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月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和湖南大儒叶德辉有关的一则轶事。当时书店伙计给钱玄同送来一部叶德辉编的《观古堂书目》，钱玄同最初以为该书可补《书目答问》之缺，就暂时留下。后因无钱购买，准备归还书店。在浏览该书自序时，叶氏这样一段文字引起钱玄同的极度不满：“十七世祖和靖山长伯昂公以元故臣，明祖屡征不起，子孙承其家声，不以入仕为荣，故终明之世，各房皆以科第显达，煊赫一时，独余茆园房世以耕读相安，丁男亦不繁衍，至国初始有登仕板者。”对此钱玄同讽刺道：“此数语直是自暴其十七八代的祖宗都非做异族的奴隶不可，绝不愿同种光复，真要叫人笑死。”
　　钱玄同对叶德辉如此嘲讽，只因他断定叶德辉没有明白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何谓“夷夏之辨”。所谓夷夏之辨，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古时人们把中原文明称为夏，边塞野蛮民族称为夷，这明显是以地域关系来辨别夷夏。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中原与边塞交往增多，文化风俗等就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如孔子就认为，即便蛮族占领中原，只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中原就依然是夏;反之，如果夏人失去礼义廉耻，那么中原也就成为夷。据此夷夏之辨不在地区而在文化，这在唐代，就演变为胡人之“汉化”或汉人之“胡化”问题，对此，陈寅恪的观点就是，判断一个人是汉人还是胡人，不看其血统而是看其所承受文化传统：如果一个汉人自幼生活在胡人地区，深受胡族文化影响，则虽为汉人却早已被“胡化”，当然应视为“胡人”;反之亦然。从唐代历史进程看，无论唐代统治者还是一般民众，对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一直持比较开放宽容态度，所以夷夏之辨基本不是问题。
　　不过，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南宋小王朝的灭亡，元朝统治者对汉人的镇压迫害，使得汉族文人真正体会到亡国的悲惨，于是夷夏之辨问题被再次提出，并特别强调夷夏间的不可沟通与不可转化。但这一点必然与文人之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观念冲突，也就是如果统治者为异族君主且这君主还不是太差的话，则文人士大夫似乎就要保持对此君主的忠诚，这可能就是叶德辉为其先祖如此之德行感慨自豪的原因。但在一向把推翻清朝统治视为当然的钱玄同看来，叶德辉也真是糊涂得可以了——名门望族“叶家”数代宁愿做异族奴隶，而不愿光复汉族，岂不是白读了那么多的书。
　　事实上，相比于元代的短命，清朝统治持续近三百多年，且对汉族文化也由最初的排斥到接受。对汉族文人而言，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似乎更加容易接受，因为时间可以淡化一切。章太炎就曾说：“综观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过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满洲之在中国，疆域已一统矣，载祀已三百矣。”所以，汉族文人的拒绝和清朝合作大都发生在清初，至清代中叶，绝大多数汉族文人已经认可了满族的统治。但鸦片战争后，清政权的愚昧和闭关锁国终于激起有识之士的不满，并最终演变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因此，等到钱玄同在1918年看到叶德辉如此迂腐的言论，岂能不给予辛辣的嘲讽。一般说来，章门弟子受章太炎影响至深至巨，所以对“夷夏之防”总是格外警惕，例如同为章门弟子的朱希祖，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说持不同观点，甚至连续撰写文章和陈寅恪“商榷”，他就是坚持认为在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入侵中国已为现实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再谈什么“种族与文化关系中，文化重于种族”，就有被他人（指日本）利用之危险了。显而易见，当所谓的“夷夏之辨”仅仅限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时，人们往往还可以宽容大度的态度对待，甚至以汉族文化所谓的强大“同化”能力为自豪。但当夷夏之辨扩大为中华民族和外来民族矛盾时，例如近代以来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则坚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就是人们最容易做出的抉择。
　　然而，陈寅恪的思考显然和朱希祖并不在一个路径上，他更看重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异族入侵或外来文化大举进入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问题，也即是俞曲园当年在科举应试时所题写诗中的那句“花落春仍在”的问题——如何让花落之后的“春”仍然回来？而在这样重大问题上，显然知识分子本身要负起更大的责任。
　　由此，当1964年蒋天枢赴广州看望陈寅恪时，后者才会在《赠蒋秉南序》中写下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
　　所谓“易堂九子”，指的是明末清初以魏禧为首的九个文学家，即魏禧与兄魏祥、弟魏礼和李腾蛟、邱维屏、曾灿、林时益、彭士望、彭任等九人，其中魏禧三兄弟是这一文人群体的核心，史称“三魏”或“宁都三魏”。这“易堂”名字的由来，据说是魏禧父魏兆凤在明朝灭亡后削发隐居，名其居室曰“易堂”。还有一说是九子为避战乱，买下宁都城西的翠微峰，在峰顶建造房屋居住，中间厅堂是聚会的场所，取名为“易堂”。
　　据说清兵入关后，明朝国势危急，大臣中有听说“易堂九子”名气者，遂进谏皇帝准许他们出来辅佐朝政，皇帝就派使者来到宁都翠微峰。“易堂九子”为了拒绝使者的邀请，当使者推开“易堂”室之门时，就让人拿一瓢清水把点燃的蜡烛浇灭。使者正要说明来意，九子对使者说：“看到没有，‘清’水灭‘明’烛，天意不可违，你也不要回去了，不然有杀身之祸。”使者大悟，就留了下来。由这个传说，可知“易堂九子”很有远见，他们知道面对强大的清廷，任何武力抵抗已经无用，遂专注于讲学和著述。尽管清朝政府将他们的作品列为禁书予以销毁，却无法禁止他们讲学。魏氏三兄弟中以老二魏禧影响最大，成就最高。因他字凝叔，世人尊称他为叔子，又因他曾住在翠微峰上的勺庭，人们又称他为勺庭先生。康熙九年，魏禧曾赴南京一带游历，前来拜访、求文章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多以得到魏禧文章为荣。就在此时，魏禧写下了那篇有名的《大铁椎传》。该文写的是一位以使用“大铁椎”为兵器的侠客，来投奔宋将军，却因后者“不足用”而离开。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语焉不详。由此可见魏禧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宋将军”当暗指当时那些明朝旧臣，他们徒有虚名却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实施反清复明的大业。文章最后，魏禧的议论极为精彩：“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抑用之自有时欤？”这里魏禧不仅是为文中那位侠客感慨，也是在为他们这些文人生不逢时而感慨不已。康熙十七年，魏禧被清廷荐举为博学鸿儒，他称病拒不应召。后来连原来一些反清的文人如朱彝尊、汪琬等也应召了，坚持不去者寥寥無几，魏禧即其中之一。当年十二月，江西巡抚责令宁都县令将魏禧抬到南昌，魏禧用被子蒙头装作病重，死活不肯出仕清廷，此举受到江西很多名士的赞扬。康熙十八年，魏禧去世，其“士可杀不可辱”的高风亮节一直受到后人称颂。
　　如果仅仅这样，“易堂九子”还不值得后人格外赞美，陈寅恪也不会如此羡慕。相比起魏禧，也许九子中的另一位更值得赞美——只因他的忍辱负重，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整个“易堂九子”的安全和相对从容的治学著述，此人就是三兄弟中的老大魏祥。清廷入关后，不仅下达了剃发令，还不许明朝遗民隐居山寨，“九子”所在的翠微峰虽地势险要也无法抵挡大兵入侵。这时魏祥挺身而出，担起了长子“责在宗祧”、保卫家室的重任。他换上清廷的装束进城参加考试，取得了贡生的资格，从此背负起难以忍受的委身清廷的痛苦屈辱。在魏祥的周旋下，“易堂九子”此后三十多年没有受到清廷清剿，得到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应该说，魏祥的例子不是个案，在当时很多文人都面临是否出仕清朝的两难选择：出仕，则有违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不仕，则马上会导致自己和整个家族成员的灭顶之灾。显而易见，如果仅仅是个人的牺牲，相信很多文人都会坦然面对，但如果因此牵连到很多亲人甚至是无辜的远亲，甚至是老人和孩童，则代价确实过于巨大和沉重。而且，这些生活于易代之际的文人，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继续自己的遗民身份无疑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诚如今人赵园所说，是“节操”在时间中的剥蚀，是那种神州陆沉之悲慨之气的逐渐烟消云淡，最终庄严化为滑稽，这才是最为可怕。此外，如果自己这一代因多少承受前代恩泽而必须守节尽忠的话，则子女后代应该没有必要承继义务。对此，出身贫寒的清初名士戴名世指出：“自明之亡，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取科第，多不以为非。”所以在两难之中，很多文人做出痛苦的选择，即让自己的某个孩子（一般是长子）出仕以保证整个大家族的相对平安，从而也保证了这个家族的延续成为可能。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借此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和传承。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明末清初还是之后，很多文人对自己后代的要求，竟然都是不要再做学问搞创作，宁愿学习一门技艺，甚至去从事他们一向最看不起的经商。吴宓在其日记中就透露，他和陈寅恪在社会动荡之际就曾约定，一旦被当权者相逼，则离开学术，远离学校，宁愿去经商——尽管我很怀疑他们有经商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