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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东北一个著名的重工业城市,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国营大厂子弟,从小听惯了机器的轰鸣,看惯了飞溅的钢花。我们一家三代所服务的那个工厂,规模大到占了半个城市,自行供水供电供气,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菜市场、电影院、公交系统,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过去厂子效益好的时候,人们都挤破脑袋往里钻,不仅因为工资待遇好、上升空间大,还因为福利好,生活很便利,比如住房、医疗、子女入托入学。在我印象中,父母没有为我入托入学的事发过愁,因为厂子都包办了。企业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职工当然更加忘我地投入到生产中。所以乍一听到“携程亲子园”这样的好事,我心里还是有些“重温旧日时光”的亲切感。
可谁成想,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幼儿园虐童”事件,一把将携程拖入舆情的漩涡,同时也将“企业该不该自办托儿所”这个陈旧的命题重新摆在了CSR人的面前。
其实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企业自办福利,是“企业办社会”的一种典型模式,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倒退。它的出现,非但不能解决社会公共服务缺失的普遍性问题,反而可能加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倒退的风险——既然企业能自行解决一些本该由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问题,那么我们顺势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企业都自行解决不就完了吗?
岂不知,正是这种“有能力就自行解决”的逻辑,在悄悄伤害整个社会的公平。负责任的企业应该致力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而不是谋求自给自足的一隅偏安,更不能将本该共享的社会福利资源据为己有,牺牲公共利益,为自己取暖点“一根柴”,不惜烧掉“整个森林”。
众所周知,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由于社会分工体系落后,社會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迫使企业从事很多自身并无优势也干不好的事情,从而阻碍社会分工体系的深化、细化、优化。着眼于全社会角度,此类企业行为必然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就是说,最后结果其实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走出丛林——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探索》,李伟阳、肖红军著,经济管理出版社)。如果不能立足于促进社会资源更优配置的视角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带来新时期的“企业办社会”的回潮。
正是由于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认识,我们才被一时的小确幸蒙蔽,肯定了携程办亲子园这种表面先进、实质倒退的企业行为,反而忽视了公共服务的缺失,客观上还纵容了借机牟利的宵小和虐童的元凶。
携程亲子园,罪不在携程,而在你我,在全社会。
过去厂子效益好的时候,人们都挤破脑袋往里钻,不仅因为工资待遇好、上升空间大,还因为福利好,生活很便利,比如住房、医疗、子女入托入学。在我印象中,父母没有为我入托入学的事发过愁,因为厂子都包办了。企业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职工当然更加忘我地投入到生产中。所以乍一听到“携程亲子园”这样的好事,我心里还是有些“重温旧日时光”的亲切感。
可谁成想,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幼儿园虐童”事件,一把将携程拖入舆情的漩涡,同时也将“企业该不该自办托儿所”这个陈旧的命题重新摆在了CSR人的面前。
其实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企业自办福利,是“企业办社会”的一种典型模式,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倒退。它的出现,非但不能解决社会公共服务缺失的普遍性问题,反而可能加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倒退的风险——既然企业能自行解决一些本该由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问题,那么我们顺势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企业都自行解决不就完了吗?
岂不知,正是这种“有能力就自行解决”的逻辑,在悄悄伤害整个社会的公平。负责任的企业应该致力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而不是谋求自给自足的一隅偏安,更不能将本该共享的社会福利资源据为己有,牺牲公共利益,为自己取暖点“一根柴”,不惜烧掉“整个森林”。
众所周知,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由于社会分工体系落后,社會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迫使企业从事很多自身并无优势也干不好的事情,从而阻碍社会分工体系的深化、细化、优化。着眼于全社会角度,此类企业行为必然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就是说,最后结果其实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走出丛林——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探索》,李伟阳、肖红军著,经济管理出版社)。如果不能立足于促进社会资源更优配置的视角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带来新时期的“企业办社会”的回潮。
正是由于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认识,我们才被一时的小确幸蒙蔽,肯定了携程办亲子园这种表面先进、实质倒退的企业行为,反而忽视了公共服务的缺失,客观上还纵容了借机牟利的宵小和虐童的元凶。
携程亲子园,罪不在携程,而在你我,在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