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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的战国至汉代时,笔、墨、纸、砚已相继出现。文房用具在不断的发展演进中,其品种、质量愈来愈丰富和精良,方便了人们的书写绘画,间接地发展着文化艺术。文房用具功能多样,质地不一,形式各异。文房用具是一种消耗品,用毕即弃,不断更换,能流传保存至今的十分难得,精品更是凤毛麟角。新疆考古发掘出土的文房用具数量较少,但历史跨度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新疆的社会文化生活。
古代新疆地区的文房用具多是从中原传人的。在纸和造纸术未传人新疆以前,古代新疆各族人民先后使用木简、木牍、皮革、缣帛等材料记事。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西汉时期,纸已经传入了新疆。汉晋时期,吐鲁番居民多“汉魏遗黎”,大量河西地区移民进入吐鲁番,纸作工艺随之进入这片地区。布纹纸是比较古老的产品,表现着传统的工艺,汉、晋、南北朝时期多用这种技法。至今新疆仍保持着土法造纸的传统。唐代,新疆纸的抄造技术也经历了由布纹纸向帘纹纸的转变。新疆出土的怯卢文、婆罗谜文和粟特文的纸片,表明当时这里的汉族移民和少数民族人民都已采用了纸这种最方便的书写材料。在书写工具方面,西域人民大概原来使用木笔。到了魏晋以后,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内地毛笔也传入西域,如罗布泊遗址及吐鲁番地区都有毛笔的发现。尼雅遗址还发现残破的陶砚一块,与长沙等地的西汉墓发现的砚形制相似。唐代中原流行的“鸡距笔”、“松心墨”等在新疆也有出现。可以说,新疆的文房用具多是从中原传入的,从书写材料到书写工具都受到内地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纸是西汉时的絮纸。直到东汉前期,书写材料仍为竹木简牍和缣帛一类。东汉后期,纸张被大量用于书写。西汉时期,纸已传人新疆。1933年在罗布淖尔地区发现过西汉麻纸。在吐鲁香地区,汉代以后至晋、唐时期的出土文书,三十多年来约有3000多件,目前所见文书最早的是4世纪前期的十六国时期的。吐鲁番出土的古纸主要为布纹纸和帘纹纸。研究者从对吐鲁番地区出十的文书的分析中发现,蒙童习字等平常用途的纸,明显为粗帘纹;官府史档如户籍等纸质则较为精良。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的纸为细帘纹纸。
笔作为书写工具,具有易于磨损的特性,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很少见。据研究,我国现存最早的毛笔实物,是1954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楚墓里的一支毛笔。汉代以后,随着制笔业的发展,毛笔的制作逐步趋于精良、完善,制作方法也日趋定型。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曾出土一支东晋毛笔,笔杆为木质,端直均匀,笔杆上端细圆,笔头部削刮平滑并掏空,将扎好的一束毛须插入掏空的木杆内,组合成毛笔。毛笔的笔杆上端被削尖,上尖下圆形似古代的簪笔。关于簪笔,《汉书》上说:“(张)安世本持橐(驼)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研究者认为,这是说,当时在朝廷负责记言的史官,为了奏事录事时使用毛笔方便,将笔端削尖,插在发束或帽冠上,顺手可取。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有唐代苇杆毛笔,笔杆为芦苇质,笔端直均匀,一束毛须嵌入笔头端,笔头毛须为棕色且短。唐代创制了笔芯较短的“鸡距笔”。鸡距即鸡后爪,形容笔锋短小犀利。这种笔深受当时文人书家赞誉。此唐代苇杆毛笔笔锋短小,或许就是唐代流行的“鸡距笔”。
墨的历史应该与笔的历史同样悠久,因为笔与墨是相配合使用的。广义的上的“墨”即早期的天然墨。在汉代,制墨业已初具规模。唐代的墨在形式上较前有所不同的是,墨锭上开始用墨印上字迹,更添艺术色彩。唐墨实物传世极少。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墓葬中出土的唐代“松心真”墨锭,扁而长,两头作圆形,中为白底,上有墨色阴文“松心真”三字。松心是指松烟墨。此墨或属于一般的商品墨。
砚是研磨颜料(主要为墨)的文具。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具与倜色器具演变而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关于砚的记载。从出士情况看,砚种较多,有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明清两代,砚台制作在工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注重实用性的文具用品,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工艺美术品。新疆出土的砚数量较少,多为石砚,且造型简单,多为实用器具。
除去常见的文房四宝,新疆出土的其他辅助文房用品有铜墨盒、笔筒、笔洗、文具盒、书架、镇纸等。
铜墨盒作为盛墨的小器物,也是我国传统的文房用具,以其盒盖上独特的刻铜艺术受到读书人的喜爱。铜墨盒比石砚更轻巧灵便,并能保持墨色的滑润和黑亮,成为文人墨客案前的必备之物。铜墨盒大约出现在清嘉道时期,但那时还只是作为盛墨的器物,其盛行是在清光绪、民国年间。刻铜墨盒融雕、镂、刻、镶、磨等工艺于一身,汇诗、书、画、印成一器,其材料多为白铜和黄铜,民国以前多为黄铜。新疆博物馆馆藏一件清代铜墨盒,圆形,有盖,以黄铜为原料分段范模铸制而成,盖面中央刻有阿拉伯文,盖面边缘饰一圈缠枝花草纹。墨盒上的阿拉伯文说明此墨盒可能是新疆本地制造的。
笔筒的出现最早也应在毛笔之后,汉及其以后就有了贮笔的器具。笔筒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喜爱的文房用品之一,既可使用,又可观赏。瓷、木、竹、牙、玉等材质都可用来制作笔筒。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花卉纹铜笔筒(附墨盒),呈长方体,有盖,附墨盒,盖与墨盒亦用活扣相连,笔筒及墨盒錾刻有铜钱形纹饰、变体忍冬纹和枝芽纹等繁缛纹饰,做工精细,美观大方。以铜为质地的笔筒不常见,带盖并附带墨盒的笔筒更是少见,或许是为了外出时方便携带。清代时期新疆使用铜器的多为王孙贵族或富户,可见使用此墨盒的人也是非富即贵者。
笔洗是用以濯洗笔上余墨之具。历代笔洗质地多样,包括瓷、玉、玛瑙、珐琅、象牙和犀角等,基本都属于名贵材质。其中最常见的是瓷笔洗,玉笔洗次之。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卧虎玉笔洗,由整块玉石雕刻而成,老虎形象生动威猛。
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文具箱是战国时期的。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彩漆文具盒,木胎,内盒和外盒相互套合,均为黄底彩漆,上饰缠枝花卉纹图案,外盒底部写有察合台文,盒口与盒身扣合紧实。另一件清代彩漆文具盒,木胎,外盒为黑底彩漆饰花鸟纹,内盒为红底彩漆,红底上描金,饰花卉纹图案。这两件文具盒做工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及工艺价值。
文房用具种类繁多,有的器物虽在文房,但却非文具,书架即为其中之一。新疆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刻花木书架,由两片木板交叉组成,刻有缠枝花草纹、水波纹、绳纹、菊瓣纹等图案,足部刻维吾尔族传统纹饰。此书架用削、打磨、透雕、线雕等工艺技法制成,制作精美。应是上层宗教人士家中所用的放置经书(古兰经)的托架。
(责任编辑:李珍萍)
古代新疆地区的文房用具多是从中原传人的。在纸和造纸术未传人新疆以前,古代新疆各族人民先后使用木简、木牍、皮革、缣帛等材料记事。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西汉时期,纸已经传入了新疆。汉晋时期,吐鲁番居民多“汉魏遗黎”,大量河西地区移民进入吐鲁番,纸作工艺随之进入这片地区。布纹纸是比较古老的产品,表现着传统的工艺,汉、晋、南北朝时期多用这种技法。至今新疆仍保持着土法造纸的传统。唐代,新疆纸的抄造技术也经历了由布纹纸向帘纹纸的转变。新疆出土的怯卢文、婆罗谜文和粟特文的纸片,表明当时这里的汉族移民和少数民族人民都已采用了纸这种最方便的书写材料。在书写工具方面,西域人民大概原来使用木笔。到了魏晋以后,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内地毛笔也传入西域,如罗布泊遗址及吐鲁番地区都有毛笔的发现。尼雅遗址还发现残破的陶砚一块,与长沙等地的西汉墓发现的砚形制相似。唐代中原流行的“鸡距笔”、“松心墨”等在新疆也有出现。可以说,新疆的文房用具多是从中原传入的,从书写材料到书写工具都受到内地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纸是西汉时的絮纸。直到东汉前期,书写材料仍为竹木简牍和缣帛一类。东汉后期,纸张被大量用于书写。西汉时期,纸已传人新疆。1933年在罗布淖尔地区发现过西汉麻纸。在吐鲁香地区,汉代以后至晋、唐时期的出土文书,三十多年来约有3000多件,目前所见文书最早的是4世纪前期的十六国时期的。吐鲁番出土的古纸主要为布纹纸和帘纹纸。研究者从对吐鲁番地区出十的文书的分析中发现,蒙童习字等平常用途的纸,明显为粗帘纹;官府史档如户籍等纸质则较为精良。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的纸为细帘纹纸。
笔作为书写工具,具有易于磨损的特性,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很少见。据研究,我国现存最早的毛笔实物,是1954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楚墓里的一支毛笔。汉代以后,随着制笔业的发展,毛笔的制作逐步趋于精良、完善,制作方法也日趋定型。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曾出土一支东晋毛笔,笔杆为木质,端直均匀,笔杆上端细圆,笔头部削刮平滑并掏空,将扎好的一束毛须插入掏空的木杆内,组合成毛笔。毛笔的笔杆上端被削尖,上尖下圆形似古代的簪笔。关于簪笔,《汉书》上说:“(张)安世本持橐(驼)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研究者认为,这是说,当时在朝廷负责记言的史官,为了奏事录事时使用毛笔方便,将笔端削尖,插在发束或帽冠上,顺手可取。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有唐代苇杆毛笔,笔杆为芦苇质,笔端直均匀,一束毛须嵌入笔头端,笔头毛须为棕色且短。唐代创制了笔芯较短的“鸡距笔”。鸡距即鸡后爪,形容笔锋短小犀利。这种笔深受当时文人书家赞誉。此唐代苇杆毛笔笔锋短小,或许就是唐代流行的“鸡距笔”。
墨的历史应该与笔的历史同样悠久,因为笔与墨是相配合使用的。广义的上的“墨”即早期的天然墨。在汉代,制墨业已初具规模。唐代的墨在形式上较前有所不同的是,墨锭上开始用墨印上字迹,更添艺术色彩。唐墨实物传世极少。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墓葬中出土的唐代“松心真”墨锭,扁而长,两头作圆形,中为白底,上有墨色阴文“松心真”三字。松心是指松烟墨。此墨或属于一般的商品墨。
砚是研磨颜料(主要为墨)的文具。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具与倜色器具演变而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关于砚的记载。从出士情况看,砚种较多,有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明清两代,砚台制作在工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注重实用性的文具用品,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工艺美术品。新疆出土的砚数量较少,多为石砚,且造型简单,多为实用器具。
除去常见的文房四宝,新疆出土的其他辅助文房用品有铜墨盒、笔筒、笔洗、文具盒、书架、镇纸等。
铜墨盒作为盛墨的小器物,也是我国传统的文房用具,以其盒盖上独特的刻铜艺术受到读书人的喜爱。铜墨盒比石砚更轻巧灵便,并能保持墨色的滑润和黑亮,成为文人墨客案前的必备之物。铜墨盒大约出现在清嘉道时期,但那时还只是作为盛墨的器物,其盛行是在清光绪、民国年间。刻铜墨盒融雕、镂、刻、镶、磨等工艺于一身,汇诗、书、画、印成一器,其材料多为白铜和黄铜,民国以前多为黄铜。新疆博物馆馆藏一件清代铜墨盒,圆形,有盖,以黄铜为原料分段范模铸制而成,盖面中央刻有阿拉伯文,盖面边缘饰一圈缠枝花草纹。墨盒上的阿拉伯文说明此墨盒可能是新疆本地制造的。
笔筒的出现最早也应在毛笔之后,汉及其以后就有了贮笔的器具。笔筒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喜爱的文房用品之一,既可使用,又可观赏。瓷、木、竹、牙、玉等材质都可用来制作笔筒。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花卉纹铜笔筒(附墨盒),呈长方体,有盖,附墨盒,盖与墨盒亦用活扣相连,笔筒及墨盒錾刻有铜钱形纹饰、变体忍冬纹和枝芽纹等繁缛纹饰,做工精细,美观大方。以铜为质地的笔筒不常见,带盖并附带墨盒的笔筒更是少见,或许是为了外出时方便携带。清代时期新疆使用铜器的多为王孙贵族或富户,可见使用此墨盒的人也是非富即贵者。
笔洗是用以濯洗笔上余墨之具。历代笔洗质地多样,包括瓷、玉、玛瑙、珐琅、象牙和犀角等,基本都属于名贵材质。其中最常见的是瓷笔洗,玉笔洗次之。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卧虎玉笔洗,由整块玉石雕刻而成,老虎形象生动威猛。
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文具箱是战国时期的。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彩漆文具盒,木胎,内盒和外盒相互套合,均为黄底彩漆,上饰缠枝花卉纹图案,外盒底部写有察合台文,盒口与盒身扣合紧实。另一件清代彩漆文具盒,木胎,外盒为黑底彩漆饰花鸟纹,内盒为红底彩漆,红底上描金,饰花卉纹图案。这两件文具盒做工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及工艺价值。
文房用具种类繁多,有的器物虽在文房,但却非文具,书架即为其中之一。新疆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刻花木书架,由两片木板交叉组成,刻有缠枝花草纹、水波纹、绳纹、菊瓣纹等图案,足部刻维吾尔族传统纹饰。此书架用削、打磨、透雕、线雕等工艺技法制成,制作精美。应是上层宗教人士家中所用的放置经书(古兰经)的托架。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