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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著名剧作家汪廷讷的《狮吼记·跪池》一折长久以来以其独特的喜剧魅力征服了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本文从人物塑造、场面描写、细节刻画等方面来分析这折戏的喜剧特色及成因，以便更好地认识其在喜剧艺术上的成就。
关键词： 汪廷讷 《狮吼记·跪池》 喜剧
《狮吼记》是明代剧作家汪廷讷的著名作品，其中的《跪池》一折更是昆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曲目。从整部戏来看，《狮吼记》是以“妒妇”为主题，“疗妒”为目的，带着作者强烈教化倾向的作品，但单看《跪池》，却是一出幽默诙谐、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喜剧作品。关于《狮吼记》中“妒”及“疗妒”主题学界已有了较为广泛的讨论，本文在此就不赘言，而着重考察《狮吼记·跪池》这一折戏的喜剧特色及其成因。
为什么《跪池》这短短的一折戏能在众多的喜剧作品中独树一帜而一直作为昆曲的经典保留剧目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这其实也就是这出戏独特喜剧特色的表现。
一、讲“分寸”
在我看来，这折戏有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很好地把握了“分寸”。这里说的“分寸”不是说这里所展现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符合现实生活的真实的，相反，这出戏所写的事情正是因为违背了大家关于社会生活、伦理生活的一般认识，人物行为也比现实生活夸张才获得了巨大的喜剧效果。这里说的“分寸”其实是指作者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上把握了一个“度”。如果说违背常理、夸张表现是这出戏能成为一出成功喜剧作品的起点，而作者正是因为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这种“违背”、“夸张”的“度”，才能使这部作品在喜剧艺术上经由起点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具体说来，这出戏是“柳氏妒得有分寸，陈慥怕得有分寸，东坡劝得有分寸，场面闹得有分寸”。在这出戏中，柳氏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妒妇”，屡屡体罚丈夫还故意让其丢人，对苏东坡这样一个大学士、大文豪也丝毫不放在眼里。这样的柳氏不仅在当时是个“奇妬”之人，就算在今天，我们也觉得不合适。但是作者没有一味地把柳氏这种“妒”和“悍”无限夸大，让柳氏成为一个令人心生厌恶的形象。《跪池》中的柳氏因妒而做出的事没有像《狮吼记》后面几出那样让人心生不快（如罚陈慥顶灯、拿绳子系着陈慥），更不像后来的一些小说、戏曲中的妒妇那样变成了“毒妇”，而且作者似乎也有意让柳氏展现不少优点来中和这种“妒”对其形象的贬低。柳氏年轻貌美、知书知礼，对丈夫有着很深的情感；柳氏一般不是无缘无故乱发脾气，通常都是事出有因——很大程度上和陈慥的出尔反尔、品行不端有关。这就是妒得有“分寸”。再看陈慥，他虽然怕柳氏，但也不是完全地唯唯诺诺，惶惶不可终日。柳氏要打他，他厚着脸皮求情；改成罚跪，他又要关上房门，他与柳氏不停地讨价还价，直到柳氏生气才罢。而且如果不局限于这一折戏，我们也可以有更多发现：《梳妆》一出中，陈慥明知席间如果有妓自己会被柳氏打，还是决定“且顾眼下”，先去快活了再说——这其实都说明了陈慥并不是没有底线地“怕老婆”。
而苏轼的“劝”更是劝得很“妙”：苏东坡一开始时义正词严训斥陈慥怎可被妇人压制，并满怀信心地要为陈慥“讨个公道”，但是柳氏要打他了，他却赶紧跳起来躲在椅子后，嘴里叫着：“季常不要放手。”不要让柳氏的棒子落在他身上。没过一会他又要去劝柳氏让陈慥纳妾，刚说“季常今后……”，就被柳氏的气势一吓，改口说：“季常今后再不敢贪酒恋花了。”苏东坡本是带着大道理来好好劝柳氏改过，没想到屡屡被柳氏打断和威慑，他也没能带着他大丈夫的硬气劝到底，这的确是算得上“劝得有分寸”了。那么何谓“闹得有分寸呢”？与许多曲目相比，《跪池》算得上是一出热闹的戏——夫妻之间拉拉扯扯讨价还价；柳氏、陈慥、苏轼之间吵吵闹闹追追打打——这些都足以说明此出戏的热闹程度。而且《跪池》的情节紧张、节奏紧凑，也在总体上增加了热闹的程度。但是我认为这出戏却没有一味地“闹”起来，而是控制在了一个“度”内。跟本剧中的《闹祠》一出相比，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分寸。《闹祠》中人数中出场人物不断增多，最后竟达到六个人，这六个人不是吵就是打，实在是过于喧闹，在戏曲本子上尚且如此，我们可以想见这出戏在舞台上会多嘈杂。而《跪池》的人物只有三人，虽也有吵闹的部分，但是两生一旦却进退有度、有张有弛，使得这出戏虽然热闹却不显得烦乱。
为什么把握这种分寸能产生高超的喜剧效果呢？从题材上来说，悍妇性妒、丈夫怕妻、外人相劝无果（而其还是苏轼这种历史名人）因为与我们生活中一贯的认识相悖，本身就是很好的喜剧素材。但是，如果性妒发展成了狠毒、丑陋就只会令观者心生反感，甚至想要除之而后快，这就是愤怒的情感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但丈夫如果有点惧内，其实也无伤大雅，有时也会成为谈笑的对象，但是要是丈夫因此就变得终日惶恐、伏低做小，让观众都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出点男子气概的话，那么这种惧内的形象也就流于猥琐了，这时我们的情感是恼恨。如果旁人相劝劝得义正词严、颇有成效的话，那么我们也只有正襟危坐地聆听教化了，这时我们的情绪只能是严肃的；如果舞台上纷纷杂杂吵成了一锅粥，都不能让我们认真听听角色都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时，我们的情绪只能是烦乱了。正是因为各种要素都被控制在“分寸”之中，我们才会从极端的情绪中抽身关注人物关系和情节中那种紧张却活泼的特征。在我看来，一个喜剧应该是在一种轻松诙谐的氛围中讲述一个滑稽荒诞但绝不过分的事（否则容易变成悲剧）。后来的一些关于“疗妒”主题的小说和戏剧就是把上述因素推得太极致，使之逐渐脱落了这种喜剧色彩而变成了枯燥的教化作品。而《狮吼记》（特别是《跪池》）正是因为把握了分寸才获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二、求“细节”
能获得如此好的喜剧效果，光有分寸是不够的。事实上，喜剧就是要有一定的夸张和“刻画得深入”才能有效果。《跪池》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情节的编排上都是非常讲究的，而这种讲究很大程度上是在通过细节地刻画来实现的。
《跪池》中人物的刻画非常有特点。首先柳氏的刻画肯定是夸张化了的（当然实际上存在某些极端例子），作者把许多有名的妒妇故事比附在了柳氏身上，让她妒出了“一定的高度”。但是正如前文所说，柳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妒妇悍妇，那么她温柔貌美，知书识礼，而且待陈慥情深义重。这样的一个形象在故事的发展中会营造比较复杂的效果。柳氏甫一出场的独唱仿佛痛心疾首又愤恨气恼，接着几下就把陈慥收拾得服服帖帖，等到苏东坡到来相劝，她一番有理有据的言辞堵回了苏轼的大道理，后来气急却又“老苏、老苏”地叫苏轼，最后竟是把苏轼赶出家门不准他再来。其间更有她训斥陈慥“不知礼”（陈慥当着苏轼的面請她上座），叫老苍头给“苏大人”上茶又不让他喝（柳氏以为苏轼终于说了句中听的话，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等情节穿插，更是看得我们会心一笑。如果只是个单纯的粗野悍妇，这些效果都是不可能出来的。陈慥更有独特之处。他是个胆小惧内的男人，却总还是要跟妻子“斗智斗勇”，一旦事发就祭出伏低做小、撒泼耍赖等手段。他不仅风流成性、出尔反尔，而且脸皮厚、爱耍小聪明。但是陈慥的形象并不止于这样。在这出戏中，柳氏让陈慥跪在池边，他就真的老老实实地跪着，其实没有人监督他，他大可暗度陈仓；而且跪在池边的时候他还正儿八经地跟青蛙对话，还尊称其为“蛙哥”。后来柳氏与苏轼谈话，他在旁边一会附和柳氏，一会表扬自己，一会奉承苏轼，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这也可以看出，陈慥其实是个略带呆气的读书人，而不是那种狡猾懂变通的人，这样的特点为其性格增加了非常可爱的一面，当然也则更加了很多笑料。苏轼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受万世景仰的大文豪、大政治家在这出戏中变成了一个被一个妇人堵得说不出话、到处躲避妇人棍棒的人。而且柳氏说苏轼“爱管闲事”还真是不错，这出戏里，苏东坡絮絮叨叨讲道理、“管闲事”的样子其实正是汪廷讷对苏轼正直却“不合时宜”的历史形象的生活化再创造。这些情节和人物行为都让我们忍俊不禁，有着很好的喜剧效果，细节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作者对场面和节奏的驾驭也突出了这种效果。这出戏的开始是柳氏一个人上台独唱，虽然语气强硬，不做伤感之语，但柳氏还是显得孤独可怜，场面还是显得有些冷清。接下来陈慥上场，夫妻俩没说几句话就吵吵嚷嚷地打开了场面，这也是这出戏的第一个高潮。柳氏下场后，刚才已经热起来的氛围并不因只有陈慥一个人在场而冷下去，陈慥絮絮叨叨地跟青蛙说话的样子、惶恐四顾看四周是否有人的情态都跟让观众觉得台上仿佛不止一人。后来苏轼来访与陈慥的对话更是为后来三人同登台进行了预热，也让观众有了很高的心理期待。紧接着三人同台“交锋”，开始只是说说话，然后打闹起来，中间冷静一会儿到后来又闹起来，最后在一片热闹中收场。热闹中戛然而止正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喜剧手法，而整个过程中场面的冷热变换、节奏的张弛交替都使喜剧效果强烈化了。而且，最开始是柳氏一人的心理独白，后来是夫妻二人的角力，再后来又仿佛三人之间的较量。三人较量时，在柳氏与陈慥的伦理关系中是夫纲不振，“妻纲大张”；在柳氏与苏轼的社会关系中是贵人气弱，“贱人”势强，真正都颠了个儿。在这种“斗”中所弥漫的张力本来也有助于强化喜剧的效果。
《跪池》的喜剧特色是丰富复杂的，造成这种特色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本文短短的论述只能是触及皮毛罢了。然而，我认为能造就这种特色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跟作家本身的性格特征，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文人心态有关。汪廷讷本身性格豪爽不羁、洒脱放荡，而晚明的文人也普遍追求一种自由、潇洒、充满情趣的生命和生活情态。在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跪池》始终带有一种轻松活泼的基调，而作者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深入作品中才会自然写出那么些趣味盎然的细节，才能有那一声声有如稚子般天真、活泼的“蛙哥呀蛙哥”。
参考文献：
［1］曹炳建.读古典喜剧狮吼记［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6）.
［2］杨今才.别开生面的喜剧佳作——谈古典喜剧狮吼记.［J］.戏剧文学，1998，（8）.
关键词： 汪廷讷 《狮吼记·跪池》 喜剧
《狮吼记》是明代剧作家汪廷讷的著名作品，其中的《跪池》一折更是昆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曲目。从整部戏来看，《狮吼记》是以“妒妇”为主题，“疗妒”为目的，带着作者强烈教化倾向的作品，但单看《跪池》，却是一出幽默诙谐、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喜剧作品。关于《狮吼记》中“妒”及“疗妒”主题学界已有了较为广泛的讨论，本文在此就不赘言，而着重考察《狮吼记·跪池》这一折戏的喜剧特色及其成因。
为什么《跪池》这短短的一折戏能在众多的喜剧作品中独树一帜而一直作为昆曲的经典保留剧目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这其实也就是这出戏独特喜剧特色的表现。
一、讲“分寸”
在我看来，这折戏有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很好地把握了“分寸”。这里说的“分寸”不是说这里所展现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符合现实生活的真实的，相反，这出戏所写的事情正是因为违背了大家关于社会生活、伦理生活的一般认识，人物行为也比现实生活夸张才获得了巨大的喜剧效果。这里说的“分寸”其实是指作者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上把握了一个“度”。如果说违背常理、夸张表现是这出戏能成为一出成功喜剧作品的起点，而作者正是因为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这种“违背”、“夸张”的“度”，才能使这部作品在喜剧艺术上经由起点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具体说来，这出戏是“柳氏妒得有分寸，陈慥怕得有分寸，东坡劝得有分寸，场面闹得有分寸”。在这出戏中，柳氏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妒妇”，屡屡体罚丈夫还故意让其丢人，对苏东坡这样一个大学士、大文豪也丝毫不放在眼里。这样的柳氏不仅在当时是个“奇妬”之人，就算在今天，我们也觉得不合适。但是作者没有一味地把柳氏这种“妒”和“悍”无限夸大，让柳氏成为一个令人心生厌恶的形象。《跪池》中的柳氏因妒而做出的事没有像《狮吼记》后面几出那样让人心生不快（如罚陈慥顶灯、拿绳子系着陈慥），更不像后来的一些小说、戏曲中的妒妇那样变成了“毒妇”，而且作者似乎也有意让柳氏展现不少优点来中和这种“妒”对其形象的贬低。柳氏年轻貌美、知书知礼，对丈夫有着很深的情感；柳氏一般不是无缘无故乱发脾气，通常都是事出有因——很大程度上和陈慥的出尔反尔、品行不端有关。这就是妒得有“分寸”。再看陈慥，他虽然怕柳氏，但也不是完全地唯唯诺诺，惶惶不可终日。柳氏要打他，他厚着脸皮求情；改成罚跪，他又要关上房门，他与柳氏不停地讨价还价，直到柳氏生气才罢。而且如果不局限于这一折戏，我们也可以有更多发现：《梳妆》一出中，陈慥明知席间如果有妓自己会被柳氏打，还是决定“且顾眼下”，先去快活了再说——这其实都说明了陈慥并不是没有底线地“怕老婆”。
而苏轼的“劝”更是劝得很“妙”：苏东坡一开始时义正词严训斥陈慥怎可被妇人压制，并满怀信心地要为陈慥“讨个公道”，但是柳氏要打他了，他却赶紧跳起来躲在椅子后，嘴里叫着：“季常不要放手。”不要让柳氏的棒子落在他身上。没过一会他又要去劝柳氏让陈慥纳妾，刚说“季常今后……”，就被柳氏的气势一吓，改口说：“季常今后再不敢贪酒恋花了。”苏东坡本是带着大道理来好好劝柳氏改过，没想到屡屡被柳氏打断和威慑，他也没能带着他大丈夫的硬气劝到底，这的确是算得上“劝得有分寸”了。那么何谓“闹得有分寸呢”？与许多曲目相比，《跪池》算得上是一出热闹的戏——夫妻之间拉拉扯扯讨价还价；柳氏、陈慥、苏轼之间吵吵闹闹追追打打——这些都足以说明此出戏的热闹程度。而且《跪池》的情节紧张、节奏紧凑，也在总体上增加了热闹的程度。但是我认为这出戏却没有一味地“闹”起来，而是控制在了一个“度”内。跟本剧中的《闹祠》一出相比，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分寸。《闹祠》中人数中出场人物不断增多，最后竟达到六个人，这六个人不是吵就是打，实在是过于喧闹，在戏曲本子上尚且如此，我们可以想见这出戏在舞台上会多嘈杂。而《跪池》的人物只有三人，虽也有吵闹的部分，但是两生一旦却进退有度、有张有弛，使得这出戏虽然热闹却不显得烦乱。
为什么把握这种分寸能产生高超的喜剧效果呢？从题材上来说，悍妇性妒、丈夫怕妻、外人相劝无果（而其还是苏轼这种历史名人）因为与我们生活中一贯的认识相悖，本身就是很好的喜剧素材。但是，如果性妒发展成了狠毒、丑陋就只会令观者心生反感，甚至想要除之而后快，这就是愤怒的情感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但丈夫如果有点惧内，其实也无伤大雅，有时也会成为谈笑的对象，但是要是丈夫因此就变得终日惶恐、伏低做小，让观众都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出点男子气概的话，那么这种惧内的形象也就流于猥琐了，这时我们的情感是恼恨。如果旁人相劝劝得义正词严、颇有成效的话，那么我们也只有正襟危坐地聆听教化了，这时我们的情绪只能是严肃的；如果舞台上纷纷杂杂吵成了一锅粥，都不能让我们认真听听角色都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时，我们的情绪只能是烦乱了。正是因为各种要素都被控制在“分寸”之中，我们才会从极端的情绪中抽身关注人物关系和情节中那种紧张却活泼的特征。在我看来，一个喜剧应该是在一种轻松诙谐的氛围中讲述一个滑稽荒诞但绝不过分的事（否则容易变成悲剧）。后来的一些关于“疗妒”主题的小说和戏剧就是把上述因素推得太极致，使之逐渐脱落了这种喜剧色彩而变成了枯燥的教化作品。而《狮吼记》（特别是《跪池》）正是因为把握了分寸才获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二、求“细节”
能获得如此好的喜剧效果，光有分寸是不够的。事实上，喜剧就是要有一定的夸张和“刻画得深入”才能有效果。《跪池》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情节的编排上都是非常讲究的，而这种讲究很大程度上是在通过细节地刻画来实现的。
《跪池》中人物的刻画非常有特点。首先柳氏的刻画肯定是夸张化了的（当然实际上存在某些极端例子），作者把许多有名的妒妇故事比附在了柳氏身上，让她妒出了“一定的高度”。但是正如前文所说，柳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妒妇悍妇，那么她温柔貌美，知书识礼，而且待陈慥情深义重。这样的一个形象在故事的发展中会营造比较复杂的效果。柳氏甫一出场的独唱仿佛痛心疾首又愤恨气恼，接着几下就把陈慥收拾得服服帖帖，等到苏东坡到来相劝，她一番有理有据的言辞堵回了苏轼的大道理，后来气急却又“老苏、老苏”地叫苏轼，最后竟是把苏轼赶出家门不准他再来。其间更有她训斥陈慥“不知礼”（陈慥当着苏轼的面請她上座），叫老苍头给“苏大人”上茶又不让他喝（柳氏以为苏轼终于说了句中听的话，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等情节穿插，更是看得我们会心一笑。如果只是个单纯的粗野悍妇，这些效果都是不可能出来的。陈慥更有独特之处。他是个胆小惧内的男人，却总还是要跟妻子“斗智斗勇”，一旦事发就祭出伏低做小、撒泼耍赖等手段。他不仅风流成性、出尔反尔，而且脸皮厚、爱耍小聪明。但是陈慥的形象并不止于这样。在这出戏中，柳氏让陈慥跪在池边，他就真的老老实实地跪着，其实没有人监督他，他大可暗度陈仓；而且跪在池边的时候他还正儿八经地跟青蛙对话，还尊称其为“蛙哥”。后来柳氏与苏轼谈话，他在旁边一会附和柳氏，一会表扬自己，一会奉承苏轼，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这也可以看出，陈慥其实是个略带呆气的读书人，而不是那种狡猾懂变通的人，这样的特点为其性格增加了非常可爱的一面，当然也则更加了很多笑料。苏轼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受万世景仰的大文豪、大政治家在这出戏中变成了一个被一个妇人堵得说不出话、到处躲避妇人棍棒的人。而且柳氏说苏轼“爱管闲事”还真是不错，这出戏里，苏东坡絮絮叨叨讲道理、“管闲事”的样子其实正是汪廷讷对苏轼正直却“不合时宜”的历史形象的生活化再创造。这些情节和人物行为都让我们忍俊不禁，有着很好的喜剧效果，细节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作者对场面和节奏的驾驭也突出了这种效果。这出戏的开始是柳氏一个人上台独唱，虽然语气强硬，不做伤感之语，但柳氏还是显得孤独可怜，场面还是显得有些冷清。接下来陈慥上场，夫妻俩没说几句话就吵吵嚷嚷地打开了场面，这也是这出戏的第一个高潮。柳氏下场后，刚才已经热起来的氛围并不因只有陈慥一个人在场而冷下去，陈慥絮絮叨叨地跟青蛙说话的样子、惶恐四顾看四周是否有人的情态都跟让观众觉得台上仿佛不止一人。后来苏轼来访与陈慥的对话更是为后来三人同登台进行了预热，也让观众有了很高的心理期待。紧接着三人同台“交锋”，开始只是说说话，然后打闹起来，中间冷静一会儿到后来又闹起来，最后在一片热闹中收场。热闹中戛然而止正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喜剧手法，而整个过程中场面的冷热变换、节奏的张弛交替都使喜剧效果强烈化了。而且，最开始是柳氏一人的心理独白，后来是夫妻二人的角力，再后来又仿佛三人之间的较量。三人较量时，在柳氏与陈慥的伦理关系中是夫纲不振，“妻纲大张”；在柳氏与苏轼的社会关系中是贵人气弱，“贱人”势强，真正都颠了个儿。在这种“斗”中所弥漫的张力本来也有助于强化喜剧的效果。
《跪池》的喜剧特色是丰富复杂的，造成这种特色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本文短短的论述只能是触及皮毛罢了。然而，我认为能造就这种特色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跟作家本身的性格特征，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文人心态有关。汪廷讷本身性格豪爽不羁、洒脱放荡，而晚明的文人也普遍追求一种自由、潇洒、充满情趣的生命和生活情态。在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跪池》始终带有一种轻松活泼的基调，而作者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深入作品中才会自然写出那么些趣味盎然的细节，才能有那一声声有如稚子般天真、活泼的“蛙哥呀蛙哥”。
参考文献：
［1］曹炳建.读古典喜剧狮吼记［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6）.
［2］杨今才.别开生面的喜剧佳作——谈古典喜剧狮吼记.［J］.戏剧文学，1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