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特色的篇章。历代喜爱垂钓的人数不胜数，有以渔为生的市井百姓，有寄情山水的文人墨客，有淡泊明志的隐逸高人，有身居显要的达官贵人。这里面把钓鱼不当谋生手段，而当作精神层面追求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志不在鱼”。唐代岑参《渔夫》一诗中写道：“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晚唐词人李珣《渔父歌》述道：“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对这些人来讲，垂钓是一种情怀。
　　垂钓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指向，历代文人们常借用渔翁垂钓这一常见的生活景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渔、鱼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鱼既是古人自身形象的代言，也是古人所渴望的休闲生活的具象。鱼既是文人观照自我、表现自我的媒介，也是他们进行哲学思辨的依凭。文人习惯把垂钓当作一种精神寄托，一竿一线一弯钩，寄托了他们实现自身价值和抱负的追求。
　　隐士文化也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隐者形象极为丰富，尤以“渔翁”最为著名。“渔樵耕读”这四大隐逸形象中，“渔翁”居其首。渔翁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垂钓于清溪之上，寄情于清风徐来里，笑傲于一苇横江中，看轻名利，乐山爱水，生活清雅、高古、洒脱，体现了一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理想，一种归隐的倾向，是古代隐士的标准像。在文学作品中，渔翁也多被描绘为隐士高人，成为隐者的代名词。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在我国古代，文人仕途不如意时，往往寄情渔樵，侣鱼虾而友麋鹿。
　　古代渔翁形象的隐士很多，先秦的庄子就是著名的隐士。这类隐士虽然才华横溢，却醉心山水，不愿入仕为官。如在《庄子钓于濮水》一文中，楚王派遣两位大夫聘请庄子入仕辅佐楚王，但庄子淡泊名利，宁愿“曳尾于涂中”，终老于山林，也不去楚国为官。对于庄子而言，鱼同样也是思辨的媒介，鱼作为阴阳两极的象征，具有哲学思考的意义。古代由鱼而引发的思辨，最著名的就是庄子与惠施的“子非鱼之辩”，他们通过鱼来阐发各自的哲理。
　　古代渔翁隐士中，固然不乏庄子那样的真隐士，而像姜太公那样以隐求仕的也不在少数。商周之际，隐居于渭水之畔的姜太公喜爱垂钓，不过，他却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钓的不是鱼而是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宋玉在其《钓赋》中将钓鱼引申为钓天下。王曰：“子之所谓善钓者何？”玉曰：“臣所谓善钓者，其竿非竹，其纶非丝，其钩非针，其饵非蚓也。”王曰：“愿遂聞之。”宋玉对曰：“昔尧、舜、汤、禹之钓也，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钓道微矣，非圣人其孰能察之？”他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和垂钓的智慧是相通的。在古代中国，这一类隐士多是“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他们“处江湖之远”却心忧庙堂，往往采取以隐待仕的方式，以期走终南捷径以平步青云，实现自己的理想。
　　古今同为渔，意义不相似。无论是庄子的真隐还是姜太公的以隐待仕，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渔翁，而是借鱼抒怀，以鱼言志。
　　（和风朗月摘自《学习时报》2020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