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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有许多追求，而效益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项追求。无论是社会营利性组织的生产和运营，还是公益性组织的构建和服务，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追求都是组织活动持续运行、产品和服务持续创造的不懈动力，无论是个人的活动，还是机构的活动，都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经济收入或为了给社会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和有益影响。因此，效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切人类的发展都可以归结为有效益的个人活动或组织活动的确证和扩展，档案信息利用活动不仅通过档案信息的价值扩展为社会利用者创造了效益，而且也要求档案信息提供利用的服务主体必须树立效益观念，在信息产品制作和服务项目开展过程中注意提高自身活动的效益，
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是新型档案利用和现代化利用手段与技术带来的新的效益形态，是数字环境中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新的组成部分，对其理论认识和学术研究尚处于摸索和初创阶段，缺乏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笔者试图在总结提炼档案领域效益问题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相关概念的分析，归纳出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表现形态，为“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提供分析视角和理论积淀。
1 档案领域效益问题研究核心——档案信息利用效益
档案领域效益问题的定性研究蕴涵在对档案价值、作用、功能的探讨之中，由来已久并已日趋完善和成熟：从投入产出的动态变化和成本—收益的定量比较中探讨利用效益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已展开。关于“档案工作效益”的研究已有专著问世。其中对“档案利用与效益”问题列有专章进行阐述。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中也出现了“档案利用效益”的选题。国家档案局早在1994年8月17日就发布丁《开发利用科技档案所创经济效益计算方法的规定(试行)》，随后各企业都积极开展了科技档案经济效益的评估工作。但是，与经济部门的效益分析相比，档案领域的效益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1．1 档案领域效益研究的专题和视角。
效益研究、成本效益分析法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专题。除经济领域热度不减的成本效益研究外，法律界开始了立法效益研究，公共管理领域开始了公共权力效益研究，信息学科群的效益研究也逐渐升温。信息(情报)效益、图书馆效益、档案效益等名词屡屡见诸于专业学术期刊。档案领域的效益研究是档案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结合的成果，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档案专业学术论文选题来看，档案界的效益研究主要从六个专题领域展开：
一是档案效益概论和综论，主要阐述档案工作效益的特点、档案信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体现等。
二是档案信息效益的基础认识，如对档案价值、作用、功能以及档案信息利用意义的论述。
三是效益观念和理念对档案管理工作的原则性指导和运用。
四是档案具体业务工作和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如对档案缩微、档案数字化和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成本构成和效果收益的探讨。
五是档案利用效益的反馈和统计，评价指标设立(如档案利用率的修正)和经济效益的计算。
六是提高档案利用效益的途径方法，如效益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关系，效益与咨询服务的开展等。
档案领域的效益研究从分析视角来看，实际上无外乎两个维度和一个基础。一是从社会档案信息利用者角度，深入探讨档案信息利用产生的效益类型：二是从档案信息利用提供者角度，对档案信息服务项目的开展和持续，档案机构的效益，档案工作的效益进行研究。两个维度的研究范围并不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而相互统一的基础则在于档案信息资源本体的价值、作用和功能。例如，研究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档案效益问题，就是立足档案信息资源本体，从社会利用需求的角度来探索档案服务机构为自身和社会创造双重效益的方法和途径。因此，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看，档案效益、档案工作效益实质上都必须通过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得以体现。档案及其信息的价值只有在被利用后才能产生效用，档案工作的劳动消耗和投入支出所产生的收益并不直接体现于档案工作者所得，而表现于社会利用档案满足度和信息收益。所以，档案领域效益研究的内容虽然表述不一，其核心在于档案信息利用效益，
1．2 “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相关概念的辨析。
由于人们对档案领域效益分析的视角定位有所不同，以及效益研究的历史背景和提出目的差异，因此在学术探讨中产生了与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相关的两组内涵交叉、相互关联的概念表述。
一是从档案及其信息本体出发表述为“档案效益”、“档案的效益”、“档案信息的效益”，并根据档案信息内容划分进一步衍生出“科技档案的效益”、“普通档案效益”等。从研究出发点来看，这组表述将效益分析视角定位于档案信息利用活动中的客体和物质一档案信息上。从其提出的背景和目的来看，这组表述提出的时间较早，正是人们对档案的价值、作用、功能认识相对较弱之时，侧重于档案的信息价值研究效益问题有利于人们关注档案活动的效益基础，具有历史积极意义。但是，档案的信息价值只是效益发挥的源泉和物质基础，从效益本质来看，客体本身是无所谓效益的，必须放置到以客体为对象的主体活动中才能进行实际考量。以“档案的效益”为概念表述的具体论述内容实际上仍是“档案的利用效益”，人们在提及“档案效益”时常常在头脑中内设了“档案利用”这一活动。省略“利用”一词的简称尽管不会在日常理解中产生歧义，但在学术研究中仍然有失严谨。
二是从档案机构和档案信息利用服务者活动的角度表述为“档案工作的效益”，即社会对档案工作的投入与档案部门对社会档案信息需求的有效满足程度之间的比较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档案工作的劳动消耗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档案工作的效益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社会性、隐蔽性和滞后性。档案工作效益、档案信息利用效益是侧重不同主体活动内容的概念表述，活动主体不同，行为活动内容不同，导致了效益内涵构成的差异。从成本投入来看，档案工作投入不仅有提供利用服务工作的投入，也有收集、整理、鉴定等基础业务工作的设备费用、人员投入。但是两者的收益却具有较大的重合性和模糊性，因为档案工作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利用活动发挥档案信息的价值，而作为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档案机构本身的收益都间接反映在社会利用档案信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
因此，可以说，档案信息利用效益是档案工作效益的实际体现，与档案收集、整理、鉴定等基础工作效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档案工作总效益。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在档案部门的广泛运用，档案信息利用效益与档案数字化、档案工作标准化、档案工作信息化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就是数字环境和条件下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是档案利用研究的子课 题，是档案学吸收经济学概念的理论更新和探索。作为一个跨学科和前沿主题，目前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成果也较为单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明确提出“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并对其进行集中深入研究的核心学者仅有陈永生、刘国能、霍振礼、贾拥民、颜海、付薇等少数学者。此外，档案学界对于“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研究还散见于档案利用率和利用评价指标的研究之中。如：林清澄(2001)、张贵华(2002)、潘积仁(2005)]等。
利用效益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研究难度颇高的课题，档案利用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利用效益问题，其中利用效益的表现形态直接关系到档案信息价值如何发挥和能否发挥，是研究“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为，无论是传统环境下非数字档案信息的利用，还是电子环境下数字档案信息的利用，其信息的利用价值都将通过各种类型的效益形态得以体现。
2 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表现形态——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启示
作为人类活动的价值追求，作为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而提出的效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宏观上看，人类活动在时间、空间、内容、性质上千差万别，所预期和追求的效益形态也多种多样。从微观上看，每一类活动的物质投入和劳动消耗并不单一，产出的表现方式也难以概而论之：每一类活动的参与主体、物质客体、效益基础也不尽相同。档案信息利用是以档案信息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利用者和服务提供者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的信息活动，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可以根据分析层次、考察视角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
2．1 依据档案利用活动的两类主体对自身效益的追求，将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区别为社会档案信息利用者追求的效益、档案信息服务提供者追求的效益。
显然，人类活动都是具有一定理性和意图的，不同身份立场的档案利用活动主体对于效益的考虑有不同侧重，但是，档案工作效益的社会性、隐蔽性和间接性决定了这两类主体的活动效益并不完全割裂和对立，特别是在非经济收益的实现上常常合二为
2．2 依据效益实现层次和档案信息价值大小，将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划分为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
从效益实现层次看，宏观效益指从全社会利用档案信息的投入和所得上整体考察，是一种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总体效益。具体体现为国家通过税收向档案信息部门的整体拨款投入、档案机构的全部人力成本和设备消耗与社会对档案信息利用需求的整体满足度之间的对比关系。微观效益指单个机构、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信息利用效果和投入的对比关系。从档案信息价值大小来看。宏观效益是指多方面满足国家及其系统工程的需求，国家各项政策的制订，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卫星上天，导弹发射，长江三峡工程的设计与方案实施。微观效益是指从多方面满足社会人的多种具体需求，如一项技术成果救活一个企业。
2．3 依据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货币化表现程度和档案信息的作用，分为社会效益(这里的社会效益取狭义概念)与经济效益，这也是目前档案界利用效益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档案信息价值的突出表现，
社会效益主要是档案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社会生活、社会科学领域时产生的效益，具有隐性和增值特点，获利者常常是并不拥有但能获取档案信息的社会成员和组织，难以用经济数字表示，如利用档案信息著书立说或举办展览。经济效益主要是档案用于生产、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时产生的效益，具有显性特点，在评估指标明确完整的基础上，可以量化为具体数字表示，获利者常常是档案信息产生和拥有部门，如利用档案信息节约生产费用、降低损耗或直接通过技术转让和知识传播获利。
2．4 依据档案信息的效益发挥时间性来看，可以分为瞬间效益和潜在效益，即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
“瞬间效益是指在短时间内表现出来的结果，潜在效益是指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结果”。
2．5 依据档案信息利用的效果和受益主体，可划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
档案信息存在的成果型、素材型、交流性、增值性、共享性等特点，使档案的利用既产生直接效果，又产生间接的效果。所谓直接效果，是指档案被利用后，档案的内容所直接解决的问题为个人、单位、社会带来的有益结果。例如，利用征地文件解决土地纠纷。利用合同书处理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问题，所谓间接效果，是指档案被利用后由直接效果引发的增值性效果。如利用合同书解决了经济纠纷时直接效果，同时又维护了社会秩序，就是间接效果。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扣除成本后即直接效益、间接效益。一般而言，直接效果的受益主体是档案信息的形成、保管和直接利用者，而间接效果受益主体则是广大的社会人员。
2．6 依据档案信息本体的特点，分别按载体和內容的差异，可以划分为：科技档案的利用效益、文书档案的利用效益、纸质档案的利用效益、数字化档案(信息)的利用效益等。
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效益是一个具有广泛内涵的概念，其表现形态和类型构成多样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划分是相对的、静态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而现实社会中利用档案信息的效益是多层多维的，动态转化的，社会效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各种划分依据可以相互交叉和重组，如经济效益按受益面可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按层次可分为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按时间可分为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按投入与产出的活跃程度可分为静态经济效益和动态经济效益。数字环境、网络环境的无边界无障碍，数字化档案信息的流动和传播途径增多。渠道更为畅通，主体需求变化频繁，使得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多维性和模糊性更加突出。
沿用“单一视角”的研究思路不仅不符合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特点，显然也不是理想的“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分析。然而综观我国目前档案领域效益内涵和评估指标的研究成果，档案机构角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是研究主流，社会整体效益研究的宏观分析是主要视角。档案界在强调“为利用者服务”、“满足利用者需求”的同时却未对社会用户利用档案的效益(尤其是个体利用行为效益)给予同样的重视，也就无法更深层次地分析档案利用需求转变为利用行为的动力机制，无法给档案利用服务质量的提高提供更为明确具体的指导准则，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目前仅有贾拥民、邱彩芳、阎香玲的《档案利用的收益成本模型及其应用》利用经济学中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概念对个体用户的利用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此外，傅薇的硕士论文《档案利用效益研究》中对利用者角度的效益评价有所涉及，其他大部分探讨都仅仅从档案组织或社会整体利用的视角探析档案利用效益，以档案工作劳动投入和社会档案利用产出成效的比例关系作为分析思路，依托网络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更加突出了个体行为对整体功效的影响，无论从丰富原有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视角出发，还是从遵循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特点和规律出发，都需要拓宽研究思路和角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是新型档案利用和现代化利用手段与技术带来的新的效益形态，是数字环境中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新的组成部分，对其理论认识和学术研究尚处于摸索和初创阶段，缺乏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笔者试图在总结提炼档案领域效益问题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相关概念的分析，归纳出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表现形态，为“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提供分析视角和理论积淀。
1 档案领域效益问题研究核心——档案信息利用效益
档案领域效益问题的定性研究蕴涵在对档案价值、作用、功能的探讨之中，由来已久并已日趋完善和成熟：从投入产出的动态变化和成本—收益的定量比较中探讨利用效益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已展开。关于“档案工作效益”的研究已有专著问世。其中对“档案利用与效益”问题列有专章进行阐述。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中也出现了“档案利用效益”的选题。国家档案局早在1994年8月17日就发布丁《开发利用科技档案所创经济效益计算方法的规定(试行)》，随后各企业都积极开展了科技档案经济效益的评估工作。但是，与经济部门的效益分析相比，档案领域的效益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1．1 档案领域效益研究的专题和视角。
效益研究、成本效益分析法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专题。除经济领域热度不减的成本效益研究外，法律界开始了立法效益研究，公共管理领域开始了公共权力效益研究，信息学科群的效益研究也逐渐升温。信息(情报)效益、图书馆效益、档案效益等名词屡屡见诸于专业学术期刊。档案领域的效益研究是档案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结合的成果，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档案专业学术论文选题来看，档案界的效益研究主要从六个专题领域展开：
一是档案效益概论和综论，主要阐述档案工作效益的特点、档案信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体现等。
二是档案信息效益的基础认识，如对档案价值、作用、功能以及档案信息利用意义的论述。
三是效益观念和理念对档案管理工作的原则性指导和运用。
四是档案具体业务工作和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如对档案缩微、档案数字化和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成本构成和效果收益的探讨。
五是档案利用效益的反馈和统计，评价指标设立(如档案利用率的修正)和经济效益的计算。
六是提高档案利用效益的途径方法，如效益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关系，效益与咨询服务的开展等。
档案领域的效益研究从分析视角来看，实际上无外乎两个维度和一个基础。一是从社会档案信息利用者角度，深入探讨档案信息利用产生的效益类型：二是从档案信息利用提供者角度，对档案信息服务项目的开展和持续，档案机构的效益，档案工作的效益进行研究。两个维度的研究范围并不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而相互统一的基础则在于档案信息资源本体的价值、作用和功能。例如，研究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档案效益问题，就是立足档案信息资源本体，从社会利用需求的角度来探索档案服务机构为自身和社会创造双重效益的方法和途径。因此，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看，档案效益、档案工作效益实质上都必须通过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得以体现。档案及其信息的价值只有在被利用后才能产生效用，档案工作的劳动消耗和投入支出所产生的收益并不直接体现于档案工作者所得，而表现于社会利用档案满足度和信息收益。所以，档案领域效益研究的内容虽然表述不一，其核心在于档案信息利用效益，
1．2 “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相关概念的辨析。
由于人们对档案领域效益分析的视角定位有所不同，以及效益研究的历史背景和提出目的差异，因此在学术探讨中产生了与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相关的两组内涵交叉、相互关联的概念表述。
一是从档案及其信息本体出发表述为“档案效益”、“档案的效益”、“档案信息的效益”，并根据档案信息内容划分进一步衍生出“科技档案的效益”、“普通档案效益”等。从研究出发点来看，这组表述将效益分析视角定位于档案信息利用活动中的客体和物质一档案信息上。从其提出的背景和目的来看，这组表述提出的时间较早，正是人们对档案的价值、作用、功能认识相对较弱之时，侧重于档案的信息价值研究效益问题有利于人们关注档案活动的效益基础，具有历史积极意义。但是，档案的信息价值只是效益发挥的源泉和物质基础，从效益本质来看，客体本身是无所谓效益的，必须放置到以客体为对象的主体活动中才能进行实际考量。以“档案的效益”为概念表述的具体论述内容实际上仍是“档案的利用效益”，人们在提及“档案效益”时常常在头脑中内设了“档案利用”这一活动。省略“利用”一词的简称尽管不会在日常理解中产生歧义，但在学术研究中仍然有失严谨。
二是从档案机构和档案信息利用服务者活动的角度表述为“档案工作的效益”，即社会对档案工作的投入与档案部门对社会档案信息需求的有效满足程度之间的比较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档案工作的劳动消耗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档案工作的效益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社会性、隐蔽性和滞后性。档案工作效益、档案信息利用效益是侧重不同主体活动内容的概念表述，活动主体不同，行为活动内容不同，导致了效益内涵构成的差异。从成本投入来看，档案工作投入不仅有提供利用服务工作的投入，也有收集、整理、鉴定等基础业务工作的设备费用、人员投入。但是两者的收益却具有较大的重合性和模糊性，因为档案工作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利用活动发挥档案信息的价值，而作为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档案机构本身的收益都间接反映在社会利用档案信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
因此，可以说，档案信息利用效益是档案工作效益的实际体现，与档案收集、整理、鉴定等基础工作效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档案工作总效益。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在档案部门的广泛运用，档案信息利用效益与档案数字化、档案工作标准化、档案工作信息化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就是数字环境和条件下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是档案利用研究的子课 题，是档案学吸收经济学概念的理论更新和探索。作为一个跨学科和前沿主题，目前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成果也较为单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明确提出“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并对其进行集中深入研究的核心学者仅有陈永生、刘国能、霍振礼、贾拥民、颜海、付薇等少数学者。此外，档案学界对于“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研究还散见于档案利用率和利用评价指标的研究之中。如：林清澄(2001)、张贵华(2002)、潘积仁(2005)]等。
利用效益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研究难度颇高的课题，档案利用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利用效益问题，其中利用效益的表现形态直接关系到档案信息价值如何发挥和能否发挥，是研究“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为，无论是传统环境下非数字档案信息的利用，还是电子环境下数字档案信息的利用，其信息的利用价值都将通过各种类型的效益形态得以体现。
2 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表现形态——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启示
作为人类活动的价值追求，作为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而提出的效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宏观上看，人类活动在时间、空间、内容、性质上千差万别，所预期和追求的效益形态也多种多样。从微观上看，每一类活动的物质投入和劳动消耗并不单一，产出的表现方式也难以概而论之：每一类活动的参与主体、物质客体、效益基础也不尽相同。档案信息利用是以档案信息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利用者和服务提供者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的信息活动，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可以根据分析层次、考察视角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
2．1 依据档案利用活动的两类主体对自身效益的追求，将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区别为社会档案信息利用者追求的效益、档案信息服务提供者追求的效益。
显然，人类活动都是具有一定理性和意图的，不同身份立场的档案利用活动主体对于效益的考虑有不同侧重，但是，档案工作效益的社会性、隐蔽性和间接性决定了这两类主体的活动效益并不完全割裂和对立，特别是在非经济收益的实现上常常合二为
2．2 依据效益实现层次和档案信息价值大小，将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划分为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
从效益实现层次看，宏观效益指从全社会利用档案信息的投入和所得上整体考察，是一种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总体效益。具体体现为国家通过税收向档案信息部门的整体拨款投入、档案机构的全部人力成本和设备消耗与社会对档案信息利用需求的整体满足度之间的对比关系。微观效益指单个机构、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信息利用效果和投入的对比关系。从档案信息价值大小来看。宏观效益是指多方面满足国家及其系统工程的需求，国家各项政策的制订，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卫星上天，导弹发射，长江三峡工程的设计与方案实施。微观效益是指从多方面满足社会人的多种具体需求，如一项技术成果救活一个企业。
2．3 依据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货币化表现程度和档案信息的作用，分为社会效益(这里的社会效益取狭义概念)与经济效益，这也是目前档案界利用效益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档案信息价值的突出表现，
社会效益主要是档案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社会生活、社会科学领域时产生的效益，具有隐性和增值特点，获利者常常是并不拥有但能获取档案信息的社会成员和组织，难以用经济数字表示，如利用档案信息著书立说或举办展览。经济效益主要是档案用于生产、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时产生的效益，具有显性特点，在评估指标明确完整的基础上，可以量化为具体数字表示，获利者常常是档案信息产生和拥有部门，如利用档案信息节约生产费用、降低损耗或直接通过技术转让和知识传播获利。
2．4 依据档案信息的效益发挥时间性来看，可以分为瞬间效益和潜在效益，即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
“瞬间效益是指在短时间内表现出来的结果，潜在效益是指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结果”。
2．5 依据档案信息利用的效果和受益主体，可划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
档案信息存在的成果型、素材型、交流性、增值性、共享性等特点，使档案的利用既产生直接效果，又产生间接的效果。所谓直接效果，是指档案被利用后，档案的内容所直接解决的问题为个人、单位、社会带来的有益结果。例如，利用征地文件解决土地纠纷。利用合同书处理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问题，所谓间接效果，是指档案被利用后由直接效果引发的增值性效果。如利用合同书解决了经济纠纷时直接效果，同时又维护了社会秩序，就是间接效果。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扣除成本后即直接效益、间接效益。一般而言，直接效果的受益主体是档案信息的形成、保管和直接利用者，而间接效果受益主体则是广大的社会人员。
2．6 依据档案信息本体的特点，分别按载体和內容的差异，可以划分为：科技档案的利用效益、文书档案的利用效益、纸质档案的利用效益、数字化档案(信息)的利用效益等。
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效益是一个具有广泛内涵的概念，其表现形态和类型构成多样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划分是相对的、静态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而现实社会中利用档案信息的效益是多层多维的，动态转化的，社会效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各种划分依据可以相互交叉和重组，如经济效益按受益面可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按层次可分为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按时间可分为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按投入与产出的活跃程度可分为静态经济效益和动态经济效益。数字环境、网络环境的无边界无障碍，数字化档案信息的流动和传播途径增多。渠道更为畅通，主体需求变化频繁，使得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的多维性和模糊性更加突出。
沿用“单一视角”的研究思路不仅不符合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特点，显然也不是理想的“档案信息利用效益”分析。然而综观我国目前档案领域效益内涵和评估指标的研究成果，档案机构角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是研究主流，社会整体效益研究的宏观分析是主要视角。档案界在强调“为利用者服务”、“满足利用者需求”的同时却未对社会用户利用档案的效益(尤其是个体利用行为效益)给予同样的重视，也就无法更深层次地分析档案利用需求转变为利用行为的动力机制，无法给档案利用服务质量的提高提供更为明确具体的指导准则，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目前仅有贾拥民、邱彩芳、阎香玲的《档案利用的收益成本模型及其应用》利用经济学中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概念对个体用户的利用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此外，傅薇的硕士论文《档案利用效益研究》中对利用者角度的效益评价有所涉及，其他大部分探讨都仅仅从档案组织或社会整体利用的视角探析档案利用效益，以档案工作劳动投入和社会档案利用产出成效的比例关系作为分析思路，依托网络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更加突出了个体行为对整体功效的影响，无论从丰富原有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视角出发，还是从遵循数字化档案信息利用特点和规律出发，都需要拓宽研究思路和角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