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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到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闻名遐迩，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写下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却鲜有人问津，虽有“东方莎士比亚”的美誉，大多数人对其作品知之甚少，东西方文化的失衡在两位戏剧大师及其作品的流传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在中西文化之间匆匆而过的摆渡者，西方思想潜移默化地潜入到文化表层，经由时间的沉淀历久弥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却因此有失偏颇。
同是文学大师，他们的著作流传至今堪称经典，也许是受到传播或者译介的局限，身处东西方的两人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这种由种族、身份、阶级而生成的歧视，在文本内外比比皆是。
迷失的自我 从种族歧视到身份危机
十年前，华裔设计师刘扬出版的《东西相遇》（Ost trifft West） 一书以简约的笔触勾勒出中德两国人日常处事态度的差异，同时也彰显出中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香蕉人”（ ABC，即American-Born Chinese，最初意指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人，他们外表黑发黄皮，以英语为母语，在思想上归于西方价值观。） 得天独厚的生活背景赋予他们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两种社会和文化之间，因此，当他们谈及跨文化的时候，对细节的描述和把握往往比“土著”更有发言权。
种族歧视、身份危机的焦虑始终是全球化视角中跨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其根源在于地域文化赋予个体间两个“自我”之间的摇摆，一方面，有彰显自我的欲望，探求陌生化所带来的刺激感。而另一方面则是着落于舒适地带，复归故乡寻觅优越感和归属感。也正是出于此，华裔作家任璧莲 （Gish Jen） 将心理学上对自我阐释的两种模型融入对中西方艺术创作的阐释中，具体来说，即是欧美占主导地位的“独立自主（independent）”的、个人主义的自我，通过特点、能力、价值和偏好这些个人独特的属性来定义自身，以及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占主导地位的“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t）”的、集体主义的自我，也就是通过地位和角色定位自身。两种“自我”带来了感知、记忆以及叙述自我和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而这种差异也会对小说的理解和创作有所影响。
因此，东西方的“两个自我”的差别在小说文本中更为鲜明，特别是华裔作家的作品中。晚年移居美国的张爱玲在《同学少年都不贱》里就写了东方女性在美国社交圈的遭遇：“东方妇女矮小的在美国本就买不到衣服，连美国女人里面算矮小的都只能穿得老实点，新妍的时装都没有她们的尺寸。赵珏只好拣男童衣服中最不花哨的”。时尚规格和消费模式的强权，即是对她们性别与种族的双重歧视，也因此在信仰习俗和文艺历史中丧失了归属感。
最显而易见的即是中西方对于“家”的理解，中国人认为，“家”牵连着一切，交织着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家族谱系，甚至饮食习惯。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像汤婷婷、谭恩美、李翊云等华裔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笔锋聚焦于中西方文化冲突带给华裔从种族歧视到身份危机的尴尬境遇。邝丽莎在《上海女孩》里讲述了两个来自上海的女孩珍珠和梅在家道中落后被迫远赴洛杉矶嫁给华裔男人为妻之后的种种经历，身处异国他乡，一切都深感不自在，被家人监视盘问、歧视排挤成为家常便饭，倍感迷茫。与故乡的疏离反倒让她们更加思念一直以来接受的文化价值，而另一方面，她们又在竭力适应和接受新的观念，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始终不能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
八零后华裔女作家伍绮诗的处女作《无声告白》则将华裔陷入的种族和文化冲撞，以及白人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统统放在“家”的概念之下。华裔混血的詹姆斯企图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白人母亲嫁给了华人的后代，二女儿莉迪亚继承了母亲的蓝眼睛和父亲的黑头发而格外受宠，然后作为全家希望的她却意外死去。白人母亲深埋内心的痛苦、备受种族歧视的父亲在婚姻中的被动和无奈之举都得以揭晓。在美国，血统与肤色直接决定了族群的身份，带有亚裔外貌的黑头发、黄皮肤都成为偏见和歧视的缘由。正像《无声告白》的英文书名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这些内心的忧惧让他们无处倾诉，无法启齿。
无处不在的歧视不仅被华裔看在眼里，也令西方作家感同身受。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 在 16岁那年遇见了中国男人李云泰，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她的小说《情人》就讲述了法国少女和一位中国男人之间的短暂而炙热的爱情，以此来纪念自己难以忘怀的经历。杜拉斯的童年时光在印度支那度过，但是身为白人的她却在观念中深植着祖辈延续下来的对东方人的歧视，然而与此同时，白人所处的底层阶级游走于社会边缘，富有的中国男人也无法挽救白人少女的绝望。在她的观念中，这位穿着做派西式的黄种人俨然儒雅绅士，贫穷少女一家虽然在经济上低人一等，卻在思维方式上有着强权的一面，对东方人的讽刺与侮辱充斥在字里行间，她写道：“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他或许可以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分手离别时，“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流眼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也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以及被扭曲的他者形象也在杜拉斯的其他作品中有着类似情节。
无论在性别种族、阶级地位上，对于权力与支配的定势思维始终存在，只不过往往习以为常。诗人切斯瓦夫· 米沃什 （Czeslaw Milosz） 在《诗的艺术》如是说：“在诗歌的本质最深处存在着粗鄙之物 / 一件我们不知道内心拥有的东西被披露 / 于是我们眨眨眼，仿佛一只老虎一跃而出 / 站在光芒之中，急速地挥舞着自己的尾巴……”老虎的跳脱即是提醒我们直面那些不足为奇到被忽视、甚至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观念。
男性的天下 从文学圈到出版业
尽管“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隐性的歧视无处不在。美国学者罗伯特·富勒 （Robert Fuller） 则为此探究其背后的真相，其作品《大人物与小卒子》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级别的歧视，所有“大人物”都曾是“小卒子”，而所有“小卒子”也多少尝过被“大人物”压制的滋味，其中还多少掺杂着级别的滥用，而且在人所经历的不同时期，这两种身份不断轮番登场。从文学圈到出版业，这种等级观念早已司空
同是文学大师，他们的著作流传至今堪称经典，也许是受到传播或者译介的局限，身处东西方的两人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这种由种族、身份、阶级而生成的歧视，在文本内外比比皆是。
迷失的自我 从种族歧视到身份危机
十年前，华裔设计师刘扬出版的《东西相遇》（Ost trifft West） 一书以简约的笔触勾勒出中德两国人日常处事态度的差异，同时也彰显出中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香蕉人”（ ABC，即American-Born Chinese，最初意指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人，他们外表黑发黄皮，以英语为母语，在思想上归于西方价值观。） 得天独厚的生活背景赋予他们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两种社会和文化之间，因此，当他们谈及跨文化的时候，对细节的描述和把握往往比“土著”更有发言权。
种族歧视、身份危机的焦虑始终是全球化视角中跨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其根源在于地域文化赋予个体间两个“自我”之间的摇摆，一方面，有彰显自我的欲望，探求陌生化所带来的刺激感。而另一方面则是着落于舒适地带，复归故乡寻觅优越感和归属感。也正是出于此，华裔作家任璧莲 （Gish Jen） 将心理学上对自我阐释的两种模型融入对中西方艺术创作的阐释中，具体来说，即是欧美占主导地位的“独立自主（independent）”的、个人主义的自我，通过特点、能力、价值和偏好这些个人独特的属性来定义自身，以及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占主导地位的“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t）”的、集体主义的自我，也就是通过地位和角色定位自身。两种“自我”带来了感知、记忆以及叙述自我和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而这种差异也会对小说的理解和创作有所影响。
因此，东西方的“两个自我”的差别在小说文本中更为鲜明，特别是华裔作家的作品中。晚年移居美国的张爱玲在《同学少年都不贱》里就写了东方女性在美国社交圈的遭遇：“东方妇女矮小的在美国本就买不到衣服，连美国女人里面算矮小的都只能穿得老实点，新妍的时装都没有她们的尺寸。赵珏只好拣男童衣服中最不花哨的”。时尚规格和消费模式的强权，即是对她们性别与种族的双重歧视，也因此在信仰习俗和文艺历史中丧失了归属感。
最显而易见的即是中西方对于“家”的理解，中国人认为，“家”牵连着一切，交织着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家族谱系，甚至饮食习惯。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像汤婷婷、谭恩美、李翊云等华裔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笔锋聚焦于中西方文化冲突带给华裔从种族歧视到身份危机的尴尬境遇。邝丽莎在《上海女孩》里讲述了两个来自上海的女孩珍珠和梅在家道中落后被迫远赴洛杉矶嫁给华裔男人为妻之后的种种经历，身处异国他乡，一切都深感不自在，被家人监视盘问、歧视排挤成为家常便饭，倍感迷茫。与故乡的疏离反倒让她们更加思念一直以来接受的文化价值，而另一方面，她们又在竭力适应和接受新的观念，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始终不能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
八零后华裔女作家伍绮诗的处女作《无声告白》则将华裔陷入的种族和文化冲撞，以及白人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统统放在“家”的概念之下。华裔混血的詹姆斯企图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白人母亲嫁给了华人的后代，二女儿莉迪亚继承了母亲的蓝眼睛和父亲的黑头发而格外受宠，然后作为全家希望的她却意外死去。白人母亲深埋内心的痛苦、备受种族歧视的父亲在婚姻中的被动和无奈之举都得以揭晓。在美国，血统与肤色直接决定了族群的身份，带有亚裔外貌的黑头发、黄皮肤都成为偏见和歧视的缘由。正像《无声告白》的英文书名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这些内心的忧惧让他们无处倾诉，无法启齿。
无处不在的歧视不仅被华裔看在眼里，也令西方作家感同身受。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 在 16岁那年遇见了中国男人李云泰，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她的小说《情人》就讲述了法国少女和一位中国男人之间的短暂而炙热的爱情，以此来纪念自己难以忘怀的经历。杜拉斯的童年时光在印度支那度过，但是身为白人的她却在观念中深植着祖辈延续下来的对东方人的歧视，然而与此同时，白人所处的底层阶级游走于社会边缘，富有的中国男人也无法挽救白人少女的绝望。在她的观念中，这位穿着做派西式的黄种人俨然儒雅绅士，贫穷少女一家虽然在经济上低人一等，卻在思维方式上有着强权的一面，对东方人的讽刺与侮辱充斥在字里行间，她写道：“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他或许可以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分手离别时，“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流眼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也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以及被扭曲的他者形象也在杜拉斯的其他作品中有着类似情节。
无论在性别种族、阶级地位上，对于权力与支配的定势思维始终存在，只不过往往习以为常。诗人切斯瓦夫· 米沃什 （Czeslaw Milosz） 在《诗的艺术》如是说：“在诗歌的本质最深处存在着粗鄙之物 / 一件我们不知道内心拥有的东西被披露 / 于是我们眨眨眼，仿佛一只老虎一跃而出 / 站在光芒之中，急速地挥舞着自己的尾巴……”老虎的跳脱即是提醒我们直面那些不足为奇到被忽视、甚至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观念。
男性的天下 从文学圈到出版业
尽管“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隐性的歧视无处不在。美国学者罗伯特·富勒 （Robert Fuller） 则为此探究其背后的真相，其作品《大人物与小卒子》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级别的歧视，所有“大人物”都曾是“小卒子”，而所有“小卒子”也多少尝过被“大人物”压制的滋味，其中还多少掺杂着级别的滥用，而且在人所经历的不同时期，这两种身份不断轮番登场。从文学圈到出版业，这种等级观念早已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