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便溺、自渎，这样的镜头几乎在他的每部长片里都有。在拍摄《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它们出现在台湾电影审查解禁之后，成为那个时代活跃的社会文化生活里最易引燃的话题；进入新世纪，《天边一朵云》里的“露毛镜头”，公映时该是“喷雾”还是“打马赛克”，转眼已成台湾媒体热炒的吸引眼球事件。
　　向来是“票房毒药”的蔡明亮，第一次误打误撞地“票房大卖”。这次意外的叫座，却彻底转变了他对于电影工业的态度。这个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看邵氏电影长大，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第一次在银幕上见识到特吕弗的资深影迷，从那时起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反好莱坞”姿态。
　　他甚至用A片做比，“一切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换张脸，就新了。就算是A片，可不可以发展得更好一点？可不可以探讨人生人性？我想也是可以的，但没有人要做这个事，因为可以赚钱就行了。”
　　“一万张票房”是这些年标举蔡明亮行销风格的独门招数。他选择和影院签订短期场租合约，约定在两个礼拜内放映他的影片。不多不少一万张，卖出去也好，送出去也好。而在过去，影院通常会以每日三万元的票房（一半的上座率），来衡量筛选影片的上下档。
　　每一次上新片，蔡明亮和他的班子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台北街头，夜市演讲，甚至当街叫卖。“一万张是个什么概念？不是说我要确保自己有一万张票房，而是我要有两个礼拜，用票来换空间和时间。”
　　对于他片子的评价，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两极化的。当年《爱情万岁》的获奖，在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中的支持率而且刚好是一半对一半，因为评委中的女演员乌玛·瑟曼的特别支持，经历了一个“平反”过程，否则本来可能无缘“金狮”的是蔡明亮，而不是姜文。
　　这般情况也发生在台北，这座华人受教育程度最高、能支撑“光点”与“真善美”之类艺术院线生存的城市，蔡明亮的片子却并未受到青睐，“他们不想看自己的，只想看外面的。”
　　在票房上既成事实的“毒药”之名后，卢浮宫从2006年开始收藏他的电影，似乎给了他另一个启示和出路。新片《郊游》，他准备联系几家博物馆展映，做一个非戏院放映的概念。“既然我发现我的观众很难培养，那么就从小培养起，回归到美术馆，展场或者画廊。不是市场不公平，而是市场就这个素质。”

“行走”的尴尬

　　与公众对峙，从来不是他想要的姿态。但在他一路向西遍揽来自西方的褒奖时，却不得不承认，动人的知遇之情似乎总发生在国境以外。在纽约办回顾展，他曾遇到黑人观众坐了12个小时的长途车，专程从中西部来看展；而在印度孟买取景时，当地高中生翻来覆去地说看了十多遍他的《爱情万岁》。
　　在巴黎接拍卢浮宫的片子《脸》（2009），初次与法国女演员蕾蒂莎·卡斯塔合作，他明言有一场戏需要她脱光。她眼一瞪，“每个导演都要我脱光”。说完他不好意思起来，干脆追加一句，“我不止要你脱光，还要你像一块肉一样被卖了”。此后的表演几乎完全不用讨论，脱衣时她自动跑来，提出的问题让他会心，“可不可以在她乳晕上画一个口红”。
　　但面对华语世界，他却不得不一再地被问及老套问题时，难掩惊惶，“为什么你的电影那么慢？”
　　镜头下呈现出的几经拿捏的缓慢，一种不曾被中断的日常状态，是蔡明亮所刻意追求的。过去他影片中的经典桥段，从《爱情万岁》里“小康”一个人在室内切瓜吃瓜的自足状态，几乎是依样画葫芦地挪移到新片《郊游》里，只是变成了吃泡菜。
　　有人问李康生的这场、那场戏为什么演得这么好？怎么教演员？蔡明亮时常语塞。他和“小康”之间的这种默契，有时几乎到了残忍的程度。要拍出吃泡菜的孤寂感，他只是在片场里扔给“小康”一棵高丽菜，让他吃，慢慢吃。“我没有喊cut，他就要吃完这个高丽菜。”
　　李康生、杨贵媚都知道跟蔡明亮合作，有些东西和演技无关，和耐力、坚韧度有关。当无关演技时，往往就可以处理得很生活。蔡明亮最近读到一篇分析他作品的文章中，有种猛然回头的醒悟感，“李康生已经从一个非职业演员变成了一个职业的‘非演员’。”
　　他的电影不讲故事，没有剧本，跟着感觉走，为了节省胶片，开拍之前要试很久的戏，一直逼到演员情绪的死角，他才出其不意地抓他们的状态。待这堆场景记录被送上导演的剪切台，他还要故意使它们“看起来不连贯，没头没尾”， 因为“每一个镜头不是戏剧的进行，而是一个动作的完成，真实是没有头没有尾的。吃喝拉撒睡，人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奉行着这样的电影美学，他在“行走”这个动作里找到了个人理念的极致。最初的实验在台北的剧场空间里，他由着“小康”在台沿来回地踱，走了整整二十五分钟，“什么都没有，没有声音，没有音乐，光一点点，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变化”。在场边的他被深深震撼了。
　　那好像击中了什么早已埋藏在他心底的东西，是他近年来死啃《金刚经》时，模糊领略到的，“一种反反复复的辩证，又不是佛法，又是佛法，菩提又不是菩提又是菩提，众生又不是众生又是众生”。他断言玄奘心里一定有这么一个东西，才支撑着这个托钵僧走到了遥不可及的西天净土。而当年那个告诫他不要再拍电影的妹妹，此时已经出家远走。
　　在舞台上突然发现了“行走”，蔡明亮的其他影视计划都不得不退居二线。从《行者》开始，“小康”真的披上袈裟，光着脚行走在香港错综的城市空间，把周遭风景挤成了扁平，在镜头前缓慢地位移。而 《郊游》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 《行者》的延续。
　　“只要能筹到钱，我们就走下去。”此时在镜头外的蔡明亮，早已不是二十年前那個忍不住“快点快点”在后面催的导演。他揪心的不是“小康”的慢，而是生怕这段“行走”终有尽头。 （感谢腾讯书院对本文采访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