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西方人一样，我对中国的最初了解也只限于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1985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正是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改变了我之前对中国的看法，中国朋友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005年，我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工作时，有一个念博士后的中国学生名叫段征，他之前就读于郑州大学。有一天我正抱怨我在美国进行基础性研究的困难，段征就问我为什么不去中国做研究呢？当时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而且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于是就欣然答应了下来。
　　仅仅几个月之后，也就是2005年9月份，我就来到郑州。在河南，我受到了河南省副省长、郑州大学校长和化学系主任等领导的接待，他们的热情与好客让我这个外国人感动不已。另外，广阔的郑州、拥有五六万学生的郑州大学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郑州大学提出为我建一个全新的实验室，配备所有我需要的设备，并提供一大笔启动资金。于是在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和郑州大学签署了协议。
　　2007年10月，实验室圆满建成，学生们也都做好了各项准备，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与此同时，段征也回国做了郑州大学的教授，并参与国际磷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我们的研究项目就是基于我之前在法国和加州进行的研究。
　　我们最初的目标就是提升国际磷化学实验室的知名度。有了这个想法，我们更加重视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的质量，而非数量。我们的所有论文，除一篇之外，均成功发表在欧洲或美国的顶级期刊上。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是在2008年末，发表于美国的一本期刊。第二步，我们将在每年的9月末举行“郑州化学研讨会”。我们的成员有一半是高水平的国外科学家，还有一半是中国顶尖的化学家。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在国外化学家中宣传国际磷化学实验室与郑州大学，并促进国内外相关专家的交流讨论。在参与的众多国外专家中，还有一位是美国化学会的期刊主编，他参与了其中一年的研讨。第三步就是，与一家法国实验室建立跨国合作。我利用自己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最大的科学机构）的关系，建立了一个跨国联合实验室。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联合的实验室，其中的一个设在法国雷恩，从事应用于光电子的有机磷材料研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官方代表团之后到郑州与郑州大学签署了创建联合实验室的协议，一些雷恩的教授和学生已经参观过国际磷化学实验室，部分实验室成员也到雷恩进行了访问。这一联合研究项目已经启动，第一份研究成果也将很快与大家见面。
　　我们所有的进步和发展都得益于河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很荣幸地获得了郑州“商都友谊奖”的荣誉称号，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中国政府的重要官员也曾到国际磷化学实验室来进行参观。此外，我还获得了201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这对我将是永生难忘的鼓励。我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那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震撼，什么是令世界瞩目！
　　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以及郑州大学许许多多人的参与和鼓励之上的。没有这些，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而当我试着总结促成成功的因素时，我的结论是，需要一个由中国和外国人共同组建的相互团结、信心百倍的团队。我刚到郑州时，无论我的声望如何，我都要受到一段时间的测试和评估。只有当我的中国伙伴们觉得可以信任我并且愿意把我纳入这个大家庭之后，一切才变得简单顺手起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从中法两国社会文化惊人的相似性那里得到了一些帮助。例如，中国人和法国人都把吃饭作为一种交流与讨论的重要社会活动；中国人和法国人都有很强的幽默感，每次我开玩笑，我的中国伙伴就会很快理解并回应；中国人和法国人都很机智并且灵活，这可以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很快找到解决方案，大概是因为这样我在郑州时感觉很轻松。
　　相比之下，我遇到的主要问题还是在沟通上。即使是在高层次的交流上，也很少有中国人会讲英语，这就大大降低了讨论、学习与交流的可能性。在河南，说英语的人口比例是相对低的，这可能会成为河南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一大阻碍。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提到“选择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保证了新加坡的发展”。当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会遇到像新加坡同样的问题，但李光耀的一些观点倒是适用于中国的。英语口语好在年轻人求职时是一个决定性的优势。说英语的环境对于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竞争专业人才上，也是一个决定性的优势。河南要想赢得更加美好的明天就要迎接这个挑战。总之，“郑州之旅”将是我这一生最美好、最有收获的经历之一。
　　河南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我愿意在这里扎根，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河南的变化真是太快了。这几年，我每次来到河南，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地方。我在郑大工作期间非常愉快。这所学校发展得很快很好，学习氛围很浓，尤其是师生们对知识的渴求让我感动，我很希望能多给他们提供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