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学科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高级涉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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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历史,世界强国都是伴随着自己大学的崛起而崛起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大学首先在意大利肇始,因为意大利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长子。随着历史的步伐,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大学也与其国家的繁荣强大互为因果。随后是德国洪堡所倡导的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与德国向传统强国的挑战相呼应。再后来就是美国和美国高等教育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一、高等教育面临着时代新挑战
  目前,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状态,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新问题层出不穷,海量的知识和数据在网络上传播,“大数据”似乎成为绕不开的生存背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经改变且越来越高。面对新的挑战,除了必须培养巨量的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高技能人才,以便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还必须培养更多的能够引领科技、文化和思想变革的创新型人才。只有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优势,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引领社会变化的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必须具有超越现有知识规范的想象力和理论构建力。创新型人才一方面必须具有跨越学科知识界限的复合性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实际进程也具有密切的感知关联和认识敏感度。可以说,只有具有知识转移和方法转移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只有具有解决复杂而多变的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鉴于社会的发展变化,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有符合时代需要的理念,而现时代的需要就是培养一大批具有使命感、责任感和较高知识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我国开设外语语种最多(截至2013年,北外共开设了58种外语)、影响力也最大的高等学校,一直是翻译、外交、外贸、新闻等涉外人才培养的基地。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呢?显然,要取得成功,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兄弟院校现成的经验,只能根据北外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实去自主探索。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北外的学生在人才市场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因为在长期封闭的情况下,懂外语且能够熟练地使用外语的人才本身就是稀缺的人力资源。而熟练地掌握外语在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国外的“前沿知识”和“先进经验”,在与外国人交往时我们更多的是在接受信息,是在聆听、学习、消化、吸收。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许多孩子从牙牙学语或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习外语,还有许多孩子跟随到国外从事商务、进修和研究的家长到国外生活并且在国外的学校学习。当这些孩子进入大学时,他们的外语水平已经很高,同时他们还修习了自己的专业。当进入人才市场时,这些外语好同时有特定专业背景的学生肯定更具有竞争力。
  同时,国家对涉外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了,即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目前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不仅是向国外学习,而且还要介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本身,为了国家利益也要阐释中国的“看法”,以便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不仅如此,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中,我们还必须争取我们的话语权。要想有话语权,不仅是语言能力,还需要有足够的知识视野和思想。这样一来,仅仅外语好似乎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高级涉外人才的需要了。在新的条件下,不仅涉外人才外语要好,还需要他们有特定的技能、专业知识和战略思考能力。
  还有,过去我们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现在我们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成为全方位的工作。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触角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掌握英、法、德、日等语种,我们必须培养一批掌握亚非拉各主要语种的人才。因为当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碰到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不能仅靠英语,还要掌握当地语言。当地语言表达的法律条文更能够反映本土法规和政策的文化人类学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利用当地语言可以与社区居民进行更加微妙和真诚的交流与沟通,这容易建立信赖的社区关系,从而帮助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这是我们发展非通用语言的时代背景。
  二、大学必须基于时代变化不断进行改革
  基于时代的变化,北外的教育教学改革,必须基于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所谓培养创新型人才,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精英教育——培养未来社会的领导者,即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引领者(leaders)。国家在经济、文化、工业、教育、科技、金融、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有赖于人才素质的提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精英人才的知识、能力、责任、视野,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为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北外应该培养更多的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的涉外人才。
  (1)要培养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就必须不断进行学科调整,建立相应的教学科研的学术组织。近年来,我们结合外语实用人才的培养,逐渐孕育发展出国际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也发展了新闻专业和计算机专业,其目的就是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创造学术环境和知识氛围。高级涉外人才不仅要有很好的外语,同时也必须在本土文化和语言方面有较高的造诣,所以北外也建设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我们绝不能盲目地发展专业,我们的专业必须是服从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培养的目的。
  复语型人才的培养是要学生在有限的学习阶段掌握更多的语种。为了有效地整合学生的学习时间,我们必须有效地安排教学计划。而有效地安排教学计划,就必须对过去相对封闭的学科体系和狭窄的学术组织进行综合性改造。我们现在已经组建了“亚非语种群专业建设平台”、“欧盟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平台”,开展对全球多语言教学与研究,培养跨文化交流高级专门人才。但是,院系之间长期形成的壁垒并不是那么容易打破。要真正进行复语型人才的培养,可能还要重组基层学术组织。譬如,如果把拉丁语系的语种(如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整合为拉丁语言文化学院,这显然有利于学习拉丁语系的学生在相近的语种中进行知识学习的迁移,使他们掌握语言的生成规律,获得更多的语言能力。同样地,把俄罗斯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等语种加以整合,组建斯拉夫语言文化学院,那显然便于学习斯拉夫语种的学生获得更多学习其他斯拉夫语种的可能性。单一语种的院系,特别是较小的语种,既不利于教师的知识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能力的提高,更不利于学生的学识增长。为了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必须重组目前相对学科狭窄和人员较少的学术组织,使其变得适应学科交叉和易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   重组的学术组织,应该是发挥校、院、系三级的各自优势。学校更多进行宏观规划与管理,为院系发展提供制度和物质保障。学院谋划本学科群的发展方向和凝练学科特色,组织跨学科的教学科研活动。系一级主要是安排和落实本学科人才培养的教学计划。而管理的重心应该向学院一级倾斜,以激活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
  (2)要培养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学校就必须建立一支知识视野开阔且具有创造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同时还要有一支敬业高效的辅助性员工队伍,以支撑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活动的展开。大学的存在是为了学生的学习,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这里,有以下几个结构问题:
  一是教师和学生的数量比。如果教师太少,学生的学习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关注。如果教师太多,学校的办学效率和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不是教师无限多,教学效果就一定好。经验告诉我们,当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时,所有人的工作热情都会打折扣。因此,我们必须在办学效益和教育效果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
  二是教师和行政、教辅、后勤人员的数量比。没有一定数量的行政、教辅、后勤人员,就无法支撑学校的教学科研等活动,但是如果行政、教辅、后勤人员太多,不仅会影响到办学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学校的学术氛围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就难以改变行政化的状况。从2011年,全国普通学校教职工人数较2002年增长了81.21万人,涨幅为58.3%。专任教师增加68.52万人,占学校教职工比例由47.4%升至63.2%,这就是说队伍结构得到合理的优化。在这个方面,北外还有很大差距,2012年专任教师占学校教职工比例只有48.59%。不过,这也说明我们仍然有很大空间通过优化结构提升教学科研的能量。2013年,我们专任教师占学校教职工比例已经达到51%。
  三是建立适合学校特色的政治辅导员、班主任队伍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建立一支以专职为骨干、以兼职为主,思想坚定且能够与学生专业学习相结合的学生工作队伍,是关系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北外,有众多的小语种教学任务,可是由于小语种招生人数少,且往往多年间隔招生,因此,小语种的教师工作量并不饱满,他们完全可以有精力轮流担任辅导员和班主任。这既有利于教师对学生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同时他们与学生之间也可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在日常教学中就进行立德树人的活动,这就可以更好地落实既教书又育人的理念。另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也应该成为辅导员队伍的一部分。他们与学生密切接触,会有利于他们掌握学生的实际思想动向,从而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选拔优秀青年教师做辅导员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四是教师队伍也有一个结构优化的问题。譬如,学历、学缘、年龄、职称结构等等。在学历方面应该逐渐提高入职门槛,更多地直接引进高学历的人才,鼓励现有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以便形成有较高学术追求的教师队伍。从学缘的角度看,应该鼓励引进更多国外、外校的优秀人才,以便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多元学术氛围。应该鼓励部分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师去国外、外校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哲学等学科的学位,以便形成知识视野复合型的教师队伍。
  (3)要培养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就必须把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转向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就是说,学校应该更多地从学生学习的视角去考虑问题,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组织和安排教学。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还是以学生的学为中心,不同的理念就会有不同的教学安排、内容和方法,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沿袭过去的经验,而应该在原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高,以适应社会需要和学习环境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学习方法有些依然有用,有些可能已经无效,有些有效的方法也需要根据变化的条件加以改变。
  就学生的学习方式而言,也要倡导研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将学习从对已有结论的记忆转变为发现新知识和新阐释的过程,在学习中获得学习的动力和方法,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出结论。所谓合作性学习,就是师生或同学一起进行研究性和探索性学习,在学习中学会分工协作,通过相互激励实现共同提高。所谓实践性学习,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构建知识,鼓励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通过在真实的世界中了解现实,提高应对问题的能力。
  (4)要培养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就必须凝练自己的学科特色。一所学校没有自己的学科特色,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就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北外的优势过去是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现在也是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将来还将是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如果有变化,那么首先就是量的扩张,这并不是规模的扩张,而是教授语种数量的有计划扩大,以便配合国家全球发展战略的需要。北外计划到2020年将外语语种增加到70种,从而基本满足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需要。
  当然,变化更多地将是质的变化,这主要是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的涉外人才的培养规格定位。所谓复语型人才,不仅意味着掌握外语的数量增加,而且是跨文化视野的形成和扩大。所谓复合型人才,不仅意味着所掌握的知识面的扩大,而且是跨学科视野的拓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升。
  我们发展一些专业,除了为复合型人才培养创造知识环境和文化氛围,同时还希望这些专业必须办出自己涉外性的特色。以外语类教学为主且培养外向型人才的一所学校,国际化肯定是其基本特色。外语好是所有专业学生所必须的。尽管北外有汉语言文学学院,但它与其他学校的汉语言文化学院不同。我们的中文专业的学生学外语的课程要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在汉语言文学方面肯定竞争不过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但是外语要比其他学校强,我们的外语课程占的比例大。又如,我们有国际商学院,经济知识金融这些专业肯定比不过北大、人大等,但是我们学生的外语应该占有优势,我们国际商学院的课程中也是外语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就是用这种错位理念来培养涉外人才的。新闻也是如此,北外的新闻专业不能跟人大、清华的新闻专业比,但是我们的外语应该是强项。我们的法学院就应该培养国际法方面的人才,比如在国际上知识产权法就是发展特别快且国际化程度高的领域,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方面发展,这就是我们法学院的特色。与其他学校相比,北外的专业特色就是国际化,它本身就应该是国际化的。国际化就是北外存在的最大理由和最大价值之所在。   三、处理好改革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在学校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相互缠绕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问题,必须有足够的细心和智慧来梳理问题,必须有足够的激情和办法解决问题。
  首先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大学必须不断调整学科才能满足社会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我们就会落后于时代。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学校发展的实际,不能盲目地行动。由此看来,实事求是、稳步推进、务求实效就应该成为我们的工作原则。我们绝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外语教学的确有自身的特点、规律和要求,不尊重这些特点、规律和要求是不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习条件的变化外语教学的特点、规律和要求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特征。看不到这些新变化和新特征,同样也是不行的。比如,在数字和网络条件下,学生在网络上就可以了解许多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能要从传授知识更多地转向引导学生批判地分析知识,通过解构和重构训练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激发学生的想象力。现在,全球交往越来越广泛,外语不仅是某种语言工具,而且是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仅要教语言,而且要教语言所承载的特定社会和文化存在。在这方面,北外的英语学院、亚非学院、德语系等单位已经有很好的尝试,积累了许多改革的实际经验。但是,这些探索仍然是局部的,而不是综合性的改革,没有进行体制性的改造。我们必须通过学科调整和学术组织的改造,来巩固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今后几年,我们将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
  第二是行政管理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现在,社会舆论都关注高校的过分“行政化”的问题,不过“去行政化”是“去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的管理。学术机构或组织,同其他机构一样,其目标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都需要管理。没有管理,就没有整体的功能和效益。因此,高校的去行政化不是“去管理”,而是“去行政主导”学术的倾向。在此有一个观念问题:如果坚信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为教学科研的学术目的服务,那么这种行政管理就有是合理的;如果行政管理不考虑学术目的,而是去强行规范教学科研,那么这种管理就起不到促进教学科研的作用,甚至还会妨碍教学科研活动的正常进行。从学校各类人员的结构而言,必须建立一种围绕教学科研中心工作展开的资源配置模式。一个学校的学科竞争力的高低不是由这个学校有多少处级干部和行政管理人员决定的,而是由有多少高素质教学科研人员决定的。当然,这并不否认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会提升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综合效益。所以学校的资源应该向教学、科研等人才培养的基本面倾斜。事情是人做出来的,高等教育需要大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具备宽广知识视野且有创新意识的教师。一所大学管理的核心任务就是汇聚尽可能多的高素质教师,这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但是,管理就是效益,没有高效的管理,没有一支高素质有奉献精神的管理队伍,也无法把教师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第三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一方面,对于大学而言,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生教育是大学声誉的基石。不论其他工作如何忙,都不能耽误教学;其他工作如何重要,也不能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都是为了完成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理解,科学研究能够提高教学水平。教师通过科研既可以扩大知识视野,也能够提高认知水平和创新思维,提升自己教学的反思能力。我们是外国语大学,语言教学是我们的天职。语言不仅是工具,它承载着文化、渗透着价值观。语言教育应该是有文化内容和价值取向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才能避免纯粹形式带来的枯燥,变成生动活泼的人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才是有效能的教育。我们不能重科研轻教学,但是我们必须通过科研促进教学。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在完成“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双重使命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背景之下,我们不能仅仅在于“介绍”,我们还要创立我们的话语体系,“让中国了解真实的世界,让世界理解变化着的中国”,“让中国同情地理解世界,让世界同情地理解中国”。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参与到当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在传播文化、奉献社会和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等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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