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苦是兵龄20年的正团级军官，自主择业后历时一年多拍出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获豆瓣9.7的高分
　　人物介绍（何苦）：本名何长林，1976年出生于重慶奉节，1994年入伍，历任侦察兵、报道员、宣传干事、重庆警备区新闻中心主任等职，2014年退役，所执导的电影《最后的棒棒》于今年8月上映。
　　一根竹棒、两条麻绳，作为山城的特殊“名片”，挑夫在重庆有着一个再直接不过的名字——棒棒。它既代表这群劳动者用来挣钱的工具，又是他们自身职业的代名词。需要时只消喊一声“棒棒”，他们闻之即来，抬起东西就走。在机械无法发挥作用的楼梯和坡地，棒棒们依靠体力支撑起这座城市最基础的人工运输网络。
　　人们大概想不出，一位正团级军官会和棒棒产生什么关联。但当了20年兵的何苦，愣是让这两个原本挨不着边的职业先后成为他的身份标签。
　　下午1点钟，师徒俩终于等来雇主召唤。3件货物100斤出头，要走两公里路才能送到目的地， 工钱却只有10块钱。挑了不到500米，何苦肩部的肌肉就已经由酸麻变为刺痛。他总算弄清楚一件事 ：原来低头快走并非棒棒们不觉得累，而是肩上的压力一重，脚步自然就会加快。之后的时间里，两人又接连完成了挑腊肉和挑饮料瓶的活儿，每次都有上百斤重。半天下来，何苦累得够呛。干完活儿他算了算，两个人一天的收入只有67元， 其中20元还是师傅徒手从厕所里掏狗勺得到的报酬。何苦慢慢明白，对于棒棒来说，这些钱并不算少，有活可干总归是件幸事，哪怕顾不上太多尊严。
　　棒棒们挣钱不易，在吃饭这个问题上尽可能地节省，经常一顿稀饭就能打发肚子。由于卫生状况堪忧，住进自力巷的第一个月，何苦从未在房间里做过饭。在元宵节的那个夜晚，他最终放弃了心里的卫生底线，不再考虑做的饭干不干净， 接连吃掉两碗肉，喝光了三碗汤。吃完喉咙里不停地往上冒油，他却并不反胃，反而觉得“这种感觉真好”。 　　正是这些细节，使得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实现了对真实的无限接近。然而一开始，何苦并不被信任。纪录片播出后，二房东大石在一次交流会上吐露，为了验证何苦是否真的是来做棒棒， 他曾在好几个夜晚偷偷来到屋里，结果发现何苦一直都在。师傅老黄最初同样对他的目的抱有怀疑，何苦只能苦笑着问他 ：“如果真是为了钱，有哪个骗子愿意吃这么大的苦来做棒棒？”
　　何苦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受的苦，最终被观众的一句句好评转化成了甜。看完纪录片，有网友在弹幕中写道 ：“许多底层人物的写照真实感人，虽然片中讲述的是重庆棒棒故事，却也是全天下许多小人物的状态。”有人一口气看完13集，在夜里擦掉眼泪，写下反思生活的话语。更多人联想到的，是默默无言、辛苦劳作的父母。
　　在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上映之后，重庆的棒棒们又一次受到关注。有位家长带孩子看完电影，在街上正好碰见两位棒棒师傅，5岁多的小孩马上就说 ：“妈妈快看，那不是棒棒叔叔吗？他们好热哦，我们去给他们买瓶水吧。”还没走到商店， 孩子又说 ：“妈妈，干脆买我最喜欢喝的草莓味牛奶吧……”
　　透过这些一线观众的反馈，何苦更清楚地看到影片的社会意义。不光棒棒群体受到更多的关爱，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从电影中得到一次心灵的涤荡。

山城的“名片”，时代的底片

　　4年前，何苦称他们为“最后的棒棒”。4年后的今天，重庆的棒棒师傅是否已经消失殆尽呢？当《环球人物》记者到达重庆后，发现棒棒的数量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多。从各大菜市场到解放碑商圈、朝天门码头，总能看到棒棒的身影。他们要么在等活儿，要么正在干活儿，大部分人的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
　　何苦曾说，“随便找一位棒棒，身上都会有足够多的故事”，记者在实地接触后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贺东伟是记者遇到的第一位棒棒，如果不是身邊的朋友喊他“大学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棒棒是自考本科毕业。十几年前，贺东伟白天当棒棒挣钱，晚上看书学习，靠自学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但为了省下课程费，他几乎不去教室听课， 依然边当棒棒边自学。最终除英语外，其他学科都在4年内修满学分，顺利拿到毕业证。
　　毕业后，贺东伟却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只得重新拿起棒棒。46岁的他至今没有结婚，与别人合租在一栋老楼里。他睡的那张床就摆在客厅，房租每月仅150元。住什么地方不挑剔，干什么活儿他也从来不挑。总重近百斤的两担菜，来回路程要半个小时，工钱却只有5块钱。这种别人不接的小活儿，他一点不嫌弃。
　　重庆街头，经历传奇的棒棒不止一个，只要聊下去就能发现故事。在电影《最后的棒棒》中，何苦的师傅老黄占了很大戏份，他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65岁仍坚持做棒棒。而这样的人，棒棒群体中还有很多。在朝天门附近的服装批发市场，记者迎面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棒棒，一问才知道老人今年已经78岁，在棒棒行业摸爬滚打了
　　40年。老人至今身体健康，背100斤的东西仍不在话下，只是看起来有些驼背，嘴里的牙掉得只剩下5颗。40年的时间里，他用坏了3根棒棒，为了不给儿女添负担，他给自己攒下一大笔钱，打算干到80岁再回家养老。
　　同命运抗争的场景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天亮之前，倘若来到这条街上，你会亲眼看见《最后的棒棒》里追车的场景——一群光膀子的男人追着载货的汽车狂奔，只为能抢到活儿干。这个时候，那根棒棒不再派上用场，他们会把麻袋扛在背上，或是用自制的手推车来推货。实际上， 从前一天晚上11点开始，批发市场所在的街道就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满载着衣服的货车一辆辆驶来，棒棒们忙着追车扛货，整条街节奏如战场。
　　何苦也经历过这些，他比别人更清楚棒棒们对于金钱的渴求与珍惜。《最后的棒棒》上映后， 何苦来到重庆万州的一座“棒棒公寓”免费放映电影。他知道大家不会花钱走进电影院，即使是一部和他们有关的影片。除了棒棒外，何苦还想到了偏远山区的老人和小孩，他们同样没有机会走进影院。何苦推掉了发行方为他安排的二十几座城市的路演计划，租来一辆二手面包车，天天往四川和贵州的大山里钻，只为带去免费电影。
　　接连放映十几场后，何苦驾驶的面包车在贵州一段连续下坡的山路上出了故障，在车辆彻底失控冲下山崖前，何苦侥幸跳车逃生。他的左半边身体严重擦伤，胳膊也无法动弹，随行的同事心疼地掉了眼泪。在医院给伤口消毒时，何苦疼得直咧嘴，但为了参加一场安排好的观众见面会， 简单包扎后他又立马赶回重庆。
　　看着摔下山崖的面包车和何苦身上还未结痂的伤疤，《环球人物》记者感受到了这位硬汉导演的血性与柔情。军人、棒棒，从何苦身上，我们看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有着太多相同点。“爬坡上坎、负重前行”，这群生活的勇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