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是北京郊区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村落。当2012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时，皮村的外来打工者们办了一场自己的春节晚会，因为崔永元跑去主持捧场，而引起很多人关注。
　　当年轻的打工妹在简陋的舞台上，放声歌唱“这里不是我的家乡，这里夏天没有闪烁的荧光，这里秋天没有金黄的稻香”时，欢笑和泪水同时涌上了台下那些打工者的脸庞。
　　就像罗大佑在1980年代高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一样，今天，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吞噬着乡土中国的一切风貌，大陆社会也开始萌生都市文明笼罩下的乡愁。在春节的当口，这种乡愁来得尤为剧烈。
　　怀念故乡的，不仅有这些常年徘徊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底层劳动者，还有那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早已脱离乡村生活的人们。春节前后，友人聚餐，自己出生的村庄里的种种奇闻异事总是最容易成为餐桌上的主题，也有很多人开始用文字或影像记录自己的乡村变迁史，记录那些失去与坚守。
　　不过，当他们回到故乡时，通常都已经不再适应“老家”的生活，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今天，中国的都市和乡村从外在风貌、内在组织结构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都已形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不仅仅是一种地域经济的限定，更是两种不同生存境遇中生发的文化意义的断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传统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支离破碎时，在中国社会的知识群体中间，曾经爆发过一场类似的“怀乡病”，如梁漱溟所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最近几十年，乡村开始被破坏，这破坏主要是受西方影响，以农业为主和以乡村为主的文化遇到以工业为主，以都市为主的西洋文化的挑战。”
　　对于农业文明锻造出来的中华民族来说，乡土中国，一直是这个民族整体上的故乡。所以，那场怀乡病的爆发相当激烈，无数文化精英卷入其间，或哀叹，或论争，或者如梁漱溟、晏阳初那般干脆投身乡间，希望凭借一己之力，重建故乡。
　　那场智识阶层的“怀乡病”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诸如“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这般动人的现代诗歌；一整套完备的乡村建设理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下产生的事关人类文明走向的哲学忧思等等。
　　但文明演进的大势“浩浩汤汤”，文人的哀叹并没有阻挡住自毛泽东开始的中国疾进现代化的进程。在毛泽东时代，国防和重工业建设统辖一切，为了锻造一个捍卫独立大国尊严的基础，人们无暇去思考乡村的困顿，那里只是粮食的供应地；80年代以来，都市扩张、乡村解体，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裹挟下，中国人几乎已经不知故乡为何物，只是偶尔会有一两个归乡的文化人哀叹：“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到今天，中国现代化工程终于在物质上取得了傲然于世的成就，我们成了“世界工厂”，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城市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楼宇的高度和密度举世无双。与此同时，梁漱溟们当年预言的景象，也终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现实：乡村消逝了，一并远去的还有传统中国和她的文化。
　　如果说，梁漱溟们的“怀乡病”是原初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智识阶层基于焦虑而生发的忧思，如今面临消逝的乡村，这病症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的怀恋了。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
　　于是，在物质生活异常丰富的超级都市里，有了中产阶层基于血缘的对故乡的怀念，他们用书籍、音乐和互联网上碎片式的文字抒发着小资情调的乡情，以前思乡或因“我在远离家乡的城市打拼”，现在则关乎“我在城市里有点累有点伤”。那些最为功利化的广告片，也都在用各种形式迎合着这种思绪。
　　精英阶层也开始发起各种各样对乡村世界的基于怜悯的关怀，他们送书、送温暖，送各种各样乡村社会用得着用不着的东西下乡。今天的文化精英们则又开启了百年以来一轮又一轮关于“文化自觉”的宏大论争，面临今天文化主体意义上支离破碎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千差万别的乡村社会所保留的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传统，可以为新时期民族文化振兴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源泉，他们试图在乡土中国生发出的文化传统与建立在科学理性和民主制度上的近代社会理想之间，建立融通的机制。
　　不过，这些建构与努力，在权力主导下强势的“现代化”语境和实践中，仍旧显得虚空和无力。乡村成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的他者，成了我们怀念的对象、表达爱心的空间和被改造的主体。
　　在皮村的春晚临近结束时，全场又响起了那首《这里不是我的家乡》，歌唱者在追问：“打工的人儿啊，是什么让你甘愿把故土装进行囊？”
　　这个国家也一样，在通往“现代化”急匆匆的旅途中，乡土中国也只能被装入行囊，逢年过节，拿出来怀恋一番，以免我们彻底忘却：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