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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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杜威(美国著名教育家)
  
  黄炎培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因为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灵魂的锻造。正所谓有所不为而后才可以有为,有所不为是择善而固执,要有择善的眼光,也要有固执的勇气,绝不假词色,从不阿于人:无所不容是海纳百川的宽容,宽容的背后,必须有眼界作为支撑,所谓少见多怪,见得多了,自然不以为奇,可以容忍的东西才更多。这要有博大的襟怀,也要有调和的手段。否则的话,单是思想内在的冲突,就足以让人烦恼不堪,更别说以此律己待人了。
  事实上,有这八个字,并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它,已足够成就一个人。
  而蔡元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因不满袁世凯之为人,义无反顾地辞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职务。他因不忍与彭允彝等人同流合污,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是他的“有所不为”。做部长、做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一套符合他的观念的教育体系。如果他的职位和他的原则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而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中国教育,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古今中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他的“无所不容”。
  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往往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时至今日,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寻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的教育,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之于时代:开一代风气之先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浙江绍兴人。4岁入私塾读书。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在这期间他学习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并广泛浏览各国思想家的书籍,养成了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新旧贯通的治学精神。22岁在浙江乡试中举人,25岁中进士,27岁任翰林院编修。31岁由北京回到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37岁曾被推为光复会会长。40岁前往德国求学,45岁任国民教育总长,任满7个月后辞职到德国,后又转往法国读书数年。49岁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声名赫赫。63岁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0年于香港逝世,享年72岁。其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风雨沧桑。
  其学问,其在教育改革上的功用自不必说,而当时他的成就之最,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时代运势的必然,裹挟着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元培居首。
  近代以来,国门大开,西方各类思潮纷至沓来。但国人注意西方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惟独蔡元培先生,他致力于用西方的思想来改造国民,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而且,他又不仅限于外,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论古今中外,都要拿来为我所用的。
  讲到他的气度,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气度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也正孕育在此了。
  就是这种开一代风气之先,使得蔡元培之于北大、之于中国的教育,皆功不可没。诚如美国学者杜威曾经说过的:“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若问蔡元培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其因何在?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而不自知。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
  
  之于北大: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那时的北大,没有半点最高学府的样子,一片乌烟瘴气:封建沉疴未去,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鄙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他在北大就职演说上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开宗明义地向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曰偷,道德沦丧,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三曰敬爱师长: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晟,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这在当时可谓是大刀阔斧、锐意改革了。
  1918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为北大确立了今后的发展目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是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北大终于成为一所世界名校,孕育出无数栋梁之才,进而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人趣,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才是大学的最高宗旨之所在。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提倡“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 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在这种思想之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斗士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等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元培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像鲁迅、钱玄同、吴梅、刘半农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帝制派、复古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这方是真气度,真度量,真正的“兼容并包”。它不问教师的思想立场,只要有学识,都有机会在北京大学一试身手。如辜鸿铭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不是因为他脑后拖着辫子,而是他对传统国学的精深研究,才有资格在北京大学占一席之地。可见,“兼容并包”是从属于“学术至上”这一基本原则的。
  在当时的北大,“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学识、胸襟、性格密切相关。在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百花盛放的繁荣时期,当时出的教育家何其多也,陶行知、竺可桢、陈寅恪、张伯苓等都是提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教育家。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使得北大文气之盛,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最高学府。
  在这种精神下,北大吸引了各路学术精英。一时间,北大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蔡先生而后北大始成其所以为大。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诸先生皆各有各的神通。所有他们诸人中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元培都未必能做;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能聚拢在北大,更没有施展的机会。聚拢起人才而且使其才能得以发挥,这是蔡元培独有的伟大。而当时在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了。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元培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能培养许多人。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是蔡先生开之了。
  教育部北大在讲词中有言“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之于中国教育: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作为一代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不仅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的精辟论断,早已成为经典教育思想的代表。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先生主张教育要养成“完全之人格”,要以完全人格教育来改造以往教育,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养成科学头脑,形成劳动的能力,提高艺术的兴趣”。“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他同时非常强调德育和美育的重要性,也提倡实利主义,但更强调“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即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谋福利、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原则,以教育为途径,以社会改良、和平渐进为方法,来开展教育。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
  在教育领域,现在有个主张叫做“回到蔡元培去”。因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代表着现代教育的方向,现代教育应着眼于怎样培养知识分子的人格,而中国教育的出路正在于此。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五项基本原则:
  1.教育独立,超越政党政治,全民利益至上。
  2.根本目的在于使教育对象发展能力,完成人格,不再使教育对象成为工具,供他人驱使。
  3.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
  4.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5.以全部由教授组成之教授会、评议会、行政会及各种事务委员会等一整套制度保障教授治校。
  从这些理念中,可见蔡元培的博大和深邃。即使在今天,也是相当实用的。我们不得不汗颜,百年之前的教育理念,时至今日仍然成效甚微。蔡先生刚进北大时批评大学生的话,今天基本上都适用,请看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
  学生“徒旨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事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7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而关于“新教育”的理念,他引用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的话:“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主张“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而“吾国教育界,乃沿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
  不禁震撼,蔡先生眼光竟如此深邃!
  蔡元培是空前的。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这种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也显得那么小。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能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实践家,才是具有宽阔视野、博大胸怀和博大人格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责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间大眼界,才有人世大救赎。教育的改革不需要声嘶力竭,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身体力行、无所畏惧、义无反顾的行动。
  这样一种改革,并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不但如此,这样一场改革并非单单是大学的职责,也并非仅是大学校长、大学教师的职责,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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