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位师友的建议下，接触到了这本当时还只是电子版书稿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和流动青年》。很快，我被深深吸引住了——第一次读到把故事讲得这么好、带着温度和情感，又如此犀利、直指弊病的中文人类学之作。
　　9月初，我在成都见到了刘绍华。离“女汉子”的形象颇远，她温柔，敏感，还有着韧性的刚强。大概只有兼具这些品质，才能支撑一个年轻女子孤身一人常年深入偏远封闭地区做艰难的田野调查。

　　我们一见如故。她絮絮叨叨地聊起凉山上的那一年，她的彝族兄弟们、老乡们对她全然接纳的温暖和关爱。“他们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英俊。”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亮晶晶的，“说实话，我到今天都不明白，他们哪里来这么大的心胸，接纳一个陌生人到这个地步？”
　　山上蹲点的一年里，面临着另一种挣扎。她从来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学者。担任香港《明报》驻台记者和攻读人类学博士期间，她效力于一家NGO组织的国际项目多年，到贫困地区对失学妇女进行非正式教育，也曾到非洲、柬埔寨工作。
　　没错，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身上有一种对不公不义的敏感和愤怒的个性——她称之为“年轻性格”。
　　然而，进入凉山第一天，她就告诫自己必须忍，必须低调，“包括马上想让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不公不义事情的冲动，包括自己跳下去做什么的冲动。”2005年，曾有一个做艾滋病项目的大型国际NGO组织找到她，急切地希望她参与到他们中去。最后，她克制住自己。
　　有许多双警惕的眼睛盯着她。但是，更关键的，是她清楚自己在其中的使命——“社会的改善，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的，它一定是个接力赛，集众人之力。我尽了我的力。也许，我在别人的尽力里面也扮演一点点角色。”
　　她终于撑到了最后一刻。“一个不愤怒的年轻人，恐怕做不了什么事;如果一直处于愤怒状态，恐怕也做不了什么事。”
　　我几乎可以想象其中的艰难。有这么多需要平复的情绪，这么多要压抑下来的愤怒、悲伤与冲动。眼看着朝夕相处的兄弟们一个个因HIV感染倒下、离去，她时常一个人躲在乡卫生院宿舍里偷偷落泪。
　　曾听说过一位著名纪录片导演和他的被拍摄对象、一个毒贩之间长达10年的真实、纠结的故事。每次两人见面也是拍摄的时候，都有一段彼此企图掌控、利用对方的斗智斗勇。导演一般会带上200块“救助费”。
　　“我不会多带，我为什么要多带呢？我又不是笨蛋！”这位前记者老于世故地反问道。在拍摄的几年里，他时有厌倦、疲惫之感，“很少有阳光”。“纪录片是有原罪的。”他一语定性。
　　身为女性的观察、记录者，似乎永远无法做到像男性那样置身事外、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客观、中立姿态来面对他的“题材”。她们大多敏感，情感更为丰富、纤细，更易感同身受，置身“工作场景”，很难做到真正的抽离。在凉山上，刘绍华反复提醒自己，依然陷落其中。
　　这让我想起美国女性人类学者露丝·贝哈的著作——《伤心人类学》。身为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的贝哈是古巴移民“二代”，她的双亲早年是偷渡至美的甘蔗园工人。在书里，这位情感、智性丰富的人类学者通过自己和家族的生命故事，反思她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国所做的田野调查工作，把人类学民族志和个人自传、私人回忆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伤痕累累的人类学之歌。
　　该书英文版有一个更为确切的主书名——《易受伤的观察者》。巧的是，台湾译本的导读就出自刘绍华之手，题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者的情绪写作和写作情绪》。
　　贝哈认为，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温柔到把自己的心打开、接受别人的检视，就不可能真实、客观地呈现那些冷酷和坚硬的事实。如果你不能破碎你自己的心，也不能改变别人的思想。她甚至宣告：“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
　　我没有问刘绍华是否认同这句话。不过，在成都相见时，她刚刚从湖南、四川等省的偏远山区田野调查归来，脚后跟满是跳蚤叮咬留下的疤痕。那是一个跨时更为漫长、更加孤绝、也更伤心的人类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