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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阶段产物，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当时乃至后世社会生活各方面上，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理学的重要地位，故无论是岳麓版教材还是新版部编教材，都对其有较大篇幅的介绍。
但是，由于理学的晦涩难懂，所以无论是岳麓版教材还是新版部编教材，都无法在有限篇幅里对其清楚阐述;而只有十五六岁的高中生，要根据这些只言片语理解理学，更是难上登天。如果无法完善、补充学生的必备知识，那么理学的学习就始终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就无法帮助学生完整理解理学的重要意义。这无论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在应对高考上，都是不利的。
如何撬动“理学”这块大石？笔者认为这个支点不是程颢、程颐，而是朱熹！朱熹对理学的贡献，在岳麓版和新版部编教材中，都有体现。如岳麓书社教材强调了朱熹的重要贡献，将其定性为“集大成者”，但对朱熹具体贡献的论述较为分散，且这些论述难以支撑“集大成者”这一评价。“对理学的发展起了突出作用的是‘二程’，即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南宋朱熹（1130—1200）继承‘二程’的思想并成为集大成者。人们把他们的新儒学统称为‘程朱理学’。‘二程’和朱熹把维护专制统治和纲常名分的观念抽象为天地万物始源的‘理’……元朝曾将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1]相较之下，新版部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对朱熹的介绍更加专门化、具体化，如除了总体论述“理学”的宇宙观、方法论等内容外，还突出了朱熹在确立理学的经典依据上的贡献。“朱熹还对儒学教育进行了深入探索。他从早期儒家典籍《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加上分别记录孔子、孟子言论的《论语》《孟子》二书，合编为‘四书’，并且加以注释，作为先于‘五经’的入学基础读物。”[2]不过，笔者觉得新版部编教材仍有两个遗憾，一是缺少对朱熹的地位定性，无法从根本上确定朱熹在理学，乃至在儒学发展史上的位置;二是仍然无法凸显理学对后世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及朱熹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
笔者认为，要理解理学的前世今生，就必须了解朱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要理解理学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就必须了解朱熹为了将理学发扬光大而做出的策略选择。总而言之，教师在教学中可遵循从发展脉络、策略选择到性质定位的内在逻辑，完善学生的必备知识。
第一，理学，能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展脉络，在于朱熹构建了理学的谱系，从而限定理学的边界，即确立所谓的“道统”。
“统”，是一种虚构的历史系谱，怀有某种意图的思想家们，把“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又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一些人物或思想凸显出来，按时间线索连缀起来，写成一种有某种暗示性意味的“历史”，给这种历史以神圣的意义，来表达某种思想的合理性与永久性，于是就构成所谓的“统”。据学者研究，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朱熹在乾道二年（1166）就开始收集北宋理学家的事迹和思想，编写《伊洛渊源录》。在这部追溯理学的渊源和传续的著作，从周敦颐开始，然后依次是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兄弟等，直至与朱熹接近的理学传人，以此概括出理学发展的人物谱系。除此之外，朱熹还与吕祖谦共同选辑理学前辈的言论，编成了《近思录》，依照“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分成道体、为学、致知等十四卷，以此概括出理学发展的思想谱系。[3]通过《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从人物谱系和思想谱系两个维度，朱熹确立了以周敦颐为理学的开端，以二程为理学的正宗，以张载为理学的补充的理学谱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朱熹的努力得到了正史的确认。在《宋史·道学传》中提到“道学之名，古无是也。……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4]。
第二，理学，能获得后世统治者、乃至以“清流”自居的知识分子的认可，即在于朱熹确立了理学的经典依据——儒家经典“四书”，并加以诠释，成为理学的经典文本根据。
朱熹的这一贡献在新版部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上有了详细的补充，而这正是岳麓版教材所欠缺之处。如新版部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提到“他从早期儒家典籍《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加上分别记录孔子、孟子言论的《论语》《孟子》二书，合编为‘四書’，并且加以注释，作为先于‘五经’的入学基础读物”[5]。其实，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重视，是从韩愈时代开始的。在韩愈时代，当时的孟子并没有真正成为公认的儒家真理的承上启下的阐扬者，而经过朱熹的努力，使从孔子经子思到孟子的历史得到著作的支持。在朱熹笔下，《论》、《孟》、《学》、《庸》被重新确认为最基本、最优先的儒家经典，并依照理学的思路来诠释其中的思想，规定理解的思路。按照朱熹自己的说法，《近思录》是通向四书之阶梯，而四书才是通向最终真理文本六经的阶梯。孟子的地位由此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朱熹还对“四书”作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最终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四书章句集注》。若我们不了解朱熹在确立理学经典依据上的贡献，没有形成相关的必备知识，那么我们在面对高考时则难以知其然，更难以知其所以然。
（2013·全国新课标卷I高考·25）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道”，宋代以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促成这一变化的是（ ）
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
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D.陆王心学日益兴起
第三，理学，能从思想精英影响到下层百姓，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于朱熹将高高在上的思想通过编写书籍的方式，实现世俗化，把日常生活的行为礼仪纳入到儒学的范畴，尤其是通过蒙学教材、乡约、族规等方式加以实现。 朱熹相当注意对初学者启蒙时期的教学，例如亲自撰写《白鹿洞书院教条》“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6]受其影响，朱熹弟子程端蒙、董铢为乡塾教学作《程董学则》。朱熹为之作序，指出“凡为庠塾之师者”都应当以规矩“训导整齐”学生，使他们“群居终日，德进业修，而暴慢放肆之气不设于身体”[7]。至此，私家讲学、书院教育更为兴盛。在地方管理上，他曾经相当细致地对《吕氏乡约》进行修订，不厌其烦地增添细节，比如规定月旦月朔之会仪式的位置、程序以及揖拜应对等等。这种乡约制度，后来也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推广。如2018年全国I卷第41题所介绍的“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等”。而在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朱子家礼》中，他意图借助外在的仪节使人们“谨名分，崇爱敬”，构建“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正如有关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意在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婚礼、丧葬以及祖先祭祀，都纳入儒学指导的领域之内”[8]。这种认识和做法在后世也得到了认可和继承。如2013年江苏高考卷第21题“宣圣谕。圣谕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此六事乃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曲盡做人的道理，件件当遵守。能遵守的便是好人。有一件不曾遵守便是恶人。愿我一族长幼会集祠（堂）中，敬听宣读，悉心向善，皆作好人，有过即改，共为盛世良民，贻子孙无穷福泽。——明《虎墩崔氏族谱·族约》”。
综上不难发现，朱熹的贡献主要表现为：通过构建理学的谱系，限定理学的边界;通过把“四书”确立为理学的经典依据，并加以诠释，使其成为理学的经典文本根据;通过蒙学教材、乡约、族规等形式，把高高在上的思想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行为礼仪中。
在理学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说：程颢、程颐奠定了理学的理论基础，而朱熹则把理学发扬光大！
【注释】
[1]曹大为，赵世瑜：《历史必修（Ⅲ）文化发展历程》（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15—16页。
[2][5]教育部：《中外历史纲要（上）》（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66页。
[3][6][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1—208页。
[4][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68—877页。
但是，由于理学的晦涩难懂，所以无论是岳麓版教材还是新版部编教材，都无法在有限篇幅里对其清楚阐述;而只有十五六岁的高中生，要根据这些只言片语理解理学，更是难上登天。如果无法完善、补充学生的必备知识，那么理学的学习就始终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就无法帮助学生完整理解理学的重要意义。这无论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在应对高考上，都是不利的。
如何撬动“理学”这块大石？笔者认为这个支点不是程颢、程颐，而是朱熹！朱熹对理学的贡献，在岳麓版和新版部编教材中，都有体现。如岳麓书社教材强调了朱熹的重要贡献，将其定性为“集大成者”，但对朱熹具体贡献的论述较为分散，且这些论述难以支撑“集大成者”这一评价。“对理学的发展起了突出作用的是‘二程’，即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南宋朱熹（1130—1200）继承‘二程’的思想并成为集大成者。人们把他们的新儒学统称为‘程朱理学’。‘二程’和朱熹把维护专制统治和纲常名分的观念抽象为天地万物始源的‘理’……元朝曾将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1]相较之下，新版部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对朱熹的介绍更加专门化、具体化，如除了总体论述“理学”的宇宙观、方法论等内容外，还突出了朱熹在确立理学的经典依据上的贡献。“朱熹还对儒学教育进行了深入探索。他从早期儒家典籍《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加上分别记录孔子、孟子言论的《论语》《孟子》二书，合编为‘四书’，并且加以注释，作为先于‘五经’的入学基础读物。”[2]不过，笔者觉得新版部编教材仍有两个遗憾，一是缺少对朱熹的地位定性，无法从根本上确定朱熹在理学，乃至在儒学发展史上的位置;二是仍然无法凸显理学对后世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及朱熹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
笔者认为，要理解理学的前世今生，就必须了解朱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要理解理学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就必须了解朱熹为了将理学发扬光大而做出的策略选择。总而言之，教师在教学中可遵循从发展脉络、策略选择到性质定位的内在逻辑，完善学生的必备知识。
第一，理学，能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展脉络，在于朱熹构建了理学的谱系，从而限定理学的边界，即确立所谓的“道统”。
“统”，是一种虚构的历史系谱，怀有某种意图的思想家们，把“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又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一些人物或思想凸显出来，按时间线索连缀起来，写成一种有某种暗示性意味的“历史”，给这种历史以神圣的意义，来表达某种思想的合理性与永久性，于是就构成所谓的“统”。据学者研究，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朱熹在乾道二年（1166）就开始收集北宋理学家的事迹和思想，编写《伊洛渊源录》。在这部追溯理学的渊源和传续的著作，从周敦颐开始，然后依次是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兄弟等，直至与朱熹接近的理学传人，以此概括出理学发展的人物谱系。除此之外，朱熹还与吕祖谦共同选辑理学前辈的言论，编成了《近思录》，依照“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分成道体、为学、致知等十四卷，以此概括出理学发展的思想谱系。[3]通过《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从人物谱系和思想谱系两个维度，朱熹确立了以周敦颐为理学的开端，以二程为理学的正宗，以张载为理学的补充的理学谱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朱熹的努力得到了正史的确认。在《宋史·道学传》中提到“道学之名，古无是也。……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4]。
第二，理学，能获得后世统治者、乃至以“清流”自居的知识分子的认可，即在于朱熹确立了理学的经典依据——儒家经典“四书”，并加以诠释，成为理学的经典文本根据。
朱熹的这一贡献在新版部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上有了详细的补充，而这正是岳麓版教材所欠缺之处。如新版部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提到“他从早期儒家典籍《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加上分别记录孔子、孟子言论的《论语》《孟子》二书，合编为‘四書’，并且加以注释，作为先于‘五经’的入学基础读物”[5]。其实，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重视，是从韩愈时代开始的。在韩愈时代，当时的孟子并没有真正成为公认的儒家真理的承上启下的阐扬者，而经过朱熹的努力，使从孔子经子思到孟子的历史得到著作的支持。在朱熹笔下，《论》、《孟》、《学》、《庸》被重新确认为最基本、最优先的儒家经典，并依照理学的思路来诠释其中的思想，规定理解的思路。按照朱熹自己的说法，《近思录》是通向四书之阶梯，而四书才是通向最终真理文本六经的阶梯。孟子的地位由此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朱熹还对“四书”作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最终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四书章句集注》。若我们不了解朱熹在确立理学经典依据上的贡献，没有形成相关的必备知识，那么我们在面对高考时则难以知其然，更难以知其所以然。
（2013·全国新课标卷I高考·25）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道”，宋代以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促成这一变化的是（ ）
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
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D.陆王心学日益兴起
第三，理学，能从思想精英影响到下层百姓，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于朱熹将高高在上的思想通过编写书籍的方式，实现世俗化，把日常生活的行为礼仪纳入到儒学的范畴，尤其是通过蒙学教材、乡约、族规等方式加以实现。 朱熹相当注意对初学者启蒙时期的教学，例如亲自撰写《白鹿洞书院教条》“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6]受其影响，朱熹弟子程端蒙、董铢为乡塾教学作《程董学则》。朱熹为之作序，指出“凡为庠塾之师者”都应当以规矩“训导整齐”学生，使他们“群居终日，德进业修，而暴慢放肆之气不设于身体”[7]。至此，私家讲学、书院教育更为兴盛。在地方管理上，他曾经相当细致地对《吕氏乡约》进行修订，不厌其烦地增添细节，比如规定月旦月朔之会仪式的位置、程序以及揖拜应对等等。这种乡约制度，后来也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推广。如2018年全国I卷第41题所介绍的“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等”。而在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朱子家礼》中，他意图借助外在的仪节使人们“谨名分，崇爱敬”，构建“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正如有关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意在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婚礼、丧葬以及祖先祭祀，都纳入儒学指导的领域之内”[8]。这种认识和做法在后世也得到了认可和继承。如2013年江苏高考卷第21题“宣圣谕。圣谕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此六事乃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曲盡做人的道理，件件当遵守。能遵守的便是好人。有一件不曾遵守便是恶人。愿我一族长幼会集祠（堂）中，敬听宣读，悉心向善，皆作好人，有过即改，共为盛世良民，贻子孙无穷福泽。——明《虎墩崔氏族谱·族约》”。
综上不难发现，朱熹的贡献主要表现为：通过构建理学的谱系，限定理学的边界;通过把“四书”确立为理学的经典依据，并加以诠释，使其成为理学的经典文本根据;通过蒙学教材、乡约、族规等形式，把高高在上的思想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行为礼仪中。
在理学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说：程颢、程颐奠定了理学的理论基础，而朱熹则把理学发扬光大！
【注释】
[1]曹大为，赵世瑜：《历史必修（Ⅲ）文化发展历程》（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15—16页。
[2][5]教育部：《中外历史纲要（上）》（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66页。
[3][6][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1—208页。
[4][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68—8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