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三联书店出版）是美国历史学家简·亨特的代表性研究专著，1984年在美国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成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来源。全书中文版时至今日才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30年过去了，这本书也还没有失去它的学术价值。
　　一直以来，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西学界对传教士的研究成果丰硕，涉及传教士的传教背景、方式、功绩等论题。然而，对女传教士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教女性才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简·亨特的这本书，便是当时较早出现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在本书中，作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时段中，展现美国女传教士在华传教的事业与生活，探究来华女志愿者从最初投身传教事业到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在华传教士的生命历程。
　　世纪之交的中国，往昔的帝国荣耀不复存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政府对待西方、对待传教士的敌对态度发生了变化，为传教士提供了更多保护。这一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在华传教运动的繁荣。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由追求帝国统治转变为侧重于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了掌控权力的要求。在这一时期，充满政治格局的变动、宗教观念的变化，中美两国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不同程度地觉醒。这是一个在宗教传播、中美关系以及女性研究问题上都具有典型性的历史时期，这或许正是亨特选择“世纪之交”这一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的关键所在。
　　传教是美国女传教士来到中国的首要责任，为了实现万民归主的宏愿，她们怀着神圣的热情来到地球的另一端传播福音，教化民众。这份神圣而具体的事业帮助她们实现了超越自我的目的。在书中作者强调，这一时期美国女传教士“生活的意义体现在一组相互勾连的关系中：她们既是从属于男性的女性，又是肩负宗教使命的传教士，还是拥有权威地位的殖民者，这些共同构成了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由此，作者对于世纪之交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的研究便显示出清晰的脉络，以女性、传教士与殖民者三重身份建构起研究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事业与生活的学术框架。
　　当时的美国女性虽然已经开始拥有更多的话语空间，但整体而言在男权社会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在传教领域，女性一开始是以陪伴者的身份出现的，她们是男性传教士的妻子、助手乃至于附庸。自我牺牲被看作是女性必须具备的特质，为了全身心地服侍上帝，她们需要献出自己。然而，当美国国内难以为有事业雄心的女性提供职业舞台时，在学生志愿者运动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下，大批女性涌入传教领域，前往海外传教。原因在于，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且无须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抗便能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这样的选择，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在自我牺牲的言辞之下寻求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即便如同麦美德这样各方面条件优秀的女性，也意识到只有在国外急需光明的茫茫黑夜中，她们才能熠熠生辉，更好地施展抱负。
　　在中国传教的困境远远出乎很多女性的预料。这些传教女性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原本想借助婚姻实现传教的理想，来到中国，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处境，终其一生都在极力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在更多时候，大部分已婚的传教女性在传教事业中的贡献甚至只能体现在自我牺牲之中，只有少部分人在孩子长大之后能重新拾起传教的梦想并有所成就。比起已婚女性，单身女性在传教领域中面对的困境有所不同。虽然不受家庭义务的牵绊，单身女性却需要面对世俗社会将她们边缘化的成见。书中重点呈现了在群体生活中，单身女传教士如何借助于群体特质将世俗的刻板印象转化为受人尊敬的社会身份，获得了社会认同。
　　书中再三强调，怀着宗教理想来到中国的美国女传教士算不上是有自觉意识的女性主义者，更倾向于保守派，然而，这些观念保守的女传教士却激起了中国新一代女性的事业理想与对独立的追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基督教信仰和挽救民族存亡的爱国心看似矛盾却最终融合起来，成为激励一代中国女性成长的动因。书中提到的康成、石美玉，以及庐隐、蔡苏娟和曾宝荪、吴贻芳、徐亦蓁等人，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如梁启超所说，女传教士的影响让这一批中国女性不复“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与常女无以异”，有机会成为各有建树的杰出女性。如果说本书的前半部分将重点放在了美国女传教士这一群体身上，那么后半部分作者也在有意识地以史料来凸显中国女性对基督教影响的回应。研究这种回应不是本书的重点，但问题的提出显示了作者的眼光与思维广度。
　　在华的美国女传教士在宗教影响与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传教运动中以“文明守护者和创造者的身份”存在。中国提供给她们的事业空间让这些保守的新教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在中国享受个人自由，得到了不断追求事业成功和个人权力的机会。而这种成功与权力，又与她们的殖民者身份密切相关。她们中的很多人深爱中国，但这是因为她们深知中国需要她们。女传教士对中国的爱，是慷慨者之于被剥夺者、优秀者之于低劣者的爱。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殖民者的特权地位，才使得一批女传教士得以突破在美国受到的性别与阶层限制，开辟出广阔的事业空间。
　　在传教事业中，美国女传教士以上帝使者的身份传播着福音，同时也带来文化上的影响。她们发挥女性特质，力求以善与美泽被四方，柔化了男性传教中的过激举动。毋庸讳言，在她们传播的宗教与文化的福音中，也隐隐回响着殖民帝国的足音。总体而言，借助于对三重身份的呈现，作者将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的生活与事业展现在读者面前，提出了不少颇有新意的思路：已婚和单身女传教士在传教士事业中的矛盾与不同困境，传教女性的“家庭帝国”与传教事业的关联及悖论，女性传教士与男性传教士在传教事业中的合作与博弈，中国女教徒对于宗教福音在理解与回应上的文化偏差，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与美国国内女权运动之间微妙的关联等等。
　　书中包含大量翔实的一手资料，征引了很多差会档案材料，尤其是女传教士的日常信函。在这些言辞生动、饱含情感的信函中，美国女传教士不再是生硬死板的形象，她们有不甘落后的事业雄心，有全身心奉献的无私精神，却也有背井离乡的哀愁，有难以言表的孤独寂寞。本书将这些美国女传教士的“日常生活”置于世纪之交中西宗教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既勾勒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来华女传教士在事业上的宏阔脉络，同时也以细微的笔触与翔实的史料凸显出这些来华女传教士作为“人”、作为普通人的面貌。这样，在宏大叙事中往往被忽视的女传教士的个人特质，借助于生动具体的史料得以呈现。正如作者在书中的观点，这些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生活的意义，既在于她们这一代人作为整体对美国海外传教事业以及政治文化扩张中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不可磨灭的作用，也在于她们作为个别的、具体的人的平凡与琐碎之处，对家庭对家人的自我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