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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历史之所以有进步，应该是和人类有一定的反思精神有关，而从个体的人来看，所有大思想家的成长和完成也和个人反思精神及能力的水平程度有关。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学界产生了一大批反思和新生者，王元化先生就是其中非常突出和值得注意的一位。不久前，王元化80年代的一位研究生，90年代旅美的学者吴琦幸，用多年时间将导师和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在王先生逝世五年后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即《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在这本并不厚重的书中，以按时间记录的顺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进行的16次谈话记录整理出来的字里行间，却时时透露出王元化先生那种深刻和坚韧不拔的反思精神以及始终对理想对真理充满追求的火一般不停燃烧的激情。
在王元化认定的在自己从事写作的60余年中，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而发生在他晚年的第三次反思的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90年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我认真拜读了王元化的一系列著作后，发现他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发展史以及国家学说三个方面来反思“激进”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后果的。他的这些深刻的反思不仅对于我们今天处于改革开放运动中的主政者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激进”在他的反思话题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分量。王元化首先是根据“辛亥”“ 五四”以来，直到“文革”一系列激进主义运动的社会历史现实发展教训的思考，才进入对五四启蒙运动作再认识的反思。
王元化在2007年7月19日的谈话中说：这个启蒙运动，使人脱离了中世纪，人们觉醒了，相信人的力量，相信理性的力量，这都是很好的。没有这个东西，人还不能从中世纪慢慢走出来。这是对五四启蒙正面作用的肯定。但他又说：只是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过分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能够做到一切，才逐渐走向了“激进”。这大约就是对后来社会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呢，在我的反思中，我觉得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谈到自己在第二次反思时说：50年代中因胡风案被隔离的后期，他有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黑格尔的哲学，是黑格尔的哲学把自己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的，黑格尔说“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当时这段话对他的影响极大，从此他就非常相信人的认识，以为无远弗届，都是可以到达的。
到了90年代他又发生了反思，才发现自己掌握的没有一种怀疑论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就认为人的认识可以达到、可以掌握到相对中的绝对。后来他读到张汝伦也谈了这个问题，其中引用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知我所不知”，就很有同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往往缺乏这种东西，但古代的孔子就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认识到有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够知道的。以前缺乏怀疑主义，缺乏英国哲学里面、经验主义里面的怀疑精神。
他第三次反思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而激进主义和“左”的关系问题，王元化在进行了长期和大量的研究后，认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都受到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进行反思的根本核心也是在这个问题里。
他在写于90年代的《近思札记》中有论述：“我认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是把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它并不专属哪一个政治党派的。”
无政府主义就是一种激进主义。它是20世纪初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革命思潮，发生于“五四”之前。“五四”和“五四”以后的思想界或多或少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胡适在日记中称，谈论无政府主义为当时的“时麾”风尚。但王元化认为真正的原因恐怕只能以中国百年来改革多遭挫折来说明。王元化认为激进主义发展到“破四旧”“大批判”“选择有理”“ 两个彻底决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大乱才有大治”等口号与行动，都是这股思潮愈演愈烈的余波，但也和中国历代的农民运动有着一定的关联。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与冲动性都可以在以往的太平天国或义和团等农民运动中找到类似的特征。
激进主义的另一个归宿就是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是王元化的一个研究成果。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一书中《近思札记》一文，他举了无政府主义主要人物刘师培的例子。刘师培是在中国最早推出翻译《共产党宣言》（1907年）的人，并为此写了序，后来又在《衡报》上推出了《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和另一篇文章《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开头就明确断言：“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仅活了30多岁的他竟曾投书端方，后又投靠袁世凯，成为复辟帝制的拥戴者。他的这些失去操守的行为一直受到人们的指摘，即使对他取同情态度的弟子亦不为之讳。王元化先生从这个事例中得出的结论是：“其实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我以为激进主义的趋向极端、崇尚暴力、蔑弃人道、反对民主可能就是两极相通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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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牵涉到了一个对于王元化第三次反思大有影响的人物杜亚泉。杜亚泉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1911年（宣统三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凡十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除主持编务外，他还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学》，译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东方杂志编辑部在他逝世后，在悼文中曾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人文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 王元化认为，发生在“五四”前后的那场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就其文化史上的意义来看，是远远驾凌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等之上的。而杜亚泉主政的《东方杂志》是论战重镇。
1912年，杜亚泉在《减政主义》一文中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负担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负担重则竭社会之活力。”
杜亚泉认为，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他认为社会活力具有伟大的创造力量，一国的兴衰就视其社会活力是受阻而涸竭，还是相反得到了通畅的发展。这一观点十分近似于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学说。
王元化认为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完全是一种激进主义者的误解。对于改革，杜亚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个人之改革》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改革观：“吾侪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事物物悉胜于吾侪，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社会间，积五千余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光之尘埃，症结之所在，迷谬之所丛，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扫除之。故近二三十年以内，社会变动之状况，虽左旋而右转，方向不同，而其以改革为动机则一也。社会间稍有智能之人士，其对社会之运动，虽温和急进，手段不同，而其以改革为目的则一也。改革云者，实吾侪社会新陈代谢之机能，而亦吾侪社会生死存亡之关键也。”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改革信念立场是坚定而真诚的，但至今人们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渐进温和的态度。早期的陈独秀曾将他的东西文化调和论斥之为“人类惰性的恶德”，但到了晚年，曾与杜亚泉在论战中对垒的陈独秀也承认反对党的自由乃是自由的要义。
从王元化先生《〈杜亚泉文选〉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点》）和一系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杜亚泉的许多思想观点对王元化在对五四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意图伦理、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等一些学术问题的反思上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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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载7月24日谈话，吴琦幸对先生说：不久前与林毓生先生通话时说到您的反思，最重大的贡献是关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反思，认为当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貌似民主自由的制度，实际上是走向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
王先生说：关于五四的反思，我后来反思之后的观点跟那个时候不同了，主要要看我《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对五四的思考》《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等文章。《关于卢梭的〈社约论〉笔谈三篇》集中说了有关国家理论的问题。我用历史开玩笑，本来是走到这个房间，后来走到了另外一个房间来说卢梭的《社约论》。
我们一直以为提倡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启蒙的重要内容。但王元化认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和“个性解放”“人的觉醒” 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在《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一文中谈到问题是出在当时有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即意图伦理）。“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更改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更改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他自己就是从这种启蒙心态中走过来的。“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更改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偏识。”
王元化认为五四后长期以来的理论研究显得特别贫乏，就是对前人学说和理论介绍都是很不够的。比如对发生在五四时期与民主问题关系密切的国家学说的介绍和讨论现在看来也是非常片面和局限的。“过去我们往往只知道一家之言，这就是卢梭的社约论。我们不知道与他同时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伏尔泰、狄得罗、达朗贝尔等的学说与他有什么不同，更不知道英国经验主义，如洛克的政府论又和他有什么不同。至于尚未被大陆介绍的苏格兰启蒙学派的理论是怎样，就更加茫茫然了。”
为此，他专门写了三篇文章来谈卢梭的《社约论》：《与友人谈公意书》《张奚若谈卢梭》《与友人谈社约论书》。
卢梭的“公意”是相对“众意”而产生的。公意的产生过程，就是众意克服的过程。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小集体的私自利益”。他认为，从私意到众意“一度聚合”为物体变化；从众意到公意则是“二度抽象”，为化学变化，从化合产生一种新的东西“公共人格”或称“道德共和体”。公意作为首先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每个社会个人绝不能成为公意的代表，只有从众人中产生出来作为道德化身的人物，才能体现公意，为公意执勤。他确认把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的权力赋予一个立法者，说他像一个牧羊人对他的羊群那样具有优越性，把他视若神明，这也是一种危险的理论。
王元化据此写道：公意是被宣布为更充分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它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货币，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上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只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而按卢梭的社会契约中人民建立的国家，也就从集体主义走向国家主义，甚至走到专制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王元化在《思辨历程》《记我的三次反思》等文中写道，他发现在卢梭之后的黑格尔哲学中提出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和卢梭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是如此的不谋而合，并认识到了从这种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的危险。而从历史实际看，在卢梭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和结局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例证。包括后来果然出现的那些野心勃勃以牧羊人自命的领袖，他们的倒行逆施也都不一定是出于为恶的目的，也许他们因为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掌握了人类命运，所以才悍然不顾地干出了令千万人战栗的蠢事。 ··4··
王元化先生在50年代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痛苦经历可能对他后来的深刻反思也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载，2007年7月17日，王元化在病房里对吴琦幸说：琦幸啊，我想给你讲一下一些不宜现在发表的历史，你要答应我，要等到我眼睛闭上之后才能公开。
那就是在反胡风的时候，胡风曾经说过“对于王元化要拆穿他”。这是胡风给罗洛一封信里讲的。他不讲，就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懂。
“先生几乎是贴着我说，胡风这个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厉害。”
“我认真地问，那么，胡风要‘拆穿’你怎么回事呢？”
“先生说，其实很简单。我那个时候弄新文艺出版社，出一些书。胡风那个人宗派意识很强。他们只是要把胡风一派的书可以出，别人的书都不可以出。他们想出天蓝的一部诗集，后来华东文化方面的主管部门不让出，说其中有些问题。他们不服气，我也跟他们说，这是不能硬来的，要按照组织原则。但是他们不大懂。他们就写信给胡风，说王元化不愿斗争。我说这是领导机关的意思，天蓝的书只好这样，于是他们说我是两面派，对领导不提意见，实际上心里有意见。这就是要‘拆穿他’的意思的由来。”
1955年，王元化因为胡风案受牵连，遭到隔离审查。当时的文化界领导曾经说：“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王元化始终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始终认为他只是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尽管他并不认同胡风的一些文艺观点及组织作风。
《人物·书话·纪事》一书中，王元化有一篇《我和胡风二三事》，将他和胡风从第一次相识到后来的一些交往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了。文中写道：“由于我一直坚持胡风不是反革命集团，终于在最后给我作结论时，定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并被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
《思辨录》自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讲述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的影响：“对这场政治风暴，我毫不理解，更无法防卫。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后来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一场灵魂的拷问。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惶惶无主。’多年以后， 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在这场危机中，过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这就是我在隔离审查时期发生反思的由来。”
他对这段危险而充实的战斗生活经历是非常看重的。特别是对当时担任文委的几位领导人和同志的高尚人格、崇高品德以及深厚的学问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之情。王元化曾在怀念文章《记顾准》中写道：“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还写道：“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王元化曾经说过：“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就是孙冶方、陈修良、林淡秋、顾准、姜椿芳、黄明，这些我视为大哥大姐的同志。”足见这些人对他一生成长以及晚年反思产生的潜在的巨大影响。
从他本人来说，“孤岛”时期，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文委的领导工作，始终坚持文化上的抗战，80年代又曾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是一个典型的老一辈革命家知识分子。在漫长跌宕的人生经历中，他发生了三次人生的大反思。而在他从事写作的六十年中，“发生的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思辨录》）在晚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影响、够分量的学者和思想者进行了有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最重要、最深刻、最彻底的人生反思，这样的事例在中国现代及当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我想，王元化先生一生中为什么会发生三次重大反思的事件本身为我们这个国家和后人提供了足够的新启蒙。
人类的文明历史之所以有进步，应该是和人类有一定的反思精神有关，而从个体的人来看，所有大思想家的成长和完成也和个人反思精神及能力的水平程度有关。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学界产生了一大批反思和新生者，王元化先生就是其中非常突出和值得注意的一位。不久前，王元化80年代的一位研究生，90年代旅美的学者吴琦幸，用多年时间将导师和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在王先生逝世五年后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即《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在这本并不厚重的书中，以按时间记录的顺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进行的16次谈话记录整理出来的字里行间，却时时透露出王元化先生那种深刻和坚韧不拔的反思精神以及始终对理想对真理充满追求的火一般不停燃烧的激情。
在王元化认定的在自己从事写作的60余年中，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而发生在他晚年的第三次反思的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90年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我认真拜读了王元化的一系列著作后，发现他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发展史以及国家学说三个方面来反思“激进”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后果的。他的这些深刻的反思不仅对于我们今天处于改革开放运动中的主政者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激进”在他的反思话题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分量。王元化首先是根据“辛亥”“ 五四”以来，直到“文革”一系列激进主义运动的社会历史现实发展教训的思考，才进入对五四启蒙运动作再认识的反思。
王元化在2007年7月19日的谈话中说：这个启蒙运动，使人脱离了中世纪，人们觉醒了，相信人的力量，相信理性的力量，这都是很好的。没有这个东西，人还不能从中世纪慢慢走出来。这是对五四启蒙正面作用的肯定。但他又说：只是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过分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能够做到一切，才逐渐走向了“激进”。这大约就是对后来社会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呢，在我的反思中，我觉得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谈到自己在第二次反思时说：50年代中因胡风案被隔离的后期，他有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黑格尔的哲学，是黑格尔的哲学把自己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的，黑格尔说“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当时这段话对他的影响极大，从此他就非常相信人的认识，以为无远弗届，都是可以到达的。
到了90年代他又发生了反思，才发现自己掌握的没有一种怀疑论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就认为人的认识可以达到、可以掌握到相对中的绝对。后来他读到张汝伦也谈了这个问题，其中引用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知我所不知”，就很有同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往往缺乏这种东西，但古代的孔子就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认识到有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够知道的。以前缺乏怀疑主义，缺乏英国哲学里面、经验主义里面的怀疑精神。
他第三次反思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而激进主义和“左”的关系问题，王元化在进行了长期和大量的研究后，认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都受到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进行反思的根本核心也是在这个问题里。
他在写于90年代的《近思札记》中有论述：“我认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是把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它并不专属哪一个政治党派的。”
无政府主义就是一种激进主义。它是20世纪初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革命思潮，发生于“五四”之前。“五四”和“五四”以后的思想界或多或少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胡适在日记中称，谈论无政府主义为当时的“时麾”风尚。但王元化认为真正的原因恐怕只能以中国百年来改革多遭挫折来说明。王元化认为激进主义发展到“破四旧”“大批判”“选择有理”“ 两个彻底决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大乱才有大治”等口号与行动，都是这股思潮愈演愈烈的余波，但也和中国历代的农民运动有着一定的关联。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与冲动性都可以在以往的太平天国或义和团等农民运动中找到类似的特征。
激进主义的另一个归宿就是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是王元化的一个研究成果。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一书中《近思札记》一文，他举了无政府主义主要人物刘师培的例子。刘师培是在中国最早推出翻译《共产党宣言》（1907年）的人，并为此写了序，后来又在《衡报》上推出了《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和另一篇文章《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开头就明确断言：“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仅活了30多岁的他竟曾投书端方，后又投靠袁世凯，成为复辟帝制的拥戴者。他的这些失去操守的行为一直受到人们的指摘，即使对他取同情态度的弟子亦不为之讳。王元化先生从这个事例中得出的结论是：“其实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我以为激进主义的趋向极端、崇尚暴力、蔑弃人道、反对民主可能就是两极相通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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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牵涉到了一个对于王元化第三次反思大有影响的人物杜亚泉。杜亚泉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1911年（宣统三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凡十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除主持编务外，他还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学》，译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东方杂志编辑部在他逝世后，在悼文中曾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人文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 王元化认为，发生在“五四”前后的那场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就其文化史上的意义来看，是远远驾凌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等之上的。而杜亚泉主政的《东方杂志》是论战重镇。
1912年，杜亚泉在《减政主义》一文中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负担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负担重则竭社会之活力。”
杜亚泉认为，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他认为社会活力具有伟大的创造力量，一国的兴衰就视其社会活力是受阻而涸竭，还是相反得到了通畅的发展。这一观点十分近似于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学说。
王元化认为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完全是一种激进主义者的误解。对于改革，杜亚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个人之改革》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改革观：“吾侪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事物物悉胜于吾侪，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社会间，积五千余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光之尘埃，症结之所在，迷谬之所丛，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扫除之。故近二三十年以内，社会变动之状况，虽左旋而右转，方向不同，而其以改革为动机则一也。社会间稍有智能之人士，其对社会之运动，虽温和急进，手段不同，而其以改革为目的则一也。改革云者，实吾侪社会新陈代谢之机能，而亦吾侪社会生死存亡之关键也。”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改革信念立场是坚定而真诚的，但至今人们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渐进温和的态度。早期的陈独秀曾将他的东西文化调和论斥之为“人类惰性的恶德”，但到了晚年，曾与杜亚泉在论战中对垒的陈独秀也承认反对党的自由乃是自由的要义。
从王元化先生《〈杜亚泉文选〉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点》）和一系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杜亚泉的许多思想观点对王元化在对五四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意图伦理、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等一些学术问题的反思上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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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载7月24日谈话，吴琦幸对先生说：不久前与林毓生先生通话时说到您的反思，最重大的贡献是关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反思，认为当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貌似民主自由的制度，实际上是走向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
王先生说：关于五四的反思，我后来反思之后的观点跟那个时候不同了，主要要看我《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对五四的思考》《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等文章。《关于卢梭的〈社约论〉笔谈三篇》集中说了有关国家理论的问题。我用历史开玩笑，本来是走到这个房间，后来走到了另外一个房间来说卢梭的《社约论》。
我们一直以为提倡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启蒙的重要内容。但王元化认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和“个性解放”“人的觉醒” 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在《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一文中谈到问题是出在当时有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即意图伦理）。“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更改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更改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他自己就是从这种启蒙心态中走过来的。“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更改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偏识。”
王元化认为五四后长期以来的理论研究显得特别贫乏，就是对前人学说和理论介绍都是很不够的。比如对发生在五四时期与民主问题关系密切的国家学说的介绍和讨论现在看来也是非常片面和局限的。“过去我们往往只知道一家之言，这就是卢梭的社约论。我们不知道与他同时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伏尔泰、狄得罗、达朗贝尔等的学说与他有什么不同，更不知道英国经验主义，如洛克的政府论又和他有什么不同。至于尚未被大陆介绍的苏格兰启蒙学派的理论是怎样，就更加茫茫然了。”
为此，他专门写了三篇文章来谈卢梭的《社约论》：《与友人谈公意书》《张奚若谈卢梭》《与友人谈社约论书》。
卢梭的“公意”是相对“众意”而产生的。公意的产生过程，就是众意克服的过程。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小集体的私自利益”。他认为，从私意到众意“一度聚合”为物体变化；从众意到公意则是“二度抽象”，为化学变化，从化合产生一种新的东西“公共人格”或称“道德共和体”。公意作为首先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每个社会个人绝不能成为公意的代表，只有从众人中产生出来作为道德化身的人物，才能体现公意，为公意执勤。他确认把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的权力赋予一个立法者，说他像一个牧羊人对他的羊群那样具有优越性，把他视若神明，这也是一种危险的理论。
王元化据此写道：公意是被宣布为更充分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它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货币，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上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只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而按卢梭的社会契约中人民建立的国家，也就从集体主义走向国家主义，甚至走到专制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王元化在《思辨历程》《记我的三次反思》等文中写道，他发现在卢梭之后的黑格尔哲学中提出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和卢梭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是如此的不谋而合，并认识到了从这种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的危险。而从历史实际看，在卢梭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和结局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例证。包括后来果然出现的那些野心勃勃以牧羊人自命的领袖，他们的倒行逆施也都不一定是出于为恶的目的，也许他们因为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掌握了人类命运，所以才悍然不顾地干出了令千万人战栗的蠢事。 ··4··
王元化先生在50年代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痛苦经历可能对他后来的深刻反思也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载，2007年7月17日，王元化在病房里对吴琦幸说：琦幸啊，我想给你讲一下一些不宜现在发表的历史，你要答应我，要等到我眼睛闭上之后才能公开。
那就是在反胡风的时候，胡风曾经说过“对于王元化要拆穿他”。这是胡风给罗洛一封信里讲的。他不讲，就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懂。
“先生几乎是贴着我说，胡风这个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厉害。”
“我认真地问，那么，胡风要‘拆穿’你怎么回事呢？”
“先生说，其实很简单。我那个时候弄新文艺出版社，出一些书。胡风那个人宗派意识很强。他们只是要把胡风一派的书可以出，别人的书都不可以出。他们想出天蓝的一部诗集，后来华东文化方面的主管部门不让出，说其中有些问题。他们不服气，我也跟他们说，这是不能硬来的，要按照组织原则。但是他们不大懂。他们就写信给胡风，说王元化不愿斗争。我说这是领导机关的意思，天蓝的书只好这样，于是他们说我是两面派，对领导不提意见，实际上心里有意见。这就是要‘拆穿他’的意思的由来。”
1955年，王元化因为胡风案受牵连，遭到隔离审查。当时的文化界领导曾经说：“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王元化始终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始终认为他只是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尽管他并不认同胡风的一些文艺观点及组织作风。
《人物·书话·纪事》一书中，王元化有一篇《我和胡风二三事》，将他和胡风从第一次相识到后来的一些交往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了。文中写道：“由于我一直坚持胡风不是反革命集团，终于在最后给我作结论时，定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并被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
《思辨录》自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讲述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的影响：“对这场政治风暴，我毫不理解，更无法防卫。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后来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一场灵魂的拷问。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惶惶无主。’多年以后， 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在这场危机中，过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这就是我在隔离审查时期发生反思的由来。”
他对这段危险而充实的战斗生活经历是非常看重的。特别是对当时担任文委的几位领导人和同志的高尚人格、崇高品德以及深厚的学问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之情。王元化曾在怀念文章《记顾准》中写道：“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还写道：“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王元化曾经说过：“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就是孙冶方、陈修良、林淡秋、顾准、姜椿芳、黄明，这些我视为大哥大姐的同志。”足见这些人对他一生成长以及晚年反思产生的潜在的巨大影响。
从他本人来说，“孤岛”时期，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文委的领导工作，始终坚持文化上的抗战，80年代又曾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是一个典型的老一辈革命家知识分子。在漫长跌宕的人生经历中，他发生了三次人生的大反思。而在他从事写作的六十年中，“发生的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思辨录》）在晚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影响、够分量的学者和思想者进行了有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最重要、最深刻、最彻底的人生反思，这样的事例在中国现代及当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我想，王元化先生一生中为什么会发生三次重大反思的事件本身为我们这个国家和后人提供了足够的新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