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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科学哲学的兴起》
一
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的名著《科学哲学的兴起》，十几年前曾经内部流传。最近，此书经过译者修订，公开出版了。
赖欣巴哈是一位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众所周知，逻辑经验(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在本世纪上半叶盛行于西方哲学界，其成员不少是兼有科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学者。有鉴于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和传统哲学的原地踏步，他们企图借助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为武器，去解决或取消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改造整个西方哲学。其主张常常被简单化地凝结为一句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逻辑经验主义在地理上主要有两个学派遥相呼应，大的一派即维也纳学派，另一派人称柏林学派。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一八九一——一九五三)为柏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正是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跨入哲学领域的，并以一篇关于概率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阵营中，赖欣巴哈以研究概率论和归纳法、空间、时间、几何学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以及逻辑等问题著称于世。他的主张同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略有差异，因此，他宁肯称自己观点为逻辑经验主义或科学哲学，而不名之为逻辑实证主义。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科学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意指赋有科学性的哲学，即指逻辑经验主义，是学派的名称；而我们通常所谓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指关于科学的哲学，是学科的名称，二者含义是不同的。
《科学哲学的兴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赖欣巴哈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成果，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史上的名著之一。
该书从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历史回顾及对比入手，全面概述了传统思辨哲学的渊源，剖析了它的误解与末路，以此为发端，系统地阐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并把它与传统哲学作了鲜明的对比。雄辩滔滔，一泻千里，显示出一定的论证力量。加之语言简洁允当，不故作僻语，对广大读者也有相当的吸引力。
作者把自然科学视为人类学术的一种理想模式，阐述了科学思想的发源及科学的基本特征，他指出：“希腊人的唯理论反映了他们文明中数学研究的成就；英国经验论反映了近代科学中实验方法的胜利，这种方法向自然提出问题，要自然作出‘是’或‘否’的答案来。”(第81页)“使近代科学成为强有力的，乃是假设演绎法的发明，这种方法作出了从中可演绎出被观察到的事实的、以数学假说为形式的解释。”(第82页)“数学演绎与观察相结合是使近代科学获得它的成就的工具。”(第84页)从这里作者触发了灵感，他要以此为契机改造传统思辨哲学，把哲学科学化，也即数学化、逻辑化、经验化，使之成为科学的哲学，这也是现代分析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潮流骤涌的一个基本动因。正如著名分析哲学家罗素颇为自信地声称的：“现代科学是由数学与经验主义的结合而产生的；三个世纪以后，这同一个结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即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哲学也许注定要有同样伟大的事业。因为只有科学的哲学可以提供理论的素质，从这种素质中我们可能发现一种治疗现代世界的疾病的方法。”
这就是说，他们把使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两股源流再次合并起来，用于缔造一种新的哲学——科学哲学，并以此对传统思辨哲学展开了致命的抨击。所到之处，蔚为大潮，在精神上俘虏了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从而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流哲学。时至今日，虽然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早已解体，也遭遇了重重的困难和多方面的挑战，但目前分析哲学家们搞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方法，以及很多根本的问题，仍然未能跳出赖欣巴哈时代的大体范围。
事实上，在作者早年，对传统哲学的不满和对科学的推崇业已初露端倪，并终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远在他写成此书的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一年，他就在一封信中痛切地指出：“没有一门别的科学象哲学这样，有如此多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在哲学中，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数学却以万无一失的步伐整齐向前，数学之所以能如此坚强有力，全在于它的方法。自然科学用实验方法确凿无疑地检验它的论断；人文科学则用观察和历史研究来查对自身。——可是唯独哲学，……却无防身之物，任凭喋喋不休的笔墨和口舌之战去摆布。”(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一集，第182页)
于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强烈欲望在他心中升起：让这一切无谓的哲学争论一劳永逸地结束，从自然科学输入灵感，从逻辑与数学输入精确性，使哲学科学化、逻辑化、技术化，让哲学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成为科学哲学。这就是赖欣巴哈为自己确立的历史使命。
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纲领是容易赢得广泛同情的。当然，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冷静评价，不难看出赖欣巴哈等人的目标是一种过高的奢望，事实上，想要最终地结束哲学争论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任何哲学，都是历史的形态，没有永恒的形态。历史的进展表明，要达到绝对的精确性，要使哲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哲学论争，是对两类不同功能的文化现象的混淆，是另一个简单的“齐一化”，也是对哲学的误解。实际上，就连科学本身，也要经历历史性的变革，也充满了纷争。绝对的精确性是没有的。事实上，赖欣巴哈自己后来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正是那种既有统一，又有分歧的历史性交替，才使人类的文化史洋溢着勃勃的生机。科学与哲学，无非都是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同自然对话的两种方式，双方的功能不同，双方的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但是，毕竟，分析哲学在为哲学现代化的奋斗中，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地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如对数学基础的逻辑分析，具体的语义分析成果，现代符号逻辑的确立与完善等等，无容置疑，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二
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抨击，占了该书较大的比重，尤其是对思辨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作者更是开宗明义就进行了不客气的分析和批评。这当然是当时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时尚，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在打击传统的哲学独裁者方面，赖欣巴哈与卡尔纳普有类似之处，他们并不指责黑格尔学说是虚假的，而仅仅声称它毫无意义，这自然失之偏激。不过，平心而论，他们主要述及的，是黑格尔体系中形而上的、逻辑的或认识论的方面，所抨击的，是黑格尔主义同自然科学和数学相抗衡的部分，而对黑格尔在历史、伦理和美学方面的成就则较少或根本不予理会。实质上，后面这个黑格尔比前面的那个远为伟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黑格尔的问题恐怕主要在于对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理念的思辨，他把宇宙削足适履，统统纳入他那庞大的三段式的体系框架之中。象一个德国鞋匠，把五彩缤纷的自然和人性这些皮革随意裁割，制成大靴套小靴的多层次的“三段式”普鲁士军靴，奉献给各时期各民族的人们套用。但这些靴子在二十世纪已不合适了，它们已千补百缀，漏洞处处，限制了人类的步履。
无疑地，在赖欣巴哈犀利地剖析黑格尔的一些无意义的大话时，是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逻辑力量的。他驾驭语言逻辑的技术，鞭辟入里地对这些昏话进行了解剖，驱散了笼罩在它们上面的神秘的浓雾，现出了“庐山真面目”，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历史的功绩。其实，爱因斯坦也曾说过，黑格尔只是由于其语言的晦涩，才使其哲学流传至今，否则可能在历史上早已被淡忘。此话虽几近刻薄，但仍有其真知灼见。这当然不能完全怪罪黑格尔，这既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也是由于人性的通病。正如赖欣巴哈指出的，人们在不可能准确作答时，使用一种隐喻式的图象语言是不可抵抗的诱惑。他指出：“在整个哲学史上，我们发现哲学思维总是和诗人的想象连在一起：哲学家发问，诗人回答。因此，我们在阅读各种哲学体系的陈述时，应该把注意力多放在所提的问题上，而少放在所作的回答上。……当哲学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所提供的方面要比被视作为诸体系的历史时丰富多采得多。”(第25页)我认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当的洞察力的，当然，我们还应当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即是说，作者对各哲学体系的这一判断也同样适用于他本人的哲学。
诚然，如前所述，我们并不否认黑格尔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历史、法哲学、美学等领域中，他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但问题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如科学一样准确的表述和解释作用，而他却自命有此作用，并超越了此种作用。实质上，用一种不太恭敬的说法，那是用的一种类似理论的语言写成的“诗”。表达的是一种对宇宙、对人生的态度，它们并无所谓对错之分，而只有好坏的口味之分，只有深刻与浅薄之分。在这方面，另外有些传统哲学家就坦率得多。例如尼采，他就常常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此类态度。若仅就风格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后者，因为他从不自命为理论的、逻辑的代言人，不用一种宏伟体系的外表来装饰自己，吓唬读者。
三
赖欣巴哈在抨击了传统思辨哲学、阐述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原则之后，对这两种哲学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就目标而言，旧哲学企图建立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这就被诱惑去建立一些庞大的哲学体系，这类体系常常是用简单的类比法和想象来构造的，并总是宣称自己是说明宇宙的终极真理。就认识论而言，他们则是用图象语言而不是用逻辑分析来回答。而新的科学哲学，它并不具有建立宇宙观的宏图，它把对宇宙的解释完全留给科学家去做，它用对科学的结果进行分析的办法来建立认识论，它很清楚，宇宙的和原子的世界都不是从日常生活中推导出来的语言所能理解的。
在对知识本性的看法上，二者也迥然有别。思辨哲学要的是绝对的确定性，它断定，一切事物的内在性质都能被显示给人的思维，因而，理性就必定是宇宙的立法者，这是大多数传统思辨哲学最根本的论纲；而科学哲学，则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逻辑与数学是可以获得确定性的唯一领域，但它们的方法原理是分析的，并非综合，根据分析学派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分析命题只是一种同语反复，因而，逻辑与数学是空洞的，对现实世界并无所述及。在赖欣巴哈看来，确定性与空洞是不可分的，综合先天真理是没有的。
关于上述的后一点，即确定性的问题，与作者关于知识的统计本性这一观点密切相关。
作者对概率的研究导致了如下的结论：我们无需寻求一个有绝对确实性的感觉的基础，一切命题都是概然的。应当指出，在把统计的、概率的思想引入二十世纪的科学思想方面，作为一家之言，赖欣巴哈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占据了一个显著的地位。
作者凭着研究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根底，指出：“严格的因果性观念应予放弃，概率规律把以前为因果性规律占据的地盘夺过来了。……一个哲学家如果要想理解认识的结构，他就不能避开概率这个概念。”(第128页)
这样，赖欣巴哈就把统计规律置于整个科学理论的根本基础的地位。自然，他的基本论点并非石破天惊，完全陌生，事实上，阅读他的著作似乎使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从玻尔兹曼、吉布斯和维纳等科学家与思想家们开始而奏起的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在论及预言性知识的问题时，他进而指出：“归纳推论的研究属于概率理论范围内，因为可观察的事实只能使一个理论具有概率的正确性，而永远不能使一个理论绝对确定。”(第179页)“概率理论提供了预言性知识的工具，也提供了自然规律的形式；它的主题就是科学方法的神经系统。”(第180页)
赖欣巴哈把经验论贯彻到底，认为概率哲学应是以频率解释为基础的，所谓概率，应理解为频率的极限。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唯理论者解释概率的先验原则——无差别原则或无相反理由原则，从而把概率解释牢牢建立在经验的基地上。
为逃避休谟式的对归纳原则的毁灭性打击，赖欣巴哈把理解预言性知识的关键诉诸“假定”，他认为，应当把预言性知识看作仅仅是一种行动的假定，它不必自称被证明是真的；而对假定，人们只要对它的评价，而评价假定好坏的标准即是概率。具体而言，他的逻辑如下：归纳法的目的是预言未来，预言未来则是寻求频率极限，而频率极限就是概率。因此，他认为概率理论确认了归纳法的正当性，使归纳法成了寻求最佳假定的工具。
这里的逻辑困难在于：频率是否存在极限？赖欣巴哈的回答是：我们既不能独断地肯定其存在，也不能独断地否认其存在，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假如有极限存在，则利用归纳法(概率中的渐近认定法)就可以得出可靠的预言；假如没有极限存在，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我们只有利用归纳法来达到目的，否则，就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因而，如赖欣巴哈所形容的：“进行归纳推理的人可以比之为向陌生的海洋地区抛网——他不知道是否会打到鱼，但他知道，如果他想要捕到鱼，他就得抛网。每一个归纳的预言都象把网抛到自然事件的大洋里去：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所捕获，但我们至少在尝试着，并且是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办法尝试着。”(第190页)
这就是他论证归纳法合理性的逻辑，简言之，即：为了应用归纳推理，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肯定条件成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它的话，应用归纳推理就已经是合理的了。
如所周知，赖欣巴哈关于概率的理论在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自然也引起不少非议，罗素与波普尔都对之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而且，据我看来，有些批评是很难答辩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批评都并非返回思辨哲学的确定性的传统轨道上去，而是愈加偏离确定性的理想了。有鉴于此，赖欣巴哈所描绘的如下一幅当代科学思想图景，仍不失其主流的地位：
“象一个开足发条而走动的钟那样，开足发条而按部就班走动下去的一个理想的宇宙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知道绝对真理的理想的科学家是一去不复返了。自然中的事件与其说象运行着的星体不如说象滚动着的骰子；这些事件为概率所控制，而不是为因果性所控制，科学学与其说象先知，不如说象赌博者。……然而他比起绿呢赌桌前的人来是较为高明的赌徒，因为他的统计方法是较为高明的。”(第192页)
这段话是给机械决定论送葬的丧钟，也是二十世纪科学思想的心声。虽然本世纪科学已经较以往获得了更为辉煌的胜利，似乎已成为全能的造物主了，然而它的声音却更谦逊了，因为更高的智慧给了它更多的自知之明。这种态度已经构成了本世纪哲学精神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对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寻求绝对确定性的挑战。赖欣巴哈以如此鲜明的语言表述出了这一重大突破，说明他对自己信念的强烈自信，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感受到了时代的最基本的脉搏。
四
前面我们曾提到，赖欣巴哈所称的科学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与我们近年来通常所说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含义有别，前者指学派(广义而言是指分析学派)，后者指学科(基本上是中性的)。但二者是否毫不相关呢？当然不是。现代分析学派虽然并不专注于研究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但它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显然较其他的哲学流派深刻得多，这从它的成员的职业出身、思维方式、对学术的最高理想的看法、对数学和逻辑的重视……等各个方面均可窥得。因此，我们在前几年对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科学哲学作了大量评介之后，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其问题的由来、思想的渊源、历史的沿革、相互的联系和区别，倘若能回过头去仔细考察一下其源头——分析哲学，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或批评当代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从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正如江天骥先生所曾指出的，如果我们要更深一步搞清科学哲学，就须补分析哲学这一课。
毋庸置疑，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是跟随向科技进军的热潮而兴起的，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这种追本溯源的工作理应进一步挖掘下去。事实上，确有少数远见卓识者早已潜心于此了，对分析哲学来龙去脉的探究就是一例。
事实上，每个文明体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相互牵连、相互渗透，不可须臾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古皆然。它们只有相对独立性，没有绝对的分离性；只有模糊的界限，没有严格纯粹的某一领域。科学技术与其他文化领域同样如此。西方实验科学发展至今，带有自己深厚的总体文化背景，尤其是带有自己深刻的哲学烙印。科学技术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总体文化背景，它自己也就将失去活力，也就将枯萎、死亡了。
鉴于此，《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的出版，将对我国科技发展持久不衰的活力有所助益，将使我国对外国哲学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
我们这样期待着。
(《科学哲学的兴起》，〔德〕H.赖欣巴哈著，伯尼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修订第二版，1.10元)
一
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的名著《科学哲学的兴起》，十几年前曾经内部流传。最近，此书经过译者修订，公开出版了。
赖欣巴哈是一位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众所周知，逻辑经验(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在本世纪上半叶盛行于西方哲学界，其成员不少是兼有科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学者。有鉴于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和传统哲学的原地踏步，他们企图借助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为武器，去解决或取消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改造整个西方哲学。其主张常常被简单化地凝结为一句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逻辑经验主义在地理上主要有两个学派遥相呼应，大的一派即维也纳学派，另一派人称柏林学派。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一八九一——一九五三)为柏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正是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跨入哲学领域的，并以一篇关于概率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阵营中，赖欣巴哈以研究概率论和归纳法、空间、时间、几何学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以及逻辑等问题著称于世。他的主张同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略有差异，因此，他宁肯称自己观点为逻辑经验主义或科学哲学，而不名之为逻辑实证主义。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科学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意指赋有科学性的哲学，即指逻辑经验主义，是学派的名称；而我们通常所谓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指关于科学的哲学，是学科的名称，二者含义是不同的。
《科学哲学的兴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赖欣巴哈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成果，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史上的名著之一。
该书从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历史回顾及对比入手，全面概述了传统思辨哲学的渊源，剖析了它的误解与末路，以此为发端，系统地阐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并把它与传统哲学作了鲜明的对比。雄辩滔滔，一泻千里，显示出一定的论证力量。加之语言简洁允当，不故作僻语，对广大读者也有相当的吸引力。
作者把自然科学视为人类学术的一种理想模式，阐述了科学思想的发源及科学的基本特征，他指出：“希腊人的唯理论反映了他们文明中数学研究的成就；英国经验论反映了近代科学中实验方法的胜利，这种方法向自然提出问题，要自然作出‘是’或‘否’的答案来。”(第81页)“使近代科学成为强有力的，乃是假设演绎法的发明，这种方法作出了从中可演绎出被观察到的事实的、以数学假说为形式的解释。”(第82页)“数学演绎与观察相结合是使近代科学获得它的成就的工具。”(第84页)从这里作者触发了灵感，他要以此为契机改造传统思辨哲学，把哲学科学化，也即数学化、逻辑化、经验化，使之成为科学的哲学，这也是现代分析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潮流骤涌的一个基本动因。正如著名分析哲学家罗素颇为自信地声称的：“现代科学是由数学与经验主义的结合而产生的；三个世纪以后，这同一个结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即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哲学也许注定要有同样伟大的事业。因为只有科学的哲学可以提供理论的素质，从这种素质中我们可能发现一种治疗现代世界的疾病的方法。”
这就是说，他们把使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两股源流再次合并起来，用于缔造一种新的哲学——科学哲学，并以此对传统思辨哲学展开了致命的抨击。所到之处，蔚为大潮，在精神上俘虏了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从而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流哲学。时至今日，虽然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早已解体，也遭遇了重重的困难和多方面的挑战，但目前分析哲学家们搞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方法，以及很多根本的问题，仍然未能跳出赖欣巴哈时代的大体范围。
事实上，在作者早年，对传统哲学的不满和对科学的推崇业已初露端倪，并终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远在他写成此书的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一年，他就在一封信中痛切地指出：“没有一门别的科学象哲学这样，有如此多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在哲学中，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数学却以万无一失的步伐整齐向前，数学之所以能如此坚强有力，全在于它的方法。自然科学用实验方法确凿无疑地检验它的论断；人文科学则用观察和历史研究来查对自身。——可是唯独哲学，……却无防身之物，任凭喋喋不休的笔墨和口舌之战去摆布。”(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一集，第182页)
于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强烈欲望在他心中升起：让这一切无谓的哲学争论一劳永逸地结束，从自然科学输入灵感，从逻辑与数学输入精确性，使哲学科学化、逻辑化、技术化，让哲学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成为科学哲学。这就是赖欣巴哈为自己确立的历史使命。
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纲领是容易赢得广泛同情的。当然，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冷静评价，不难看出赖欣巴哈等人的目标是一种过高的奢望，事实上，想要最终地结束哲学争论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任何哲学，都是历史的形态，没有永恒的形态。历史的进展表明，要达到绝对的精确性，要使哲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哲学论争，是对两类不同功能的文化现象的混淆，是另一个简单的“齐一化”，也是对哲学的误解。实际上，就连科学本身，也要经历历史性的变革，也充满了纷争。绝对的精确性是没有的。事实上，赖欣巴哈自己后来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正是那种既有统一，又有分歧的历史性交替，才使人类的文化史洋溢着勃勃的生机。科学与哲学，无非都是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同自然对话的两种方式，双方的功能不同，双方的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但是，毕竟，分析哲学在为哲学现代化的奋斗中，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地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如对数学基础的逻辑分析，具体的语义分析成果，现代符号逻辑的确立与完善等等，无容置疑，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二
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抨击，占了该书较大的比重，尤其是对思辨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作者更是开宗明义就进行了不客气的分析和批评。这当然是当时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时尚，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在打击传统的哲学独裁者方面，赖欣巴哈与卡尔纳普有类似之处，他们并不指责黑格尔学说是虚假的，而仅仅声称它毫无意义，这自然失之偏激。不过，平心而论，他们主要述及的，是黑格尔体系中形而上的、逻辑的或认识论的方面，所抨击的，是黑格尔主义同自然科学和数学相抗衡的部分，而对黑格尔在历史、伦理和美学方面的成就则较少或根本不予理会。实质上，后面这个黑格尔比前面的那个远为伟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黑格尔的问题恐怕主要在于对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理念的思辨，他把宇宙削足适履，统统纳入他那庞大的三段式的体系框架之中。象一个德国鞋匠，把五彩缤纷的自然和人性这些皮革随意裁割，制成大靴套小靴的多层次的“三段式”普鲁士军靴，奉献给各时期各民族的人们套用。但这些靴子在二十世纪已不合适了，它们已千补百缀，漏洞处处，限制了人类的步履。
无疑地，在赖欣巴哈犀利地剖析黑格尔的一些无意义的大话时，是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逻辑力量的。他驾驭语言逻辑的技术，鞭辟入里地对这些昏话进行了解剖，驱散了笼罩在它们上面的神秘的浓雾，现出了“庐山真面目”，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历史的功绩。其实，爱因斯坦也曾说过，黑格尔只是由于其语言的晦涩，才使其哲学流传至今，否则可能在历史上早已被淡忘。此话虽几近刻薄，但仍有其真知灼见。这当然不能完全怪罪黑格尔，这既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也是由于人性的通病。正如赖欣巴哈指出的，人们在不可能准确作答时，使用一种隐喻式的图象语言是不可抵抗的诱惑。他指出：“在整个哲学史上，我们发现哲学思维总是和诗人的想象连在一起：哲学家发问，诗人回答。因此，我们在阅读各种哲学体系的陈述时，应该把注意力多放在所提的问题上，而少放在所作的回答上。……当哲学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所提供的方面要比被视作为诸体系的历史时丰富多采得多。”(第25页)我认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当的洞察力的，当然，我们还应当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即是说，作者对各哲学体系的这一判断也同样适用于他本人的哲学。
诚然，如前所述，我们并不否认黑格尔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历史、法哲学、美学等领域中，他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但问题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如科学一样准确的表述和解释作用，而他却自命有此作用，并超越了此种作用。实质上，用一种不太恭敬的说法，那是用的一种类似理论的语言写成的“诗”。表达的是一种对宇宙、对人生的态度，它们并无所谓对错之分，而只有好坏的口味之分，只有深刻与浅薄之分。在这方面，另外有些传统哲学家就坦率得多。例如尼采，他就常常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此类态度。若仅就风格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后者，因为他从不自命为理论的、逻辑的代言人，不用一种宏伟体系的外表来装饰自己，吓唬读者。
三
赖欣巴哈在抨击了传统思辨哲学、阐述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原则之后，对这两种哲学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就目标而言，旧哲学企图建立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这就被诱惑去建立一些庞大的哲学体系，这类体系常常是用简单的类比法和想象来构造的，并总是宣称自己是说明宇宙的终极真理。就认识论而言，他们则是用图象语言而不是用逻辑分析来回答。而新的科学哲学，它并不具有建立宇宙观的宏图，它把对宇宙的解释完全留给科学家去做，它用对科学的结果进行分析的办法来建立认识论，它很清楚，宇宙的和原子的世界都不是从日常生活中推导出来的语言所能理解的。
在对知识本性的看法上，二者也迥然有别。思辨哲学要的是绝对的确定性，它断定，一切事物的内在性质都能被显示给人的思维，因而，理性就必定是宇宙的立法者，这是大多数传统思辨哲学最根本的论纲；而科学哲学，则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逻辑与数学是可以获得确定性的唯一领域，但它们的方法原理是分析的，并非综合，根据分析学派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分析命题只是一种同语反复，因而，逻辑与数学是空洞的，对现实世界并无所述及。在赖欣巴哈看来，确定性与空洞是不可分的，综合先天真理是没有的。
关于上述的后一点，即确定性的问题，与作者关于知识的统计本性这一观点密切相关。
作者对概率的研究导致了如下的结论：我们无需寻求一个有绝对确实性的感觉的基础，一切命题都是概然的。应当指出，在把统计的、概率的思想引入二十世纪的科学思想方面，作为一家之言，赖欣巴哈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占据了一个显著的地位。
作者凭着研究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根底，指出：“严格的因果性观念应予放弃，概率规律把以前为因果性规律占据的地盘夺过来了。……一个哲学家如果要想理解认识的结构，他就不能避开概率这个概念。”(第128页)
这样，赖欣巴哈就把统计规律置于整个科学理论的根本基础的地位。自然，他的基本论点并非石破天惊，完全陌生，事实上，阅读他的著作似乎使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从玻尔兹曼、吉布斯和维纳等科学家与思想家们开始而奏起的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在论及预言性知识的问题时，他进而指出：“归纳推论的研究属于概率理论范围内，因为可观察的事实只能使一个理论具有概率的正确性，而永远不能使一个理论绝对确定。”(第179页)“概率理论提供了预言性知识的工具，也提供了自然规律的形式；它的主题就是科学方法的神经系统。”(第180页)
赖欣巴哈把经验论贯彻到底，认为概率哲学应是以频率解释为基础的，所谓概率，应理解为频率的极限。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唯理论者解释概率的先验原则——无差别原则或无相反理由原则，从而把概率解释牢牢建立在经验的基地上。
为逃避休谟式的对归纳原则的毁灭性打击，赖欣巴哈把理解预言性知识的关键诉诸“假定”，他认为，应当把预言性知识看作仅仅是一种行动的假定，它不必自称被证明是真的；而对假定，人们只要对它的评价，而评价假定好坏的标准即是概率。具体而言，他的逻辑如下：归纳法的目的是预言未来，预言未来则是寻求频率极限，而频率极限就是概率。因此，他认为概率理论确认了归纳法的正当性，使归纳法成了寻求最佳假定的工具。
这里的逻辑困难在于：频率是否存在极限？赖欣巴哈的回答是：我们既不能独断地肯定其存在，也不能独断地否认其存在，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假如有极限存在，则利用归纳法(概率中的渐近认定法)就可以得出可靠的预言；假如没有极限存在，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我们只有利用归纳法来达到目的，否则，就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因而，如赖欣巴哈所形容的：“进行归纳推理的人可以比之为向陌生的海洋地区抛网——他不知道是否会打到鱼，但他知道，如果他想要捕到鱼，他就得抛网。每一个归纳的预言都象把网抛到自然事件的大洋里去：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所捕获，但我们至少在尝试着，并且是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办法尝试着。”(第190页)
这就是他论证归纳法合理性的逻辑，简言之，即：为了应用归纳推理，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肯定条件成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它的话，应用归纳推理就已经是合理的了。
如所周知，赖欣巴哈关于概率的理论在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自然也引起不少非议，罗素与波普尔都对之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而且，据我看来，有些批评是很难答辩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批评都并非返回思辨哲学的确定性的传统轨道上去，而是愈加偏离确定性的理想了。有鉴于此，赖欣巴哈所描绘的如下一幅当代科学思想图景，仍不失其主流的地位：
“象一个开足发条而走动的钟那样，开足发条而按部就班走动下去的一个理想的宇宙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知道绝对真理的理想的科学家是一去不复返了。自然中的事件与其说象运行着的星体不如说象滚动着的骰子；这些事件为概率所控制，而不是为因果性所控制，科学学与其说象先知，不如说象赌博者。……然而他比起绿呢赌桌前的人来是较为高明的赌徒，因为他的统计方法是较为高明的。”(第192页)
这段话是给机械决定论送葬的丧钟，也是二十世纪科学思想的心声。虽然本世纪科学已经较以往获得了更为辉煌的胜利，似乎已成为全能的造物主了，然而它的声音却更谦逊了，因为更高的智慧给了它更多的自知之明。这种态度已经构成了本世纪哲学精神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对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寻求绝对确定性的挑战。赖欣巴哈以如此鲜明的语言表述出了这一重大突破，说明他对自己信念的强烈自信，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感受到了时代的最基本的脉搏。
四
前面我们曾提到，赖欣巴哈所称的科学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与我们近年来通常所说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含义有别，前者指学派(广义而言是指分析学派)，后者指学科(基本上是中性的)。但二者是否毫不相关呢？当然不是。现代分析学派虽然并不专注于研究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但它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显然较其他的哲学流派深刻得多，这从它的成员的职业出身、思维方式、对学术的最高理想的看法、对数学和逻辑的重视……等各个方面均可窥得。因此，我们在前几年对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科学哲学作了大量评介之后，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其问题的由来、思想的渊源、历史的沿革、相互的联系和区别，倘若能回过头去仔细考察一下其源头——分析哲学，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或批评当代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从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正如江天骥先生所曾指出的，如果我们要更深一步搞清科学哲学，就须补分析哲学这一课。
毋庸置疑，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是跟随向科技进军的热潮而兴起的，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这种追本溯源的工作理应进一步挖掘下去。事实上，确有少数远见卓识者早已潜心于此了，对分析哲学来龙去脉的探究就是一例。
事实上，每个文明体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相互牵连、相互渗透，不可须臾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古皆然。它们只有相对独立性，没有绝对的分离性；只有模糊的界限，没有严格纯粹的某一领域。科学技术与其他文化领域同样如此。西方实验科学发展至今，带有自己深厚的总体文化背景，尤其是带有自己深刻的哲学烙印。科学技术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总体文化背景，它自己也就将失去活力，也就将枯萎、死亡了。
鉴于此，《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的出版，将对我国科技发展持久不衰的活力有所助益，将使我国对外国哲学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
我们这样期待着。
(《科学哲学的兴起》，〔德〕H.赖欣巴哈著，伯尼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修订第二版，1.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