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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资治通鉴》讲座”栏目因故暂停一期，下月恢复连载
《鲁滨逊漂流记》是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说主人公鲁滨逊出海经商，中途遇险，流落于无名荒岛。他孤身奋斗，创造了生存条件，与他救起的仆人星期五为生存而努力拼搏。马克思的《资本论》曾经提到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故事，使笛福和他的鲁滨逊在中国大名鼎鼎，家喻户晓。其实，笛福在1719年发表初集不久，还写了一本不那么知名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在这本续集中，鲁滨逊在东方旅行的最后一站就是中国，他关于中国究竟说了些什么？有什么“观感”？反映了什么现实？都是国人较少知道的。
鲁滨逊是笛福笔下的人物，要了解鲁滨逊对中国的印象，就要了解笛福。而笛福似乎对中国“知之甚多”。他在1705年发表《团结：或月球世界活动记录》说：所有人都知道中国人是一个古老、智慧、彬彬有礼并且最心灵手巧的民族，所以中俄贸易不仅使俄罗斯人富有，也帮助俄罗斯人敦化风俗。中国人拥有多种西方世界从未听闻的知识，书中主角自称在中国每天都能发现新的和没听说过的知识领域。中国人早在西方有人定居之前很久就开始使用火药、印刷术、磁石和指南针，技术也比欧洲人完美得多。中国人在航海术方面有最令人仰慕的论文，他们的皇帝察觉到普遍性洪水将到来，预备了100000只帆船提供给他所统治的每座城市和城镇，每艘船的容量与一个城镇的居民相匹配。船只容纳了所有人，并载着他们认为应该挽救的可移动的东西和供应120天的食物，去迎接洪水；其余财物则被装入巨大的陶器中并用封泥封住而幸免于水患。中国的数学也很神奇，超出现代数学成就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听说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中国人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能够懂得其他人的思想的完美地步，能够有效对抗各种诡计、欺骗、刻薄，以及几千种欧洲人发明的这类性质的行为，从而极好地维持社会秩序。
别以为笛福在赞美中国，其实，笛福的这篇作品有很强的现实目的，谈论中国的背后流露出讽刺欧洲政治、政论家的意图。他说中国皇帝根据自然指导人民，把权力交付给最堪当此职的人，而欧洲君主坚持君权神授，一班政论家也鼓吹统治者天生高贵、人民生来被动服从等等，所以有关中国政治的论文还是别引入欧洲，以免动摇这些论调。笛福似乎对近代哲学和科学研究很不满，这也通过他对中国人的描述来表达。他说，中国人写有关于风的博学论文，对风的规则和不规则运动、它的组成和重量都有奇怪的报告，还通过一种代数学计算出风的持续期间、强度和广度，能宣布风的暴发，并预告在任何时期那里将发生多少风暴以及何时发生。这也许是涉及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只言片语，但其实是在讽刺热衷研究彗星规律的欧洲哲学家和科学家。他还说，中国人有各种关于自然诸多秘密的研究，多得没必要啰唆列举，像是医生为何总是无神论者，为何无神论者一般都是傻瓜，并且一般都活到自己知道阻止傻瓜变成疯子的真正障碍是什么、爱的所有自然原因是
什么等等。
笛福借助中国来表达的这些情绪，显得有些阴阳怪气。他对中国的各种描述并不是赞美中国，而是想说欧洲所孜孜以求的东西中国都有了，而中国之所以拥有这一切，是因为它们来自月球的传授。中国人拥有能轻易飞往月球的飞行器，依靠这个，中国人得以在世界各民族中脱颖而出，否则也跟其他民族一样平庸。所以欧洲人只要也去月球一趟就什么都有了，像政治家、哲学家、医生、江湖郎中、股票经纪人、法律从业者，以及耍刀弄枪的和玩笔杆子的，都很有必要到月球旅行一趟。当然，到月球旅行并从月球获得一切想要的知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笛福冷嘲热讽的态度，不仅在说欧洲人的这些追逐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也表露出对中国文明成就的不信任和不以为然，“来自月球”一说隐含着作者认为有关中国文明的种种传闻属于夸饰之辞甚至是子虚乌有，而他并不认为中国人比起欧洲人和其他民族有多了不起。
现在来看笛福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其中流露出的对中国的尖刻态度就更加明显了。书中讲到鲁滨逊在东方历险的最后一站中国的故事。鲁滨逊和他的伙伴们在中国海岸遇到一位葡萄牙老领航员，在这位老领航员的帮助下，得以停泊在南京湾（事实上南京不靠海，这里可能是指杭州湾或长江入海口一带）西南一处锚地。停在那里后，他们每天上岸取水两次，发现这个地方的居民都很文明，还带来大量供给品卖给他们。他们在此港口停留四个月，期间在这个国家旅行了两三次，首先是10天的南京行。鲁滨逊认为南京值得一看，它有整齐的建筑，笔直的街道，街与街以直线相交，人称有百万居民。但是若把南京以及它所反映出的中国同英国相比，则毫无可称道之处：“当我把这些国家的可怜的人民同我们国家的相比时，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他们的政府、宗教，他们的财产和有些人所说的荣耀，我必须承认我几乎不认为在这里值得提起。我对这些人的排场、富裕、浮华、典礼、政府、手工业、商业以及行为感到惊讶；并非真有任何值得惊讶之事，而是因为对那些盛行粗鲁和无知的国家的野蛮有了一个真实观念之后，我们并不指望远离粗鲁和无知。否则，他们的建筑拿什么同欧洲宫殿和皇家建筑相比？他们拿什么同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普遍贸易？他们的城市在财富、坚固、外观的艳丽、富足的设施和无穷的样式上有什么可与我们的城市相比？他们那停泊了几艘帆船和小艇的港口如何同我们的航运、我们的商船、我们巨大而有力的海军相比？
“我們的伦敦的贸易量就超过他们全国一半的贸易量，一艘配备80架枪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能摧毁所有中国船只；但他们财富之巨、贸易之盛，他们政府的力量之强和他们的军队之众可能会略略使我们吃惊，因为，如我所说，考虑到他们是个异教徒的野蛮邦国，只比野人略强些，我们没指望在他们中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尽管他们有200万人的军队，这个帝国的全部武装却什么也做不了而只能毁灭这个国家并使自己挨饿；他们的100万步兵在我们严阵以待的一个步兵团面前就会溃败，飞快地逃跑以免投降，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并非以一当二十，如果我说3万德国或英国步兵和1万骑兵在很好的组织下可以打败整个中国的武装力量，这并非言过其实。中国没有一个设防的城镇能够抵挡欧洲军队一个月的炮轰和攻打。他们有火器，这是事实，但他们对怎么使用感到难操作和不确定；而且他们的火药威力太小。他们的军队纪律涣散，并且缺乏进攻的技巧，或撤退的勇气；因此，我必须承认，当我回到家乡，听到我们的人民在谈论中国人的力量、光荣、辉煌和贸易这类美好事情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就我所见，他们显然是不值一提的一群人或无知群氓、卑贱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而且它距俄罗斯的距离并非远得不可思议，而俄罗斯是个与中国一样举止粗鲁、孱弱无力以及被糟糕地统治的国家，俄国沙皇能够轻易在一场战役中就把他们全部逐出自己的国家并征服他们；可惜沙皇正与好战的瑞典人打仗，战争艺术也有欠缺，否则他现在可能已经是中国皇帝，而不是挨瑞典国王的打。 “由于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步兵团，同样还有航海术、商业和农业与欧洲同类事物相比都很不完善；他们的知识、学问、科学技巧也拙劣非常或缺陷百出，尽管他们有地球仪或天体仪，和一点浅显的数学，并自以为比世界其他人知道得都多，但他们对天体的运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普通人极端的和荒谬的无知，以至发生日食时，他们以为是一条巨龙袭击了它，并在随巨龙逃跑；于是他们敲打全国所有的鼓和壶把妖怪吓跑，就像我们使一群蜜蜂入巢时的做法一样！”
笛福在这几段话中借鲁滨逊之口已经把中国的繁荣、富足、强大、文明的形象统统粉碎。这还不够，他还贬低中国人的品行。鲁滨逊停泊南京湾期间，遇到一位想进京传教的西蒙（Simon）神父，在神父的鼓动下，再加上对北京也慕名已久，于是决定随神父进京。他们跟在一位总督的随从队伍中，每天有充足供给，但要按市面价格付账。还有另外30个人也以同样的方式随队旅行以受庇护。这位总督无疑因此大赚一笔，因为国家无偿供给他旅行用品，他则有偿提供给旅行者。中国人除了像这位总督这般贪婪，也很傲慢，富人喜欢摆架子，并且以蓄养众多奴仆来卖弄；普通人也很傲慢，其他很多地方只有乞丐和苦力才像中国平民这样兼具骄傲和无礼，而这在某些方面加剧了贫穷之人的悲惨。鲁滨逊说，尽管中国的公路修筑得很好也保养得很好，并且对旅行者来说十分便捷，但他觉得在大鞑靼的沙漠和无际荒野中旅行会更愉快，因为一路看到这样傲慢、专横、无礼而内里又最最愚蠢和无知的中国人使他非常窘迫。中国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富裕，去北京途中尽管经过人口稠密的地方，但其耕作很差，中国的农业和经济生活方式与英国人相比都很悲惨，中国人的所谓勤劳并不能令他们的情况改观。他对北京没有什么叙述，很快讲到准备跟随俄国商队取道陆路回欧洲。在叙述从北京出发后的路程时，对沿路所见一幢用瓷砖镶饰的房屋有详细的和较为肯定的描述。即使如此，他也坚持认为他听到的中国人对于这幢瓷屋的描述比实际情况仍夸大太多，暗示中国人喜爱撒谎吹牛，包括对长城长度的描述，中国人说近1000英里长，但鲁滨逊说中国的直线距离只有500英里。
鲁滨逊称赞长城是件宏伟的作品，利用山上无法通行的坚岩峭壁阻止敌人进入或攀爬，但他觉得长城不过是道大而无用的墙，哪怕它有4英寻高，以及在有些地方有4英寻厚，也抵挡不住英国的军队和带着矿工的工程师。鲁滨逊说他所看到的鞑靼部队的力量也是不值一顾，但中华帝国竟能被这样的家伙征服，言下之意，中国的军队糟糕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笛福对中国似乎言之不尽，继《二次漂流记》之后又写了《鲁濱逊的真诚感想》（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不仅重复了《二次漂流记》中对中国军力、工艺技术、国力等的评价，还增加了对孔子学说和中国宗教的意见。笛福说，孔子学说中政治、道德和迷信纠缠在一起，既不一贯，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道理。中国的宗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个怪物的偶像前面弯腰致敬，而那个偶像一点不可爱，一点不和善，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笛福的结论是：中国是许多野蛮国家中一个还算开化的国家，或许多开化国家中一个仍很愚昧的国家。这一结论在前面引述的《二次漂流记》中已经表达出来了。鉴于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难怪许多热心的传教士花了莫大气力，却只能使那里的异教徒知道救世主的名字和对圣母玛利亚的一些祷词。
笛福没有到过东方，他的游记也是根据各种文本资料汇编而成，其关于中国的知识也直接得自于耶稣会士的报告。比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中国知识，就是通过阅读法国传教士李明的著作而获得的。但是，笛福并没有正面接受李明对于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描述，也没有受李明书中像其他耶稣会士那样渲染的中国形象的影响。笛福完全是在针对耶稣会士所描述的中国形象进行反驳，他既是在贬低中国，更是在攻击耶稣会士。笛福显然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行为和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形象不满。
笛福为何对耶稣会士持批判态度，也许与他出身于新教家庭（且属于不能担任公职的非英国国教的教派）有关，不过能够看出，他评价中国时着重于依据英国现状比较军事力量、国家实力、经济状况，而不像同时期欧洲大陆的作家们那样普遍热衷于道德水准、历史传统、文化内涵等事项，这也就反映出18世纪初英国和大陆国家间的国情差异。英国只经历过短暂的专制集权时代就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路，无论军事力量、综合国力还是贸易能力都在节节上升，这就使得生活在不同于法国的制度之下的英国人，对文明与先进的看法与法国人和仍仰望法国的其他大陆人大不相同。
笛福（1660—1731）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鲁滨逊——不管其原型是谁——则是一个到海外去闯荡世界、开辟世界并且想占有世界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英雄”。毫无疑问的是，“他”或“他”对中国文明的评论，渗透着当时正代表着西方文明进步方向的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也折射了东西方时代的巨大落差。了解了笛福或鲁滨逊的“中国观”，再看数十年后即18世纪末叶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留下的我们所熟知的对中国的各种轻视言辞，实在是不足为奇。尽管习惯上认为马戛尔尼使团代表了欧洲重新认识中国的开始，但事实上挣脱耶稣会士的指引而对中国文明的价值采取否定态度，这种趋势在18世纪前期的英国已经在酝酿。他们愈益相信理性之光存在于欧洲在近代科学发展导引下的进步机能中，而不在于对遥远异邦的神话般的描绘中。
诚然，鲁滨逊的游船还不是马戛尔尼傲慢的船队，更不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凶猛的炮舰，但是，鲁滨逊打量中国的目光背后，分明流露出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对于沉浸在落日余晖中的天朝上国的睥睨和轻视。这是我们今日在歌颂18世纪康乾盛世的时候需要加以警醒的！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其作品主要描述个人通过努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战胜困难，表现了当时追求冒险、倡导个人奋斗的社会风气。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闻名后世，鲁滨逊也成为与困难抗争的典型。左图为笛福画像，右图为《鲁滨逊漂流记》英文版书影。
《鲁滨逊漂流记》是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说主人公鲁滨逊出海经商，中途遇险，流落于无名荒岛。他孤身奋斗，创造了生存条件，与他救起的仆人星期五为生存而努力拼搏。马克思的《资本论》曾经提到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故事，使笛福和他的鲁滨逊在中国大名鼎鼎，家喻户晓。其实，笛福在1719年发表初集不久，还写了一本不那么知名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在这本续集中，鲁滨逊在东方旅行的最后一站就是中国，他关于中国究竟说了些什么？有什么“观感”？反映了什么现实？都是国人较少知道的。
鲁滨逊是笛福笔下的人物，要了解鲁滨逊对中国的印象，就要了解笛福。而笛福似乎对中国“知之甚多”。他在1705年发表《团结：或月球世界活动记录》说：所有人都知道中国人是一个古老、智慧、彬彬有礼并且最心灵手巧的民族，所以中俄贸易不仅使俄罗斯人富有，也帮助俄罗斯人敦化风俗。中国人拥有多种西方世界从未听闻的知识，书中主角自称在中国每天都能发现新的和没听说过的知识领域。中国人早在西方有人定居之前很久就开始使用火药、印刷术、磁石和指南针，技术也比欧洲人完美得多。中国人在航海术方面有最令人仰慕的论文，他们的皇帝察觉到普遍性洪水将到来，预备了100000只帆船提供给他所统治的每座城市和城镇，每艘船的容量与一个城镇的居民相匹配。船只容纳了所有人，并载着他们认为应该挽救的可移动的东西和供应120天的食物，去迎接洪水；其余财物则被装入巨大的陶器中并用封泥封住而幸免于水患。中国的数学也很神奇，超出现代数学成就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听说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中国人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能够懂得其他人的思想的完美地步，能够有效对抗各种诡计、欺骗、刻薄，以及几千种欧洲人发明的这类性质的行为，从而极好地维持社会秩序。
别以为笛福在赞美中国，其实，笛福的这篇作品有很强的现实目的，谈论中国的背后流露出讽刺欧洲政治、政论家的意图。他说中国皇帝根据自然指导人民，把权力交付给最堪当此职的人，而欧洲君主坚持君权神授，一班政论家也鼓吹统治者天生高贵、人民生来被动服从等等，所以有关中国政治的论文还是别引入欧洲，以免动摇这些论调。笛福似乎对近代哲学和科学研究很不满，这也通过他对中国人的描述来表达。他说，中国人写有关于风的博学论文，对风的规则和不规则运动、它的组成和重量都有奇怪的报告，还通过一种代数学计算出风的持续期间、强度和广度，能宣布风的暴发，并预告在任何时期那里将发生多少风暴以及何时发生。这也许是涉及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只言片语，但其实是在讽刺热衷研究彗星规律的欧洲哲学家和科学家。他还说，中国人有各种关于自然诸多秘密的研究，多得没必要啰唆列举，像是医生为何总是无神论者，为何无神论者一般都是傻瓜，并且一般都活到自己知道阻止傻瓜变成疯子的真正障碍是什么、爱的所有自然原因是
什么等等。
笛福借助中国来表达的这些情绪，显得有些阴阳怪气。他对中国的各种描述并不是赞美中国，而是想说欧洲所孜孜以求的东西中国都有了，而中国之所以拥有这一切，是因为它们来自月球的传授。中国人拥有能轻易飞往月球的飞行器，依靠这个，中国人得以在世界各民族中脱颖而出，否则也跟其他民族一样平庸。所以欧洲人只要也去月球一趟就什么都有了，像政治家、哲学家、医生、江湖郎中、股票经纪人、法律从业者，以及耍刀弄枪的和玩笔杆子的，都很有必要到月球旅行一趟。当然，到月球旅行并从月球获得一切想要的知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笛福冷嘲热讽的态度，不仅在说欧洲人的这些追逐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也表露出对中国文明成就的不信任和不以为然，“来自月球”一说隐含着作者认为有关中国文明的种种传闻属于夸饰之辞甚至是子虚乌有，而他并不认为中国人比起欧洲人和其他民族有多了不起。
现在来看笛福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其中流露出的对中国的尖刻态度就更加明显了。书中讲到鲁滨逊在东方历险的最后一站中国的故事。鲁滨逊和他的伙伴们在中国海岸遇到一位葡萄牙老领航员，在这位老领航员的帮助下，得以停泊在南京湾（事实上南京不靠海，这里可能是指杭州湾或长江入海口一带）西南一处锚地。停在那里后，他们每天上岸取水两次，发现这个地方的居民都很文明，还带来大量供给品卖给他们。他们在此港口停留四个月，期间在这个国家旅行了两三次，首先是10天的南京行。鲁滨逊认为南京值得一看，它有整齐的建筑，笔直的街道，街与街以直线相交，人称有百万居民。但是若把南京以及它所反映出的中国同英国相比，则毫无可称道之处：“当我把这些国家的可怜的人民同我们国家的相比时，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他们的政府、宗教，他们的财产和有些人所说的荣耀，我必须承认我几乎不认为在这里值得提起。我对这些人的排场、富裕、浮华、典礼、政府、手工业、商业以及行为感到惊讶；并非真有任何值得惊讶之事，而是因为对那些盛行粗鲁和无知的国家的野蛮有了一个真实观念之后，我们并不指望远离粗鲁和无知。否则，他们的建筑拿什么同欧洲宫殿和皇家建筑相比？他们拿什么同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普遍贸易？他们的城市在财富、坚固、外观的艳丽、富足的设施和无穷的样式上有什么可与我们的城市相比？他们那停泊了几艘帆船和小艇的港口如何同我们的航运、我们的商船、我们巨大而有力的海军相比？
“我們的伦敦的贸易量就超过他们全国一半的贸易量，一艘配备80架枪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能摧毁所有中国船只；但他们财富之巨、贸易之盛，他们政府的力量之强和他们的军队之众可能会略略使我们吃惊，因为，如我所说，考虑到他们是个异教徒的野蛮邦国，只比野人略强些，我们没指望在他们中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尽管他们有200万人的军队，这个帝国的全部武装却什么也做不了而只能毁灭这个国家并使自己挨饿；他们的100万步兵在我们严阵以待的一个步兵团面前就会溃败，飞快地逃跑以免投降，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并非以一当二十，如果我说3万德国或英国步兵和1万骑兵在很好的组织下可以打败整个中国的武装力量，这并非言过其实。中国没有一个设防的城镇能够抵挡欧洲军队一个月的炮轰和攻打。他们有火器，这是事实，但他们对怎么使用感到难操作和不确定；而且他们的火药威力太小。他们的军队纪律涣散，并且缺乏进攻的技巧，或撤退的勇气；因此，我必须承认，当我回到家乡，听到我们的人民在谈论中国人的力量、光荣、辉煌和贸易这类美好事情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就我所见，他们显然是不值一提的一群人或无知群氓、卑贱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而且它距俄罗斯的距离并非远得不可思议，而俄罗斯是个与中国一样举止粗鲁、孱弱无力以及被糟糕地统治的国家，俄国沙皇能够轻易在一场战役中就把他们全部逐出自己的国家并征服他们；可惜沙皇正与好战的瑞典人打仗，战争艺术也有欠缺，否则他现在可能已经是中国皇帝，而不是挨瑞典国王的打。 “由于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步兵团，同样还有航海术、商业和农业与欧洲同类事物相比都很不完善；他们的知识、学问、科学技巧也拙劣非常或缺陷百出，尽管他们有地球仪或天体仪，和一点浅显的数学，并自以为比世界其他人知道得都多，但他们对天体的运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普通人极端的和荒谬的无知，以至发生日食时，他们以为是一条巨龙袭击了它，并在随巨龙逃跑；于是他们敲打全国所有的鼓和壶把妖怪吓跑，就像我们使一群蜜蜂入巢时的做法一样！”
笛福在这几段话中借鲁滨逊之口已经把中国的繁荣、富足、强大、文明的形象统统粉碎。这还不够，他还贬低中国人的品行。鲁滨逊停泊南京湾期间，遇到一位想进京传教的西蒙（Simon）神父，在神父的鼓动下，再加上对北京也慕名已久，于是决定随神父进京。他们跟在一位总督的随从队伍中，每天有充足供给，但要按市面价格付账。还有另外30个人也以同样的方式随队旅行以受庇护。这位总督无疑因此大赚一笔，因为国家无偿供给他旅行用品，他则有偿提供给旅行者。中国人除了像这位总督这般贪婪，也很傲慢，富人喜欢摆架子，并且以蓄养众多奴仆来卖弄；普通人也很傲慢，其他很多地方只有乞丐和苦力才像中国平民这样兼具骄傲和无礼，而这在某些方面加剧了贫穷之人的悲惨。鲁滨逊说，尽管中国的公路修筑得很好也保养得很好，并且对旅行者来说十分便捷，但他觉得在大鞑靼的沙漠和无际荒野中旅行会更愉快，因为一路看到这样傲慢、专横、无礼而内里又最最愚蠢和无知的中国人使他非常窘迫。中国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富裕，去北京途中尽管经过人口稠密的地方，但其耕作很差，中国的农业和经济生活方式与英国人相比都很悲惨，中国人的所谓勤劳并不能令他们的情况改观。他对北京没有什么叙述，很快讲到准备跟随俄国商队取道陆路回欧洲。在叙述从北京出发后的路程时，对沿路所见一幢用瓷砖镶饰的房屋有详细的和较为肯定的描述。即使如此，他也坚持认为他听到的中国人对于这幢瓷屋的描述比实际情况仍夸大太多，暗示中国人喜爱撒谎吹牛，包括对长城长度的描述，中国人说近1000英里长，但鲁滨逊说中国的直线距离只有500英里。
鲁滨逊称赞长城是件宏伟的作品，利用山上无法通行的坚岩峭壁阻止敌人进入或攀爬，但他觉得长城不过是道大而无用的墙，哪怕它有4英寻高，以及在有些地方有4英寻厚，也抵挡不住英国的军队和带着矿工的工程师。鲁滨逊说他所看到的鞑靼部队的力量也是不值一顾，但中华帝国竟能被这样的家伙征服，言下之意，中国的军队糟糕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笛福对中国似乎言之不尽，继《二次漂流记》之后又写了《鲁濱逊的真诚感想》（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不仅重复了《二次漂流记》中对中国军力、工艺技术、国力等的评价，还增加了对孔子学说和中国宗教的意见。笛福说，孔子学说中政治、道德和迷信纠缠在一起，既不一贯，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道理。中国的宗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个怪物的偶像前面弯腰致敬，而那个偶像一点不可爱，一点不和善，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笛福的结论是：中国是许多野蛮国家中一个还算开化的国家，或许多开化国家中一个仍很愚昧的国家。这一结论在前面引述的《二次漂流记》中已经表达出来了。鉴于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难怪许多热心的传教士花了莫大气力，却只能使那里的异教徒知道救世主的名字和对圣母玛利亚的一些祷词。
笛福没有到过东方，他的游记也是根据各种文本资料汇编而成，其关于中国的知识也直接得自于耶稣会士的报告。比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中国知识，就是通过阅读法国传教士李明的著作而获得的。但是，笛福并没有正面接受李明对于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描述，也没有受李明书中像其他耶稣会士那样渲染的中国形象的影响。笛福完全是在针对耶稣会士所描述的中国形象进行反驳，他既是在贬低中国，更是在攻击耶稣会士。笛福显然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行为和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形象不满。
笛福为何对耶稣会士持批判态度，也许与他出身于新教家庭（且属于不能担任公职的非英国国教的教派）有关，不过能够看出，他评价中国时着重于依据英国现状比较军事力量、国家实力、经济状况，而不像同时期欧洲大陆的作家们那样普遍热衷于道德水准、历史传统、文化内涵等事项，这也就反映出18世纪初英国和大陆国家间的国情差异。英国只经历过短暂的专制集权时代就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路，无论军事力量、综合国力还是贸易能力都在节节上升，这就使得生活在不同于法国的制度之下的英国人，对文明与先进的看法与法国人和仍仰望法国的其他大陆人大不相同。
笛福（1660—1731）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鲁滨逊——不管其原型是谁——则是一个到海外去闯荡世界、开辟世界并且想占有世界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英雄”。毫无疑问的是，“他”或“他”对中国文明的评论，渗透着当时正代表着西方文明进步方向的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也折射了东西方时代的巨大落差。了解了笛福或鲁滨逊的“中国观”，再看数十年后即18世纪末叶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留下的我们所熟知的对中国的各种轻视言辞，实在是不足为奇。尽管习惯上认为马戛尔尼使团代表了欧洲重新认识中国的开始，但事实上挣脱耶稣会士的指引而对中国文明的价值采取否定态度，这种趋势在18世纪前期的英国已经在酝酿。他们愈益相信理性之光存在于欧洲在近代科学发展导引下的进步机能中，而不在于对遥远异邦的神话般的描绘中。
诚然，鲁滨逊的游船还不是马戛尔尼傲慢的船队，更不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凶猛的炮舰，但是，鲁滨逊打量中国的目光背后，分明流露出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对于沉浸在落日余晖中的天朝上国的睥睨和轻视。这是我们今日在歌颂18世纪康乾盛世的时候需要加以警醒的！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其作品主要描述个人通过努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战胜困难，表现了当时追求冒险、倡导个人奋斗的社会风气。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闻名后世，鲁滨逊也成为与困难抗争的典型。左图为笛福画像，右图为《鲁滨逊漂流记》英文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