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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的起源
没有哪个民族像古巴比伦人这样注重城市生活，他们惊心建设着地球上最华美的城市，在陶片上绘制着城市地图及其周围环境。公元前2300年的一张陶片上清晰表述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南方的沼泽、位于两条山脉之间的古巴比伦城。公元前1500年绘制的《尼普尔城邑图》由美国宾州大学于19世纪末在尼普尔遗址发掘，图的中心是用苏美尔文标注的尼普尔城的名称，西南部有幼发拉底河，西北为嫩比尔杜渠，城中渠将尼普尔分成东西两半，三面都有城墙，东面由于泥板缺损不可知。城墙上都绘有城门并有名称注记，城墙外北面和南面均有护城壕沟并有名称标注，西面有幼发拉底河作为屏障。城中绘有神庙、公园，但对居住区没有表示。该图比例尺大约为1:12万。
埃及法老们则关心他们的财富，为了从辛勤劳动的臣民身上榨取每一分税款，法老们在尼罗河畔肥沃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地测量田地的面积和矿山的位置。这项工作使得他们的大地测量术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
人类使用地图的历史或要早于文字，因为狩猎的人们更在意找到回家的路，而不是兴致勃勃地撰写游记。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尤卡吉尔人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把地图绘在白桦树皮上。他们将地图留在营地里，以便把行踪通知给部落里的其他人。
下边这张地图表示一位猎人从霍可顿河边的一个村落出发，沿科累马河到达维克尼克米斯克的一个俄罗斯村庄的行程。两个小人儿表示这位猎人向俄罗斯族长要猎枪的情景。他们已经拥有猎枪，可依然没有文字，但熟通地图却是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民族的共性。白桦树皮还被北美的奥吉布瓦人用来制作地图。
塞安的井
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亚历山大城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城市。那里除了有雄伟的宫殿、繁忙的商店和熙熙攘攘的港口，还有一座规模空前的图书馆兼研究中心。在亚历山大的游客中，流传着许多故事，这其中有一个便是有关塞安的井的故事。塞安位于尼罗河畔，距离亚历山大正南方5000斯塔德(1斯塔德大约等于1/10英里)。据说在夏至，也就是每年白天最长的日子6月21日的正午，当太阳直射在头顶时。它也恰好投影在塞安的井底。这一天正午，人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太阳照射的影子。图书馆馆长埃拉托斯泰尼听到这个说法，受了极大的启发。他决心以此为依据测量地球的周长——埃拉托斯泰尼斯是个万金油式的博学家，涉猎广泛的他相信地球是个球体。古代的天文学家已经观测到一年中太阳好像在北纬24。和南纬24°之间移动。这两条标志太阳直射范围的线就被称为回归线。埃拉托斯泰尼斯从他所收集到的各种资料中推测，塞安很可能就位于北回归线上。这就是说，每年6月21日夏至那天的正午，太阳直射塞安，这也是为什么那天这里没有影子的原因。
埃拉托斯泰尼斯是怎样测量地球大小的呢，他在6月21日的正午测量出太阳照射在亚历山大的角度是圆周360°的1/50，于是便知道了从亚历山大到塞安的5000斯塔德，相当于地球圆周的1/50。所以地球的圆周长就等于5000斯塔德乘以50，即25万斯塔德，约合28500英里。而地球实际的周长约为25000英里，所以埃拉托斯泰尼斯的测量结果还算是准确的。
巴比伦人相信一年有360天，于是他们把地球圆周分割成360°。早期的天文学家在那时确定了地球三条重要的东西向的线——赤道、南回归线、北回归线。埃拉托斯泰尼斯画了几条通往亚历山大和塞安以及特洛伊和拜占庭的南北向的线。生活在尼西亚的希腊人喜恰帕斯继承了埃拉托斯泰尼斯的工作，将本初子午定为穿过亚历山大的那条经线，并把他创立的三角学应用到地图绘制上，向我们展示了一幅360°的地球经纬网。一克劳迪亚斯·托勒密
克劳迪亚斯·托勒密约公元90年出生在希腊，同当时许多伟大的学者一样，他也来到亚历山大求学。
托勒密知道，通过从太阳、星星那里得来的测量数据，可以精确地测量地球上的每个地方的方位。他描绘了两件用桌测量角度的工具。
被用来观测星星的角度的仪器叫星盘(也叫星测仪)。它是一块圆形的铜板或术板分割成若干角度，中心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指针。当指针指向一颗星星时，它的投影会在表盘上读出星星的照射角度。托勒密还说，为了保证盘面的水平，星盘应放置在一个三角台座或基座上。
托勒密描述的第=个仪器是成角日晷仪。它由一块方形的石头或木块。边上插一根立柱制成。它被用来测量太阳每天的高度，而不是每小时的高度。如果我们把这个仪器放置在某一固定位置，并且一年坚持每天都对太阳高度进行记录，那么我们就能够准确地判断出这个地方的方位。
托勒密非常清楚，将球状的地球表面画到一张扁平的地图上则意味着许多误差和扭曲，因此他创立了将球体图形投射到平面上的技术。这一技术需要极大的孙b以及数学方面的知识。
在《地理学》一书中，托勒密将整个世界画在27张地图上。其中欧洲画了10张，亚洲画了12张。非洲画了4张。托勒密画每张地图时，总是将地图正上方定为正北，这便是我们现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由来。在这本书的最后，托勒密列出了地图上所有的地名以及它们的经度和纬度。他的著作为以后地图集的制作提供了典范，并且一直沿用了近2000年。
游历者们的传说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未绘制过地图。他们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他们去过的地方以及如何航行至那里，并且将此种方式代代相传。地中海早期文明的水手都是些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他们很早就懂得斗转星移的道理并且知道如何通过观察星斗的移动来从事航海活动。腓尼基人手中有一些航海指南用书，这些书以天文观察为基础，为水手们提供了许多指导和建议。这些书还告诉水手们去哪里找淡水和柴火。
在指南针发明以前，水手们需要一种确定方向的方法。为此目的，他们发明了风图，又叫风玫瑰。它是由一张分成四份的卡片制成的，这四个部分分别定名为初升的太阳、西下的太阳、黑暗、光明。
一些航海史学家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发明了太阳罗盘仪。最近在格陵兰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中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对太阳罗盘仪进行过测试，发现它出人意料地精确无误。
其他早期的基督教学者相信，在遥远的海洋的那一边，地球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叫伊甸园的极乐福地。6世纪时，一位名叫布兰顿的爱尔兰僧侣进行了寻找伊甸园的探险。
为了寻找伊甸园，布兰顿和他的同伴在西部的海洋巡游了5年。后来布兰顿来到一座小岛上，他在那里找到一位圣人，于是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圣人之地”。1000多年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圣布兰顿岛 就被标注在地图上了。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是7世纪时的一位神学家，在伊甸园的这个问题上，在当时他被公认为权威。在他的《语源学》一书中，颇为具体地指出了伊甸园的位置。靠圣经来支持他的观点，伊西多尔将地球分为三个部分二一亚洲、欧洲和非洲，每一个部分被分给了诺亚的三个儿子——闪、雅弗和含。
伊西多尔将亚洲放置在地图上部的东方。在地图的左下部，越过顿河，是欧洲。非洲是从欧洲越过地中海、尼罗河以西的地方。伊甸园就在亚洲东面遥远的海洋里，伊西多尔用了一个“十”字将它标注在地图上。
这张地图的形式——“T”形加“O”形——在后来的几百年中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地图模式。尽管有其他的地图制作得更详尽、更精美——其中很多有鲜艳明亮的颜色，并且画出教堂、城堡、人物和动物的形象——然而其中传达的信息基本是相同的。中世纪地图绘制者所遵循的另一条原则是——要将耶路撒冷这一圣地放在世界的中央。
道虽远在中国
穆罕默德《圣训》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基督徒不是去圣地膜拜的唯一的朝圣者，对于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来说，前往圣地麦加的天房、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地朝拜，甚至到遥远的东方求学，也是他们生命中十分重要的旅行。
伊本·巴图特于1304年出生在摩洛哥的丹吉尔。21岁时，伊本-巴图特离开了他的出生地丹吉尔前往麦加朝圣。从这以后，他便开始了长达26年的漫长旅行。
依照简陋的地图，伊本·巴图特首先横穿北非来到亚历山大和开罗。从这里他又乘船沿尼罗河到达阿斯旺，直到红海沿岸。回到开罗后，他又向北旅行，穿过叙利亚，来到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接着他穿过阿拉伯半岛来到巴士拉，沿着幼发拉底河直到底亚拜克尔。返回麦加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伊本·巴图特又开始了前往东非的征途，向南一直到达蒙巴萨和库拉。
去过土耳其、高加索以及沿着伏尔加河抵至保加利亚后，伊本·巴图特向南来到了撤马尔罕，最后一直到达印度的德里。在那儿，苏丹王任命他为德里的法官——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9年。
1342年，苏丹王任命伊本·巴图特为大使，派往中国。尽管他在旅途上遇到重重艰险，但最终还是绕道锡兰和苏门答腊成功地抵达中国。在从中国返回的途中，他又顺道来到北非。1349年，伊本·巴图特45岁时回到摩洛哥的非斯。
然而伊本·巴图特还不想偃旗息鼓就此安顿下来。1350年，他航行至西班牙，参观了格拉纳达。1352年，苏丹王又派他前往非洲内陆。伊本·巴图特参观了尼罗河上的廷巴克图和加奥等城市，并且向苏丹王汇报了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伊本·巴图特在他的整个旅行中，都认真仔细地做了许多记录，所收集的这些知识为地图绘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指南针的发明，使海员能够更加准确地辨别方向。早期包含有罗盘指向的海图，是由意大利航海家于14世纪绘制成的，当时被称作航海指南。海图的绘制不是以经纬网为基础的，而是以罗盘航线和估算里程为基础的。这些早期海图中，海岸线的轮廓都相当准确。
早期的航海图被船员们视为机密。这些海图常常被坠上重物，一旦船只被敌船或海盗船捕获，它们就被扔出船舷沉入海底。海图通常是船长或者以航海业为主的国家战胜对手的法宝。
经纬度的测量
对于航海人员来说，确定纬度是非常重要的。纬度的确定需要两个条件：1．太阳或某一特定星星的高度同地平线所成的角度；2．这一特定天体在一年中特定一天的位置。
学者和航海者都十分清楚，如果能在海面上准确测量出天体的位置，那么海员们便可以比较肯定地知道他们所里有无数的行星，肯定会有一些适宜人类居住，我们只要过去就行。
摩罗：今年4月，不就有欧洲天文学家认为发现了不远处有一颗适合人类的行星，温度、水、大气看起来都不错，而且他们还很乐观：“这颗新行星距离地球仅有20光年，我们完全有能力到达。”
圆圆：科学家的乐观真是吓死人啊。不过也难怪，相比下面这些家伙们，那颗行星还真的是很适合了。
美国宇航局5月9日宣布发现一颗已知温度最高的行星，这颗巨大的气态行星编号为HDl49026b，位于距地球279光年之外的武仙星座，其表面温度高这2040摄氏度，甚至比某些恒星的表面温度还要高。据说可能是因为不反射光造成的。别看它个头大，不到3天即可绕母恒星运行一周。
美国科学家最近提出了一项新理论，认为银河系里充满了在星际间流浪的巨行星，就是前面说的这类大家伙。它们是被形成初期的恒星系统甩出来的。一开始，这些类似幼年太阳系的系统里有着几颗或几十颗巨行星，经过几千万年引力作用的互相影响，最终使许多行星脱离轨道被抛射出去。最终，在这样的星系里只剩下2-3颗巨行星，其公转轨道都是拉长的椭圆。这一模拟结果与天文学家近年来观测太阳系外行星的结果相符。
摩罗：那我们太阳系里有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4颗巨行星，其公转轨道都是圆的啊，这难道是外星人的杰作?
圆圆：不和你胡扯，说正经的，即使有那么好的目标，我们怎么过去呢?
兔子：最初在比较严肃的科幻小说中，为了不超过光速的限制，都使用了(generation-starship)的概念。在科幻中，这个概念最早出自Wilcox1940年的《六百年的旅程》，其中关于星船中社会逐渐退化的主题也多为后人沿用。开拓题材的还有海恩莱恩的《宇宙》，设计了乘客们逐渐发现自己处境的情景，以及潘兴的《成年仪式》，谈到了成长和文化差异。星船主题的拓展还有克拉克的《营救队》，地球人在超新星爆炸之前登上一艘巨大飞船；而斯塔布福德的《应许之地》则描写了从星船上的社会形态发展来的外星殖民地；默里·莱恩斯特的《比邻星》中，飞船遇到了吃人的外星人；而索耶德《金羊毛》则让计算机接管了星船；至于哈德曼的《美国三百年庆》干脆让星船失去了控制。
圆圆：不过，现在这个题材似乎不怎么用来移民了，而变成了社会比喻的好办法。当对外星人的想象枯竭之后，人类自己制造的异境成为绝好的例子。
兔子：没错，这也是后来涉及这一题材的作者多是借题发挥的原因，奥尔迪斯、西马克、莱伯、哈里森、布鲁纳这一长串名单就很说明问题了。
摩罗：不管是借题发挥还是直接解决，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们必须登上行星，地球上的人总会放不下的，一定要移民，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啊!
圆圆：科幻可以狂想，但是科学要的是脚踏实地，关于走向外星的问题，倒不如看看萨根提到行星改造时所说的一番话：
“我们进行重建行星工作的动机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不是一种解决地球上人口过剩问题的办法”。
“在几百年的时间范围内，人类不大可能在太阳系内层行星和木星的几个主要卫星上大规模移民。”
“这种前景当然是相当困难的，工程极为浩大，始终需要考虑其他环境的生态关系。”
“然而人的精神是向外开拓的。我们许多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向新环境移民的愿望。行星间的移民可以符合人类的最高抱负和目标。”
“甚至有一天可能会责成我们对太阳系进行管理。从那个时候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即人类初次离开他们的发源地，开始试探性地摸索着探测和改造我们周围太空的那一瞬间。”
兔子：没错，人类总要走出去，而且现在正在迈出第一步，但是要怎样到行星上去、去干什么、怎么干，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尝试，以及谨慎而全面的思考。
没有哪个民族像古巴比伦人这样注重城市生活，他们惊心建设着地球上最华美的城市，在陶片上绘制着城市地图及其周围环境。公元前2300年的一张陶片上清晰表述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南方的沼泽、位于两条山脉之间的古巴比伦城。公元前1500年绘制的《尼普尔城邑图》由美国宾州大学于19世纪末在尼普尔遗址发掘，图的中心是用苏美尔文标注的尼普尔城的名称，西南部有幼发拉底河，西北为嫩比尔杜渠，城中渠将尼普尔分成东西两半，三面都有城墙，东面由于泥板缺损不可知。城墙上都绘有城门并有名称注记，城墙外北面和南面均有护城壕沟并有名称标注，西面有幼发拉底河作为屏障。城中绘有神庙、公园，但对居住区没有表示。该图比例尺大约为1:12万。
埃及法老们则关心他们的财富，为了从辛勤劳动的臣民身上榨取每一分税款，法老们在尼罗河畔肥沃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地测量田地的面积和矿山的位置。这项工作使得他们的大地测量术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
人类使用地图的历史或要早于文字，因为狩猎的人们更在意找到回家的路，而不是兴致勃勃地撰写游记。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尤卡吉尔人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把地图绘在白桦树皮上。他们将地图留在营地里，以便把行踪通知给部落里的其他人。
下边这张地图表示一位猎人从霍可顿河边的一个村落出发，沿科累马河到达维克尼克米斯克的一个俄罗斯村庄的行程。两个小人儿表示这位猎人向俄罗斯族长要猎枪的情景。他们已经拥有猎枪，可依然没有文字，但熟通地图却是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民族的共性。白桦树皮还被北美的奥吉布瓦人用来制作地图。
塞安的井
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亚历山大城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城市。那里除了有雄伟的宫殿、繁忙的商店和熙熙攘攘的港口，还有一座规模空前的图书馆兼研究中心。在亚历山大的游客中，流传着许多故事，这其中有一个便是有关塞安的井的故事。塞安位于尼罗河畔，距离亚历山大正南方5000斯塔德(1斯塔德大约等于1/10英里)。据说在夏至，也就是每年白天最长的日子6月21日的正午，当太阳直射在头顶时。它也恰好投影在塞安的井底。这一天正午，人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太阳照射的影子。图书馆馆长埃拉托斯泰尼听到这个说法，受了极大的启发。他决心以此为依据测量地球的周长——埃拉托斯泰尼斯是个万金油式的博学家，涉猎广泛的他相信地球是个球体。古代的天文学家已经观测到一年中太阳好像在北纬24。和南纬24°之间移动。这两条标志太阳直射范围的线就被称为回归线。埃拉托斯泰尼斯从他所收集到的各种资料中推测，塞安很可能就位于北回归线上。这就是说，每年6月21日夏至那天的正午，太阳直射塞安，这也是为什么那天这里没有影子的原因。
埃拉托斯泰尼斯是怎样测量地球大小的呢，他在6月21日的正午测量出太阳照射在亚历山大的角度是圆周360°的1/50，于是便知道了从亚历山大到塞安的5000斯塔德，相当于地球圆周的1/50。所以地球的圆周长就等于5000斯塔德乘以50，即25万斯塔德，约合28500英里。而地球实际的周长约为25000英里，所以埃拉托斯泰尼斯的测量结果还算是准确的。
巴比伦人相信一年有360天，于是他们把地球圆周分割成360°。早期的天文学家在那时确定了地球三条重要的东西向的线——赤道、南回归线、北回归线。埃拉托斯泰尼斯画了几条通往亚历山大和塞安以及特洛伊和拜占庭的南北向的线。生活在尼西亚的希腊人喜恰帕斯继承了埃拉托斯泰尼斯的工作，将本初子午定为穿过亚历山大的那条经线，并把他创立的三角学应用到地图绘制上，向我们展示了一幅360°的地球经纬网。一克劳迪亚斯·托勒密
克劳迪亚斯·托勒密约公元90年出生在希腊，同当时许多伟大的学者一样，他也来到亚历山大求学。
托勒密知道，通过从太阳、星星那里得来的测量数据，可以精确地测量地球上的每个地方的方位。他描绘了两件用桌测量角度的工具。
被用来观测星星的角度的仪器叫星盘(也叫星测仪)。它是一块圆形的铜板或术板分割成若干角度，中心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指针。当指针指向一颗星星时，它的投影会在表盘上读出星星的照射角度。托勒密还说，为了保证盘面的水平，星盘应放置在一个三角台座或基座上。
托勒密描述的第=个仪器是成角日晷仪。它由一块方形的石头或木块。边上插一根立柱制成。它被用来测量太阳每天的高度，而不是每小时的高度。如果我们把这个仪器放置在某一固定位置，并且一年坚持每天都对太阳高度进行记录，那么我们就能够准确地判断出这个地方的方位。
托勒密非常清楚，将球状的地球表面画到一张扁平的地图上则意味着许多误差和扭曲，因此他创立了将球体图形投射到平面上的技术。这一技术需要极大的孙b以及数学方面的知识。
在《地理学》一书中，托勒密将整个世界画在27张地图上。其中欧洲画了10张，亚洲画了12张。非洲画了4张。托勒密画每张地图时，总是将地图正上方定为正北，这便是我们现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由来。在这本书的最后，托勒密列出了地图上所有的地名以及它们的经度和纬度。他的著作为以后地图集的制作提供了典范，并且一直沿用了近2000年。
游历者们的传说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未绘制过地图。他们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他们去过的地方以及如何航行至那里，并且将此种方式代代相传。地中海早期文明的水手都是些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他们很早就懂得斗转星移的道理并且知道如何通过观察星斗的移动来从事航海活动。腓尼基人手中有一些航海指南用书，这些书以天文观察为基础，为水手们提供了许多指导和建议。这些书还告诉水手们去哪里找淡水和柴火。
在指南针发明以前，水手们需要一种确定方向的方法。为此目的，他们发明了风图，又叫风玫瑰。它是由一张分成四份的卡片制成的，这四个部分分别定名为初升的太阳、西下的太阳、黑暗、光明。
一些航海史学家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发明了太阳罗盘仪。最近在格陵兰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中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对太阳罗盘仪进行过测试，发现它出人意料地精确无误。
其他早期的基督教学者相信，在遥远的海洋的那一边，地球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叫伊甸园的极乐福地。6世纪时，一位名叫布兰顿的爱尔兰僧侣进行了寻找伊甸园的探险。
为了寻找伊甸园，布兰顿和他的同伴在西部的海洋巡游了5年。后来布兰顿来到一座小岛上，他在那里找到一位圣人，于是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圣人之地”。1000多年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圣布兰顿岛 就被标注在地图上了。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是7世纪时的一位神学家，在伊甸园的这个问题上，在当时他被公认为权威。在他的《语源学》一书中，颇为具体地指出了伊甸园的位置。靠圣经来支持他的观点，伊西多尔将地球分为三个部分二一亚洲、欧洲和非洲，每一个部分被分给了诺亚的三个儿子——闪、雅弗和含。
伊西多尔将亚洲放置在地图上部的东方。在地图的左下部，越过顿河，是欧洲。非洲是从欧洲越过地中海、尼罗河以西的地方。伊甸园就在亚洲东面遥远的海洋里，伊西多尔用了一个“十”字将它标注在地图上。
这张地图的形式——“T”形加“O”形——在后来的几百年中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地图模式。尽管有其他的地图制作得更详尽、更精美——其中很多有鲜艳明亮的颜色，并且画出教堂、城堡、人物和动物的形象——然而其中传达的信息基本是相同的。中世纪地图绘制者所遵循的另一条原则是——要将耶路撒冷这一圣地放在世界的中央。
道虽远在中国
穆罕默德《圣训》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基督徒不是去圣地膜拜的唯一的朝圣者，对于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来说，前往圣地麦加的天房、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地朝拜，甚至到遥远的东方求学，也是他们生命中十分重要的旅行。
伊本·巴图特于1304年出生在摩洛哥的丹吉尔。21岁时，伊本-巴图特离开了他的出生地丹吉尔前往麦加朝圣。从这以后，他便开始了长达26年的漫长旅行。
依照简陋的地图，伊本·巴图特首先横穿北非来到亚历山大和开罗。从这里他又乘船沿尼罗河到达阿斯旺，直到红海沿岸。回到开罗后，他又向北旅行，穿过叙利亚，来到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接着他穿过阿拉伯半岛来到巴士拉，沿着幼发拉底河直到底亚拜克尔。返回麦加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伊本·巴图特又开始了前往东非的征途，向南一直到达蒙巴萨和库拉。
去过土耳其、高加索以及沿着伏尔加河抵至保加利亚后，伊本·巴图特向南来到了撤马尔罕，最后一直到达印度的德里。在那儿，苏丹王任命他为德里的法官——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9年。
1342年，苏丹王任命伊本·巴图特为大使，派往中国。尽管他在旅途上遇到重重艰险，但最终还是绕道锡兰和苏门答腊成功地抵达中国。在从中国返回的途中，他又顺道来到北非。1349年，伊本·巴图特45岁时回到摩洛哥的非斯。
然而伊本·巴图特还不想偃旗息鼓就此安顿下来。1350年，他航行至西班牙，参观了格拉纳达。1352年，苏丹王又派他前往非洲内陆。伊本·巴图特参观了尼罗河上的廷巴克图和加奥等城市，并且向苏丹王汇报了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伊本·巴图特在他的整个旅行中，都认真仔细地做了许多记录，所收集的这些知识为地图绘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指南针的发明，使海员能够更加准确地辨别方向。早期包含有罗盘指向的海图，是由意大利航海家于14世纪绘制成的，当时被称作航海指南。海图的绘制不是以经纬网为基础的，而是以罗盘航线和估算里程为基础的。这些早期海图中，海岸线的轮廓都相当准确。
早期的航海图被船员们视为机密。这些海图常常被坠上重物，一旦船只被敌船或海盗船捕获，它们就被扔出船舷沉入海底。海图通常是船长或者以航海业为主的国家战胜对手的法宝。
经纬度的测量
对于航海人员来说，确定纬度是非常重要的。纬度的确定需要两个条件：1．太阳或某一特定星星的高度同地平线所成的角度；2．这一特定天体在一年中特定一天的位置。
学者和航海者都十分清楚，如果能在海面上准确测量出天体的位置，那么海员们便可以比较肯定地知道他们所里有无数的行星，肯定会有一些适宜人类居住，我们只要过去就行。
摩罗：今年4月，不就有欧洲天文学家认为发现了不远处有一颗适合人类的行星，温度、水、大气看起来都不错，而且他们还很乐观：“这颗新行星距离地球仅有20光年，我们完全有能力到达。”
圆圆：科学家的乐观真是吓死人啊。不过也难怪，相比下面这些家伙们，那颗行星还真的是很适合了。
美国宇航局5月9日宣布发现一颗已知温度最高的行星，这颗巨大的气态行星编号为HDl49026b，位于距地球279光年之外的武仙星座，其表面温度高这2040摄氏度，甚至比某些恒星的表面温度还要高。据说可能是因为不反射光造成的。别看它个头大，不到3天即可绕母恒星运行一周。
美国科学家最近提出了一项新理论，认为银河系里充满了在星际间流浪的巨行星，就是前面说的这类大家伙。它们是被形成初期的恒星系统甩出来的。一开始，这些类似幼年太阳系的系统里有着几颗或几十颗巨行星，经过几千万年引力作用的互相影响，最终使许多行星脱离轨道被抛射出去。最终，在这样的星系里只剩下2-3颗巨行星，其公转轨道都是拉长的椭圆。这一模拟结果与天文学家近年来观测太阳系外行星的结果相符。
摩罗：那我们太阳系里有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4颗巨行星，其公转轨道都是圆的啊，这难道是外星人的杰作?
圆圆：不和你胡扯，说正经的，即使有那么好的目标，我们怎么过去呢?
兔子：最初在比较严肃的科幻小说中，为了不超过光速的限制，都使用了(generation-starship)的概念。在科幻中，这个概念最早出自Wilcox1940年的《六百年的旅程》，其中关于星船中社会逐渐退化的主题也多为后人沿用。开拓题材的还有海恩莱恩的《宇宙》，设计了乘客们逐渐发现自己处境的情景，以及潘兴的《成年仪式》，谈到了成长和文化差异。星船主题的拓展还有克拉克的《营救队》，地球人在超新星爆炸之前登上一艘巨大飞船；而斯塔布福德的《应许之地》则描写了从星船上的社会形态发展来的外星殖民地；默里·莱恩斯特的《比邻星》中，飞船遇到了吃人的外星人；而索耶德《金羊毛》则让计算机接管了星船；至于哈德曼的《美国三百年庆》干脆让星船失去了控制。
圆圆：不过，现在这个题材似乎不怎么用来移民了，而变成了社会比喻的好办法。当对外星人的想象枯竭之后，人类自己制造的异境成为绝好的例子。
兔子：没错，这也是后来涉及这一题材的作者多是借题发挥的原因，奥尔迪斯、西马克、莱伯、哈里森、布鲁纳这一长串名单就很说明问题了。
摩罗：不管是借题发挥还是直接解决，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们必须登上行星，地球上的人总会放不下的，一定要移民，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啊!
圆圆：科幻可以狂想，但是科学要的是脚踏实地，关于走向外星的问题，倒不如看看萨根提到行星改造时所说的一番话：
“我们进行重建行星工作的动机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不是一种解决地球上人口过剩问题的办法”。
“在几百年的时间范围内，人类不大可能在太阳系内层行星和木星的几个主要卫星上大规模移民。”
“这种前景当然是相当困难的，工程极为浩大，始终需要考虑其他环境的生态关系。”
“然而人的精神是向外开拓的。我们许多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向新环境移民的愿望。行星间的移民可以符合人类的最高抱负和目标。”
“甚至有一天可能会责成我们对太阳系进行管理。从那个时候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即人类初次离开他们的发源地，开始试探性地摸索着探测和改造我们周围太空的那一瞬间。”
兔子：没错，人类总要走出去，而且现在正在迈出第一步，但是要怎样到行星上去、去干什么、怎么干，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尝试，以及谨慎而全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