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之魂，承载着我们民族延绵不绝、生息繁衍的基因密码。截至到2017年7月，云南已拥有172项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国家级的就有35项，省级也有多达123项，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早已成为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复兴与弘扬中华文明的核心环节。
　　【关键词】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泥塑；洞泾古乐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在云南，有一个民风淳朴、风景秀丽的地方，那就是大理。汉时，汉武帝出兵击败了大理的各部落，并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县，开辟了中国南方丝路，使大理成为了四川通往印度的“南方丝路”中转站，而这南方丝路也给大理带来了许多的文化与技术，让大理变得更加先进而多元化。经历了数十个世纪，无数的文化技术都传承了下来，成就了如今美丽的大理。在这些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引人注目，他们特殊、美丽，历史悠久，为大理增色不少。截至2016年2月，大理州共有32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16项，省级32项，州级96项，县市级184项。从白族绕三灵到彝族打歌，从白族扎染技艺到彝族跳菜，无一不是实用而又具备审美价值的。
　　在这里，我想重点讲一下亲身体验和深入了解的两项非遗——泥塑和洞经古乐。
　　大理泥塑是用纸筋灰为原料手工捏制出来的。在南诏泥塑坊，州级非遗传承人苏龙祥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各式各样的泥塑，有哨子、有花瓶，也有生活场景，最重要的便是泥塑佛像。据说，每一件作品都要花费数天，甚至几个星期、几个月，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精湛的技艺小心地雕刻出每一个细节。这不仅仅考验着他们的技术，更考验着他们的耐心和决心。在制作出来以后需要放置至少一个星期才能晾干上色。有时还会用火烧制，制成陶具。另外，大理泥塑还有一个最为闪躍的亮点，就是大理的民居。说到大理民居的泥塑装饰，彰显财富的大理照壁上的精美绝伦、惟妙惟肖的泥塑装饰，那层次分明、层层叠叠、以此而上的门头，还有花式繁复、色彩艳丽的门柱墙装饰泥塑，不过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泥塑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他们制作泥塑佛像时的虔诚。苏龙祥老师说，他们制作佛像前要沐浴、烧香等，而且制作出来的佛像也不是空心的，而是填满了绳子、枣子、金子之类的“内脏”，这样才算开过内光，也代表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对请神佛下凡的虔诚。
　　之后，我们随着苏老师参观了几个寺院的泥塑与浮雕。我们无不发出阵阵惊叹，每一尊佛像都是无比生动形象，每一片浮雕都精美绝伦。哪怕紧紧盯着，也能看到每一个细节都被刻画得清清楚楚、毫不马虎。每一丝头发到每一根羽毛都是无比生动清晰，都是苏老师和徒弟们汗水与心灵的产物。最后，我们在自己学习制作的同时了解到，现在泥塑以制作小件工艺品以及制作寺院佛像浮雕赚钱，如此下来生活、工作还算可以，但是如今越来越少的人有耐心和兴趣去长时间地做同一件事，越来越多的人埋头沉迷与电子产品，都不愿意静下心去体会文化艺术的美丽与奥妙了，泥塑因此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而另一样令人震撼的则是大理的槐城洞经古乐社。相传刘安胜在蓬溪县宝屏山（今赤城山）玉虚坛撰成《文昌大洞仙经》5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而形成了闻名中外的洞经音乐，因此，认为刘安胜是洞经音乐的开创者。洞经古乐是集汉族民间小调、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和宫廷音乐之大成，于明清时期流传于民间的经典音乐。根据《华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记载：洞经音乐於明永乐七年（1409）由四川传入大理。《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亦言：是明永乐七年由四川传入大理，再由大理传到云南各地。《通海县资料》也说是从四川传入的。《大理洞经音乐·序言》称：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关曾派人到四川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因其主要用于弹演道教经典《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简称洞经）而得名。
　　虽说，大理并不是《洞经古乐》的最初发源地，并且目前在大理、丽江、西昌都能够找到保存完整的《洞经古乐》演唱队伍，但所唱曲目及风格都已各不相同。《洞经古乐》是一种集庄严浑厚的儒家细乐、飘逸洒脱的道家音乐、古朴典雅的宫廷音乐和抒情柔美的江南丝竹为一体的中国民间交响乐，正因为《洞经古乐》是一个多元化的音乐，也就决定了他的曲风只要稍有偏向，风格就会大相径庭。就目前各地乐队的演唱风格看，西昌的《洞经古乐》更偏向于抒情柔美的江南丝竹，以轻曼悠扬、婉转轻舒为主，丽江的《洞经古乐》与当地的纳西音乐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丽江古乐，而大理的《洞经古乐》则融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偏向于飘逸洒脱的道家音乐风格，更显恢宏飘逸之气令现场听众为之震撼，也是目前最接近创始人刘安胜原韵的风格。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象征。但由于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淡薄，有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非遗文化，更谈不上去保护；由于大多数非遗文化不被人们了解、接受，导致非遗文化从业者难于维继生活，不得不改行或放弃这份工作，越來越多的非遗技艺濒临失传。由于大家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仍然很欠缺，没能全面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弘扬民族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许多地区、单位和广大民众对保护非遗文化的工作缺乏科学的、可持续的、长远的规划，很多地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周围的广大群众甚至对自己本地区有哪些非遗文化都不了解，以至于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无动于衷。由于民众对保护工作的认识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抱观望、冷漠、不支持的态度，有的人甚至嘲讽站出来保护和宣传非遗文化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作秀，这对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极其不利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等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渗透于血脉之中的文化，是依赖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环境而存在的非实物的一种精神文化。因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传承”，而无需置疑，保护传承人是保护过程中解决传承问题最关键的一环。而目前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视和扶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很多省、很多地区对非遗文化传承人几乎没有专门的保护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虽然已颁布了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通知、条例，学术界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理论和学术作品，同时社会各界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保护的实施措施和建议，但都遇到一个重要且严峻的问题，即各种措施和建议过于理论化，没有专门的实施部门、实质条例、运转资金，因此操作性不强，落实起来十分困难。为此，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更好、更有效地保护非遗文化呢？我想，首先，我们应该认定一个传承人，这是首要条件，没有传承人做前提，后边的路径、措施、行为都没有意义。所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要素都要认可，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传承人是唯一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首要载体，没有其二，即由宗族、氏族、家族、氏族和类似它们的组织构成，对某项文化拥有的天然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约束力，因此，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要更复杂，也更有效。如果要保护非遗文化，首先要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在传承人所在的非遗文化领域通过传承人的感召和培养，才能把非遗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个需要一定人力和大量资金推动的艰难前行的过程。
　　我想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改变。其一是加大非遗文化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文化，支持非遗文化的发展；二是让非遗文化走向商业化，通过非遗文化产业，比如说泥塑，可以与商家商谈，规模化生产，以工艺品的方式进行销售，把非遗文化壮大发展起来，让从业者从非遗文化中不仅体会到坚持和喜爱，同时也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三是许多非遗文化。例如泥塑、洞经古乐都分别与佛教和道教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道教和佛教本无处不有，深入人心，因此，把非遗文化与宗教活动连为一体，比如把洞经古乐和道观里的祈福仪式联系起来，让人们通过信仰来弘扬非遗文化，当然，制度保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走进地方政府，得到他们的支持，通过他们高速民众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越来越少，或者不经意间被毁灭，其实就是制度保障不够，我在这里也只是想通过泥塑和洞经古乐来宣传大理的非遗文化保护，唤醒人们的非遗文化保护意识。我也知道，只凭借我一个人的力量和我寻找的伙伴的共同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虽然提供了一个初步范本，但也远远不够，法律制度保障要先行，但设施保障制度也要紧紧跟从，最重要的是资金保障措施需要到位，服务保障政策的执行要有专人负责。
　　不久前，我们也尝试把槐城洞经古乐社引入昆明，参加创意云南2017文化产业博览会表演，但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仍然只有寥寥几人走进洞经古乐表演厅。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宣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途径不对，还是方式不对？要让大家了解非遗文化，我们现在做的还只是个开始，我们应该、必须寻找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来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宣传、保护、传承非遗文化，彰显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体现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的非遗文化才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保护，能够逐步发扬光大，也才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加入保护非遗文化的行列。
　　参考文献：
　　[1]侯光.浅说洞经古乐源流[J].文史杂志，2007（2）.
　　[2]孙聪.对南诏古乐学会的个案研究[J].民族音乐，2008（3）：46.
　　[3]何显耀.古乐遗韵——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昆明：云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