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題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开篇第一句就洋溢着自信和魄力：“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此时的解放军已势如破竹。在华东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收到一封“敦促投降书”，单刀直入的风格同样出自毛泽东之手：“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共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局已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安排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将目光投向新疆的解放。
　　“如何尽快把水深火热之中的新疆人民从国民党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同时又尽量避免战争，让人民少受战乱之苦，是毛泽东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宗旨。”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编审，党史专家刘向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决战西北，为和平解放新疆扫清道路

　　解放新疆的时间比预计要早，且提前了两次。
　　1949年2月4日，与苏联代表米高扬在西柏坡秘密会谈时，毛泽东特意把新疆问题提了出来，希望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协助我党使新疆人民尽快获得解放。两天后，他正式宣布：“按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驻新疆。”
　　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战线上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
　　“其实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中共中央对于新疆的解放是早有考虑的。”刘向晖说。“会议上提到新疆问题是用战争还是用和平的方式，大家主张尽量用和平方式，就像解决北平问题一样解决新疆问题。”
　　也是在这次全会期间，毛泽东把日后进军和治理新疆的重任交给了主动请缨的王震。休会时，会场上演京剧《红娘》，毛泽东就对王震说：“今晚上演的是《红娘》，那红娘是全心全意为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去给新疆各族人民多做好事。”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到了尽头。此时，国民党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
　　在此形势下，毛泽东把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从太原前线召回北京，商讨如何解决西北问题和解放新疆问题。毛泽东强调，要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但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消灭胡、马主力。
　　5月25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这表明，毛泽东把解放新疆的时间提前到了1950年春。

　　然而计划因为一则情报而再度改变。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当时苏方得到情报，美英与蒋介石欲让“五马”（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继援及其部队）从宁夏和青海入疆，联合新疆境内“东突”势力，在新疆重建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欲获得英美承认。
　　得知消息后，毛泽东作出了尽早进疆的决定。7月23日，他电告彭德怀：“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如此一来，毛泽东又把解放新疆的时间从1950年春提前到1949年冬。
　　对于西北战局，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先钳马打胡、后钳胡打马”。从5月中旬到9月下旬，彭德怀统率一野先后实施陕中战役、扶眉战役、平凉战役、兰州战役、宁夏战役等，歼灭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部主力约17.5万人，陕西、甘肃、兰州、宁夏相继解放。
　　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率部进入西宁，解放青海，此后沿西张公路北上，冒着风雨严寒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如同一柄尖刀直插张掖，解放酒泉，剑锋直逼新疆。
　　“西北战场上解放军的进攻速度相当快，胡、马很快被粉碎。尤其兰州、青海解放后，实际上是把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压迫到整个西北的角落，逼到了退无可退、进也难进的境地，形成了大兵压境的气势，为下一步新疆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刘向晖说。

联络三区，“力群电台”给中央发电报150多份

　　就在解放军迅速西进时，邓力群作为政治秘书正随刘少奇秘密访苏，其间接到了去新疆的紧急任务。
　　当时苏方表示，中共可派人与新疆三区方面联系，让其从西面配合解放军，牵制国民党军队，苏方可为此提供帮助。刘少奇立即报告毛泽东，并建议选派邓力群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从莫斯科秘密入疆。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
　　8月8日，邓力群带上三名报务员和一部电台离开莫斯科，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到达阿拉木图，后于8月15日到达伊犁首府伊宁。当天，邓力群就开通了“力群电台”，建立了三区同中央的直接联系。
　　三区的由来可以追溯到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1943年3月，盛世才为讨好国民党中央政府掀起“献马运动”，强迫人民捐献军马，激起了牧民的不满。1944年9月，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爆发了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民主政治的武装暴动。后来他们以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为革命根据地，成立临时政府政权，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府。斗争持续到1949年新疆解放，史称“三区革命”。
　　早期三区革命，由于思想理论不成熟、革命斗争目标不明确等问题，导致艾力汗·吐烈等当权者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煽动反汉排汉情绪，打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旗号。直到1946年6月，新疆省民主联合政府成立，艾力汗·吐烈被解除一切权力，三区革命的性质才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后，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主要领导人的三区革命政权，与人民民主革命逐渐融合在一起。

　　邓力群到达新疆后，主要任务就是详细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收集敌、我、友军事方面的资料，及时、系统地报告中央。

　　电台开通后第三天，8月18日，毛泽东就通过“力群电台”致电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电文里对新疆三区革命予以高度评价：“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
　　三区领导人随后复电毛泽东，表示愉快地接受邀请。但不幸的是，阿合买提江等5人在飞赴北京途经贝加尔湖时因飞机失事，全部遇难。毛泽东得到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给新疆发来唁电，表示深切哀悼，同时同意三区方面改派赛福鼎等3人参会。
　　后来，赛福鼎作为新疆特邀代表团团长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当天作了发言。在会议间隙，赛福鼎走上主席台，向毛泽东敬献了维族长袍和皮帽，表达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意愿。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礼物，并当场穿戴起来。
　　“三区革命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民主革命洪流，加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力量，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刘向晖说。
　　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力群电台”总共工作了100多天，发给中央的电报有150多份。9月上旬，毛泽东从邓力群发给中央的多封电报中，了解到迪化和平运动的进展情况，逐渐确立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9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表示： “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将此比作“愚人节的玩笑”。4月20日，谈判失败，而且对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致同意留在北平，他们最后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谈判期间，周恩来就根据毛泽东的部署，要求参与和谈的国民党方面代表、迪化市市长屈武：如果和谈破裂，就赶紧回新疆，“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而此时张治中的留下，更让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通过张的协助或许可以实现西北地区的和平解放。

　　张治中被称作“和平将军”，历来反对内战。重庆谈判时，他亲自接毛泽东来重庆，并主动让出自己的住处，派一个宪兵排担任警卫，时刻保护毛泽东的人身安全。谈判结束后，他又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延安，成为共产党人口中“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同时，张治中是一位了解新疆且在新疆享有较高威望的将领。三区革命爆发后，他曾以中央代表身份与三区方面进行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随后以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后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职级兼任新疆省主席，一贯致力于维护新疆的和平与统一。 　　“张治中离开西北前，就已经为和平解放新疆做了一些铺垫，比如把对三区方面强硬的宋希濂调离，任用倾向进步的包尔汉和陶峙岳分别担任省主席和警备总司令。他很清楚，新疆这个地方只要一打，就是两败俱伤，甚至三败俱伤，只有和平的道路最适合新疆。”刘向晖说。

　　毛泽东也十分清楚这一点。8月6日，他电示彭德怀，提出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具体办法：“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地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关，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9月8日，毛泽东亲自约见了张治中，希望他能及时电告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和平起义。张治中当即表示早有此意。通过“力群电台”，他致电陶峙岳、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
　　其实在这封电报发出前，对于和平起义，包尔汉已有所准备。早在1949年2月，包尔汉就与张治中深入探讨了未来新疆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省主席任内，他默许“战斗社”“先锋社”等进步组织的活动，甚至在省政府机关中，有意在要害部门安排了地下革命组织成员，比如他的侍从室主任聂立夫。
　　此外，眼见新疆财政经济处于崩溃状态，1949年5月，包尔汉决定在金融上同南京政府切断联系，发行新疆银元券，取代金元券。“银元券短期内起了作用，但很快又遭遇贬值。据说解放前期，一张银元券面额最高达到60亿元，可以想见货币已经贬值到什么程度，市民生活苦到什么程度。”刘向晖说。
　　到了7月，包尔汉开始争取军方的支持，加快和平起义的准备。他清楚陶峙岳也有起义的意向，只不过仍未表态，于是亲自找他商谈。包尔汉说：“只要您支持和平起义，我以八十高龄的母亲做担保，对您不会有什么损害。我说的话，是有十分把握的。”
　　其实陶峙岳深受张治中的影响，也给中共帮过忙。1946年，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解救出131名被监禁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就是由陶峙岳派车将他们送回延安的。

　　1949年2月，刚刚就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致电陶峙岳，命他将新疆驻军只留一个旅防守边疆，其余全部调到嘉峪关以东地区。“为了稳定全疆局势，陶峙岳很机智，他知道把部队开到内战前线，只是给国民党充当最后的炮灰，所以尽量拖延，同时提出高昂的开拔费。国民党没钱，也拿他没办法。”刘向晖说。
　　到了1949年下半年，外有解放军重兵压境，内有三区民族军夹击，新疆的国民党统治内部急剧分化，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时局把陶峙岳推向了风口浪尖。但是对于和平起义，他迟迟没有亮明态度，还引起过屈武、陶晋初等进步派的不满。
　　刘向晖分析认为，这与陶峙岳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有关。当时新疆驻军有78、42、骑1师三个整编师，下辖10个整编旅，总兵力10万余人。这些部队分属不同派别，各为其主。“实际上，陶峙岳调动部队的权力不是很大。作为军方高层，他肯定会考虑，如果起义，遭遇反抗怎么办。这个人比较慢，比较稳，迟迟不表态，是在等待时机成熟，其实他心里是有数的。”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
　　此时，随着第一野战军在河西走廊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残兵涌入新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将领听到风声，图谋暴动。为了和平起义成功，陶峙岳亲自在家中约见反对起义的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第179旅旅长罗恕人、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说服他们主动交出军队，允许他们变卖房产和物资，从南疆出国。9月24日，马呈祥、罗恕人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出走。9月25日，叶成也逃往国外。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消除了。
　　同日，陶峙岳和赵锡光、韩有文等人通电起义，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陶峙岳第一个在起义电文上签名。9月26日，包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至此，未动一枪一炮，新疆实现和平解放。
　　9月2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陶峙岳、包尔汉起义通电的复电，他指出：“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然而，和平解放后的新疆局势并不完全稳定，在国民党起义部队中仍有某些顽固分子在多地制造驻军叛乱事件，有特务广泛散布谣言，妄图破坏和平局势，少数反对起义的顽固分子与伊敏、艾沙等民族分裂分子暗中集聚南疆，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迅速进驻新疆。在他给陶、包二人复电的同一天，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进军新疆的命令。10月10日，王震率领第二、六军从酒泉出发，向天山南北挺进，到次年3月，完成了进驻南北疆的任务，迅速稳定了新疆局势。
　　在部署向新疆进军的同时，毛泽东也在积极筹划组建或改组新疆党政军机构。1949年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同意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
　　12月17日， 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包尔汉任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成立。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员，陶峙岳为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为第三副司令员。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统归新疆军区领导。
　　从此，新疆各族人民告别了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的旧世界，迎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