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我躬逢其盛，从而了解了一些美国书评界的现状，也触发出一些感想。
　　这次讨论会题为“大众化的写作和评论的策略”(WritingforthePublicandthePoliticsofRevie－wing)，是由全美书评家协会和哈佛大学论述文写作计划共同举办的。参加讨论的有来自美国各地、各大报刊的知名书评家、记者、作家。当天是个阳光灿烂的礼拜六，大厅里仍挤满了热心的听众，足以显示各方人士对书评问题的关心。
　　大会围绕评论的客观标准，评论家的独到见解，评论的尊严与市场的矛盾等问题展开讨论。
　　《纽约时报书评》撰稿人A·约翰逊引用美国名作家厄普代克的话说：“评论家应该做每部作品的忠实裁判，而不能盲从流行的见解。”“评论的是书，而不是名气。”
　　全美书评家协会副主席罗伯特逊认为，尽管书评还不能说是一种“艺术形式”(artform)，但作为文类的一种它应有自己的质量标准。
　　这些意见的可取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哈佛大学一位写作教员兼书评家一针见血的指出：“一旦跨进书评界，你就成了市场的一部分。”因此，“书评的策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是书评家自己。而市场的策略就是达尔文主义，是竞争。
　　这种策略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明星制度”，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书评刊物的编辑是按作者名气来组稿的，这样才能得到大出版商的巨额广告费，而书评家不过是大作家的推销员而已。有才能的“文学新人”只可能在小出版社找到出书的机会，大出版社是不愿为他们担风险的。可是小出版社广告费不足，难以竞争，无名作家即使写出好书也难免受冷落。
　　市场规律造成书评水准的低下。因为要扩大销售量，许多报刊专门报道名人的私生活以迎合读者心理，作品本身的探讨反而置于其次。商品经济要求加快流通速度，书籍也要趁新鲜买。为了吸引广告，报刊对书评的要求只是图快，认真写作的文章反而得不偿失。一位书评家感伤地回忆，为了写一篇有学术性的文章，他曾通读一名作家的全部作品，花数周时间认真构思，结果只领到五十元稿酬，只及草草了事的短文的一半。书评家无意创新，书评也就成了老一套：开头写二句逗趣的话，然后概述作者生平，再交代书的梗概，最后才有几句称得上自己见解的文字。
　　市场上的竞争还造成了报刊、文人们之间无情无义的角斗。有些编辑授意书评家攻击那些与己有隙的作家，而吹捧有关系的作家。作家、书评家、编辑弗里克指出，评论界根本不存在客观性。派别斗争是美国文坛长期存在的现象，如“古代派与现代派”，“红皮派与白脸派”(redskinsandpaleface)，等等。批评家为了抵抗对手，不得不投靠一个派别做基地。
　　应该怎样克服这些弊端？作家们似乎都很悲观。
　　罗伯特逊提醒大家，报纸和杂志是靠大量读者才能生存的。再有良心的编辑也得考虑如何扩大读者面，而不能只考虑少数行家。
　　小说家及书评作者伯尔尼说：“优秀文学的读者总是少数，而低等(low－quality)作品将继续吸引大批读者。”那么读者欣赏趣味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可惜会议对此未做充分讨论。
　　一位年青的听众问及进入书评界的途径。罗伯特逊高声叫道：“去上法学院！”A·约翰逊则苦着脸说：“先做商学士！”大厅里响起一阵如酸似苦的笑声。是呀，靠几个书生来对抗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谈何容易。
　　一位作家建议退而求其次。他认为文艺批评与书评之间要划一条明显的界线。文艺批评应保持其高等文化的地位，而书评不过是为书刊消费者服务的“省力装置”(1abor－savingdevice)而已。可这样一来，文艺批评便永远是孤独的，而书评则只好跟着商品之流在金元帝国里周旋。这就是美国评论家口中的美国评论界。
　　四个小时的会议，听到的都是一些问题。不过若将这次讨论比做一堂课的话，倒是符合现代教育概念的。
　　资本主义社会对文化事业一开始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为文化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一方面又唤出商品来与之作对。我们吃够了政治干扰文艺的苦头，但不可忘记经济也可能干扰文艺。文艺有其自身规律，就意味着不应从属于政治，也不应从属于市场。如若放任商品肆虐，说不定文艺要吃更大的苦头。这种危险已经存在了。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的被商品扭曲一定不可免吗？我不愿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界一直有人在为艺术的纯洁而战。上个世纪，美国作家玛尔维尔(Melville)就曾努力摆脱为博人一笑而写作的境遇，决心创作“传播真理的艺术”。尽管美国作家们还找不到理想之路，但这次关于书评的讨论会，可以说是一次探索。
　　八五年元旦，记于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