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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城市中前行，发式从马尾变卷发，又把卷发拉成更时髦的“挂面”……
就在构筑这些计划的同时，阿敏也在将其他有关未来的计划付诸行动。她花了100块钱参加了个电脑培训班，有的为了赶着上课她会免掉晚饭……
只要有山，她都想去爬一爬。阿敏说，当她爬到山顶时，就意识到根本没什么可看，那一天，幻灭的感觉淹没了她。她开始怀疑是否值得为新工作付出孤独的代价……
此外，阿敏有了一场萌动的爱情。一个来自家乡的男孩(以前的同学)也来到了东莞一家工厂工作。他来看过阿敏一次，两个人聊了一天。阿敏是一个传统的女孩，举止乖巧。两人在一家饭馆吃午饭，在为那个男孩倒茶时，阿敏就像面对外国客户那样小心翼翼……
她依然没有文凭，她依然需要拿笔填写履历，但其他的都变了，阿敏的眼光高了，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获得这样的工作。阿敏说，当她从家乡出来的时候，以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工人……
编者按：大量从农村涌进城市的“打工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正在成为一个蓬勃壮大的社会群体，他们以不可低估的力量在推动着城市建设发展的同时，遇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今天，社会各界都越来越关注“打工者”的命运，2003年和2004年“两会专题”关键词的“三农”问题，就重点包括了打工者的生存发展问题。
现在，海外媒体也在不同层面向中国“打工”群体聚焦。2004年，《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用了7个月的时间，追踪报道了一位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农村姑娘经历的故事。
我们做对外传播的媒体记者最想知道国外受众想了解什么?
我们的涉外记者也最应该知道我们的国外受众最爱看什么样的文章?
而该文作者通过他的眼睛，捕捉和过滤了一个中国普通打工妹的生活场景，由于挖掘的深入，刻画的真切，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中国当代农民与时代共进的悄然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客观叙述中跃然纸上。
一个外国记者所写的阿敏的故事，似乎给我们涉外媒体很多启示。在此，我们选编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以飨广大做涉外宣传的同行朋友们。
卢青敏每个小时都要上一次厕所，只是为了从那里的窗户看看远处的青山……
有一年时间了，卢青敏(音)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她的工作岗位是广州东莞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任务是测试掌上游戏机、电子钟和电子日历。每天工作14个小时，她说，如果能有一个星期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惟一的休息时间。晚餐是米饭，一碟素菜或带肉的菜，还有清汤。工人们12个人一间宿舍，床铺紧靠着厕所。她每个月的工资为400—600元，具体要看加班费的多少。
卢青敏(朋友都叫她“阿敏”)的老家在中国华中地区湖北省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里几乎所有年轻人都离家打工去了。阿敏是16岁的时候出来的，当时她正在职业高中念书，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但为了省下学费和挣钱养家，她也急匆匆地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征程。她的姐姐桂敏(音)那时在离家800公里的东莞一家工厂做工，2003年1月，姐姐回家过春节，走的时候带上了阿敏。
阿敏不是个模范工人。在生产线上的时候，她会跟旁边的工友聊天，不惜冒罚款5块钱的风险讲话。她说，她每个小时都要上一次厕所，只是为了从厕所的窗户里看看远处的青山。后来工厂出了一条规定，要求工人最多每4个小时上一次厕所。她后来说，我原来以为在流水线上干活很好玩，以为会是很多人在一起工作，大家有说有笑的。但现实却跟她的想像大相径庭。
这家工厂规定至少要干6个月。6个月结束时，她对负责她的工头说，她不想干了。但他不同意，她旷了一天工以示抗议。第二天回去上班时，她又提出辞职，那位工头表示，愿意在春节后放她走。这其实是个花招：他的如意算盘是春节以后会有大批新民工涌入东莞，到时候粥少僧多，工作难找，阿敏自然就会留下。
阿敏的父母也不同意她换工作。阿敏说，每星期给家里打电话时，她父亲总会教育她说，女孩子应该稳定些，学会攒钱，后来她对这样的说教越来越不耐烦。她说：“她们总是像对孩子一样对待我，而我自己觉得早就不是小孩了。”
不过她还是个有孝心的女儿。她打工的第一年给家里汇了大约3000块钱，这比她家乡的人均年收入还多。家里用这些钱给她的弟弟妹妹交了学费，还买了农药。在阿敏的心目中，她的父母有很重的分量。她计划，打工打到23岁，在这期间她会不停地给家里寄钱。
“我希望在外面打7年工，然后回家，开始考虑自己成家的事。”她妈妈不希望她在外面找男朋友，而阿敏说她现在也不想找男朋友。
“我从未做过这种工作，没有任何经验。”老板认为她比其他人老实，录用了她。
就在构筑这些计划的同时，阿敏也在将其他有关未来的计划付诸行动。她花了100块钱参加了一个电脑培训班，有时为了赶着上课她会免掉晚饭。工厂里两位要好的朋友帮她洗衣服，让她节省些时间。阿敏说，许多人觉得没什么好学的，他们认为，就是学些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用，但她自己觉得学点总比不学好。
2004年2月春节过后，阿敏又找到她的老板提出离开。
她答应找到新工作后再来看小姐妹。小姐妹们不相信别处的情况会好多少。她说，她们并不是不敢离开，而是觉得留下来和到别的地方都是一回事。但阿敏不一样，她梦想着一种不同的人生。
在表哥的宿舍里休息了一周后，她花了10块钱，到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智通人才大市场”去碰运气，这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找工作。进去后，阿敏就被吓坏了：市场似乎是专门面向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而非像她这样的普通工人。个头瘦小的阿敏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她在6家公司的招聘摊位上进行了面谈，希望能谋得一个低职位，同时尽量让自己不要慌张。
后来，一个名叫李鹏杰(音)的工厂经理看到了她的申请表，注意到阿敏写得一手好字。由于很多文件都需要手写，因此写字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技巧。“我看到她字写得不错，就要求公司给她往她的表哥手机上打电话，让她来面试一次。”李鹏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
他要求阿敏详细地描述一下她的工作经验。“我从未做过这种工作，没有任何经验。”阿敏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李鹏杰也证实了阿敏对当时面试的描述。当李鹏杰告诉阿敏她已被录用时，感觉非常难以置信的阿敏不禁问道：“有这么多人想得到这份工作，你为什么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阿敏说，李鹏杰当时就告诉她，因为她比其他人更诚实。
中国可能有一半的打工妹都到了广东省，大多数是在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工厂里工作。招工方大都喜欢招收年轻女工来承担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东莞市有150万当地居 民，却有500多万外来人口。
阿敏和其他许多打工者都说，离开家乡到工厂做工是他们平生所做的最艰难的选择，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生活中最大的冒险。但支撑他们干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自豪，早早卷铺盖回家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能在家乡小村庄以外更广阔的世界扎下根来，就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经济学家们说，打工仔和打工妹们汇给家里的钱是中国农村家庭最大的财富积累来源。不过，挣钱并不是他们出去打工的惟一理由。调查发现，打工者认为，“看看外面的世界”和“学点新技术”与“给家里挣钱”同等重要。
打工者在村里都属于能人。他们比较年轻，与那些留在家乡的人相比，他们的教育程度也较高。在女性中间，这种差距更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研究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打工妹有78％的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全国农村妇女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43％。
每到周末，东莞到处可以看到十六七岁仍带着几分稚气的年轻人。公园和广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高中学校的“校园开放日”。成群结队漫步在街头的女孩子们穿着带褶边的上衣、紧身牛仔裤，头上扎着马尾辫，而男孩子聚集的相对少些。她们会在照相馆画有木栅栏或花园的布景前面穿上租来的服装，拍上几张明星照过过瘾。这些远离农村传统生活的年轻人，正在中国最喧闹的一个城市里努力挣钱，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
2004年2月6日，阿敏开始到新单位上班，从此跨越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界线。阿敏的新工作是负责记录设备的状况和维修情况，工作日从以前的14个小时缩短到了10个小时，每隔一周逢周日休息。午餐和晚餐工厂提供米饭、三份荤素菜和汤，住宿是8个人一个房间。作为文员的她，月工资涨到了100美元，外加工厂提供的住宿和用餐，这个待遇相比她以前在流水线工作的时候有了极大的改善。
“在老厂里，我有朋友但没有钱。现在我的钱多了一些，但没有朋友了。”
在一个高速变动的城市中，变化是生活的常态。李鹏杰不久后前往北京接受新工作去了，步入白领行业后的阿敏也面，临着新的问题，虽然她仍和流水线上的年轻女工脾气相投，但她已不再属于那个世界。而办公室里的同事年龄又都比她大，与她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阿敏发现办公室政治非常复杂。“在办公室里，他们当面可能对你非常友好，但背后就会说你坏话。”她说，“你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朋友。”
一个雾蒙蒙的日子，阿敏和表哥爬上一座山，山上竖着东莞市的电视塔。从山顶看，这个城市布满低矮的大厂房和高高的住宅楼。“只要有山，我都想去爬一爬。”阿敏说，“但当我爬到山顶时，就意识到根本没什么可看。”那一天，幻灭的感觉淹没了她。她开始怀疑是否值得为新工作付出孤独的代价。“在老厂里，我有朋友但没有钱。现在我的钱多了一些，但没有朋友了。”
4月份，阿敏拿到了第一张新工资单，当月工作15天工资总计35美元。她打算去原先的厂子看望朋友，并为此买了一套新衣服：一件带珍珠色扣子的黑T恤，一条七分裤以及一双露趾高跟鞋。这和她以前常穿的工作服和球鞋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她以前工作的厂子距她现在工作的地方有两小时的车程，随着汽车越来越接近目的地，她也越来越感到激动。“我感觉那个地方自从我离开后已改变了很多。因为我的朋友们在那里，我感觉那里就像我的家。”
她的两个朋友对阿敏的一身行头赞不绝口，她就细细说来每样花了多少钱。阿敏和她们一起走回了原来的工厂。这是一条长长的土路，路的两旁有很多年轻人在玩桌球。这些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们认出了阿敏，他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和她打招呼：“什么时候回来的?现在在哪里?”当她说到自己现在在临近东莞市中心的地方工作时，他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但以阿敏现在对人性的认识，她已不再盲目相信他们表现出来的友好了。“事实上，我和他们的关系现在很淡了。”她说，“我们已没那么亲密了。”
在坐车回家的路上，阿敏感觉脑子里一片混乱。她想到了以前的生活，知道这一切已经过去。但她的新生活似乎仍有欠缺。车窗外，夜幕降临了，“如果我只是上学，然后出来打几年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那样我可能也无法获得完美的人生”。
阿敏命运的转变影响了她两个朋友中的黄娇娥。黄娇娥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班，希望能多学点东西，到夏天时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就像阿敏那样。
阿敏很快就厌倦了新的生活。她对这份当初曾让她激动不已的工作越来越失望，在复杂的办公室环境中她常常感到困惑，孤独也让她倍感压抑。作为所在部门中最年轻的员工，阿敏常感觉自己在被同事呼来唤去。工厂的生产压力也加大了。她所在的宿舍里从6个人增加到了9个人。有两个新工人因工伤断了手指，由于有很多订单要赶，工厂没人有时间给他们好好地培训。
阿敏在拿到第一个全月的800块工资后不久，就进了理发店掏100块钱花了3个小时让自己改头换面。她把做文员后烫的一头卷发给拉直了，剪了一个时髦的发型，这使得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些。
几乎每个月，她的命运都会出现戏剧性的转变。6月份，阿敏被调到了人力资源部，负责新人招聘和培训。在炎热的夏日，曾经有4天时间，她都站在人行道上宣讲，希望能吸引外来工到她们厂里工作。在这个工厂，她已经从为机器做记录转而为人做记录。阿敏感觉这是一份更好的工作，“如果我了解人力资源，我就可以轻松地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
此外，阿敏有了一场萌动的爱情。一个来自家乡的男孩(以前的同学)也来到了东莞一家工厂工作。他来看过阿敏一次，两个人聊了一天。阿敏是一个传统的女孩，举止乖巧。两人在一家饭馆吃午饭，在为那个男孩倒茶时，阿敏就像面对外国客户那样小心翼翼。后来，阿敏给他打电话时问到：“你觉得我们有未来吗?”男孩告诉阿敏，给他三天时间考虑考虑。
“不管他怎么回答都可以。”阿敏说。但她早已开始编织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梦想了，他接受过厨师的培训。“我们将来可以回到家乡开一家小饭馆，”她说，“在这里打工是没有未来的。”
阿敏讨厌这个人才市场，她感到自己随时都可以被取代。
东莞智通人才大市场在一栋粉红色的写字楼里占了4层，每逢周末，这里会吸引约7000人前来求职。每周六早上9点，这里就拥满了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精英们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打印好的简历，其他人则用购物袋装着个人材料，弓腰在桌上填写表格。他们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口音，这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但在东莞因为太普遍了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阿敏讨厌这个人才市场，虽然她 的好运也来自这儿。她说，这里让她感觉自己随时可以被取代。6月末，也就是她首次获得文员工作4个月后，阿敏的辞职请求被批准了。她依然没有文凭，她依然需要拿笔填写履历，但其他的都变了。这次，阿敏的眼光高了，“文员是很低的职位，我可不打算再找这样的工作”。她瞄准了那些人力资源部门招聘的公司。
在一家生产电子产品橡胶件的工厂摊位上，她接受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面试。这次，阿敏问到公司的规模有多大?人员流动率有多高?当面试人员问她为什么放弃原来的工作时，阿敏说这是一个个人问题。她没有提到让她决定辞职的“办公室政治”方面的真正原因。
这家公司聘用了她，据阿敏说，而且工资也比她的前任高了50块钱。
在新岗位上，阿敏负责处理用工记录：全厂400名工人的绩效、过失以及工资数据。当工人们前来应聘时，她会问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来进行筛选，比如，“有没有身份证?打算做什么?打算呆多久?”“他们回答得不好，我就会说，谢谢你，我们现在没有职位空缺。”
她的工作日是8个小时，每周日休息。像她这样级别的员工是4个人一间宿舍，她的宿舍里还有电话和独立的卫生间。每个月的收入是100美元，外加工厂承担的食宿，和以前的工作一样，但如果前3个月表现好的话，她可能获得35美元的加薪。
阿敏说，她很小心地防止与同事起冲突，口风很紧。她到这个厂不久后，大老板还曾经专门召她到办公室，建议她做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她也开始老练地处理起与父母的关系。她一直没有告诉父母辞职的事情，直到找到新工作后给家里突然邮了120美元，才打电话和父母说了她的近况。“他们不了解外面的事情。所以，我要做好后，再告诉他们。”她说。
阿敏认识的每个人也都在不断地换工作，而且许多人也是在日渐往上走。姐姐桂敏已被升为行政秘书，表哥现在到了广州做了经理。以前厂子的两个朋友也已天各一方，梁蓉回了家，和父母选定的一个人结了婚，而黄娇娥在东莞的另一家工厂觅得了一份生产文员的工作。
阿敏喜欢的那个男孩的生活也在变换中。就在阿敏问两个人是否有未来后的第三天，早上7点他给阿敏的手机发了一条短消息：“我在你工厂的大门口。”男孩没有说两个人是否有未来，阿敏也没有再提。“但他来了，”阿敏说，“我就知道了。”
那次见面后不久，男孩就回家了。他是独生子，父亲希望他在身边。阿敏觉得这是一个好决定。她说，他们将保持电话联系。
阿敏说，现在工作时比以前开心多了。她的妹妹也在考虑明年春天来这儿找份工作，阿敏说，她得留在现在这个职位上，以便在妹妹初来乍到时给她一些帮助。“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获得这样的工作，”阿敏说，“我从家乡出来的时候，以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工人。”
阿敏已经习惯了现在的一些生活，并希望能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阿敏说，现在她希望能学学销售，如果加薪加得不多，她可能还会换工作，“人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的，”她笑着说，“你不觉得吗?”
(选编自中国网)
责编：谭震
就在构筑这些计划的同时，阿敏也在将其他有关未来的计划付诸行动。她花了100块钱参加了个电脑培训班，有的为了赶着上课她会免掉晚饭……
只要有山，她都想去爬一爬。阿敏说，当她爬到山顶时，就意识到根本没什么可看，那一天，幻灭的感觉淹没了她。她开始怀疑是否值得为新工作付出孤独的代价……
此外，阿敏有了一场萌动的爱情。一个来自家乡的男孩(以前的同学)也来到了东莞一家工厂工作。他来看过阿敏一次，两个人聊了一天。阿敏是一个传统的女孩，举止乖巧。两人在一家饭馆吃午饭，在为那个男孩倒茶时，阿敏就像面对外国客户那样小心翼翼……
她依然没有文凭，她依然需要拿笔填写履历，但其他的都变了，阿敏的眼光高了，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获得这样的工作。阿敏说，当她从家乡出来的时候，以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工人……
编者按：大量从农村涌进城市的“打工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正在成为一个蓬勃壮大的社会群体，他们以不可低估的力量在推动着城市建设发展的同时，遇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今天，社会各界都越来越关注“打工者”的命运，2003年和2004年“两会专题”关键词的“三农”问题，就重点包括了打工者的生存发展问题。
现在，海外媒体也在不同层面向中国“打工”群体聚焦。2004年，《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用了7个月的时间，追踪报道了一位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农村姑娘经历的故事。
我们做对外传播的媒体记者最想知道国外受众想了解什么?
我们的涉外记者也最应该知道我们的国外受众最爱看什么样的文章?
而该文作者通过他的眼睛，捕捉和过滤了一个中国普通打工妹的生活场景，由于挖掘的深入，刻画的真切，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中国当代农民与时代共进的悄然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客观叙述中跃然纸上。
一个外国记者所写的阿敏的故事，似乎给我们涉外媒体很多启示。在此，我们选编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以飨广大做涉外宣传的同行朋友们。
卢青敏每个小时都要上一次厕所，只是为了从那里的窗户看看远处的青山……
有一年时间了，卢青敏(音)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她的工作岗位是广州东莞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任务是测试掌上游戏机、电子钟和电子日历。每天工作14个小时，她说，如果能有一个星期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惟一的休息时间。晚餐是米饭，一碟素菜或带肉的菜，还有清汤。工人们12个人一间宿舍，床铺紧靠着厕所。她每个月的工资为400—600元，具体要看加班费的多少。
卢青敏(朋友都叫她“阿敏”)的老家在中国华中地区湖北省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里几乎所有年轻人都离家打工去了。阿敏是16岁的时候出来的，当时她正在职业高中念书，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但为了省下学费和挣钱养家，她也急匆匆地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征程。她的姐姐桂敏(音)那时在离家800公里的东莞一家工厂做工，2003年1月，姐姐回家过春节，走的时候带上了阿敏。
阿敏不是个模范工人。在生产线上的时候，她会跟旁边的工友聊天，不惜冒罚款5块钱的风险讲话。她说，她每个小时都要上一次厕所，只是为了从厕所的窗户里看看远处的青山。后来工厂出了一条规定，要求工人最多每4个小时上一次厕所。她后来说，我原来以为在流水线上干活很好玩，以为会是很多人在一起工作，大家有说有笑的。但现实却跟她的想像大相径庭。
这家工厂规定至少要干6个月。6个月结束时，她对负责她的工头说，她不想干了。但他不同意，她旷了一天工以示抗议。第二天回去上班时，她又提出辞职，那位工头表示，愿意在春节后放她走。这其实是个花招：他的如意算盘是春节以后会有大批新民工涌入东莞，到时候粥少僧多，工作难找，阿敏自然就会留下。
阿敏的父母也不同意她换工作。阿敏说，每星期给家里打电话时，她父亲总会教育她说，女孩子应该稳定些，学会攒钱，后来她对这样的说教越来越不耐烦。她说：“她们总是像对孩子一样对待我，而我自己觉得早就不是小孩了。”
不过她还是个有孝心的女儿。她打工的第一年给家里汇了大约3000块钱，这比她家乡的人均年收入还多。家里用这些钱给她的弟弟妹妹交了学费，还买了农药。在阿敏的心目中，她的父母有很重的分量。她计划，打工打到23岁，在这期间她会不停地给家里寄钱。
“我希望在外面打7年工，然后回家，开始考虑自己成家的事。”她妈妈不希望她在外面找男朋友，而阿敏说她现在也不想找男朋友。
“我从未做过这种工作，没有任何经验。”老板认为她比其他人老实，录用了她。
就在构筑这些计划的同时，阿敏也在将其他有关未来的计划付诸行动。她花了100块钱参加了一个电脑培训班，有时为了赶着上课她会免掉晚饭。工厂里两位要好的朋友帮她洗衣服，让她节省些时间。阿敏说，许多人觉得没什么好学的，他们认为，就是学些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用，但她自己觉得学点总比不学好。
2004年2月春节过后，阿敏又找到她的老板提出离开。
她答应找到新工作后再来看小姐妹。小姐妹们不相信别处的情况会好多少。她说，她们并不是不敢离开，而是觉得留下来和到别的地方都是一回事。但阿敏不一样，她梦想着一种不同的人生。
在表哥的宿舍里休息了一周后，她花了10块钱，到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智通人才大市场”去碰运气，这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找工作。进去后，阿敏就被吓坏了：市场似乎是专门面向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而非像她这样的普通工人。个头瘦小的阿敏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她在6家公司的招聘摊位上进行了面谈，希望能谋得一个低职位，同时尽量让自己不要慌张。
后来，一个名叫李鹏杰(音)的工厂经理看到了她的申请表，注意到阿敏写得一手好字。由于很多文件都需要手写，因此写字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技巧。“我看到她字写得不错，就要求公司给她往她的表哥手机上打电话，让她来面试一次。”李鹏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
他要求阿敏详细地描述一下她的工作经验。“我从未做过这种工作，没有任何经验。”阿敏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李鹏杰也证实了阿敏对当时面试的描述。当李鹏杰告诉阿敏她已被录用时，感觉非常难以置信的阿敏不禁问道：“有这么多人想得到这份工作，你为什么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阿敏说，李鹏杰当时就告诉她，因为她比其他人更诚实。
中国可能有一半的打工妹都到了广东省，大多数是在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工厂里工作。招工方大都喜欢招收年轻女工来承担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东莞市有150万当地居 民，却有500多万外来人口。
阿敏和其他许多打工者都说，离开家乡到工厂做工是他们平生所做的最艰难的选择，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生活中最大的冒险。但支撑他们干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自豪，早早卷铺盖回家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能在家乡小村庄以外更广阔的世界扎下根来，就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经济学家们说，打工仔和打工妹们汇给家里的钱是中国农村家庭最大的财富积累来源。不过，挣钱并不是他们出去打工的惟一理由。调查发现，打工者认为，“看看外面的世界”和“学点新技术”与“给家里挣钱”同等重要。
打工者在村里都属于能人。他们比较年轻，与那些留在家乡的人相比，他们的教育程度也较高。在女性中间，这种差距更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研究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打工妹有78％的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全国农村妇女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43％。
每到周末，东莞到处可以看到十六七岁仍带着几分稚气的年轻人。公园和广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高中学校的“校园开放日”。成群结队漫步在街头的女孩子们穿着带褶边的上衣、紧身牛仔裤，头上扎着马尾辫，而男孩子聚集的相对少些。她们会在照相馆画有木栅栏或花园的布景前面穿上租来的服装，拍上几张明星照过过瘾。这些远离农村传统生活的年轻人，正在中国最喧闹的一个城市里努力挣钱，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
2004年2月6日，阿敏开始到新单位上班，从此跨越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界线。阿敏的新工作是负责记录设备的状况和维修情况，工作日从以前的14个小时缩短到了10个小时，每隔一周逢周日休息。午餐和晚餐工厂提供米饭、三份荤素菜和汤，住宿是8个人一个房间。作为文员的她，月工资涨到了100美元，外加工厂提供的住宿和用餐，这个待遇相比她以前在流水线工作的时候有了极大的改善。
“在老厂里，我有朋友但没有钱。现在我的钱多了一些，但没有朋友了。”
在一个高速变动的城市中，变化是生活的常态。李鹏杰不久后前往北京接受新工作去了，步入白领行业后的阿敏也面，临着新的问题，虽然她仍和流水线上的年轻女工脾气相投，但她已不再属于那个世界。而办公室里的同事年龄又都比她大，与她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阿敏发现办公室政治非常复杂。“在办公室里，他们当面可能对你非常友好，但背后就会说你坏话。”她说，“你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朋友。”
一个雾蒙蒙的日子，阿敏和表哥爬上一座山，山上竖着东莞市的电视塔。从山顶看，这个城市布满低矮的大厂房和高高的住宅楼。“只要有山，我都想去爬一爬。”阿敏说，“但当我爬到山顶时，就意识到根本没什么可看。”那一天，幻灭的感觉淹没了她。她开始怀疑是否值得为新工作付出孤独的代价。“在老厂里，我有朋友但没有钱。现在我的钱多了一些，但没有朋友了。”
4月份，阿敏拿到了第一张新工资单，当月工作15天工资总计35美元。她打算去原先的厂子看望朋友，并为此买了一套新衣服：一件带珍珠色扣子的黑T恤，一条七分裤以及一双露趾高跟鞋。这和她以前常穿的工作服和球鞋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她以前工作的厂子距她现在工作的地方有两小时的车程，随着汽车越来越接近目的地，她也越来越感到激动。“我感觉那个地方自从我离开后已改变了很多。因为我的朋友们在那里，我感觉那里就像我的家。”
她的两个朋友对阿敏的一身行头赞不绝口，她就细细说来每样花了多少钱。阿敏和她们一起走回了原来的工厂。这是一条长长的土路，路的两旁有很多年轻人在玩桌球。这些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们认出了阿敏，他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和她打招呼：“什么时候回来的?现在在哪里?”当她说到自己现在在临近东莞市中心的地方工作时，他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但以阿敏现在对人性的认识，她已不再盲目相信他们表现出来的友好了。“事实上，我和他们的关系现在很淡了。”她说，“我们已没那么亲密了。”
在坐车回家的路上，阿敏感觉脑子里一片混乱。她想到了以前的生活，知道这一切已经过去。但她的新生活似乎仍有欠缺。车窗外，夜幕降临了，“如果我只是上学，然后出来打几年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那样我可能也无法获得完美的人生”。
阿敏命运的转变影响了她两个朋友中的黄娇娥。黄娇娥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班，希望能多学点东西，到夏天时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就像阿敏那样。
阿敏很快就厌倦了新的生活。她对这份当初曾让她激动不已的工作越来越失望，在复杂的办公室环境中她常常感到困惑，孤独也让她倍感压抑。作为所在部门中最年轻的员工，阿敏常感觉自己在被同事呼来唤去。工厂的生产压力也加大了。她所在的宿舍里从6个人增加到了9个人。有两个新工人因工伤断了手指，由于有很多订单要赶，工厂没人有时间给他们好好地培训。
阿敏在拿到第一个全月的800块工资后不久，就进了理发店掏100块钱花了3个小时让自己改头换面。她把做文员后烫的一头卷发给拉直了，剪了一个时髦的发型，这使得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些。
几乎每个月，她的命运都会出现戏剧性的转变。6月份，阿敏被调到了人力资源部，负责新人招聘和培训。在炎热的夏日，曾经有4天时间，她都站在人行道上宣讲，希望能吸引外来工到她们厂里工作。在这个工厂，她已经从为机器做记录转而为人做记录。阿敏感觉这是一份更好的工作，“如果我了解人力资源，我就可以轻松地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
此外，阿敏有了一场萌动的爱情。一个来自家乡的男孩(以前的同学)也来到了东莞一家工厂工作。他来看过阿敏一次，两个人聊了一天。阿敏是一个传统的女孩，举止乖巧。两人在一家饭馆吃午饭，在为那个男孩倒茶时，阿敏就像面对外国客户那样小心翼翼。后来，阿敏给他打电话时问到：“你觉得我们有未来吗?”男孩告诉阿敏，给他三天时间考虑考虑。
“不管他怎么回答都可以。”阿敏说。但她早已开始编织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梦想了，他接受过厨师的培训。“我们将来可以回到家乡开一家小饭馆，”她说，“在这里打工是没有未来的。”
阿敏讨厌这个人才市场，她感到自己随时都可以被取代。
东莞智通人才大市场在一栋粉红色的写字楼里占了4层，每逢周末，这里会吸引约7000人前来求职。每周六早上9点，这里就拥满了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精英们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打印好的简历，其他人则用购物袋装着个人材料，弓腰在桌上填写表格。他们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口音，这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但在东莞因为太普遍了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阿敏讨厌这个人才市场，虽然她 的好运也来自这儿。她说，这里让她感觉自己随时可以被取代。6月末，也就是她首次获得文员工作4个月后，阿敏的辞职请求被批准了。她依然没有文凭，她依然需要拿笔填写履历，但其他的都变了。这次，阿敏的眼光高了，“文员是很低的职位，我可不打算再找这样的工作”。她瞄准了那些人力资源部门招聘的公司。
在一家生产电子产品橡胶件的工厂摊位上，她接受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面试。这次，阿敏问到公司的规模有多大?人员流动率有多高?当面试人员问她为什么放弃原来的工作时，阿敏说这是一个个人问题。她没有提到让她决定辞职的“办公室政治”方面的真正原因。
这家公司聘用了她，据阿敏说，而且工资也比她的前任高了50块钱。
在新岗位上，阿敏负责处理用工记录：全厂400名工人的绩效、过失以及工资数据。当工人们前来应聘时，她会问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来进行筛选，比如，“有没有身份证?打算做什么?打算呆多久?”“他们回答得不好，我就会说，谢谢你，我们现在没有职位空缺。”
她的工作日是8个小时，每周日休息。像她这样级别的员工是4个人一间宿舍，她的宿舍里还有电话和独立的卫生间。每个月的收入是100美元，外加工厂承担的食宿，和以前的工作一样，但如果前3个月表现好的话，她可能获得35美元的加薪。
阿敏说，她很小心地防止与同事起冲突，口风很紧。她到这个厂不久后，大老板还曾经专门召她到办公室，建议她做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她也开始老练地处理起与父母的关系。她一直没有告诉父母辞职的事情，直到找到新工作后给家里突然邮了120美元，才打电话和父母说了她的近况。“他们不了解外面的事情。所以，我要做好后，再告诉他们。”她说。
阿敏认识的每个人也都在不断地换工作，而且许多人也是在日渐往上走。姐姐桂敏已被升为行政秘书，表哥现在到了广州做了经理。以前厂子的两个朋友也已天各一方，梁蓉回了家，和父母选定的一个人结了婚，而黄娇娥在东莞的另一家工厂觅得了一份生产文员的工作。
阿敏喜欢的那个男孩的生活也在变换中。就在阿敏问两个人是否有未来后的第三天，早上7点他给阿敏的手机发了一条短消息：“我在你工厂的大门口。”男孩没有说两个人是否有未来，阿敏也没有再提。“但他来了，”阿敏说，“我就知道了。”
那次见面后不久，男孩就回家了。他是独生子，父亲希望他在身边。阿敏觉得这是一个好决定。她说，他们将保持电话联系。
阿敏说，现在工作时比以前开心多了。她的妹妹也在考虑明年春天来这儿找份工作，阿敏说，她得留在现在这个职位上，以便在妹妹初来乍到时给她一些帮助。“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获得这样的工作，”阿敏说，“我从家乡出来的时候，以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工人。”
阿敏已经习惯了现在的一些生活，并希望能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阿敏说，现在她希望能学学销售，如果加薪加得不多，她可能还会换工作，“人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的，”她笑着说，“你不觉得吗?”
(选编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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