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成年以后所从事的工作或营造的事业,基本是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兴趣的影响下确立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行为比较学的创始人之一康拉德·劳伦兹曾经说:“孩童时代的魅力,对我而言,就属一个粗制滥造的鱼网,……在鱼网之后是放大镜,再后是一具小型显微镜,这之后我的命运就算定了。”人们常把劳伦兹称作现代的法布尔,而法布尔的昆虫学研究同样也是开始于童年与昆虫的游戏。大人往往认为童年是幼稚无知的时代,其实,任何人的心智都得由童年生活来开启,都得以童年生活为源泉。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用“文化”来闹革命,而是革“文化”的命。在焚烧书籍的烈火硝烟中,我们这一代人漫长的精神饥谨的生活开始了。
　　正如处于身体成长中的少年有着令人惊异的肠胃消化功能一样,处于心智快速成长中的少年人也是精神生活中的饕餮之徒。我至今回忆起童年时代找不到书读的饥渴感觉,有时眼前竟会浮现出一只游弋于冬日荒野中的小饿狼。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实在找不到书看,有大约半年多的时间,我把一本注释中带有一点故事的《毛泽东诗词》翻得破烂不堪。高中毕业后,我曾经在建筑工程队做体力工,遇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有一次干活中谈起毛泽东的诗词过瘾,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能将几乎全部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
　　那时,有了一本好看的书,伙伴之间是要轮流传看的。书到了我手中,为了能按时读完,或者想读得从容,我有时会不惜暂时放弃“好学生”的名声,逃学来享受读书的巨大乐趣。记得有一次逃学在家看书,父亲突然回来,听到开门声,我急忙爬到打在墙壁上用于叠放被褥的木架上,放下布帘躲起来。
　　1974年,我高中毕业,没有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上山下乡,而是成了待业青年。在看不到任何前途的精神苦闷里,书籍成了给我的心灵以慰藉和力量的朋友。在我做建筑工人的那段辛苦日子里,只要借到了书,我常常会在早晨五点多钟忍着困倦爬起来,读两个小时的书,然后去上班。有一次,起大早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小河边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进入忘我之境而误了上班时间,来不及换工作服就爬上了脚手架,结果塞在裤子口袋里的书被一个瓦匠师傅抽了出去,一看,说是黄书,交给工长,害得我大会小会上挨批评,只差没遭批斗了。
　　 我还有一次因看书之“害”,差点一下子失去两个朋友。那次,我从朋友手里借到了《曹禺剧作选》,看完后转借给同院的一个伙伴,结果那个伙伴的父亲看到了,他虽然不识几个字,但是《日出》中的胡四逛妓院时唱的“叫声小亲亲”这几个字却是认得,于是把我叫去,说什么我在教唆他儿子学坏,大发雷霆地训斥了一顿之后,警告我不许再和他儿子交往。因为那本《曹禺剧作选》不幸地被朋友的父亲丢进了炉子里,我无法对借我书的朋友交代,那位朋友好多天里都对我耿耿于怀。
　　 尽管那个年代借书难,读书也难,但是我一直痴心不改。埋头在很难猎获的书籍里,我像一条蚕,在书页的滋养下,心中的梦想一点儿一点儿地长大。后来恢复了高考,进中文系读书,在中文系教书(也是继续读书)就成了我不变的选择。我一直认为,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点是由童年、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奠定的。
　　 和我们那时候有大量时间却没有书读的情形相反,今天深受应试教育之害以及映像文化影响的少年们则是有大量的书却没有时间读。两代人境遇虽不同,却有着一样的悲哀。但是,我仍然想对少年朋友们说,正如种庄稼不能错过节气一样,读书也得趁年少,因为少年时代不仅是记忆力最好、好奇心最强的时期,而且少年时代读的书将对人的一生发挥重大的根本性的影响。
　　
　　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儿童文化、语文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吴昕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