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98年秋开始，我根据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叔叔（在以往的交往中我一直称他为叔叔，但本文涉及多位长辈，为了便于敘述，后文都将对长辈的称呼予以省略，邬吉成名后的“叔叔”二字，只在开头结尾两个自然段中使用）的追忆口述和提供的文献资料，撰写了几篇他亲历与闻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包括他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警卫工作全过程，1976年在拘禁“四人帮”行动中承担的局部任务……
　　也许是这些回忆文章得到了邬吉成的认可，加之我们还都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起劳动锻炼过的“五七战友”，他后来提出要我来承担他的回忆录撰写工作。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对我说，他在生前如果能把自己一生经历的重要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一个满意的文本，他就可以没有什么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了。由此可见，他对自己回忆录的写作是非常看重的。
　　从1998年到2001年，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到邬吉成家，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一起翻找与他讲述的经历相关的文字资料。让我始终兴致不减的是，由于他的钻研精神和工作的特殊性，他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能找到事情发生当时的文字记录或可资查考相关资料的佐证。
　　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邬吉成在参加革命队伍之前，是个从未受过一天正规教育的孤儿。但在参加八路军后，始终对认字学习怀有强烈的欲望，只要有学习的机会，他就全力争取。就这样，通过业余教育和学习，他的语文达到了高小毕业的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进入公安学院学习，大大提高了他的文化素养。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新的警卫工作分支派生出来，这就是国外来访政要和贵宾的警卫，邬吉成随即转入这个工作领域。这个警卫工作与之前的警卫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外国来访政要和贵宾到来前，要拟写一个警卫计划;在来宾离开后，要做认真的工作总结。为了做好总结，就需要对每天的工作做一些记录，以防回顾时有什么遗漏。恰恰是这个工作特点，使原本文化水平并不高的邬吉成养成了动笔头记录自己经历的事务的勤勉习惯。
　　从事警卫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卫士，都经过战火的淬炼。他们对党忠诚，有很好的身手，擒拿、格斗、枪法诸般武艺样样精湛，但几乎都没有受到完整初级或中级教育。动笔杆子，是让他们很挠头的事情，因此许多人经历传奇，但很少有事情发生当时的文字记录。
　　在写邬吉成的回忆文章之前，许多前辈的回忆口述，只能由我另行寻查档案资料，来对他们的事件追溯、人物、时间、地点加以印证、核实、补充，而很少有本人能拿出大量原始记载文字来佐证和提供线索的情况，因此邬吉成实在是个特例。

二

　　邬吉成是我认识的所有高层警卫中唯一写日记的人。正是摞在一起有一尺多高的日记本中实时记录的大量信息，对我和他一起追溯那一桩桩往事具有很重要的指引意义，对核准事情发生的时间，以及事情发生地和在场人物等至关重要的细节，提供了可信可靠的依据。
　　举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的事情。
　　王良恩自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中央办公厅的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当时的中央办公厅系统内人人皆知。但是王良恩究竟为什么要选择自杀，他自杀前面对的是怎样一种情形？他死后随之被定为“和林彪是一伙的”，是林彪集团打入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楔子，这是真的吗？
　　对这些疑问，始终语焉不详，因为很少有人知道在王良恩去世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从1973年1月3日到8日之间曾召开了四次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有时在中南海举行，有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常委会会议室举行。会议的内容是围绕王良恩“与庐山会议六号简报的联系，与林彪集团的关系及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进一步的揭发”。
　　参加这几次会议的人并不多，而且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在会议上针对王良恩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并没有对会议上的所有发言做较为完整的记录。而作为与会者之一的邬吉成，却由于一直在中南海几公里外的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对中南海内的事务、对中央办公厅领导层的事务从不过问，不曾参与，也和王良恩没有工作上的直接交集，因此成为唯一身在会场却又置身事外的人。
　　邬吉成对我说：“我当时既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好做的，于是就埋头把会议上到场人的所有发言都记录了下来。”他用铅笔写下来的几十页发言记录，能够将当时会议上所有指向王良恩的问题，王良恩当时面对的处境，都清清楚楚地还原出来。
　　通过这份记录，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会议上，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到参加会议的中央办公厅各单位负责人，都反反复复地向王良恩提出过，但他始终没有做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如果王良恩对这个问题做了答复，就不会被一次又一次地屡屡提出和几度追问。
　　这个被一再提出的问题，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第六号简报印刷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细节。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有一个会议工作班子，下设秘书组、简报组、警卫组等。工作班子的总负责人，是时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王良恩。因此涉及简报的事务，王良恩是要负责的。
　　会议的第六号简报之所以被拿出来说事，是因为这份简报被毛泽东斥为“反革命简报”。简报的内容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华北组在8月24日对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进行讨论的发言综合汇编。当时会议各组都在对林彪的那个讲话进行讨论，同样的简报都在编印过程中。然而就在第六号简报的排版印刷过程中，身为会议工作班子负责人的王良恩，曾在24日深夜给具体负责印刷的人员打了一个电话，催促第六号简报要赶快印刷出来。因此这份简报，先于其他各组讨论的发言汇编，第一个被印刷出来并在会议上发放。问题也由此而来：王良恩为什么要在深夜催促第六号简报赶快印刷？王良恩给相关人员打电话是他自己的主张，还是得到了什么人的指示？ 　　王良恩为什么要在8月24日深夜亲自打电话催促第六号简报的印刷呢？他给相关人员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更高层的人士向他授意而为的呢？对这个问题，从邬吉成的完整会议记录中找不到王良恩答复的只言片语。
　　8月24日，王良恩并没有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应该对华北组讨论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也不太可能对汇编的发言内容有清晰领悟。王良恩不是会议代表，只是会议的工作人员。尽管身为工作班子的负责人，但从他个人而言，从他工作的角度出发，他应该对所有的简报抱持同等的态度，似乎不应该唯独对第六号简报有什么特殊兴趣，予以特别的关注。因此他在深夜打电话，单独就第六号简报的印刷作出催促，按常理推测，大概是有什么人对他作出了提示或授意。他自己似乎不应该突然心血来潮，或突然意识到第六号简报的特殊内涵，或可以被利用来做什么文章。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提示或授意的人是谁呢？因为从邬吉成的会议记录上找不到王良恩的答复，那么有可能就是王良恩始终也没有吐露某个人。如果事情果然如上述推断，那么王良恩为什么始终不肯讲出这个人的名字呢？依循上述推测的逻辑，这个提示或授意人的地位显然应该在王良恩之上，显然应该对第六号简报的内容十分清楚，并对简报发出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心中有数。
　　或许，对王良恩之所以选择自杀的诸多分析猜测中的一个要点就在这里：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来的。或许就是这个回避不过去的追问，使得王良恩再也承受不住面对了许久的重重压力。
　　总之，邬吉成留下的这份关于中央办公厅对王良恩批评揭发会议的当年现场的笔录，是相当珍贵的文字资料，能够让人们比较清晰地了解到王良恩当年面对着怎样的压力，至于他为什么最后选择了自杀，即便是未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起码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些推测的线索，引发人们去进一步追索更为复杂的原因。
　　我相信邬吉成的叙述，除有着大量的当年文字记录佐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为人正直。他活得很本真，从来不掩饰内心的想法，坦坦荡荡。在他对自己以往经历进行追述时，我更有着直观的感受。事情经过是怎样的，他都是原原本本讲述，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即使在后来觉悟有所提升，意识到自己当年的有些想法做法不够那么崇高浩然，也依然如实地讲出来;对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受到过的批评，也毫不避讳。不像有些回忆者，只爱讲如何“过五关”，却绝口不提“走麦城”。
　　例如，当年邬吉成从晋绥根据地到延安当警卫，延安来人作动员说，到了延安有大米白面吃，这对他确实有些诱惑。但到了延安，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动员所说的那样，他私下里也发过牢骚。例如，进入北平后调到政治保卫队工作，不慎丢失了社情调查材料，受到组织上的严厉批评……
　　正因为如此，邬吉成更赢得了我的敬重。

三

　　然而并不是有了大量的原始文字资料，有了邬吉成的正直，他所有的叙述就都是准确无误的历史构成部分了。他所处的地位，他观察事物所站的视角，他视野之内看到的场景，很可能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对他的真实追忆口述和提供的文献资料，稍加一点主观的拓展，便很可能得出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论断。
　　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有时会在不自觉中被推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更经常的情况下往往只是一个配角，配角的配角，甚至是个很边缘的角色。他自己在讲述中并没有放大自己作用的主观意识，但倾听讲述的人，可能会把他在边缘场景的亲历实况，错误地接驳到主线进展过程的场景之中，再加上一些先入为主的推想，致使对主线进程叙述的失实失真。
　　最典型的例子，也是我颇为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我在2010年前有关1976年10月6日拘禁“四人帮”行动的叙述。
　　在撰写《红色警卫——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之际，邬吉成对我讲述了1976年10月6日黃昏之后，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外面执行配合怀仁堂内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拘禁任务的经过。
　　在怀仁堂内的行动结束后，我根据邬吉成的回忆，写出了下面的一段文字：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对我的上述文字描述，邬吉成认为是准确无误地表达了他的陈述的，因此就这样写进了《红色警卫——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中。然而就是他的这段追述，却让我产生了一个错觉，即分别在中南海怀仁堂和201寓所、毛远新住所两个不同方位发生的行动，是在同一时间里进行的。由于邬吉成看到了武健华在怀仁堂，参与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拘禁行动，所以我认为武健华就不可能还曾出现在同时进行的在201寓所发生的拘禁江青现场。
　　而实际上武健华不仅参加了在怀仁堂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拘禁行动，还在此前参与了在201寓所方向的行动，因为这两个方位的行动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拘禁江青、毛远新的行动在先，怀仁堂方位的行动在后，所以武健华完全有可能置身于先后在两个方位进行的行动现场。
　　邬吉成的叙述表明，汪东兴在通知他在怀仁堂外参加配合怀仁堂内行动的任务时，并没有告诉他在201寓所方位还有行动，因此他对那边的行动时间和具体情形并不知晓。怀仁堂行动结束后武健华要他向张耀祠询问“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他才知道那边也有行动的。如果武健华参与了那边的行动，一般来说就没有必要再打电话询问那边的情况，这使得邬吉成也形成了张耀祠那边的行动与怀仁堂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而出现在怀仁堂行动现场的武健华没有参与201寓所那边行动的错觉。 　　我也是根据邬吉成回忆所说武健华要他给张耀祠打电话，询问“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认定两个不同方向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并据此认定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置身两个方位同时进行的行动现场。
　　特别是在2003年，我同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她向我详细讲述了她参与拘禁江青行动的过程。在听了她的讲述后，我专门向她先询问了武健华是否参与了201寓所的行动。马晓先的回答很确定，说她没有一点武健华在现场的印象。她还告诉我说：“武健华在写回忆1976年10月6日傍晚行动的回忆文章时，曾给我打电话，询问当时现场的一些情况，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武健华没有参加江青这边的行动，如果他当时在现场，有什么必要给我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呢？”
　　因此，我把马晓先有关拘禁江青现场的情况，写进了记述马晓先从事医务工作经历的长文之中。但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接到武健华给我打来的一个很长的电话。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亲历1976年10月6日拘禁“四人帮”的行动过程，说明了两个方位的行动之间是有时间差的，因此他曾先后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现场。
　　武健华在讲述了行动过程的同时，向我指出了邬吉成、马晓先在回忆中涉及他的讲述都有不够完整、不够准确的地方。
　　因此，我也对他说出了我的疑问，特别是如果他在201寓所现场，为什么还会向马晓先询问现场的情况。
　　武健华回答说，他的确向马晓先询问过一些情况，但那些都不是拘禁行动过程的问题，而是有关江青生活的一些细节问题。他说：“比如我问马晓先，江青桌子下面放着一个垫脚的木板架子，那个东西她们（指马晓先等江青身边医护人员）叫作什么，是不是叫‘脚垫’？因为我那天执行拘禁任务，进到201寓所江青的房间时，江青的脚是放在那个木板架子上的。另外我记得那天行动时，也是进到江青房间里后，印象中看到江青腿上好像盖着一块像小毯子似的东西，因此我还问过马晓先江青是不是经常盖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她们叫作什么……我向马晓先询问的都是这类问题，是为了在我的回忆文章中把这些东西都写准确。”
　　之后，武健华还说出了另外几位参与拘禁江青、毛远新行动的人员，说他们都可以为他参与了201寓所这边的行动做证，说我可以通过他们进一步核实情况。除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身为江青护士长的马晓先以外，还有四名警卫干部参加了对江青的拘禁行动。
　　我后来经过和参与拘禁江青行动的其他人员通电话，证实了武健华当时确实参与了201寓所拘禁江青的行动。至于马晓先为什么居然对参与了在201寓所对江青实施拘禁行动的武健华毫无印象，我曾在2011年《红墙医生》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再版时，于“马晓先医护生涯”那一章，马晓先对亲历1976年10月6日黄昏201寓所行动回忆的那一节后面写过的一篇补记中作了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邬吉成的回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只参与了一个局部的行动，只处在怀仁堂南门外到五间房这一片区域，因此不了解其他现场的情况，也不会作过多的联想思辨。武健华让他打电话中提到的“那边的事情”，可以专指拘禁江青的行动，但也可以代指在完成拘禁江青之后201寓所内仍在持续的后续扫尾事务。邬吉成理解的，应该是前者;而武健华所指的，却可能是后者。而这后者，别人难以解读其特定内涵，只有都参与了201寓所行动的张耀祠、武健华才灵犀相通。
　　因此，我曾经根据邬吉成和马晓先的回忆，得出武健华不可能参与在201寓所拘禁江青行动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个误判，我会作为一个深刻的教训永远记取。我在“马晓先医护生涯”那一章中所作补记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追述重大事件时受到错觉干扰，或由于身处某一局部，而不掌握全面情况，导致叙述与真实出现偏差，是很正常的。然而笔者在已知还有其他卫士也参与了拘禁江青行动的情况下，却没有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核实，就匆忙作出推断，这才是铸成错误的根本所在。本书的这一节，真实地反映了错误判断的推导过程。此次再版，笔者没有对原文作改动，而是以補记的方式加以说明。这样做，既留下一个自己认识过程的原始标记，还可作为今后求证唯谨的长久提示。
　　历史有时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所以在历史面前，你必须永远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
　　该书的文本在2001年形成后，每一个字，都经过邬吉成叔叔审读认定，之后由我们共同署名，以《红色警卫——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之名出版，至今没有作过文字上的更动。这次再版，我只是对原书中个别表达不够精确的字词作了一些修订，其他文字依旧保持着原貌。由于邬吉成叔叔已于2006年因病去世，微乎其微的修订文字，已经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一一征得他的认可了。不过此书能够再版，我想这是对邬吉成叔叔很好的怀念，也可算是对他在九天之上魂灵的很好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