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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档案界的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巨大学术价值,先后出版了多部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相关的论著,其中吴品才博士所著《文件纵横运动论》一书,无疑是国内学者研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集成之作之一。该书是融会档案(文件)形成与运动规律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而作出的普适性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的阐释与解读,是中国语境下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研究方法的创新
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文件运动纵横论》一书首先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同于一般档案学著作的“另类”分析工具和认识框架,借助了自然科学学术研究中常用的分析工具,即对照组或参照物,与多数档案学者的学科及学术训练背景不同,作者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的是严格的物理学学习和方法训练,因此,他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理工科学者的特色,其研究方法体现在档案学研究领域也有所创新。
例如,对于文件(档案)价值及其形态的阐发。档案价值研究是档案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档案学者力求解决的第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但是相当一部分论著,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学术思路上并没有完全梳理清楚,表述也失之于表面。如,对档案的认识通常是这样表述的,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它的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凭证作用、参考作用和情报作用上。但是,作者认为这种学术结论失之于太过笼统与一般化,没有针对性,并未解读出价值、功能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对应关系。作者强调第一价值、第二价值与文件服务对象(用户类型)的一一对应关系,对此问题的分析和描述准确、清晰,层次分明,阐述有新意,摆脱了以往某些著作眉目不清、甚至是故弄玄虚的毛病。“对于一份具体的文件或一个具体的案卷的档案来说,它不可能是本单位、本地区、本专业乃至整个国家所有社会实践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具体的档案只能是它自身形成活动(设定为A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对于其形成活动之外的其他任何社会实践活动(设定为B活动)而言,它不再可能是这些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既然档案只能是针对形成活动而言,它只是形成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那么只有对形成活动来说它所呈现出的价值形态才为档案的价值形态,而对自身早已逝去的形成活动来说,它所能呈现的价值形态首先只是事后的查实、凭证价值。”同时,由于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取决于文件呈现的价值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因此通过对文件价值形态的描述,实现了文件运动状态(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非现行文件)与文件价值形态(现行价值—凭证价值—历史研究价值)的整合与统一。
2 体系架构的完整性及论证过程的逻辑性和严密性
全书共分六章,分别是“文件纵横运动理论研究基础”、“文件纵向运动论”、“文件横向运动论”、“电子文件纵横运动论”、“文件纵向运动理论应用研究”、“文件横向运动理论应用研究”。各章节的组织结构、安排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内容既完整、细密,整体性强,又层次清晰。由于档案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实践性与技术性特征较突出的学科,最后自然要归结到这一理论的应用研究。
为了充分阐述并准确表达自己对文件运动理论的系统观点,有利于同行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作者先后发表了《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概念》、《再谈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概念》等多篇围绕文件运动理论研究的辨析性文章,对诸如“文件生命”、“文件运动”、“文件运动状态”、“文件运动阶段”、“文件生命周期”、“文件生命历程”、“半现行文件”与“非现行文件”等一系列与文件运动理论有关的概念,不厌其烦地予以阐发和辨析,力图在中国语境下充分发掘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的本土资源,整合国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构建或重塑中国式的文件运动理论。如,在档案界,对于文件管理阶段与文件运动阶段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两者相一致,有的甚至干脆认为文件管理阶段与文件运动阶段是就不同角度提出的指称同一的名词。而作者的观点与大多数的学者不同,他认为,“文件运动阶段是表示文件同一运动状态的时间跨度,而文件管理阶段是表示文件处于同一存放地点和采用同一管理方式的时间跨度。通常情况下,当文件处于同一运动状态时,由于拥有同一属性而要求我们将文件存放在同一地点和采用同一管理方式:当文件运动状态发生变化,文件运动从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时,由于文件属性的变化而要求我们适时地改变文件的存放地点和管理方式”。言之成理,且有理有据,能够充分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细节问题。
作者对于国外文件中心与我国传统的机关档案室的关系的阐释也颇有新意。自从1988年甘肃省永靖县试设参联式的文件中心以来,至今已有十七、八年的时间,这一行之有效的集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半现行文件处置模式,却迟迟得不到推广。笔者以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体制问题。我国单一模式的基层档案管理组织是计划经济“小而全”体制的产物,单位不论大小,职能不论繁简,事务不论巨细,文件数量不论多寡,都得建立一个与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相对口的档案室。二是观念问题。长期以来,档案工作相对封闭,从上到下的从业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把档案工作机要化、意识形态化,从而形成巨大的体制惯性。推广文件中心式管理体制,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档案人员重新就业问题,
3 为科技档案管理理论研究增添了新元素、新成果
档案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创新的脚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于文书档案工作实践具有普适性(用一学术界的流行语可谓“普世价值”),运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解释、阐发并解决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现实问题——中国语境则带有原创性与本土性。本书提出的文件横向运动理论,为科技档案管理理论研究增添了一大新亮点,是对科技档案管理理论的有益探索,无疑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只承认文件运动的阶段性,且这些阶段彼此是不可逆的。而作者认为,这种观点与科技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科技档案重新转化为科技文件的现实不符,随着科技文件对科技活动开展的指导作用逐渐消失,科技文件经整理转化为科技档案,这是现行文件与档案的关系问题在科技文件上的具体反映,是档案界的共识。但所谓文件运动就仅仅是这样的文件纵向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科技档案与文书档案的重大区别所在。作者铺陈了大量的科技档案的依据作用或现实使用性的实例,反复强调文件横向运动概念的意蕴(也是作者首次提出的)。作者由此还进一步提出了文件多维运动的概念,即文件运动除了纵横运动的形式外,可能还有其他的运动形式。
1 研究方法的创新
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文件运动纵横论》一书首先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同于一般档案学著作的“另类”分析工具和认识框架,借助了自然科学学术研究中常用的分析工具,即对照组或参照物,与多数档案学者的学科及学术训练背景不同,作者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的是严格的物理学学习和方法训练,因此,他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理工科学者的特色,其研究方法体现在档案学研究领域也有所创新。
例如,对于文件(档案)价值及其形态的阐发。档案价值研究是档案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档案学者力求解决的第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但是相当一部分论著,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学术思路上并没有完全梳理清楚,表述也失之于表面。如,对档案的认识通常是这样表述的,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它的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凭证作用、参考作用和情报作用上。但是,作者认为这种学术结论失之于太过笼统与一般化,没有针对性,并未解读出价值、功能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对应关系。作者强调第一价值、第二价值与文件服务对象(用户类型)的一一对应关系,对此问题的分析和描述准确、清晰,层次分明,阐述有新意,摆脱了以往某些著作眉目不清、甚至是故弄玄虚的毛病。“对于一份具体的文件或一个具体的案卷的档案来说,它不可能是本单位、本地区、本专业乃至整个国家所有社会实践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具体的档案只能是它自身形成活动(设定为A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对于其形成活动之外的其他任何社会实践活动(设定为B活动)而言,它不再可能是这些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既然档案只能是针对形成活动而言,它只是形成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那么只有对形成活动来说它所呈现出的价值形态才为档案的价值形态,而对自身早已逝去的形成活动来说,它所能呈现的价值形态首先只是事后的查实、凭证价值。”同时,由于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取决于文件呈现的价值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因此通过对文件价值形态的描述,实现了文件运动状态(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非现行文件)与文件价值形态(现行价值—凭证价值—历史研究价值)的整合与统一。
2 体系架构的完整性及论证过程的逻辑性和严密性
全书共分六章,分别是“文件纵横运动理论研究基础”、“文件纵向运动论”、“文件横向运动论”、“电子文件纵横运动论”、“文件纵向运动理论应用研究”、“文件横向运动理论应用研究”。各章节的组织结构、安排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内容既完整、细密,整体性强,又层次清晰。由于档案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实践性与技术性特征较突出的学科,最后自然要归结到这一理论的应用研究。
为了充分阐述并准确表达自己对文件运动理论的系统观点,有利于同行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作者先后发表了《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概念》、《再谈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概念》等多篇围绕文件运动理论研究的辨析性文章,对诸如“文件生命”、“文件运动”、“文件运动状态”、“文件运动阶段”、“文件生命周期”、“文件生命历程”、“半现行文件”与“非现行文件”等一系列与文件运动理论有关的概念,不厌其烦地予以阐发和辨析,力图在中国语境下充分发掘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的本土资源,整合国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构建或重塑中国式的文件运动理论。如,在档案界,对于文件管理阶段与文件运动阶段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两者相一致,有的甚至干脆认为文件管理阶段与文件运动阶段是就不同角度提出的指称同一的名词。而作者的观点与大多数的学者不同,他认为,“文件运动阶段是表示文件同一运动状态的时间跨度,而文件管理阶段是表示文件处于同一存放地点和采用同一管理方式的时间跨度。通常情况下,当文件处于同一运动状态时,由于拥有同一属性而要求我们将文件存放在同一地点和采用同一管理方式:当文件运动状态发生变化,文件运动从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时,由于文件属性的变化而要求我们适时地改变文件的存放地点和管理方式”。言之成理,且有理有据,能够充分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细节问题。
作者对于国外文件中心与我国传统的机关档案室的关系的阐释也颇有新意。自从1988年甘肃省永靖县试设参联式的文件中心以来,至今已有十七、八年的时间,这一行之有效的集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半现行文件处置模式,却迟迟得不到推广。笔者以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体制问题。我国单一模式的基层档案管理组织是计划经济“小而全”体制的产物,单位不论大小,职能不论繁简,事务不论巨细,文件数量不论多寡,都得建立一个与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相对口的档案室。二是观念问题。长期以来,档案工作相对封闭,从上到下的从业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把档案工作机要化、意识形态化,从而形成巨大的体制惯性。推广文件中心式管理体制,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档案人员重新就业问题,
3 为科技档案管理理论研究增添了新元素、新成果
档案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创新的脚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于文书档案工作实践具有普适性(用一学术界的流行语可谓“普世价值”),运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解释、阐发并解决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现实问题——中国语境则带有原创性与本土性。本书提出的文件横向运动理论,为科技档案管理理论研究增添了一大新亮点,是对科技档案管理理论的有益探索,无疑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只承认文件运动的阶段性,且这些阶段彼此是不可逆的。而作者认为,这种观点与科技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科技档案重新转化为科技文件的现实不符,随着科技文件对科技活动开展的指导作用逐渐消失,科技文件经整理转化为科技档案,这是现行文件与档案的关系问题在科技文件上的具体反映,是档案界的共识。但所谓文件运动就仅仅是这样的文件纵向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科技档案与文书档案的重大区别所在。作者铺陈了大量的科技档案的依据作用或现实使用性的实例,反复强调文件横向运动概念的意蕴(也是作者首次提出的)。作者由此还进一步提出了文件多维运动的概念,即文件运动除了纵横运动的形式外,可能还有其他的运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