组织：救国十人团在全国的铺展与终结
从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办法看，它是以平民为对象而构想的， 因此它的威力十分巨大。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实施效果不一，全国各地按照各自的尺度加以运用和发展。因此，本文主要选择五四运动爆发后对救国十人团的号召响应较热烈、较集中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如北京、上海、济南、长沙及武汉，试图分析其兴起过程、组织形式、参加人员、活动情况和组织特点。
（一）学生主导型：北京和长辛店
北京作为救国十人团运动的发祥地，按照原本的设想应是响应者如云，但实际上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是因为自从5月9日北京《益世报》报道救国十人团的消息后，在北洋政府的直接控制下，言论遭到扼杀，使得以报道记事为形式的资料留存较少，这是现在看不到其在北京发展情况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市民运动没有蓬勃开展起来。而救国十人团在北京主要是作为学生的行动单位发挥作用。例如，5月17、18两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自19日起举行无限期罢课;并议决罢课后，亟需实行之事有三，其中就包括组织十人团以维持内部秩序。而为了准备这次罢课，“北京大学又组织救国军，将全校学生分为十百千等组，每组各举一人为首领。其他北京各校，亦皆有同一之组织”;而且“入此军，每一学生，每月至少纳费小洋两角，以充公用。凡有不遵本军规约者，得由每组首领加以惩罚”。②这里所说的救国军，从它的内容上看就是十人团组织，这是学生们为了适应斗争的长期化，把它作为自己的基本组织和行动的基本单位而作出的改变。此外，“六三”斗争①中达到顶点的北京学联的街头活动，其表現形式也是“十人团的大讲演”。虽然成立救国十人团以动员民众，这是街头宣传的重要方式，但是不管学生们多么热烈地呼吁，却始终看不到来自北京市民的反应。与此相比，在北京近郊的长辛店，以京汉铁路的工厂工人为主体，却兴起了大规模的运动。
据当事人何长工的回忆，认为这是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之一）的学生参加了北京学运，然后把救国十人团带到这里的。他说：“第二天，北京市学生总罢课，展开了救国的宣传活动。当时成立了‘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等组织，到处演说，鼓动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在长辛店我们也同样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到车间向工人宣传，到车站向旅客宣传，到近郊向农民宣传。……后来我们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在长辛店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加下，迅速扩大起来，成了学生和工人的联合组织，其中工人团员有五百余人。”②在这里，留法预备班的学生成了运动的核心，把艺徒养成所、事务实习所等与铁路有关学校的学生，以及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团结起来，推进了这项运动。长辛店十人团成立后，不仅出席了北京学联举办的郭钦光追悼大会并发表演说;还积极配合学生开展排斥日货、贩卖国货等活动。此外，它们在努力开展救国运动的同时，也于10月开设了平民学校，着手从事工人教育。学校以结成十人团的工人识字班为开端，以铁路工厂的工人为对象，分夜间男班和白天女班，先由留法预备班的学生担任教员，后由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为专任教员。③12月14日，为抗议“福州事件”而召集的国民大会，“到会者一万五千余人，工、学、商各界俱有团体”④，据天津《益世报》报道，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有六名学生出席，可见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是从这时开始与长辛店铁路工人进行直接交流的。随后，长辛店救国十人团运动逐渐走向了最后的光芒。一方面是因为该地邻近北京，遭到了北洋军阀势力的镇压;同时也因留法预备班的取消、赴法留学的实现，运动的核心人物离开了长辛店。另一方面，是因为离开的学生们都相信工人的“自治能力”有胜过自己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一运动中，他们只起了引爆作用，而且也完成了使铁路工人持续地参加救国运动的历史使命。显然，北京和长辛店的救国十人团活动是以学生为主导，然后逐渐扩大到工人阶级中间去的。
（二）市民主导型：上海
5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介绍了救国十人团的传单。次日，《时事新报》就报道了上海当日成立十人团的消息。“兹有爱华制药会社及太和药房同人杨瑞葆、吴之道、张勉斋、陈友乡、赵有才、王永春、陈槐堂、傅其龙、丁镇南、刘贤相十人，见昨日报载十人救国团办法，轻而易举，裨益实际，因即组织成团。各具志愿书：此后誓不复购日货，为消极之抵制;每月每人储蓄国币二角，为积极之进行。想各界继起者定不乏人也。”⑤从这天起，上海各大报纸上详细报道十人团动态的消息日渐增多。上海的十人团运动并非仅限于市区，宝山、南汇、浦东、南翔、闵行、松江等郊区以及常州、苏州、无锡等邻近城市也都与之相呼应，产生了各种爱国团体，其中也有模仿十人团的方式、但名称不一的组织。 上海市内十人团活动的主力是商界。由工人组织的十人团也有一部分开展。学生方面，虽然起初报道各校已成立十人团，但上海学联方面并未努力进行组织，这和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校役、人力车夫这类所谓的“下层社会”也成立了十人团;妇女十人团也出现了，作为变种的则有妓女十人团、伶界十人团等等，也都成为话题。①这期间，上海成立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活动已迅速开展。“甲团代表杨瑞葆、乙团代表高培良、丙团代表胡美江”三人，为了“联络声气，互策进行”，发起组织“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呼吁广泛团结起来，通讯处就设在杨瑞葆家中。同时，杨瑞葆还与创刊不久的《救亡日报》特约，开辟《中华救国十人团消息》专栏，以代替宣传品，致力于上海地区救国十人团运动的扩大化和组织化。6月初，“现幸加入联合会者已有二百数十团（报名者一千三百余）”②的规模。此外，对于抵制日货，杨瑞葆等人主张不干涉买卖自由，希望通过说服、教育来实行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这清楚地说明，他们站在民族资本家的立场，煞费苦心地要把十人团运动纳入购买国货的活动中，但是他们却未能抑制住作为团员主力的商店店员的行动。在“六三”斗争的最高潮时，拥有自己的组织并提高了政治觉悟的商店店员们与学生协力战斗，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地区的“三罢”斗争。
上海学联是从5月26日起才开始举行总罢课，并派出宣讲队上街头号召民众响应。据当时作为学联干部的朱仲华回忆：“当时商界青年有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大家很欢迎学生会的宣讲队，共同出发到各马路、各工厂去宣传。”③这样，就使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范围。此外，上海学联还与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其他爱国团体共同努力，坚决抵制日货，并积极响应和参加后来的反日、反皖系军阀的斗争。11月23日，“福州事件”一发生，上海学联就与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共同参加了对日抗议运动，从12月起每周星期天分别向近郊市镇派出宣讲队，开始远足讲演。但是，上海地区的整个民众运动从7月便开始处于急速退潮的状态，救国十人团的活动也不例外。此后，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活动虽曲折开展，但始终坚持，直至1926年才结束。综上可知，上海的救国十人团主要由商界市民主导发起，联合学生与其他各界市民共同开展救国运动。
（三）学生与市民共同主导型：济南
据张公制回忆，北京五四运动发生后，济南方面就有人从北京带回了十人团的资料，北京地区也有组织者或代表团来到济南进行联络。5月15日晚上，外交商榷会、商会、新闻联合会和学生代表在齐鲁大学集会，就当前的运动进行协商，组织十人团就是其中议题之一。随后，济南学生和各界代表共同组织了两批赴京请愿团，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决议于23日举行总罢课、罢市。这期间，济南的救国十人团运动也在迅速发展中。当时已成立的十人团仍以与学校有关的占大多数。关于当时学生十人团的活动，有篇回忆录写道：“在运动期间，每天早晨学生到校一般地由十人团点名。其他如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募捐等都以十人团为单位进行活动。所以学生中的十人团，作为当时青年学生自我约束，和进行小型分散活动的基础，作用也是很显著的。”④此外，学生与其他市民十人团的关系也很融洽。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组织和活动有很多，“晚间，有时学生在一师集合，有十人团在甬道上听学生讲话，学生运动受到群众极大拥护，据说当时一师庶务室收到十人团送的茶叶，足足占了半间屋”⑤。市民十人团的情况，据有关回忆录记载：“济南市的十人团，以西关回民组织的最多，也最活跃，他们随时听学生们的招呼，积极地支持学生集会、游行、请愿和抵制日货等活动。显然济南‘救国十人团’已成为学生联系市民群众的主要手段。”①斗争的高潮发展到6月13日，督军、省长大规模调动军队和警察，试图强制停止罢市。在同一天晚上至深夜，在济南的中心街道上，学生们与军警发生了对峙。当夜张公制等人即在学生与当局之间进行斡旋，并记述了十人团对学生运动的支援情况：“这时已到上灯时分。十人团一起忙着给学生送饭。灯笼上写着：‘恭送学界茶点’等字。在西门大街上，男女学生分两边而坐，地上铺着苇席，面前放着十人团送的绿豆稀饭、粽子、点心等食品。”②这时大街两头十人团人员越聚越多，而且可遥闻喧嚷声。當日深夜，省当局代表迫于形势压力最终接受了学生的主张。
此外，济南地区的农民中也组织了十人团。据李澄之回忆：“在反日排货的爱国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有组织的群众性爱国团体，如‘十人团’和‘乡农外交后援会’等”，“当时还有一部分人发起组织‘山东乡农外交后援会’，并发表了宣言书。目的是想在农民中间建立反日救国组织，主要还是为了抵制日货。其组织形式大体是仿照十人团的办法，即以十人为组，百人为部，三部以上至十部止为团，各曰第几团，以成立之先后为序。”③这说明，在当时反日救国运动向前发展之时，有一部分人曾想把运动扩大到乡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日救国的愿望。随后，皖系军阀及其后台日本对山东的斗争进行了反扑。由于安福系的御用报纸《昌言报》被砸，于是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学生运动的大规模镇压。时任济南警备司令的马良，逮捕并枪决了三名回民爱国积极分子，引起人们的愤怒。虽然群众组织了多次请愿，但是在这种高压戒严之下，各界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只能被迫解散，运动暂时受到挫折。此后十人团活动有所恢复，但也没有显著成果。济南的救国十人团运动，首先是由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然后逐渐联合市民和农民，共同发展斗争，这是其特色所在。
（四）联合会主导型：长沙
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正值军阀张敬尧主政湖南，有关五四运动的报道及言论遭到限制，5月中旬之后，北京学联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这时长沙的学生才开始知道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和内容，其中也包括救国十人团的情况。5月25日，由毛泽东介绍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发生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④会后，代表们各自携十人团的传单回校，也有人向省内其他地方邮寄。湖南最初有十人团活动的地方是离长沙200公里以外的桃邑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他们于5月31日成立了十人团，几百学生在女教师带领下进城，作了抵制日货的游行，号召各界成立十人团。6月3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与北京一样，他们的组织基础也是十人团。此后，出于对学生运动的恐惧，湖南省当局下令提前放暑假。于是，省学联干部利用放假的契机，组织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作反日爱国宣传。湖南《大公报》报道了商业学校新剧演讲团的活动，活动筹得“铜元一百七十七串七百零五文”的“捐款”，其中38串充“敝校发行传单之资（传单三种：（一）朝鲜亡国惨史，（二）救国十人团简章，（三）白话传单）”。①与此相应，社会各界也组织了十人团。最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于7月9日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四百多个。10月下旬，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正式成立。②联合会与学生们一同坚持检查日货、不买日货运动。但是恶劣的奸商以“维持国货”为烟幕，继续贩卖日货，因此一部分店员与学生协力，参加检举日货的活动。湖南学联“仿效十人团的组织形式”，把这些“店员中的爱国中坚分子”组织成“锄奸团”，由于店员们熟悉各行业的内情，通过他们的活动才有效地惩罚了“奸商”。③11月16日，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开始公开活动。12月2日，为了抗议“福州事件”，湖南学联勇敢地举行了第二次焚烧日货的游行示威，遭到张敬尧镇压，随即爆发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学生组织驱张请愿团奔赴全国各地要求声援。其中，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是向北京、衡阳、郴州、常德等地派遣湖南驱张请愿团的发起团体之一。④此后，湖南的救国十人团活动一直坚持到1919年底，之后相关的报道逐渐减少。综上所述，长沙的救国十人团活动，是由学生率先响应，组织斗争，然后逐渐扩大到各界爱国群众，共组联合会，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以联合会的名义共同坚持抵制日货、维持国货的爱国斗争。 （五）其他形态：武汉
武汉地区首先响应十人团号召的也是学生。1919年5月25日《大汉报》报道了文华学校的学生，以“储金救国，提倡国货”为宗旨组织了铁血救国十人团，并介绍了简章。6月1日，《汉口新闻报》在报道武汉学生运动的记事中也叙述了这件事。“自文华、中华等大学校学生，提倡实行组织救国十人团后，一时各校闻风兴起，昨武汉学生联合会，根据各校代表正式报告，多者达二三十团或十余团，少者亦七、八团或四、五团不等，宗旨办法皆趋一致。”⑤之后，督军王占元对武汉的学生运动进行了镇压，命令学校提早放暑假，限学生三日内返乡，也禁止学生投宿市内的客栈。学生们组织十人团的活动遭到了失败。同时，市民中也产生了十人团。汉口洋广杂货摊户向所属的该同业公会提议组织十人团，禁止买卖日货。热心附和者已有一千余人，陆续加入者尤不乏人。此外，工界也出现了十人团。“昨日各大工厂工匠自集至工业总会大开会议，讨论提倡国货，改良制造。当议定各业组织一十人团，负演说及互相监视不用某货之责，汉阳兵工厂之浙粤工人均已加入其间，当即决定共组十五团，拟定汉阳三团、武昌五团、汉口七团。”⑥不仅如此，士兵中也有十人团的身影。如恽代英在6月12日的日记中曾记载了起草《军警界救国十人团简章》十条之事，⑦此举着眼于向对罢课、罢市、爱国宣传进行镇压的警察和士兵们寻求支持、协助，以促其在内部成立十人团等爱国组织，但具体内容和成果未见记载。
三、由学生到群众：救国十人团的积极成果与历史地位
救国十人团在全国各地的铺展，其社会反响之热烈、传播范围之广泛、发展内容之丰富，有力地支援了“六三”斗争，为五四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五四时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动员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团体结构上的致命缺陷，以及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救国十人团的活动最终走向了失败，但它对中国革命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历史价值与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一）救国十人团的积极成果
首先，救国十人团的号召，对处于“散沙”状态、在苦闷中摸索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给予了极大启发——要把民众发动起来，使他们成为运动的主力。救国十人团的传单不仅在大城市的街头散发，而且还通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寄往乡村各地;也有被携带到其他地方，然后由各地的有识之士再不断翻印、转送和仿照的。简言之，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扩大到了全国。它影响的范围广泛、反响热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与民众走到了一起，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进而认识到了劳动群众的力量。他们及时发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呼声，认为民众大联合是目前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强调“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①
其次，救国十人团运动的开展，提高了中國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北京和长辛店的活动锻炼了工人阶级，并以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开端。在长辛店，运动的核心是留法预备班的学生，他们不仅把普通工人发动起来，而且还逐渐扩大动员范围，把铁路工厂的工头阶层也发动了，并进一步扩展至商人和教员。同时，他们还与北京学生联合，开展排斥日货、贩卖国货的运动;在“六三”斗争中，他们与天津学生相呼应，准备举行京汉铁路的大罢工，但最终未能使亲日派三人撤职之事付诸实现。②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逐渐学会了自己组织起来，提高社会自觉性和自发的学习愿望。他们先是与留法预备班的进步学生相结合，接着通过与北京大学先进青年的互相帮助再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初队伍，这是救国十人团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
最后，救国十人团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六三”斗争，在日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皖系军阀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五四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各界高度评价。上海“三罢”斗争结束后编成的《民潮七日记》中曾评价，在成批出现的爱国组织中“继学生联合会而起者救国十人团，为人民结合之团体中最占势力者也”③。此外，山东济南的运动当事者也认为“在运动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十人团的组织”;“它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是学生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是学生的有力助手。当时各商店店伙差不多都成了团员，这个组织给罢市和抵制日货铺平了道路”。④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六三”斗争及其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其中就有救国十人团的支援。此外，在日后逐个击破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所策动的补签合约、日中有关山东问题的直接交涉等事情上，都有救国十人团因素的影响，它使民众组织起来，才使这些反帝爱国运动均能取得成功。
（二）救国十人团失败的缘由
一是救国十人团运动在社会基层的组织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上层构造却暴露了它的非现实性和空想性。十人团的组织方式，是由团代表、十代表、百代表、千代表组成的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结构，从实践层面而言是难以实现的。一个人组织十个人，十个人又各自组织十人，依此类推……这样的“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组织结构无论在学校、工作场所、地区社会均是难以施行的。这说明民智初开的五四时期，在组织乏力的中国社会实行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是行不通的。此外，对于与其他爱国群众团体如何进行联络、未来发展前景如何等问题，十人团运动中均未有明确规定。即使是在运动的实践中创造出了联合会这一方式，也很难摆脱这一困境。例如在上海，虽然做到了选出十代表，却“未能实行百代表、千代表的选举”，因此不得不使运动陷于停顿。尽管长沙选出百代表，但由于军阀张敬尧的镇压，学生联合会和各公团联合会也被迫解散。在这种情况下，爱国进步人士的精力虽会集中到十人团方面，但也随时面临着瓦解和出现机能麻痹等问题，湖南学联改组事宜就是教训。
二是救国十人团运动的最初提倡者，以及在各地与之相呼应的、积极推进这项运动的核心分子中，有很多人存在理想主义倾向。因为在响应这项运动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是怀着“积极的义务”，即对中国来说是“根本的永远的救济办法”的信念而加入救国十人团。他们通过亲身实践认识到这项运动的限度，又去摸索寻求新的前景。在运动中，他们不仅体验到了有组织的活动，也提高了政治和社会觉悟，因此他们会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追求各式各样的其他组织。例如，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以及长辛店的工会、工人俱乐部等。救国十人团在这里只是起到过渡作用。此外，必须指出，十人团活动的主要提倡者们并没有把其提出的兴办实业作为根本目的，而是为了适应当时爱国意识高涨的形势下开展实业救国的标榜之举。因此，救国十人团简章提出的建立国民实业总公司的设想，也完全是空想的资本主义构想。既要使国民经济能够自立，又对国家的积极支持不抱任何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完全依托在民众所能理解的狭窄范围内进行设想——把“消极的责任”和“积极的责任”结合起来，显得有点理想化。同时，救国十人团是一种“没有主义和信仰、没有铁的纪律要求”的组织，仅仅以团员个人的自觉和自发性为依据，所以它的原则会随着时势的发展和群众意识的变化而改变运动的性质。
（三）救国十人团的历史地位
五四时期，中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发动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通过组织救国十人团的活动，深刻地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决心到劳动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一些先进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是五四运动的领导和骨干，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和领袖。一方面，在五四运动中提倡救国十人团，是中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重大创造。救国十人团对处于“散沙”状态、苦闷焦虑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了具体的指示，使他们成为运动的核心，把将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视为当然、呈被动应付姿态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将人民群众变成了运动主体，自下而上地建立组织，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社会自觉性，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具体推进救国十人团运动而成为“六三”斗争的主力，为五四运动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既在五四运动中指导了“平民”即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下层资产阶级的组织化， 也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皖系军阀的斗争中，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组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受五四时期组织救国十人团活动的启发，在湖南、广东等地开展工人运动时，也曾采用过这一组织形式。
（赖纪卿，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五四运动;反帝爱国;组织动员;救国十人团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5-0084-09
救国十人团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在中国工人、店员和市民中间产生的一种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形式。它以十为单位发展人数，一传十、十传百，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充分体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学生中也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作为动员民众的行动单位。它不仅在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中产生了广泛而有效的作用，并且在五四运动结束后仍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皖系军阀斗争的组织形式，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等人在湖南、广东等地开展工人运动时，也都曾采用过十人团这一组织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五四运动的各类论著中，对诞生于五四运动中的救国十人团的研究尚显不足①。
本文以救国十人团活动为考察中心，阐述其成立过程、分布地域、组织形式以及参加人员、活动情况等，进而对它的积极成果、失败缘由和历史地位作出评价。这不仅有助于研究五四时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动员，而且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也具有重要价值。
一、学生的行动组织：救国十人团的发起
五四运动爆发后，至迟在1919年5月7日或8日，北京就已出现成立救国十人团的号召。因为5月9日，北京《益世报》以《救国十人团 民主的国 须民来救 民若不救 更待谁来》为标题介绍了一份传单，并加写了前言：“……要救这个国，非我们国民自家起来作主张不可。前些天就有国民自决会出现。前日又接到一种传单，是声叙救国十人团的办法，颇简单易行，特为转录于下。”②次日，天津《益世报》以《救国十人团发现》为题，刊载了这份传单的后半部，即救国十人团章程，并加了如下说明：“本报昨接一函，署名为救国十人团，其方法颇为简单易行，果能仿办未必无小补也。兹特转录于下，爱国诸君其亦闻风与起乎。”①11日，上海《民国日报》也转载了这份传单，除标题开头是“大家注意救国十人团”②之外，其说明与北京《益世报》的报道完全一样。6月5日，重庆《国民公报》以《救国十人团在重庆成立》为题刊印了一份于5月29日发现的救国十人团印刷品。尽管错排和漏排的字很多，但仍可确定为这是同一份传单。
根据以上经过大致可以看清，这一传单首先是在北京出现，然后逐渐在全国传播的。北京是救国十人团运动的发祥地，那么究竟谁是这项运动的发起者呢？据张国焘回忆，“‘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百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③“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行动。我们的演讲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的组织。这个新兴的组织对于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④因为当时张国焘既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生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的主要成员，也在五四运动时负责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所以，他的证言是值得重视的。另一份回忆也可证明救国十人团是由北京大学有关人士发起的这一事实。据当时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五四运动初期曾积极支持济南学生运动的张公制回忆：“十人团的组织方法出自北京大学，缘当五四运动开始时，张公制、王鸿一适在北京，二人相约同去访问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出草拟油印的十人团章程一纸相示，对两人说：‘可以试试看’。遂由两人带回济南，交给学生。学生再将章则加以补充改进，十人团的组织遂在济南风行起来。”⑤因为据有关文献记载，5月9日，蔡元培“晨五时三十分，偕段君子均（北大总务处职员）行。到天津，寓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发快信于仲玉”⑥。因此，蔡元培是5月9日才离开北京，二人对其访问必定在5月8日或之前。
无论首倡者是谁，印刷传单、街头散发、向各地寄送等项工作，不是一人能独自承担的，并且赞同这一宗旨、出钱协助的人有很多。这项计划并不是他们在5月4日冲突爆发后才突然想到要这样做，其实是在为5月7日预定召开的北京市民大会作准备。但由于当时事态的急剧发展，迫使学生们提前举行了5月4日的集会和游行，救国十人团的活动也在秘密条件下隐蔽发展，并且这一活动的号召与5月4日斗争的冲击互相配合所引发的社会反响，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设想。因为在一两个月之内，几乎全国大中城市都出现了十人团组织，或者发生了模仿这种组织的团体。十人团的传单，按照其中所附要求在全国各地被翻印，在报纸上被登载，逐渐扩大其影响范围，可见其威力不是一般。
自五四运动开始，学生们曾号召组织了各种各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排斥日货的组织，国民自决会就是其中之一。但它们大都只是空喊口号，无实际的组织办法;或者始终只是局部性的组织，影响范围有限。而救国十人团的号召不只是一般地提到救国的任务，还具体提出实现这一任务的组织和方法。它用民众较为熟悉的组织形式，把自己变成了自下而上层层垒积起来的民主组织，先用共同的大义把大家团结起来，一面互相鼓劲，一面用前进的连带责任代替了过去为统治者保证剥削和治安的连坐制。除此以外，它在明确当前的具体行动目标（消极的责任）的同时，也提出了通过储蓄达到国民经济自立这样的长期展望（积极的责任）。例如，天津《益世报》1919年5月10日刊发的救国十人团章程规定： （乙）消极的责任：
1.提倡国货，宁死不买仇人的货物，自己的住屋不许仇人贴广告。
2.有款存在仇人的银行，应立刻提出，并不得使用仇人的银行纸币。
3.各人均代表其家庭负责（以同居为限）。
4.由十人互相监督，以人格或生命为担保（一人背约，九人得自由处分之）。
5.消极的责任，至我国国权、土地完全恢复时为止。
（丙）积极的责任：
1.提倡储蓄，以为培养国力的基础。
2.团友每人每月须储蓄国币二角以上（愈多愈好），积至一元，即送银行存储（不得存入仇人银行）。
3.国内外千代表达百人以上时，即开一救国团代表大会，商办左列各事：
（子）组织国民储蓄银行。
（丑）组织国民实业总公司，某省某地某种原料出产最富，即于某省某地设制造相宜某种物品之工厂，各工厂均受成于国民实业总公司。
（寅）所有储蓄金，均改为国民实业总公司股金。①
但是，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办法也贯穿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在当时还是作为进步的、未来的纲领而被接受——根据彻底的自发性，重视自己管理的“小组织大联合”原则。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突破过去的家长制组织形态，成功地起到使民众的力量凝聚起来并喷发出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 从作为学生行动单位的“北京型”到以市民为主导的“上海型”，救国十人团运动以多种形态在全国各地发展。
二、群众的自发组织：救国十人团在全国的铺展与终结
从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办法看，它是以平民为对象而构想的， 因此它的威力十分巨大。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实施效果不一，全国各地按照各自的尺度加以运用和发展。因此，本文主要选择五四运动爆发后对救国十人团的号召响应较热烈、较集中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如北京、上海、济南、长沙及武汉，试图分析其兴起过程、组织形式、参加人员、活动情况和组织特点。
（一）学生主导型：北京和长辛店
北京作为救国十人团运动的发祥地，按照原本的设想应是响应者如云，但实际上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是因为自从5月9日北京《益世报》报道救国十人团的消息后，在北洋政府的直接控制下，言论遭到扼杀，使得以报道记事为形式的资料留存较少，这是现在看不到其在北京发展情况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市民运动没有蓬勃开展起来。而救国十人团在北京主要是作为学生的行动单位发挥作用。例如，5月17、18两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自19日起举行无限期罢课;并议决罢课后，亟需实行之事有三，其中就包括组织十人团以维持内部秩序。而为了准备这次罢课，“北京大学又组织救国军，将全校学生分为十百千等组，每组各举一人为首领。其他北京各校，亦皆有同一之组织”;而且“入此军，每一学生，每月至少纳费小洋两角，以充公用。凡有不遵本军规约者，得由每组首领加以惩罚”。②这里所说的救国军，从它的内容上看就是十人团组织，这是学生们为了适应斗争的长期化，把它作为自己的基本组织和行动的基本单位而作出的改变。此外，“六三”斗争①中达到顶点的北京学联的街头活动，其表現形式也是“十人团的大讲演”。虽然成立救国十人团以动员民众，这是街头宣传的重要方式，但是不管学生们多么热烈地呼吁，却始终看不到来自北京市民的反应。与此相比，在北京近郊的长辛店，以京汉铁路的工厂工人为主体，却兴起了大规模的运动。
据当事人何长工的回忆，认为这是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之一）的学生参加了北京学运，然后把救国十人团带到这里的。他说：“第二天，北京市学生总罢课，展开了救国的宣传活动。当时成立了‘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等组织，到处演说，鼓动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在长辛店我们也同样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到车间向工人宣传，到车站向旅客宣传，到近郊向农民宣传。……后来我们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在长辛店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加下，迅速扩大起来，成了学生和工人的联合组织，其中工人团员有五百余人。”②在这里，留法预备班的学生成了运动的核心，把艺徒养成所、事务实习所等与铁路有关学校的学生，以及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团结起来，推进了这项运动。长辛店十人团成立后，不仅出席了北京学联举办的郭钦光追悼大会并发表演说;还积极配合学生开展排斥日货、贩卖国货等活动。此外，它们在努力开展救国运动的同时，也于10月开设了平民学校，着手从事工人教育。学校以结成十人团的工人识字班为开端，以铁路工厂的工人为对象，分夜间男班和白天女班，先由留法预备班的学生担任教员，后由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为专任教员。③12月14日，为抗议“福州事件”而召集的国民大会，“到会者一万五千余人，工、学、商各界俱有团体”④，据天津《益世报》报道，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有六名学生出席，可见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是从这时开始与长辛店铁路工人进行直接交流的。随后，长辛店救国十人团运动逐渐走向了最后的光芒。一方面是因为该地邻近北京，遭到了北洋军阀势力的镇压;同时也因留法预备班的取消、赴法留学的实现，运动的核心人物离开了长辛店。另一方面，是因为离开的学生们都相信工人的“自治能力”有胜过自己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一运动中，他们只起了引爆作用，而且也完成了使铁路工人持续地参加救国运动的历史使命。显然，北京和长辛店的救国十人团活动是以学生为主导，然后逐渐扩大到工人阶级中间去的。
（二）市民主导型：上海
5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介绍了救国十人团的传单。次日，《时事新报》就报道了上海当日成立十人团的消息。“兹有爱华制药会社及太和药房同人杨瑞葆、吴之道、张勉斋、陈友乡、赵有才、王永春、陈槐堂、傅其龙、丁镇南、刘贤相十人，见昨日报载十人救国团办法，轻而易举，裨益实际，因即组织成团。各具志愿书：此后誓不复购日货，为消极之抵制;每月每人储蓄国币二角，为积极之进行。想各界继起者定不乏人也。”⑤从这天起，上海各大报纸上详细报道十人团动态的消息日渐增多。上海的十人团运动并非仅限于市区，宝山、南汇、浦东、南翔、闵行、松江等郊区以及常州、苏州、无锡等邻近城市也都与之相呼应，产生了各种爱国团体，其中也有模仿十人团的方式、但名称不一的组织。 上海市内十人团活动的主力是商界。由工人组织的十人团也有一部分开展。学生方面，虽然起初报道各校已成立十人团，但上海学联方面并未努力进行组织，这和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校役、人力车夫这类所谓的“下层社会”也成立了十人团;妇女十人团也出现了，作为变种的则有妓女十人团、伶界十人团等等，也都成为话题。①这期间，上海成立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活动已迅速开展。“甲团代表杨瑞葆、乙团代表高培良、丙团代表胡美江”三人，为了“联络声气，互策进行”，发起组织“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呼吁广泛团结起来，通讯处就设在杨瑞葆家中。同时，杨瑞葆还与创刊不久的《救亡日报》特约，开辟《中华救国十人团消息》专栏，以代替宣传品，致力于上海地区救国十人团运动的扩大化和组织化。6月初，“现幸加入联合会者已有二百数十团（报名者一千三百余）”②的规模。此外，对于抵制日货，杨瑞葆等人主张不干涉买卖自由，希望通过说服、教育来实行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这清楚地说明，他们站在民族资本家的立场，煞费苦心地要把十人团运动纳入购买国货的活动中，但是他们却未能抑制住作为团员主力的商店店员的行动。在“六三”斗争的最高潮时，拥有自己的组织并提高了政治觉悟的商店店员们与学生协力战斗，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地区的“三罢”斗争。
上海学联是从5月26日起才开始举行总罢课，并派出宣讲队上街头号召民众响应。据当时作为学联干部的朱仲华回忆：“当时商界青年有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大家很欢迎学生会的宣讲队，共同出发到各马路、各工厂去宣传。”③这样，就使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范围。此外，上海学联还与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其他爱国团体共同努力，坚决抵制日货，并积极响应和参加后来的反日、反皖系军阀的斗争。11月23日，“福州事件”一发生，上海学联就与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共同参加了对日抗议运动，从12月起每周星期天分别向近郊市镇派出宣讲队，开始远足讲演。但是，上海地区的整个民众运动从7月便开始处于急速退潮的状态，救国十人团的活动也不例外。此后，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活动虽曲折开展，但始终坚持，直至1926年才结束。综上可知，上海的救国十人团主要由商界市民主导发起，联合学生与其他各界市民共同开展救国运动。
（三）学生与市民共同主导型：济南
据张公制回忆，北京五四运动发生后，济南方面就有人从北京带回了十人团的资料，北京地区也有组织者或代表团来到济南进行联络。5月15日晚上，外交商榷会、商会、新闻联合会和学生代表在齐鲁大学集会，就当前的运动进行协商，组织十人团就是其中议题之一。随后，济南学生和各界代表共同组织了两批赴京请愿团，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决议于23日举行总罢课、罢市。这期间，济南的救国十人团运动也在迅速发展中。当时已成立的十人团仍以与学校有关的占大多数。关于当时学生十人团的活动，有篇回忆录写道：“在运动期间，每天早晨学生到校一般地由十人团点名。其他如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募捐等都以十人团为单位进行活动。所以学生中的十人团，作为当时青年学生自我约束，和进行小型分散活动的基础，作用也是很显著的。”④此外，学生与其他市民十人团的关系也很融洽。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组织和活动有很多，“晚间，有时学生在一师集合，有十人团在甬道上听学生讲话，学生运动受到群众极大拥护，据说当时一师庶务室收到十人团送的茶叶，足足占了半间屋”⑤。市民十人团的情况，据有关回忆录记载：“济南市的十人团，以西关回民组织的最多，也最活跃，他们随时听学生们的招呼，积极地支持学生集会、游行、请愿和抵制日货等活动。显然济南‘救国十人团’已成为学生联系市民群众的主要手段。”①斗争的高潮发展到6月13日，督军、省长大规模调动军队和警察，试图强制停止罢市。在同一天晚上至深夜，在济南的中心街道上，学生们与军警发生了对峙。当夜张公制等人即在学生与当局之间进行斡旋，并记述了十人团对学生运动的支援情况：“这时已到上灯时分。十人团一起忙着给学生送饭。灯笼上写着：‘恭送学界茶点’等字。在西门大街上，男女学生分两边而坐，地上铺着苇席，面前放着十人团送的绿豆稀饭、粽子、点心等食品。”②这时大街两头十人团人员越聚越多，而且可遥闻喧嚷声。當日深夜，省当局代表迫于形势压力最终接受了学生的主张。
此外，济南地区的农民中也组织了十人团。据李澄之回忆：“在反日排货的爱国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有组织的群众性爱国团体，如‘十人团’和‘乡农外交后援会’等”，“当时还有一部分人发起组织‘山东乡农外交后援会’，并发表了宣言书。目的是想在农民中间建立反日救国组织，主要还是为了抵制日货。其组织形式大体是仿照十人团的办法，即以十人为组，百人为部，三部以上至十部止为团，各曰第几团，以成立之先后为序。”③这说明，在当时反日救国运动向前发展之时，有一部分人曾想把运动扩大到乡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日救国的愿望。随后，皖系军阀及其后台日本对山东的斗争进行了反扑。由于安福系的御用报纸《昌言报》被砸，于是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学生运动的大规模镇压。时任济南警备司令的马良，逮捕并枪决了三名回民爱国积极分子，引起人们的愤怒。虽然群众组织了多次请愿，但是在这种高压戒严之下，各界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只能被迫解散，运动暂时受到挫折。此后十人团活动有所恢复，但也没有显著成果。济南的救国十人团运动，首先是由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然后逐渐联合市民和农民，共同发展斗争，这是其特色所在。
（四）联合会主导型：长沙
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正值军阀张敬尧主政湖南，有关五四运动的报道及言论遭到限制，5月中旬之后，北京学联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这时长沙的学生才开始知道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和内容，其中也包括救国十人团的情况。5月25日，由毛泽东介绍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发生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④会后，代表们各自携十人团的传单回校，也有人向省内其他地方邮寄。湖南最初有十人团活动的地方是离长沙200公里以外的桃邑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他们于5月31日成立了十人团，几百学生在女教师带领下进城，作了抵制日货的游行，号召各界成立十人团。6月3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与北京一样，他们的组织基础也是十人团。此后，出于对学生运动的恐惧，湖南省当局下令提前放暑假。于是，省学联干部利用放假的契机，组织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作反日爱国宣传。湖南《大公报》报道了商业学校新剧演讲团的活动，活动筹得“铜元一百七十七串七百零五文”的“捐款”，其中38串充“敝校发行传单之资（传单三种：（一）朝鲜亡国惨史，（二）救国十人团简章，（三）白话传单）”。①与此相应，社会各界也组织了十人团。最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于7月9日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四百多个。10月下旬，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正式成立。②联合会与学生们一同坚持检查日货、不买日货运动。但是恶劣的奸商以“维持国货”为烟幕，继续贩卖日货，因此一部分店员与学生协力，参加检举日货的活动。湖南学联“仿效十人团的组织形式”，把这些“店员中的爱国中坚分子”组织成“锄奸团”，由于店员们熟悉各行业的内情，通过他们的活动才有效地惩罚了“奸商”。③11月16日，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开始公开活动。12月2日，为了抗议“福州事件”，湖南学联勇敢地举行了第二次焚烧日货的游行示威，遭到张敬尧镇压，随即爆发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学生组织驱张请愿团奔赴全国各地要求声援。其中，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是向北京、衡阳、郴州、常德等地派遣湖南驱张请愿团的发起团体之一。④此后，湖南的救国十人团活动一直坚持到1919年底，之后相关的报道逐渐减少。综上所述，长沙的救国十人团活动，是由学生率先响应，组织斗争，然后逐渐扩大到各界爱国群众，共组联合会，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以联合会的名义共同坚持抵制日货、维持国货的爱国斗争。 （五）其他形态：武汉
武汉地区首先响应十人团号召的也是学生。1919年5月25日《大汉报》报道了文华学校的学生，以“储金救国，提倡国货”为宗旨组织了铁血救国十人团，并介绍了简章。6月1日，《汉口新闻报》在报道武汉学生运动的记事中也叙述了这件事。“自文华、中华等大学校学生，提倡实行组织救国十人团后，一时各校闻风兴起，昨武汉学生联合会，根据各校代表正式报告，多者达二三十团或十余团，少者亦七、八团或四、五团不等，宗旨办法皆趋一致。”⑤之后，督军王占元对武汉的学生运动进行了镇压，命令学校提早放暑假，限学生三日内返乡，也禁止学生投宿市内的客栈。学生们组织十人团的活动遭到了失败。同时，市民中也产生了十人团。汉口洋广杂货摊户向所属的该同业公会提议组织十人团，禁止买卖日货。热心附和者已有一千余人，陆续加入者尤不乏人。此外，工界也出现了十人团。“昨日各大工厂工匠自集至工业总会大开会议，讨论提倡国货，改良制造。当议定各业组织一十人团，负演说及互相监视不用某货之责，汉阳兵工厂之浙粤工人均已加入其间，当即决定共组十五团，拟定汉阳三团、武昌五团、汉口七团。”⑥不仅如此，士兵中也有十人团的身影。如恽代英在6月12日的日记中曾记载了起草《军警界救国十人团简章》十条之事，⑦此举着眼于向对罢课、罢市、爱国宣传进行镇压的警察和士兵们寻求支持、协助，以促其在内部成立十人团等爱国组织，但具体内容和成果未见记载。
三、由学生到群众：救国十人团的积极成果与历史地位
救国十人团在全国各地的铺展，其社会反响之热烈、传播范围之广泛、发展内容之丰富，有力地支援了“六三”斗争，为五四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五四时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动员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团体结构上的致命缺陷，以及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救国十人团的活动最终走向了失败，但它对中国革命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历史价值与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一）救国十人团的积极成果
首先，救国十人团的号召，对处于“散沙”状态、在苦闷中摸索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给予了极大启发——要把民众发动起来，使他们成为运动的主力。救国十人团的传单不仅在大城市的街头散发，而且还通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寄往乡村各地;也有被携带到其他地方，然后由各地的有识之士再不断翻印、转送和仿照的。简言之，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扩大到了全国。它影响的范围广泛、反响热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与民众走到了一起，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进而认识到了劳动群众的力量。他们及时发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呼声，认为民众大联合是目前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强调“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①
其次，救国十人团运动的开展，提高了中國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北京和长辛店的活动锻炼了工人阶级，并以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开端。在长辛店，运动的核心是留法预备班的学生，他们不仅把普通工人发动起来，而且还逐渐扩大动员范围，把铁路工厂的工头阶层也发动了，并进一步扩展至商人和教员。同时，他们还与北京学生联合，开展排斥日货、贩卖国货的运动;在“六三”斗争中，他们与天津学生相呼应，准备举行京汉铁路的大罢工，但最终未能使亲日派三人撤职之事付诸实现。②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逐渐学会了自己组织起来，提高社会自觉性和自发的学习愿望。他们先是与留法预备班的进步学生相结合，接着通过与北京大学先进青年的互相帮助再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初队伍，这是救国十人团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
最后，救国十人团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六三”斗争，在日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皖系军阀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五四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各界高度评价。上海“三罢”斗争结束后编成的《民潮七日记》中曾评价，在成批出现的爱国组织中“继学生联合会而起者救国十人团，为人民结合之团体中最占势力者也”③。此外，山东济南的运动当事者也认为“在运动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十人团的组织”;“它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是学生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是学生的有力助手。当时各商店店伙差不多都成了团员，这个组织给罢市和抵制日货铺平了道路”。④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六三”斗争及其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其中就有救国十人团的支援。此外，在日后逐个击破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所策动的补签合约、日中有关山东问题的直接交涉等事情上，都有救国十人团因素的影响，它使民众组织起来，才使这些反帝爱国运动均能取得成功。
（二）救国十人团失败的缘由
一是救国十人团运动在社会基层的组织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上层构造却暴露了它的非现实性和空想性。十人团的组织方式，是由团代表、十代表、百代表、千代表组成的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结构，从实践层面而言是难以实现的。一个人组织十个人，十个人又各自组织十人，依此类推……这样的“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组织结构无论在学校、工作场所、地区社会均是难以施行的。这说明民智初开的五四时期，在组织乏力的中国社会实行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是行不通的。此外，对于与其他爱国群众团体如何进行联络、未来发展前景如何等问题，十人团运动中均未有明确规定。即使是在运动的实践中创造出了联合会这一方式，也很难摆脱这一困境。例如在上海，虽然做到了选出十代表，却“未能实行百代表、千代表的选举”，因此不得不使运动陷于停顿。尽管长沙选出百代表，但由于军阀张敬尧的镇压，学生联合会和各公团联合会也被迫解散。在这种情况下，爱国进步人士的精力虽会集中到十人团方面，但也随时面临着瓦解和出现机能麻痹等问题，湖南学联改组事宜就是教训。
二是救国十人团运动的最初提倡者，以及在各地与之相呼应的、积极推进这项运动的核心分子中，有很多人存在理想主义倾向。因为在响应这项运动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是怀着“积极的义务”，即对中国来说是“根本的永远的救济办法”的信念而加入救国十人团。他们通过亲身实践认识到这项运动的限度，又去摸索寻求新的前景。在运动中，他们不仅体验到了有组织的活动，也提高了政治和社会觉悟，因此他们会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追求各式各样的其他组织。例如，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以及长辛店的工会、工人俱乐部等。救国十人团在这里只是起到过渡作用。此外，必须指出，十人团活动的主要提倡者们并没有把其提出的兴办实业作为根本目的，而是为了适应当时爱国意识高涨的形势下开展实业救国的标榜之举。因此，救国十人团简章提出的建立国民实业总公司的设想，也完全是空想的资本主义构想。既要使国民经济能够自立，又对国家的积极支持不抱任何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完全依托在民众所能理解的狭窄范围内进行设想——把“消极的责任”和“积极的责任”结合起来，显得有点理想化。同时，救国十人团是一种“没有主义和信仰、没有铁的纪律要求”的组织，仅仅以团员个人的自觉和自发性为依据，所以它的原则会随着时势的发展和群众意识的变化而改变运动的性质。
（三）救国十人团的历史地位
五四时期，中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发动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通过组织救国十人团的活动，深刻地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决心到劳动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一些先进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是五四运动的领导和骨干，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和领袖。一方面，在五四运动中提倡救国十人团，是中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重大创造。救国十人团对处于“散沙”状态、苦闷焦虑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了具体的指示，使他们成为运动的核心，把将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视为当然、呈被动应付姿态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将人民群众变成了运动主体，自下而上地建立组织，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社会自觉性，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具体推进救国十人团运动而成为“六三”斗争的主力，为五四运动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既在五四运动中指导了“平民”即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下层资产阶级的组织化， 也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皖系军阀的斗争中，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组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受五四时期组织救国十人团活动的启发，在湖南、广东等地开展工人运动时，也曾采用过这一组织形式。
（赖纪卿，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