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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史叙写到清末就戛然而止了，但清朝灭亡后至建国前的这段时期，陶瓷艺术仍在发展，是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中重要一环，肩负着那个时代赋予它的内容。民国时期的瓷器研究较薄弱，近些年虽逐渐受人关注，但仍大多停留在对其表象上论述，如特色、作用、意义等，少有从其内在发生机制研究的专著。
时装人物画瓷是最能鲜明反映民国早期特有时代气息的一类瓷器。装饰上大多选取西式建筑图案，描绘着新式服装的中国女性和孩童，使用当时被认为是时髦新玩意儿嬉戏的生活场景。与传统人物题材的瓷器装饰完全不同，“时装人物画瓷”追求时尚的生活气息，曾经文人雅士气息以及高尚的说教意味消减；器型上以较大的瓶类（长颈瓶、盖罐、帽筒）居多，并大多成对出现，还有茶壶、小杯、肥皂盒等小件容器。
张朋川较为系统地收藏时装人物画瓷器，他的藏品年限跨度为1916年到1928年，其中以1917年至1925年间的瓷器居多。此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因此，它的兴起一般被认为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西方”和“反传统”思潮影响所致。“新文化”冲击了旧的礼教规则，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涌入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态度，原来瓷器上古装人物等旧题材，难以博得新一代顾主的青睐，引领时尚新风的人物形象则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欣赏趣味。
自19世纪末中外通商以后，国外洋货不断侵占国内市场，社会上一直存在“提倡国货”、“反对洋货倾销”、“振兴民族实业”的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西方列强忙于生产军用产品，战后的一段时期各国又忙于修整，外国商品竞争的压力有所缓和，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如果按照以上说法，当时时装人物画瓷迎合了人们“崇洋”“崇新”的需求而广受喜爱的话，那么借助这个契机也作为“时髦”的事物，它的产量应该是相当大的。民国距今年代不算久远，而时装人物瓷的存世量根据张朋川的描述却是稀少的。
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繁，下半叶又经“文革”洗礼，人且不保，易损的瓷器更是命运叵测，这无疑是造成器物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值得追问的是，当时的一些绘制传统人物故事风格的器物存世量却比之时装人物画瓷可观得多，同样经历乱世，命运应该是一样的，既然都是民用瓷，为什么时装人物画瓷反而存世稀少呢？那它在当时的产量到底又有多少？是怎样的流行程度？为什么仅存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此之后却销声匿迹了呢？这不单是一种事物的消失，更是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的消失。
时装人物画瓷来源及品质
这类瓷器的来源要从景德镇说起，民国时期景德镇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瓷业衰败。封建官窑业的瓦解，御窑良工出流，也带出了高超精良的烧制技术，当时洋人渴求中国古董，在巨大利润的驱动下掀起了业内大量仿制古瓷器。在民国初年时仿古瓷就已成为景德镇的主要行业，仿制数量多、范围广、历代名窑均在仿制之列，因此可以说“仿古瓷”凝聚了当时的最高生产力。除此之外，最为著名的当属以“珠山八友”为代表创作的“新粉彩”，创作汲取中国画的精髓，各种山水人物花卉走兽光彩传神，画法虽受海派的影响，但其器型、装饰题材上仍没跳出传统的范畴。而这些产自景德镇的时装人物画瓷是出自哪些人之手呢？在收藏器物的题字中多次出现洪步余、夏鼎臣，潘肇唐、毛子荣等几个人的名字以及长春阁、松林阁等瓷庄名，但关于这些人更详细的记载却很难找到。因此，他们在当时应该并不是声名显赫、众所周知的名家，而细观其器物，粗糙感明显，瓷绘也绝对算不上精致，从整体上来讲品质不算太好，在当时的价格应该也不会过于昂贵。从藏品来源看，现今也仅限在国内，国外并无相关发现，此类器物在当时应该属于内销的品种。
1916年至1928年间，民国成立不久，西方文化和商品大量涌入。新文化运动逐渐展开，虽说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但从它的发生地、发起人和参与者来看，新文化所传播倡导的新思想和新精神在当时全国的影响范围和力度一定是有限的。这种由于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所导致的人们审美方式以及日常消费方式的转变，发生在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围绕其所处城市的服务业、商业阶层中，全国不过是几个为数不多的较早接触新文化的大城市汇集这样的精英人群，不见得生活在各地的大多数民众对于与千百年来的价值体系大相径庭的新图像有多高的激情。就像月份牌流行在上海，但并没有在全国普遍的流传一样。
中国作为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国家造就了以农民为主的人口结构，据1933年的人口职业分类统计，仍有“总人口的73%住在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家庭里，27%属于非农业家庭的成员”，“自清末以来（指至1933年）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变化很小”，因此在五四新文化前后，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可以基本参照1933年的比例。“五四时期的社会道德心理的变迁必然也包括了审美及生活观念的变迁，其发生的范围主要在日益近代化的城市社会”，城市社会必然包含着人多数的非农业人口，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口是生活在城市以外的落后地区，从而也保障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及保守观念并未被清一色地遭受抨击。
别说一种文化思潮，就连“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一个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共和制，在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引起强烈的共鸣”，何况是劳苦大众？民国初有人评论说“共和成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毫无热度可言。除各大报馆联合电致参议院外，余均寂寂无闻。可叹！”保守稳固的儒家文化造就了大多数安于现状的中国人，不热衷于革新与变故，而社会心理的变迁相对于社会局势的变革则更难，并且它存在阶级性，扭转大多数普通民众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更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儒家社会准则的信仰经受住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反传统观念的猛烈攻击，并且直到解放以后的时期，仍继续指导许多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生活”。
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让全国大范围的群众都勇于接受这种描绘新式人物图像的时装人物画瓷是不现实的，当时人们对陶瓷装饰审美心态发生转型的说法更是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整体。
时装人物画瓷的衰落
受众有限，销路就局限，销量会因需求而受限，从而导致对其产量的控制。关于景德镇当时（1916-1928）产品品种和运销的具体情况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无法获取某类瓷器具体的销售信息，但从张朋川先生现有藏品的来源范围“西至甘肃、青海，北到北京，南及浙江、江苏”可以看出曾经时装人物画瓷应该是在这些城市出售过。因此，时装人物画瓷在当时的流行可能并不广，又经百年风云变幻，因此产品存世不多。
20年代军阀混战局面愈演愈烈，南方的革命运动也在蓬勃开展。1926年北伐开始，从南向北两年间先后在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山东等地区发生战争，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受到严重影响。一来局势动荡，给陶瓷业的生产和城市市场贸易经营造成阻碍，二来战乱频发，器物的大量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之后南京中央政府建立，又陷入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内战和党内纷争之中，国内不安定。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侵华，从此之后全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国土大面积沦丧，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崩溃，大城市瘫痪，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无数，人们的生死温饱尚且不保，此时的景德镇制瓷业能基本维持生活用器的生产已实属艰难，一些精心绘制用来欣赏玩味的摆设实在不适合在战争年代大量出现，一连串的战乱与灾难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给流行范围本来就局限的时装人物画瓷造成致命的打击。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装人物画瓷只在民国初期lO年间集中出现的原因了。
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以月份牌画为稿的陶瓷贴花纸研制成功，批量的复制技术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和工时，不但贴出的图像样式新颖、色彩雅致，而且比手绘的时装人物画更精细、更时髦，也一定程度制约了时装人物瓷绘的发展。
战争的摧残和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可以作为自上世纪30年代以后限制时装人物画瓷继续发展以致销声匿迹的重要原因。
从最早发现时装人物画瓷的1916年，至20世纪30年代爆发战乱前，不过10多年的时间，利于时装人物画瓷发展壮大的安逸环境就这样结束了。由于制造的时间短，产品的数量固然有限，加之瓷器脆弱易碎，本就不易长久保存，近百年的动荡不免也给器物造成了大量的损失。
（文中张朋川私人收藏图源自《瓷绘霓裳：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
（责任编辑：马怡运）
时装人物画瓷是最能鲜明反映民国早期特有时代气息的一类瓷器。装饰上大多选取西式建筑图案，描绘着新式服装的中国女性和孩童，使用当时被认为是时髦新玩意儿嬉戏的生活场景。与传统人物题材的瓷器装饰完全不同，“时装人物画瓷”追求时尚的生活气息，曾经文人雅士气息以及高尚的说教意味消减；器型上以较大的瓶类（长颈瓶、盖罐、帽筒）居多，并大多成对出现，还有茶壶、小杯、肥皂盒等小件容器。
张朋川较为系统地收藏时装人物画瓷器，他的藏品年限跨度为1916年到1928年，其中以1917年至1925年间的瓷器居多。此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因此，它的兴起一般被认为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西方”和“反传统”思潮影响所致。“新文化”冲击了旧的礼教规则，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涌入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态度，原来瓷器上古装人物等旧题材，难以博得新一代顾主的青睐，引领时尚新风的人物形象则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欣赏趣味。
自19世纪末中外通商以后，国外洋货不断侵占国内市场，社会上一直存在“提倡国货”、“反对洋货倾销”、“振兴民族实业”的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西方列强忙于生产军用产品，战后的一段时期各国又忙于修整，外国商品竞争的压力有所缓和，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如果按照以上说法，当时时装人物画瓷迎合了人们“崇洋”“崇新”的需求而广受喜爱的话，那么借助这个契机也作为“时髦”的事物，它的产量应该是相当大的。民国距今年代不算久远，而时装人物瓷的存世量根据张朋川的描述却是稀少的。
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繁，下半叶又经“文革”洗礼，人且不保，易损的瓷器更是命运叵测，这无疑是造成器物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值得追问的是，当时的一些绘制传统人物故事风格的器物存世量却比之时装人物画瓷可观得多，同样经历乱世，命运应该是一样的，既然都是民用瓷，为什么时装人物画瓷反而存世稀少呢？那它在当时的产量到底又有多少？是怎样的流行程度？为什么仅存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此之后却销声匿迹了呢？这不单是一种事物的消失，更是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的消失。
时装人物画瓷来源及品质
这类瓷器的来源要从景德镇说起，民国时期景德镇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瓷业衰败。封建官窑业的瓦解，御窑良工出流，也带出了高超精良的烧制技术，当时洋人渴求中国古董，在巨大利润的驱动下掀起了业内大量仿制古瓷器。在民国初年时仿古瓷就已成为景德镇的主要行业，仿制数量多、范围广、历代名窑均在仿制之列，因此可以说“仿古瓷”凝聚了当时的最高生产力。除此之外，最为著名的当属以“珠山八友”为代表创作的“新粉彩”，创作汲取中国画的精髓，各种山水人物花卉走兽光彩传神，画法虽受海派的影响，但其器型、装饰题材上仍没跳出传统的范畴。而这些产自景德镇的时装人物画瓷是出自哪些人之手呢？在收藏器物的题字中多次出现洪步余、夏鼎臣，潘肇唐、毛子荣等几个人的名字以及长春阁、松林阁等瓷庄名，但关于这些人更详细的记载却很难找到。因此，他们在当时应该并不是声名显赫、众所周知的名家，而细观其器物，粗糙感明显，瓷绘也绝对算不上精致，从整体上来讲品质不算太好，在当时的价格应该也不会过于昂贵。从藏品来源看，现今也仅限在国内，国外并无相关发现，此类器物在当时应该属于内销的品种。
1916年至1928年间，民国成立不久，西方文化和商品大量涌入。新文化运动逐渐展开，虽说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但从它的发生地、发起人和参与者来看，新文化所传播倡导的新思想和新精神在当时全国的影响范围和力度一定是有限的。这种由于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所导致的人们审美方式以及日常消费方式的转变，发生在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围绕其所处城市的服务业、商业阶层中，全国不过是几个为数不多的较早接触新文化的大城市汇集这样的精英人群，不见得生活在各地的大多数民众对于与千百年来的价值体系大相径庭的新图像有多高的激情。就像月份牌流行在上海，但并没有在全国普遍的流传一样。
中国作为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国家造就了以农民为主的人口结构，据1933年的人口职业分类统计，仍有“总人口的73%住在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家庭里，27%属于非农业家庭的成员”，“自清末以来（指至1933年）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变化很小”，因此在五四新文化前后，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可以基本参照1933年的比例。“五四时期的社会道德心理的变迁必然也包括了审美及生活观念的变迁，其发生的范围主要在日益近代化的城市社会”，城市社会必然包含着人多数的非农业人口，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口是生活在城市以外的落后地区，从而也保障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及保守观念并未被清一色地遭受抨击。
别说一种文化思潮，就连“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一个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共和制，在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引起强烈的共鸣”，何况是劳苦大众？民国初有人评论说“共和成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毫无热度可言。除各大报馆联合电致参议院外，余均寂寂无闻。可叹！”保守稳固的儒家文化造就了大多数安于现状的中国人，不热衷于革新与变故，而社会心理的变迁相对于社会局势的变革则更难，并且它存在阶级性，扭转大多数普通民众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更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儒家社会准则的信仰经受住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反传统观念的猛烈攻击，并且直到解放以后的时期，仍继续指导许多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生活”。
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让全国大范围的群众都勇于接受这种描绘新式人物图像的时装人物画瓷是不现实的，当时人们对陶瓷装饰审美心态发生转型的说法更是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整体。
时装人物画瓷的衰落
受众有限，销路就局限，销量会因需求而受限，从而导致对其产量的控制。关于景德镇当时（1916-1928）产品品种和运销的具体情况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无法获取某类瓷器具体的销售信息，但从张朋川先生现有藏品的来源范围“西至甘肃、青海，北到北京，南及浙江、江苏”可以看出曾经时装人物画瓷应该是在这些城市出售过。因此，时装人物画瓷在当时的流行可能并不广，又经百年风云变幻，因此产品存世不多。
20年代军阀混战局面愈演愈烈，南方的革命运动也在蓬勃开展。1926年北伐开始，从南向北两年间先后在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山东等地区发生战争，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受到严重影响。一来局势动荡，给陶瓷业的生产和城市市场贸易经营造成阻碍，二来战乱频发，器物的大量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之后南京中央政府建立，又陷入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内战和党内纷争之中，国内不安定。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侵华，从此之后全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国土大面积沦丧，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崩溃，大城市瘫痪，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无数，人们的生死温饱尚且不保，此时的景德镇制瓷业能基本维持生活用器的生产已实属艰难，一些精心绘制用来欣赏玩味的摆设实在不适合在战争年代大量出现，一连串的战乱与灾难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给流行范围本来就局限的时装人物画瓷造成致命的打击。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装人物画瓷只在民国初期lO年间集中出现的原因了。
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以月份牌画为稿的陶瓷贴花纸研制成功，批量的复制技术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和工时，不但贴出的图像样式新颖、色彩雅致，而且比手绘的时装人物画更精细、更时髦，也一定程度制约了时装人物瓷绘的发展。
战争的摧残和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可以作为自上世纪30年代以后限制时装人物画瓷继续发展以致销声匿迹的重要原因。
从最早发现时装人物画瓷的1916年，至20世纪30年代爆发战乱前，不过10多年的时间，利于时装人物画瓷发展壮大的安逸环境就这样结束了。由于制造的时间短，产品的数量固然有限，加之瓷器脆弱易碎，本就不易长久保存，近百年的动荡不免也给器物造成了大量的损失。
（文中张朋川私人收藏图源自《瓷绘霓裳：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
（责任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