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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闭馆整修一年多之后，南京博物院于11月6日重新向公众打开大门。
蜂拥而至的人们，大多惊叹于展陈扩容近10倍的一院六馆、整体被抬高三米的老大殿、好吃好玩的民国一条街……却并不一定知道，这座曾是史上第一的国立博物馆，竟然一直处于未完工的状态。而2013年投入10亿元重装上阵的面貌，或许才接近徐敬直、梁思成两位大师80年前的设计理念。
80年前的竞标与公示
1935年，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徐敬直的事业到达了顶峰。他向国立中央博物院提交的一份设计方案先被否定，继而又被选中，最后确定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亲自辅导修改，徐敬直本人也被委任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建筑师。
成立于1933年4月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始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倡议，用于收藏、整理、研究、展出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珍贵典籍和文物。尽管该机构隶属于教育部，并聘请了历史学家傅斯年为主任，但中央研究院也鼎力协助，提供了人才和经费方面的支持。
既然是国立，必然要选择当时最好的设计师。建筑界热情高涨，许多人寄来了图纸。而此前，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公布了《首都计划》，对首都南京的建筑形式力主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这对当时南京的建筑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徐敬直提交的方案，就是一个仿清式建筑。
遵循《首都计划》，梁思成等人拟订了《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征选建筑图案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规定建筑形式在不妨碍“近代博物院建筑之需要，并力求朴实及最大面积”的原则内，“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
1934年，筹备处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按《章程》对竞标方案进行遴选。经审查，所有方案均不完全符合规定，委员会于是决定不记名投票选出最具修改价值的方案。徐敬直的设计这才胜出。而参选的十多份建筑图案也在博物院筹备处公开陈列展览。
此后，徐敬直在梁思成等的指导下重新设计了建筑图案。
“修改后的大殿仿辽代蓟县独乐寺山门形式。其结构多按《营造法式》设计，某些细部和装修兼采唐宋遗存。大殿为七开间，屋面为四面曲面坡的四阿式，上铺棕黄色琉璃瓦；陈列室仿自美国某博物馆，做成平屋顶，外墙加中国古典式挑檐，使之与大殿风格协调。整座建筑物设计科学合理、比例严谨，在满足新功能的要求下，采用新结构、新材料建造的仿辽式殿宇的优秀实例，在当时广受好评。”前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介绍。
在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坚持“民族性”与“现代化”相结合的理念下，南京博物院成为继南京的中山陵（1925年）、广州的中山纪念堂（1926年）和北京的国立图书馆（1926年）之后，第四个经设计竞赛产生的大型国家级建筑。
7700吨老大殿“长高”3米
1936年11月12日，国立中央博物院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次年却因时局变化，完成了3/4的一期工程被迫停工。直到1947年重新开工，至1948年4月竣工。但此后多年，这座建筑仍千疮百孔，庭前草木丛生。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告诉本刊记者：“从提议到一期工程竣工用了近15年。规划的‘人文’、‘工艺’、‘自然’三大馆仅建成‘人文馆’，即现在俗称的‘老大殿’。铺盖屋顶、建设月台、添砌大门、增加绿化都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做的，比如琉璃瓦和阶梯都是1953年后才有的。”
与当年规划的12.9公顷相比，如今的南京博物院面积大幅缩水，原中山路以南的地块早已建起了高楼大厦。但是，依靠现代建筑设计和工艺，此次扩建工程却极大地拓展了使用面积，最终将原方案的三馆扩至六馆。
“虽然面积和场馆数量都不同了，但其实延续了徐敬直和梁思成的理念。”龚良说。
为了这 “延续”，南京博物院的扩建工程作出了最重大的一项决定---将老大殿整体抬高3米！
“只有顶升才能恢复原来的环境风貌。”龚良表示，“长高”3米之后，老大殿作为南博核心建筑的地位重新得到强化，同时在地下能与其他新馆联通。
顶升工程前，本刊记者曾经多次探访南京博物院，从入口到老大殿约200米的距离，越走越低，形成了约两三米的高差。周边高楼林立，令老大殿深陷楼群之中。据测量，老大殿比半山路矮约1.7米，比中山路矮约3米。
虽然地势低洼是所有人共同的观感，但为了视觉效果，是否有必要进行顶升工程，却仍然引发了争议。
“别说是外人，好多员工都有疑虑。”龚良回忆，总重量7700吨的建筑怎么抬升？况且老大殿是国家重点文保单位，还必须遵循《文物法》“不改变文物原状”、保护其“原真性”与“完整性”等原则。
1986年至1998年期间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对此也“十分担心”。
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他说：“当时南博开专家论证会，把我、潘谷西等人都请了去，我和潘谷西都是明确表示很担心的。我主要顾虑是没有实践经验，万一出事不堪设想。老大殿是梁思成先生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没有非常必要的理由，仅为了视觉效果，我总觉得不太妥。”
并非万无一失的成功之举
虽有争议，但在报江苏省有关部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后，老大殿顶升工程仍然开工并完成。
龚良形容这项工程时，举了一个例子。“顶升前后我组织全体员工一起拍了合影，事后一对比完全一模一样。事实证明是成功的，老大殿连一条最小的纵向裂缝都没有。”
“老大殿整体顶升和隔震加固工程是南京博物院二期工程的重点和难点工程。但从满足日益扩展的老大殿功能提升需求角度来说，改造具有重要意义。”分管顶升工程的副院长倪明透露。整体顶升3米后，老大殿视觉效果突出，作为博物院核心建筑的地位得到强化，展厅间参观路线过渡更加自然流畅，利用空间也大大增加。
比如，原首层平台下空间层高为3.3米，如仅按原貌修复保护，减去梁板高度以及设备管道使用高度后，空间净高不足3米，有大约2600平方米的空间面积无法利用。整体顶升后，空间的高度增至6.3米，安装所有管道后净高仍有3米，所有的空间均可利用。 同时，整体顶升也给地下空间的布置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带来了大量的半地下空间、错层空间等趣味空间，以及在展馆之间设置的公共休息厅、下沉庭院与连廊等过渡空间，这些都使新旧建筑联系更为密切，空间功能融为一体。
据介绍，老大殿顶升工程起码创下了五个之“最”。
如，该工程是目前顶升占地面积最大、同步顶升点最多的建筑物顶升工程；是一次整体顶升高度最高的文物建筑物顶升工程；是目前最大的、集顶升与隔震加固于一体的文物改造工程；是主体结构最为复杂、刚度最不均匀、技术要求最高的顶升工程之一；首次采用了悬吊顶升工艺法，具有消除累积误差、即时随动保护、连续顶升操作方便、安全可靠性高的优点。
不仅如此，在老大殿首层还设置了专门的隔震技术参观室，可清楚地观测到老大殿柱下真实的橡胶隔震支座和滑移隔震支座。
南迁文物重新“集结”
闭馆整修前，南京博物院仅次于上海博物院，连续两年位列全国博物馆排行第二，超过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藏品数量多达42万件。
而如此“地位”，不能不提及“南迁文物”。
“在整个文物南迁过程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别意义的城市，文物数次在此汇聚、分散。”徐湖平说。
抗战胜利后南迁文物全部运回南京。但是在南京解放前夕，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先后共有5606箱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未及运台的2000多箱文物滞留在了南京。
这些文物具体是什么？据前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现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章剑华亲自撰写的纪实文学《承载》记载：“共计10万余件，主要包括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9万多件，铜佛像1332件，御笔135件，清朝皇室历代祖先牌位74件，还有部分香炉、玉册和铜仙鹤等物。”
《承载》还指出，“自‘文革’结束之后，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对这批文物的最终归属权问题一直争议不断。”
两岸文物交流中南博一直是重要的角色。2011年1月，继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建立合作关系，达成了六项合作共识：两院今后将通过沟通互访等方式，在院史、古器物研究等领域展开共同研究。
在11月6日进行的南京博物院80年院庆出席名单中，有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担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直至2005年从院长的位置卸任，徐湖平在南京博物院工作的十多年间，一直在为“留下”南迁文物而奔走。
“坦率讲，南迁文物是南京博物院最重要的展陈来源。打个比方，目前馆藏10万件官窑瓷器藏品，其中95%都是南迁文物。如果被‘拿走’，南博整个就无以为继了。我想，文物是国家所有，南京博物院也是国家所有，放在南京和放在北京都是一样的。”
为此，他陪同时任江苏省领导数次赴京向中央领导汇报，留住了这批文物。
“南迁文物”此前在媒体上鲜少报道，然而10月27日在特展馆面向媒体开放探班的时候，竟被主动提及。当天，龚良在采访环节介绍了许多关于特展馆首展的细节，并提及“将有大量抗战时从北京运出的南迁文物。”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上，“南迁文物重新集结展出”成为许多网站的“头条”。
继承和发扬80年前的宗旨
“扩容之后，南京博物院的展陈能力提高近10倍，过去只能展出四五千件文物，现在能够展出近5万件。”
80年前，蔡元培在考察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顶尖博物馆之后，为中央博物院拟定的宗旨是， “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
“我们一直致力于继承和发扬这一宗旨，在不断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找准角色定位，促使从重‘物’到重‘人’的观念转变。南京博物院希望通过注入国际最新理念，力争让人们能够从早上九点待到晚上八点，体验一个好看更好玩的博物馆。”龚良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龚良数次强调，闭馆时间与其他博物馆相比，“可以说是最短的”。因为在他看来，“不希望让南京博物院太长时间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蜂拥而至的人们，大多惊叹于展陈扩容近10倍的一院六馆、整体被抬高三米的老大殿、好吃好玩的民国一条街……却并不一定知道，这座曾是史上第一的国立博物馆，竟然一直处于未完工的状态。而2013年投入10亿元重装上阵的面貌，或许才接近徐敬直、梁思成两位大师80年前的设计理念。
80年前的竞标与公示
1935年，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徐敬直的事业到达了顶峰。他向国立中央博物院提交的一份设计方案先被否定，继而又被选中，最后确定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亲自辅导修改，徐敬直本人也被委任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建筑师。
成立于1933年4月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始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倡议，用于收藏、整理、研究、展出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珍贵典籍和文物。尽管该机构隶属于教育部，并聘请了历史学家傅斯年为主任，但中央研究院也鼎力协助，提供了人才和经费方面的支持。
既然是国立，必然要选择当时最好的设计师。建筑界热情高涨，许多人寄来了图纸。而此前，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公布了《首都计划》，对首都南京的建筑形式力主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这对当时南京的建筑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徐敬直提交的方案，就是一个仿清式建筑。
遵循《首都计划》，梁思成等人拟订了《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征选建筑图案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规定建筑形式在不妨碍“近代博物院建筑之需要，并力求朴实及最大面积”的原则内，“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
1934年，筹备处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按《章程》对竞标方案进行遴选。经审查，所有方案均不完全符合规定，委员会于是决定不记名投票选出最具修改价值的方案。徐敬直的设计这才胜出。而参选的十多份建筑图案也在博物院筹备处公开陈列展览。
此后，徐敬直在梁思成等的指导下重新设计了建筑图案。
“修改后的大殿仿辽代蓟县独乐寺山门形式。其结构多按《营造法式》设计，某些细部和装修兼采唐宋遗存。大殿为七开间，屋面为四面曲面坡的四阿式，上铺棕黄色琉璃瓦；陈列室仿自美国某博物馆，做成平屋顶，外墙加中国古典式挑檐，使之与大殿风格协调。整座建筑物设计科学合理、比例严谨，在满足新功能的要求下，采用新结构、新材料建造的仿辽式殿宇的优秀实例，在当时广受好评。”前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介绍。
在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坚持“民族性”与“现代化”相结合的理念下，南京博物院成为继南京的中山陵（1925年）、广州的中山纪念堂（1926年）和北京的国立图书馆（1926年）之后，第四个经设计竞赛产生的大型国家级建筑。
7700吨老大殿“长高”3米
1936年11月12日，国立中央博物院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次年却因时局变化，完成了3/4的一期工程被迫停工。直到1947年重新开工，至1948年4月竣工。但此后多年，这座建筑仍千疮百孔，庭前草木丛生。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告诉本刊记者：“从提议到一期工程竣工用了近15年。规划的‘人文’、‘工艺’、‘自然’三大馆仅建成‘人文馆’，即现在俗称的‘老大殿’。铺盖屋顶、建设月台、添砌大门、增加绿化都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做的，比如琉璃瓦和阶梯都是1953年后才有的。”
与当年规划的12.9公顷相比，如今的南京博物院面积大幅缩水，原中山路以南的地块早已建起了高楼大厦。但是，依靠现代建筑设计和工艺，此次扩建工程却极大地拓展了使用面积，最终将原方案的三馆扩至六馆。
“虽然面积和场馆数量都不同了，但其实延续了徐敬直和梁思成的理念。”龚良说。
为了这 “延续”，南京博物院的扩建工程作出了最重大的一项决定---将老大殿整体抬高3米！
“只有顶升才能恢复原来的环境风貌。”龚良表示，“长高”3米之后，老大殿作为南博核心建筑的地位重新得到强化，同时在地下能与其他新馆联通。
顶升工程前，本刊记者曾经多次探访南京博物院，从入口到老大殿约200米的距离，越走越低，形成了约两三米的高差。周边高楼林立，令老大殿深陷楼群之中。据测量，老大殿比半山路矮约1.7米，比中山路矮约3米。
虽然地势低洼是所有人共同的观感，但为了视觉效果，是否有必要进行顶升工程，却仍然引发了争议。
“别说是外人，好多员工都有疑虑。”龚良回忆，总重量7700吨的建筑怎么抬升？况且老大殿是国家重点文保单位，还必须遵循《文物法》“不改变文物原状”、保护其“原真性”与“完整性”等原则。
1986年至1998年期间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对此也“十分担心”。
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他说：“当时南博开专家论证会，把我、潘谷西等人都请了去，我和潘谷西都是明确表示很担心的。我主要顾虑是没有实践经验，万一出事不堪设想。老大殿是梁思成先生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没有非常必要的理由，仅为了视觉效果，我总觉得不太妥。”
并非万无一失的成功之举
虽有争议，但在报江苏省有关部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后，老大殿顶升工程仍然开工并完成。
龚良形容这项工程时，举了一个例子。“顶升前后我组织全体员工一起拍了合影，事后一对比完全一模一样。事实证明是成功的，老大殿连一条最小的纵向裂缝都没有。”
“老大殿整体顶升和隔震加固工程是南京博物院二期工程的重点和难点工程。但从满足日益扩展的老大殿功能提升需求角度来说，改造具有重要意义。”分管顶升工程的副院长倪明透露。整体顶升3米后，老大殿视觉效果突出，作为博物院核心建筑的地位得到强化，展厅间参观路线过渡更加自然流畅，利用空间也大大增加。
比如，原首层平台下空间层高为3.3米，如仅按原貌修复保护，减去梁板高度以及设备管道使用高度后，空间净高不足3米，有大约2600平方米的空间面积无法利用。整体顶升后，空间的高度增至6.3米，安装所有管道后净高仍有3米，所有的空间均可利用。 同时，整体顶升也给地下空间的布置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带来了大量的半地下空间、错层空间等趣味空间，以及在展馆之间设置的公共休息厅、下沉庭院与连廊等过渡空间，这些都使新旧建筑联系更为密切，空间功能融为一体。
据介绍，老大殿顶升工程起码创下了五个之“最”。
如，该工程是目前顶升占地面积最大、同步顶升点最多的建筑物顶升工程；是一次整体顶升高度最高的文物建筑物顶升工程；是目前最大的、集顶升与隔震加固于一体的文物改造工程；是主体结构最为复杂、刚度最不均匀、技术要求最高的顶升工程之一；首次采用了悬吊顶升工艺法，具有消除累积误差、即时随动保护、连续顶升操作方便、安全可靠性高的优点。
不仅如此，在老大殿首层还设置了专门的隔震技术参观室，可清楚地观测到老大殿柱下真实的橡胶隔震支座和滑移隔震支座。
南迁文物重新“集结”
闭馆整修前，南京博物院仅次于上海博物院，连续两年位列全国博物馆排行第二，超过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藏品数量多达42万件。
而如此“地位”，不能不提及“南迁文物”。
“在整个文物南迁过程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别意义的城市，文物数次在此汇聚、分散。”徐湖平说。
抗战胜利后南迁文物全部运回南京。但是在南京解放前夕，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先后共有5606箱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未及运台的2000多箱文物滞留在了南京。
这些文物具体是什么？据前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现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章剑华亲自撰写的纪实文学《承载》记载：“共计10万余件，主要包括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9万多件，铜佛像1332件，御笔135件，清朝皇室历代祖先牌位74件，还有部分香炉、玉册和铜仙鹤等物。”
《承载》还指出，“自‘文革’结束之后，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对这批文物的最终归属权问题一直争议不断。”
两岸文物交流中南博一直是重要的角色。2011年1月，继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建立合作关系，达成了六项合作共识：两院今后将通过沟通互访等方式，在院史、古器物研究等领域展开共同研究。
在11月6日进行的南京博物院80年院庆出席名单中，有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担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直至2005年从院长的位置卸任，徐湖平在南京博物院工作的十多年间，一直在为“留下”南迁文物而奔走。
“坦率讲，南迁文物是南京博物院最重要的展陈来源。打个比方，目前馆藏10万件官窑瓷器藏品，其中95%都是南迁文物。如果被‘拿走’，南博整个就无以为继了。我想，文物是国家所有，南京博物院也是国家所有，放在南京和放在北京都是一样的。”
为此，他陪同时任江苏省领导数次赴京向中央领导汇报，留住了这批文物。
“南迁文物”此前在媒体上鲜少报道，然而10月27日在特展馆面向媒体开放探班的时候，竟被主动提及。当天，龚良在采访环节介绍了许多关于特展馆首展的细节，并提及“将有大量抗战时从北京运出的南迁文物。”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上，“南迁文物重新集结展出”成为许多网站的“头条”。
继承和发扬80年前的宗旨
“扩容之后，南京博物院的展陈能力提高近10倍，过去只能展出四五千件文物，现在能够展出近5万件。”
80年前，蔡元培在考察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顶尖博物馆之后，为中央博物院拟定的宗旨是， “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
“我们一直致力于继承和发扬这一宗旨，在不断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找准角色定位，促使从重‘物’到重‘人’的观念转变。南京博物院希望通过注入国际最新理念，力争让人们能够从早上九点待到晚上八点，体验一个好看更好玩的博物馆。”龚良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龚良数次强调，闭馆时间与其他博物馆相比，“可以说是最短的”。因为在他看来，“不希望让南京博物院太长时间消失在公众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