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母都是教师，我们六姐弟不约而同都站上了讲台。随着年龄渐长，阅历增深，一个问题常纠结在心头，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字典上知识之解为学识、学问，也就是说，有学问的人即为知识分子，真是那样吗？我越来越不敢苟同，因为我曾见到过真正的、令人信服的知识分子。
　　那就是巴金先生。那年我12岁，刚上初二，那次学校文学小组组长轮到了我这个全校最小的学生。组长要决定活动内容、主持会议，两小时里，要让每个组员都有事做，每次活动还不能“炒冷饭”，更“可怕”的是小组里还有高中的学长！我这个小不点从没当过什么“长”，每次上课回答问题都怕得腿直抖，除了看书，几乎什么事都不懂，怎负此重任！我想破头还是不明白组长怎么当，老师又说不能问学校里的人，实实在在被吓住了。我向班主任、语文老师章学漪先生求救，谁知一向肯帮人的他两手一摊说：“按规定，我不能给你出主意，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请教校外的人。”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办法？除了老师同学，会认识谁？
　　我急得团团转地哭了几次，忽然想到了巴金。他的小说我都看遍了，他似乎是个熟人了，对，去找他帮忙。于是，我请章先生帮忙打听了地址，独自从大场走了去。学校在上海的北面，巴金家在市中心淮海中路。不知走了几个小时，我好不容易走到了淮海坊，来不及擦把汗就敲门。出来一个阿姨，得知我要找巴金，她说：“小孩子别闹，这里不是玩的地方！快回去，巴金没有空！”她把门关了。我又累又渴又委屈，想到没人教我，这个组长没法当，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我没别的本事，只会哭，越哭越伤心，门又开了，终于让我进屋了。那天，我说了些什么，巴金说了些什么，如今我已记忆模糊。只记得他请人打来一盆水，让我洗脸，他在旁边温和地看着我，问我喜欢做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乱说“大话”：“要做中国的又一个冰心。”巴金一點没笑话我，他很高兴地在我本子上写下：愿中国出现第二个冰心。
　　拿着题词本，我高兴极了，竟忘了问他怎么当文学小组组长，欢天喜地地回学校了。到了学校，来不及喝口水，我一把拖着最好的朋友蒨去见章先生。章先生摸着巴金的签名，比我还高兴，夸我真会想办法，还说，好好珍藏着吧。我到处显摆，弄得好多人都心痒痒地也要去看巴金，若不是老师阻止，巴金家的门槛都要被踏塌了。怕别人弄坏我的宝贝，任凭章先生怎么劝，我再不肯拿出来给人看。我记着巴金的期望，努力读书、写习作，开始向报刊投稿。初二下学期，我的《背后乱嚼舌头》一文在《青年报》发表。这第一篇公开刊出的小文，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
　　后来，我再无缘见他，而那留着巴老祝愿的题字本，连同许多珍贵的纪念品，都已化作了灰烬。尽管不论是我，还是别人，都未能成为中国第二个冰心;尽管，生活中有那么多的遗憾和失意，但当年巴老对冒失闯进他家的小孩子流露的善意，如一团火始终温暖着我。每当陷入迷茫时，那早已不存在的小本子，那已永远毁去的题词，总会像一盏明灯在暗中燃起。几十年里，我始终没有失去勇气，也从未放下过笔。我天天努力，年年坚持，终于圆了童年之梦，走上了文学之路。
　　感谢巴老在我少年时代为我托起的希望。他做的一切，是一个文人应有的品格：对人、对孩子、对世界充满爱。因为爱，他才如此自然地敞开胸怀。巴老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就如他的作品温暖了几代人一样，他使世界变得明亮，他使我们永远迎向太阳。巴老走时，我和去送他的许多人一样，并不仅因为他是作家、大师，更多的是因为他爱国家、爱人民、爱读者，我们因爱而去向他鞠躬致敬，像亲人一样送他远行。我想，这就是真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