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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辈们的关系，笔者和著名历史学家徐子明之女､国际著名工笔大师､留金画画家徐令仪女士多有联系和交往，深为其在书画艺术方面的高深造诣和崇高的爱国言行而感佩。
什么是“留金画”？就是在不透水､不吸墨､以金粉铺底作成的金笺上作画。在价钱不菲的金笺上初构草稿后，以特殊的贵重颜料如水晶白､蓝宝､翡翠绿等，反复层层填彩，留下金色线条为边。
由于金笺的特殊质料，作留金画一旦下笔，就难修改，“一笔定江山”，必须有很深的功力､极大的毅力和耐心，才能画就一幅留金画佳作。比如一对戏猫､一匹骏马，要在金笺上画出绵密的猫毛､马鬃，且须丝丝入扣､栩栩如生，所下的功夫很惊人。
徐令仪言，她的每一幅创作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晶，都藏有“真､善､美”的教育意义，父慈子孝都沉潜在图意中。每幅画至少专注工作几十个小时，往往耗上几个星期才能完成。“这不但难，还要有深功夫”，徐令仪如是感叹。
受到启发 研习“留金画”
据徐令仪回忆，她之所以在国画的原有道路上，进一步走上前人绝迹的留金画之路，完全出于张大千的激励与启发。
大千居士与徐令仪的父亲——前北大知名史学家徐子明教授是好友，令仪女士因父亲的关系也与大千熟识，常与之游，请益画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张大千以金笺作了4张泼墨荷花，令仪看了心仪不已，询问大千为何用金笺作画，大千说：“小娃儿，你要是能在金笺上画出留金画，就了不起了。”
大千并期许令仪，要成为创世代的大画家，一定要能创新，要能自成一体。张大千这番话，深深烙印在令仪心底，此后她潜心留金画，近30年不息。
专注于冷僻辛苦､要下深功夫的留金画，鲜明地反映出徐令仪的个性与心性。这也是其来有因，出于“家学”。
徐令仪的父亲徐子明是民初与胡适作对的著名“保守派”学者，也是对令仪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徐家为江苏宜兴世家大族，清末一门三进士一状元。徐令仪的曾叔祖徐致靖为清朝大学士，曾为晚清变法运动的先驱，祖父拔贡，3位叔祖都是进士。徐府自设私塾，免费教育有志向上的贫困子弟，真正实行孔圣人“有教无类”的名训。徐悲鸿与徐子明家族毫无血缘关系，但他是徐子明的伴谈好友，亲如手足。因此，徐令仪从小就称他为“悲叔”。
徐子明幼年即有神童之称。13岁以前已读完基础国学和《四书》､《五经》，14岁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他是首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及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分别取得政治学和史学博士，精通6国语言，民国四年回国，在北大任教。
徐子明虽留洋，且曾讲授西洋史，但力主保持中国国粹，与黄季刚､辜鸿铭､林公铎等北大大儒相交，反对“五四”运动及白话文，与当时新派领袖胡适抗衡。徐子明曾写《胡祸丛谈》，痛斥“五四”运动毁弃儒家传统文化，也自行出版“挽拦”，欲力挽传统国粹于即倒，但终究徒然。徐也因此在“五四”运动蔚然成风后，被视为保守派。
徐子明失望之余，遂将期望寄于爱女令仪身上。“爸爸有意留我为种子，为儒家传统作见证，也为徐家留下足以傲世的成就。”徐令仪回忆说。
家学薰陶 阅历深厚
在父亲的严格督导下，令仪两岁八个月起认字，并由父亲亲授《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徐子明教法很特别，要令仪先看，明白大要，再作讲解，然后要求熟背，连小注也得默写。13岁时，徐子明再教令仪英文。终其一生，徐令仪未上过正规学校，未拿过一张正式学校文凭，她的国学底子与基础知识，都是由父亲亲授建立起来。
除“家学薰陶”外，令仪更有常人鲜有的阅历。由于与徐子明往来者多为博学知名之士。徐府常高朋满座，评人议事，令仪耳濡目染，获益不浅。加上令仪是最受宠爱的幺女，徐子明外出应酬，常有意带着令仪在旁当“小跟班”，增长见闻，令仪因此从小认识艺文政学界知名人士，如张大千､郎静山､陈立夫､方东美､姚琮姚､丁治磐和徐悲鸿等。
徐令仪忆述一段20年前的往事，虽是茶余笑谈，也反映她父荫之厚。
许多当年艺文学界前辈，因与徐子明熟识，爱屋及乌，也视令仪如同己出。1982年，令仪应国民党文工会之邀，在台北“文苑”举办画展，令仪亲自拜访平日常请益的艺文前辈张大千､郎静山､丁治磐､陈立夫､黄君璧､张其盷等6人，他们当时都已逾80岁，郎静山更近90高龄。六老念着与徐子明的深厚交情，爱护令仪，在令仪画展请柬上，六老亲笔联名引介，在台北艺坛引起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那次“文苑”画展，还有件令艺坛人士津津乐道的往事：与徐子明相熟的前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那天一早至“文苑”欣赏令仪的画，因当天冠盖云集，钱思亮怕令仪顾不过来，竟自告奋勇搬了一把椅子，守在电梯门口，当起招待。
令仪回忆说，已70多岁的钱思亮伯伯，那天守在门口，每有显贵名人进来，他就起身亲迎，伴随至会场，为令仪引介。这样的“招待”工作，做了三四个小时，令仪深感过意不去，多次致谢，请钱休息，说另有人会接待，钱思亮平易近人地回答：“许多贵宾你都不认识，而我认得的人多，我替你招呼客人，最恰当不过。”
张大千等视令仪为“小蝴蝶”，娇宠有加。令仪可以说从小得天独厚，尽得宠爱，但也因此不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徐令仪自承，回忆她的成长背景，没上过一天正规学校，没体验过群体生活，几乎没有同龄朋友，一生受父亲及父辈的呵护，因此从小养成她争强好胜､自负不驯的个性，有时不免恃才傲物，因而招嫉。
徐子明先后在北大､中央大学等校任教，后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在台大教书，直至1971年退休，令仪说父亲春风化雨半世纪，不求名利，默默作儒家思想的传播者，毕生为维护中华道统而努力。去世时，“两袖清风，留下的是浩然正气”。每思及此，令仪仍不胜感伤。
徐子明对令仪期许甚深，曾对她说：“你虽没有一张文凭，但所受家教，获益良深，将来只要努力，必有一番大事业､大成就。”对令仪作画，徐子明期勉令仪，“必须有创时代的涵意”，“如果要成为画家，就必须有自己的创意”，“作画，就好比写文章，始终是将你想要说的话用画而不是用文字表达出来”，“如果只是描，那就是画匠，而非画家”。这些话，数十年来令仪铭记于心。
徐悲鸿看重 大受鼓舞
在特殊的家学环境下，令仪走上国画的道路，其实也非偶然。
徐令仪年幼时，住在成都桂花巷，与当时大画家郑曼陀紧邻，小令仪常看郑曼陀作画，对绘画有了初步印象;大师徐悲鸿则对徐令仪起了决定性影响。
徐悲鸿幼时在宜兴乡间，即在令仪先祖徐大学士所设家塾就读。后来，徐悲鸿流落上海，贫无立锥之时，第一个向徐悲鸿伸出援助之手的就是徐子明。因此，徐悲鸿视徐子明为亲兄长。后来，徐悲鸿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令仪常随父亲前访，在旁观看徐悲鸿挥毫，心中甚为钦佩。此后在徐家看大师作画达一年之久，当时令仪才十来岁，想学画，但又不敢表示。
令仪回忆，她当时常捡拾徐悲鸿不满意的首笔“废纸”，带回家继续临摹，将画完成，画了些时日，父亲将令仪的画带给徐悲鸿看，徐悲鸿颇为称赞，称令仪的画有“写意”､“有天分”。
大师的夸赞，给予令仪信心，也奠定了她终生作画的志向。
令仪至今记得，当年父亲带着她从住处出发，一老一少沿着嘉陵江走到沙坪坝，高大挺拔的父亲和小巧美丽的女儿，成了嘉陵江畔一道独特的风景。到中央大学后，令仪总是悄悄钻到“悲叔”所在的艺术系上课，成了班上最小的学生。徐悲鸿被这个小丫头的灵气和无师自通所折服。
徐子明见令仪爱画，抗战胜利后回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便请近邻花鸟大师陈之佛教画。这是徐令仪正式学画之始，也奠下日后工笔画的基础。
解放前夕，徐悲鸿即将赴北平主持美术学院时，特别对徐子明说：“令仪有天分，跟我去北平学画，会出人头地。”令仪回忆说，徐子明未同意，因舍不得爱女离开，但徐大师的这席话，一生鼓舞着令仪。
到了台湾，徐令仪先拜师黄君璧，学了5年，再跟郑曼青学画5年，受教于两位大师，了解下苦功的重要。徐令仪说，郑曼青要她画一个小石头，一画就是4个月;画一枝柳条，一画就是2个月，不做别的事。
令仪忍不住埋怨，郑曼青随即在令仪所画的石头旁，加上两条柳条，顿时石头如处微风摇曳中，意境顿出。之后，郑曼青再在石头､杨柳旁加上小船，全画更增意趣。徐令仪说，她从郑曼青处学得创意的重要。
徐令仪认为，艺术想表达的是一个“美”字，美者善也，包含哲理广大精深，可修身养性，进可治国济世。中国儒家思想教育，除注重身教､言教外，更有所启示，藉以延续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中国画除表现“美”外，也常有暗示，兼负无形的教化使命。一幅中国画佳作，多含有深远寓意，或激励､或祝福，甚至耳提面命。
徐令仪认为，中国画以“立意”为第一要义，其次讲究构图，之后为笔法，最后应为注意用色。题画的诗，则有画龙点睛之妙，画面不足之意，可以诗句补填。
“不羡人间名与利，斗室之中自为王，一笔乾坤由我写，倾国倾城梦一场。”徐令仪以此诗自况，也以不忘父亲遗物自惕。
翻开徐令仪多年来的画卷，犹如在阅读一部精博宏伟的儒家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一不表现在徐令仪的画作中。
气势恢弘的《百美图》歌颂以母爱为代表的人类和平;细腻流畅的《慈母针线》展现了母爱的伟大;高贵典雅的《白头富贵》，用牡丹代表夫妻，赞扬真挚纯洁的爱情……
徐令仪每次作画前，一定要先想好主题。她特别重视创意，往往要经过几天的构思才能落笔。她说：“构思一幅画，就好比一个孕妇在孕育一个新生命，不经过十月怀胎，就不会有新生命的诞生。”对徐令仪来说，一幅画就是一篇流芳百世的文章，所以她的画作中都有隽永的涵义。如她的《春》､《夏》､《秋》､《冬》四幅画，寓意人生的四个过程，先是春风得意地结婚，壮年时把孩子教育杰出，中年深谙明目清心之道，晚年才会有双喜临门的好运。
以传承文化为己任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和合”文化，是十分强调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之间密切关系的。在台湾两蒋执政时代，徐令仪女士先后在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大型画展，无不引起巨大轰动，其足迹遍至北美､欧洲乃至南非。画展举办到哪里，她就把中华文化的精神宣扬到哪里。在赢得地主国对画展赞美欣赏之时，也赢得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推崇。
看徐令仪的画，是要用心去读的。画为人语，更是一个画家人品的写照。出身名门的令仪，从小耳濡目染着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看到父辈们对这一文化的孜孜追求。她时刻不忘父亲的教诲，并将传扬这一文化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作画近半个世纪。
她从不卖画，秉持一个艺术家的道德，在她纯洁的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如果要靠卖画赚钱，那么艺术家将无法让自己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更不可能有心情来钻研画。当有人对她的《仕女图》发出赞叹之声，意欲当即购买时，她说：“这些画都是中国的宝贝，我不会拿去卖的。”几十年作画如一日，她对自己的画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她认为“我敢骄傲是因为我有骄傲的本钱，是因为我为此而付出了”。
她，更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而骄傲。她公开发表言论，坚决反对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政策，因此，自李､陈在台执政以来，她就不为台湾政府服务，去做所谓的“国民外交”，而只是常回大陆探亲､观光，并拟将自己的精品力作捐给祖国办纪念馆。
没有正规上过一天学的徐令仪，却是一个大才女。赋诗作画､缝纫编织､烹调蒸煮无所不能;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如丝之绵长､竹之柔韧，唱起评剧和昆曲来，绝不亚于专业水平，有时还能即兴自编自唱;她还学过太极拳､太极剑……总之，凡是中国文化，她都会去涉猎。
徐令仪倡导一切美的东西，因此她的每幅画作都是匠心独运，而所有工笔画所要展现和表述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精髓——父慈子孝。她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安定了，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齐家治国，治国的根本就是先治理好家庭，这是一切美之根基。
作画似乎是徐令仪女士生活的全部，她经常是在通宵达旦地作画。为了实现父亲寄托在她身上的愿望，在艺术的园地里她像一个苦行僧一样顽强地奋进着。她说：“诺言是无形的，但却是非常沉重的，虽然没有人追着你，可是时时都会有冥冥中的一股力量逼迫着你……”虽然生活是清苦的，但她却以乐观的心来笑看这大千世界，将爱回馈于这个社会。
徐令仪女士时常向我说：“我这一生一世所要做的和所经历的，就是要留下一个中华文化的根基。”
什么是“留金画”？就是在不透水､不吸墨､以金粉铺底作成的金笺上作画。在价钱不菲的金笺上初构草稿后，以特殊的贵重颜料如水晶白､蓝宝､翡翠绿等，反复层层填彩，留下金色线条为边。
由于金笺的特殊质料，作留金画一旦下笔，就难修改，“一笔定江山”，必须有很深的功力､极大的毅力和耐心，才能画就一幅留金画佳作。比如一对戏猫､一匹骏马，要在金笺上画出绵密的猫毛､马鬃，且须丝丝入扣､栩栩如生，所下的功夫很惊人。
徐令仪言，她的每一幅创作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晶，都藏有“真､善､美”的教育意义，父慈子孝都沉潜在图意中。每幅画至少专注工作几十个小时，往往耗上几个星期才能完成。“这不但难，还要有深功夫”，徐令仪如是感叹。
受到启发 研习“留金画”
据徐令仪回忆，她之所以在国画的原有道路上，进一步走上前人绝迹的留金画之路，完全出于张大千的激励与启发。
大千居士与徐令仪的父亲——前北大知名史学家徐子明教授是好友，令仪女士因父亲的关系也与大千熟识，常与之游，请益画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张大千以金笺作了4张泼墨荷花，令仪看了心仪不已，询问大千为何用金笺作画，大千说：“小娃儿，你要是能在金笺上画出留金画，就了不起了。”
大千并期许令仪，要成为创世代的大画家，一定要能创新，要能自成一体。张大千这番话，深深烙印在令仪心底，此后她潜心留金画，近30年不息。
专注于冷僻辛苦､要下深功夫的留金画，鲜明地反映出徐令仪的个性与心性。这也是其来有因，出于“家学”。
徐令仪的父亲徐子明是民初与胡适作对的著名“保守派”学者，也是对令仪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徐家为江苏宜兴世家大族，清末一门三进士一状元。徐令仪的曾叔祖徐致靖为清朝大学士，曾为晚清变法运动的先驱，祖父拔贡，3位叔祖都是进士。徐府自设私塾，免费教育有志向上的贫困子弟，真正实行孔圣人“有教无类”的名训。徐悲鸿与徐子明家族毫无血缘关系，但他是徐子明的伴谈好友，亲如手足。因此，徐令仪从小就称他为“悲叔”。
徐子明幼年即有神童之称。13岁以前已读完基础国学和《四书》､《五经》，14岁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他是首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及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分别取得政治学和史学博士，精通6国语言，民国四年回国，在北大任教。
徐子明虽留洋，且曾讲授西洋史，但力主保持中国国粹，与黄季刚､辜鸿铭､林公铎等北大大儒相交，反对“五四”运动及白话文，与当时新派领袖胡适抗衡。徐子明曾写《胡祸丛谈》，痛斥“五四”运动毁弃儒家传统文化，也自行出版“挽拦”，欲力挽传统国粹于即倒，但终究徒然。徐也因此在“五四”运动蔚然成风后，被视为保守派。
徐子明失望之余，遂将期望寄于爱女令仪身上。“爸爸有意留我为种子，为儒家传统作见证，也为徐家留下足以傲世的成就。”徐令仪回忆说。
家学薰陶 阅历深厚
在父亲的严格督导下，令仪两岁八个月起认字，并由父亲亲授《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徐子明教法很特别，要令仪先看，明白大要，再作讲解，然后要求熟背，连小注也得默写。13岁时，徐子明再教令仪英文。终其一生，徐令仪未上过正规学校，未拿过一张正式学校文凭，她的国学底子与基础知识，都是由父亲亲授建立起来。
除“家学薰陶”外，令仪更有常人鲜有的阅历。由于与徐子明往来者多为博学知名之士。徐府常高朋满座，评人议事，令仪耳濡目染，获益不浅。加上令仪是最受宠爱的幺女，徐子明外出应酬，常有意带着令仪在旁当“小跟班”，增长见闻，令仪因此从小认识艺文政学界知名人士，如张大千､郎静山､陈立夫､方东美､姚琮姚､丁治磐和徐悲鸿等。
徐令仪忆述一段20年前的往事，虽是茶余笑谈，也反映她父荫之厚。
许多当年艺文学界前辈，因与徐子明熟识，爱屋及乌，也视令仪如同己出。1982年，令仪应国民党文工会之邀，在台北“文苑”举办画展，令仪亲自拜访平日常请益的艺文前辈张大千､郎静山､丁治磐､陈立夫､黄君璧､张其盷等6人，他们当时都已逾80岁，郎静山更近90高龄。六老念着与徐子明的深厚交情，爱护令仪，在令仪画展请柬上，六老亲笔联名引介，在台北艺坛引起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那次“文苑”画展，还有件令艺坛人士津津乐道的往事：与徐子明相熟的前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那天一早至“文苑”欣赏令仪的画，因当天冠盖云集，钱思亮怕令仪顾不过来，竟自告奋勇搬了一把椅子，守在电梯门口，当起招待。
令仪回忆说，已70多岁的钱思亮伯伯，那天守在门口，每有显贵名人进来，他就起身亲迎，伴随至会场，为令仪引介。这样的“招待”工作，做了三四个小时，令仪深感过意不去，多次致谢，请钱休息，说另有人会接待，钱思亮平易近人地回答：“许多贵宾你都不认识，而我认得的人多，我替你招呼客人，最恰当不过。”
张大千等视令仪为“小蝴蝶”，娇宠有加。令仪可以说从小得天独厚，尽得宠爱，但也因此不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徐令仪自承，回忆她的成长背景，没上过一天正规学校，没体验过群体生活，几乎没有同龄朋友，一生受父亲及父辈的呵护，因此从小养成她争强好胜､自负不驯的个性，有时不免恃才傲物，因而招嫉。
徐子明先后在北大､中央大学等校任教，后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在台大教书，直至1971年退休，令仪说父亲春风化雨半世纪，不求名利，默默作儒家思想的传播者，毕生为维护中华道统而努力。去世时，“两袖清风，留下的是浩然正气”。每思及此，令仪仍不胜感伤。
徐子明对令仪期许甚深，曾对她说：“你虽没有一张文凭，但所受家教，获益良深，将来只要努力，必有一番大事业､大成就。”对令仪作画，徐子明期勉令仪，“必须有创时代的涵意”，“如果要成为画家，就必须有自己的创意”，“作画，就好比写文章，始终是将你想要说的话用画而不是用文字表达出来”，“如果只是描，那就是画匠，而非画家”。这些话，数十年来令仪铭记于心。
徐悲鸿看重 大受鼓舞
在特殊的家学环境下，令仪走上国画的道路，其实也非偶然。
徐令仪年幼时，住在成都桂花巷，与当时大画家郑曼陀紧邻，小令仪常看郑曼陀作画，对绘画有了初步印象;大师徐悲鸿则对徐令仪起了决定性影响。
徐悲鸿幼时在宜兴乡间，即在令仪先祖徐大学士所设家塾就读。后来，徐悲鸿流落上海，贫无立锥之时，第一个向徐悲鸿伸出援助之手的就是徐子明。因此，徐悲鸿视徐子明为亲兄长。后来，徐悲鸿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令仪常随父亲前访，在旁观看徐悲鸿挥毫，心中甚为钦佩。此后在徐家看大师作画达一年之久，当时令仪才十来岁，想学画，但又不敢表示。
令仪回忆，她当时常捡拾徐悲鸿不满意的首笔“废纸”，带回家继续临摹，将画完成，画了些时日，父亲将令仪的画带给徐悲鸿看，徐悲鸿颇为称赞，称令仪的画有“写意”､“有天分”。
大师的夸赞，给予令仪信心，也奠定了她终生作画的志向。
令仪至今记得，当年父亲带着她从住处出发，一老一少沿着嘉陵江走到沙坪坝，高大挺拔的父亲和小巧美丽的女儿，成了嘉陵江畔一道独特的风景。到中央大学后，令仪总是悄悄钻到“悲叔”所在的艺术系上课，成了班上最小的学生。徐悲鸿被这个小丫头的灵气和无师自通所折服。
徐子明见令仪爱画，抗战胜利后回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便请近邻花鸟大师陈之佛教画。这是徐令仪正式学画之始，也奠下日后工笔画的基础。
解放前夕，徐悲鸿即将赴北平主持美术学院时，特别对徐子明说：“令仪有天分，跟我去北平学画，会出人头地。”令仪回忆说，徐子明未同意，因舍不得爱女离开，但徐大师的这席话，一生鼓舞着令仪。
到了台湾，徐令仪先拜师黄君璧，学了5年，再跟郑曼青学画5年，受教于两位大师，了解下苦功的重要。徐令仪说，郑曼青要她画一个小石头，一画就是4个月;画一枝柳条，一画就是2个月，不做别的事。
令仪忍不住埋怨，郑曼青随即在令仪所画的石头旁，加上两条柳条，顿时石头如处微风摇曳中，意境顿出。之后，郑曼青再在石头､杨柳旁加上小船，全画更增意趣。徐令仪说，她从郑曼青处学得创意的重要。
徐令仪认为，艺术想表达的是一个“美”字，美者善也，包含哲理广大精深，可修身养性，进可治国济世。中国儒家思想教育，除注重身教､言教外，更有所启示，藉以延续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中国画除表现“美”外，也常有暗示，兼负无形的教化使命。一幅中国画佳作，多含有深远寓意，或激励､或祝福，甚至耳提面命。
徐令仪认为，中国画以“立意”为第一要义，其次讲究构图，之后为笔法，最后应为注意用色。题画的诗，则有画龙点睛之妙，画面不足之意，可以诗句补填。
“不羡人间名与利，斗室之中自为王，一笔乾坤由我写，倾国倾城梦一场。”徐令仪以此诗自况，也以不忘父亲遗物自惕。
翻开徐令仪多年来的画卷，犹如在阅读一部精博宏伟的儒家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一不表现在徐令仪的画作中。
气势恢弘的《百美图》歌颂以母爱为代表的人类和平;细腻流畅的《慈母针线》展现了母爱的伟大;高贵典雅的《白头富贵》，用牡丹代表夫妻，赞扬真挚纯洁的爱情……
徐令仪每次作画前，一定要先想好主题。她特别重视创意，往往要经过几天的构思才能落笔。她说：“构思一幅画，就好比一个孕妇在孕育一个新生命，不经过十月怀胎，就不会有新生命的诞生。”对徐令仪来说，一幅画就是一篇流芳百世的文章，所以她的画作中都有隽永的涵义。如她的《春》､《夏》､《秋》､《冬》四幅画，寓意人生的四个过程，先是春风得意地结婚，壮年时把孩子教育杰出，中年深谙明目清心之道，晚年才会有双喜临门的好运。
以传承文化为己任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和合”文化，是十分强调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之间密切关系的。在台湾两蒋执政时代，徐令仪女士先后在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大型画展，无不引起巨大轰动，其足迹遍至北美､欧洲乃至南非。画展举办到哪里，她就把中华文化的精神宣扬到哪里。在赢得地主国对画展赞美欣赏之时，也赢得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推崇。
看徐令仪的画，是要用心去读的。画为人语，更是一个画家人品的写照。出身名门的令仪，从小耳濡目染着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看到父辈们对这一文化的孜孜追求。她时刻不忘父亲的教诲，并将传扬这一文化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作画近半个世纪。
她从不卖画，秉持一个艺术家的道德，在她纯洁的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如果要靠卖画赚钱，那么艺术家将无法让自己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更不可能有心情来钻研画。当有人对她的《仕女图》发出赞叹之声，意欲当即购买时，她说：“这些画都是中国的宝贝，我不会拿去卖的。”几十年作画如一日，她对自己的画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她认为“我敢骄傲是因为我有骄傲的本钱，是因为我为此而付出了”。
她，更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而骄傲。她公开发表言论，坚决反对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政策，因此，自李､陈在台执政以来，她就不为台湾政府服务，去做所谓的“国民外交”，而只是常回大陆探亲､观光，并拟将自己的精品力作捐给祖国办纪念馆。
没有正规上过一天学的徐令仪，却是一个大才女。赋诗作画､缝纫编织､烹调蒸煮无所不能;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如丝之绵长､竹之柔韧，唱起评剧和昆曲来，绝不亚于专业水平，有时还能即兴自编自唱;她还学过太极拳､太极剑……总之，凡是中国文化，她都会去涉猎。
徐令仪倡导一切美的东西，因此她的每幅画作都是匠心独运，而所有工笔画所要展现和表述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精髓——父慈子孝。她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安定了，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齐家治国，治国的根本就是先治理好家庭，这是一切美之根基。
作画似乎是徐令仪女士生活的全部，她经常是在通宵达旦地作画。为了实现父亲寄托在她身上的愿望，在艺术的园地里她像一个苦行僧一样顽强地奋进着。她说：“诺言是无形的，但却是非常沉重的，虽然没有人追着你，可是时时都会有冥冥中的一股力量逼迫着你……”虽然生活是清苦的，但她却以乐观的心来笑看这大千世界，将爱回馈于这个社会。
徐令仪女士时常向我说：“我这一生一世所要做的和所经历的，就是要留下一个中华文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